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交發生了驚心動魄的“三國演義”，先是明朝滅亡，之後李自成的大順覆滅，最終由清朝一統中國。其中說法很多，但有不少謊言，本人特別要揭露被人忽略的一個現象：儒林人士應該為明朝滅亡應該負有的重大責任。為了說明問題，文末附有北宋和南宋滅亡的文章。歸納起來，宋明兩朝的滅亡都有標榜“舍身取義”的儒林人士的責任，儒教鼓吹“戰”就是英雄，但他們卻是讓別人去戰，讓別人去死，而自己卻“明哲保身”，儒教有時是誤國害民的毒藥。儒教非但不承認自己的罪過，反而篡改曆史，製造“奸臣”和“英雄”，繼續歌頌儒教的偉大光榮正確，被誣蔑的有崇禎，宋高宗，秦檜，張邦昌等等；偽造的神話是嶽飛，袁崇煥，史可法。
明思宗朱由檢（ 1611 年 2 月 6 日 — 1644 年 4 月 25 日 ），崇禎皇帝，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十八歲即位後，麵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麵，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天啟七年 (1628 年 ) 十一月，崇禎皇帝在鏟除魏忠賢的羽翼崔呈秀（？— 1627 年）之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至直隸阜城，魏忠賢得知大勢已去，遂與一名太監自縊而亡。此後又殺客氏，崔呈秀自盡，其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與此同時，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托付他收複全遼的重任。
為剿流寇，崇禎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闖王”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一。史學家對崇禎的評價：明朝滅亡因為天災瘟疫和崇禎多疑，和士大夫無關
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鏟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中後金反間計，自毀長城，冤殺袁崇煥。
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企圖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明史》評價思宗：“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曆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清張廷玉在《明史 . 流賊傳》：“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二。崇禎死前斥責士大夫
崇禎十七年（ 1644 年）明王朝麵臨沒頂之災，正月，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歎道：
“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在大臣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後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時年 33 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話也同意崇禎的觀點：“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崇禎皇帝死時，隻有一個太監陪同，“群臣何無一人相從”，李自成的大順進京後如何呢？
三。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國曆史上最無恥的一群
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裏“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
大順軍占領北京時，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北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府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勉強被錄用【張正聲《二素紀事》】。
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裏，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1644 年七月劉澤清致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麵環觀，曾有誰不降賊？”【《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九十二頁】
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袞麵前的一場爭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內院大學士馮銓是明朝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禦史”。多爾袞問此事實否？龔說：“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征亦曾歸順唐太宗。”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一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袞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文人如此，軍官也好不了多少：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誌》卷二，《封域誌·紀事》】。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接管。四。康熙說了公道話
清康熙帝《禦製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雪論》：
“金兵破遼之後，兵已滿萬，人強將猛，非宋之所敵，明矣。備責不能臥薪嚐膽，以雪父兄母後之讎，則高宗何辭？若論李綱之忠言不聽，嶽飛之丹誠不用，設使諫行言聽，則必勝金兵於朱仙，生還二帝於汴京，朕實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無慣戰之良將，下無用命之士卒，天下雖有勤王之名，真偽莫測，虛實難分。高宗久在金營，孰強孰弱，自有切見，若使複讎雪恥，再整江山，實不能也，勢使之也。孟子曰：“寡眾弱強不敵也。”若論講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因祖之讎，戊午起兵，戰必勝，克必取，所向無敵，有往必成。神威聖武，深仁厚澤，猶念中國塗炭，數次議和。明朝引南宋講和之非，始終不悟，歸罪兵部尚書陳新甲為秦檜，棄市示眾。發天下兵迎戰，如袁崇煥、毛文龍、洪承疇、祖大壽、唐通、吳三桂，前後千餘員，凡出關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遺。財賦因之已竭，人心隨而思亂。百萬雄兵，盡沒東海，億兆窮民，罹於邊戍。元氣盡傷於關東，闖賊蜂起於隴西。賊至京師，文武逃散，無一死於難者，豈非當日不主議和者乎？（