萬曆皇帝是在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時，便有一道中旨傳到內閣:免去孟衝司禮監掌印之職，馮保接任。
什麽叫中旨呢？就是不經過內閣討論，徑由皇帝直接發布的聖諭。明代的聖旨頒布，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大凡朝臣呈給皇上的奏疏，需要給予回複的，先交皇上讀過，然後再轉至內閣。閣臣提出批複的建議，另抄在一張紙上，是為批黃，亦叫擬旨。批黃送呈大內司禮監。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再根據皇上的意見抄錄成文，是為批。這種批有的完全照抄內閣的擬旨，有的略加改動。如果皇上不同意內閣的擬旨，就發回內閣重擬。有時候，為了一道批複，奏疏會在內閣與司禮監之間來回遊行好多次，以期最後達到統一。
但是，朱翊鈞登基後的第一道聖旨便繞開了內閣。高拱立刻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不僅涉及到違背公文製度的祖製問題，更是皇權對相權的輕視和忽略。何況走馬上任的馮保又是高拱的宿敵。據說，當傳旨太監讀罷聖諭，高拱一怒之下，將黃綾聖旨摜到地上。傳旨太監嚇得臉色都變了，咕噥一句:“這可是聖旨啊!”高拱厲聲斥道:“什麽聖旨，10歲孩子懂得什麽，還不是你們這幫太監鼓搗出來的，遲早要把你們都趕走!”
傳旨太監跑回大內，立即將高拱的態度稟報給馮保。馮保又趕緊來到乾清宮，向李貴妃和新皇上作了回奏。馮保添油加醋，將“10歲孩子懂得什麽”改成“10歲孩子如何當皇帝”！據說李貴妃母子聽了，既震驚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一場。
10天後，小皇上再傳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驅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許停留。空出來的首輔職位由張居正接任。
一個28歲的女人，一個10歲的孩子，就這麽輕而易舉地決定了一位60歲的名滿天下的資深政治家的命運。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李貴妃換掉了內相外相，馮保與張居正聯袂登場，從而拉開了萬曆新政的序幕。
考察整個明代，二百七十餘年中，李貴妃做出的這兩樁走馬換將的決定，的確是可圈可點的英明之舉。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終其一生，也未做出過這等漂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據此說李貴妃有著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錯特錯。如果說男人的憂患在國家、在蒼生，女人的憂患則是在家庭、在親人。李貴妃撤換孟衝與高拱，起用馮保與張居正，並不是為了朝廷社稷、天下蒼生的福祉，而是出於母愛，為了給兒子找兩個可靠的人。
馮保是朱翊鈞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鈞鬧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覺，馮保讓朱翊鈞騎在自己背上，在磚地上轉磨兒，兩隻膝蓋都磨出血來。所以，李貴妃母子對他倚重甚深。而張居正則是朱翊鈞的老師。他的嚴謹與沉穩，還有他的潔癖，都深得李貴妃母子的尊重與喜愛。
盡管我們承認英雄創造曆史，但政治不是一個人的事業。縱觀曆史，凡成就偉業者，除了有一位膽識超常的領袖，還得有一個互相信任的精英團隊。萬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夠迅速推開並取得巨大成就，就因為李貴妃、張居正、馮保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其時朱翊鈞尚小，凡由皇帝決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監護人李貴妃拍板定奪。
母愛可以讓一個女人極度自私，母愛也能讓一個女人產生超常的智慧。將母愛融入政治，要麽一塌糊塗，要麽充滿和諧。值得慶幸的是，李貴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嚴母。她將自己的這兩個功能轉植於兩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麵前，馮保近慈，張居正持嚴。兩相配合，國事家事就顯得井然有序。
四
關於萬曆新政，史學界一直給予肯定。拙著《張居正》也因人及事，對這一曆史時期作了濃墨重彩的描述。所以這裏再不用贅述。但是，我仍要從女人的角度，談談李貴妃的曆史功德。
張居正上任首輔後，首先就是給隆慶皇帝的兩位遺孀上尊號。因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後妃要升格為“太”字輩，如太後、太妃等。明朝進封製度規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後為皇太後，若有生母，亦封為太後，但加徽號以示分別。”這意思是，陳皇後是當然的皇太後，李貴妃作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進封皇太後。但是，為了顯示兩個皇太後的差別，則應在陳皇太後前邊加兩個字的尊號。馮保與張居正商量:鑒於李貴妃擔負著小皇上的監護作用，兩宮太後不應該有差別，都應加兩個字尊號。雖然，這件事在禮部實施過程中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但因張居正的強力支持，最終獲得通過。陳皇後的尊號是仁聖皇太後，李貴妃是慈聖皇太後。從此，兩宮太後遂無差別。
陳太後與李太後兩人，打從認識一直到死，始終感情和睦、親如姐妹。李太後地位比陳太後低下時，她對陳太後奉事唯謹。後來母以子貴，她與陳太後身份齊平但實際占優時，她對陳太後依然奉事唯謹。每天清晨，她都會帶著兒子到陳太後處請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風雨無阻。這一點令陳太後非常感動，她多次要李太後取消這個禮節。李太後的回答是:“老輩子傳下的規矩，在我手上不能改。”兩人始終以姐妹相稱。在明代，後妃之間這樣的親密無間，是難得的佳話。
李太後對陳太後的尊敬，為她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但是，對待自己的兒子萬曆皇帝，她卻管教極嚴。兒子登基的頭幾年，她將國事托付給張居正，而讓兒子以讀書為主。
皇帝讀書，叫出經筵。張居正親自給萬曆皇帝挑選了六位講臣。每逢在文華殿聽講歸來，李太後便邀來陳太後，讓兒子將聽講的內容複述一遍。小皇上講完了，李太後就問陪皇上聽講的馮保，皇上講的是否有錯漏。如果全部都講對，就給予褒獎；如果有錯漏，就給予懲處。有好幾次，小皇上因為逃學而被罰長跪。
由於管教極嚴，萬曆皇帝對李太後充滿敬畏。萬曆六年（1578年），母子間曾發生過一次極為嚴重的衝突。其時，萬曆皇帝新婚不久，李太後便離開乾清宮，搬回慈寧宮居住。離開了母親的監護，萬曆皇帝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便在太監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遊西城，貼身侍應太監孫海為其找來兩位年輕貌美的宮女陪酒。喝得半醉時，萬曆皇帝要這兩位宮女唱時令新曲。所謂時令新曲，類似於今天的流行歌曲，但明代坊間的曲子，語頗輕佻，與時下東北民間的二人轉，庶幾近之。兩位宮女說不會唱，孫海在一旁慫恿，宮女仍堅持不唱，萬曆皇帝因此大怒，喝令推出斬首。經孫海提醒，萬曆皇帝這才醒悟殺人不是好玩的事情，於是改為削發代替斬首。
第二天，李太後知道了這件事情，找來那兩位驚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宮女，問明事情原委，頓時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銷萬曆皇帝的九五至尊地位的決定，改讓潞王繼承皇位。
乍一聽到這個消息，朱翊鈞嚇得三魂出竅，六魄離身。他跑到李太後麵前長跪不起，乞求得到寬恕，並保證悔過自新。李太後在陳太後的一再勸說下，終於鬆了口氣，但仍堅持說:“能不能留你，要看張先生的態度。”張居正在李太後的授意下，寫了一道勸誡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後傳》中說張居正“具疏切諫”，過幾天，張居正又遵李太後的懿旨，替萬曆皇帝代草“罪己詔”頒示天下，此場風波才告平息。
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鈞與張居正這一對君臣關係的轉折點。此前，朱翊鈞對張居正深為倚賴，信任有加；此後，他對張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內心中潛藏了一份不滿。
引起君臣對立的原因有很多種，但李太後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後與張居正的關係，在萬曆初年，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因為李太後對張居正的欣賞幾乎是不加掩飾，無論是國事上的謀劃還是對皇帝的教育，可以說是言聽計從。朱翊鈞年滿18歲後，張居正多次提出歸政於皇上，均遭李太後拒絕。朱翊鈞20歲時曾向母親委婉提出想親政處理國事，李太後亦明確回複:“30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安排。”母親的這個態度，增強了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反感。
因為李太後的完全支持，張居正得以大刀闊斧地推行萬曆新政，使本已氣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複了生氣。但是，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一死，親政的萬曆皇帝迅速對張居正進行無情的清算。導致在短短幾年內，萬曆新政的改革成果喪失殆盡。
關於張居正的悲劇，大多數人歸結於他的改革對勢豪大戶懲抑太過。我看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與李太後的關係已引起萬曆皇帝的極度不滿。
我一直不認為李太後與張居正兩人之間有什麽曖昧之處。須知明代宮禁甚嚴，李太後與張居正盡管互相傾慕，也絕沒有勇氣進行這種可能會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的嚐試。但是，改革的反對派們仍會捕風捉影，含蓄製造這兩個人的“緋聞”。民間的戲本中，就攻擊張居正“黑心宰相臥龍床”。我想，朱翊鈞對張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麽殘酷，除了皇權與相權之爭，大概也是受了“緋聞”的蠱惑，從維護皇室尊嚴的立場出發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從張居正死後，李太後再也沒有過問政治。她的兒子朱翊鈞迅速變壞，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後也沒有作出任何指責。她的態度為何有180度的大轉彎呢？這裏頭大概有兩重原因:第一是兒子大了，她再也無法管教；第二是張居正過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賴的後援而心情沮喪。
研究這段曆史，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李太後是最稱職的母親，而朱翊鈞卻是最不爭氣的兒子；張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師，而朱翊鈞卻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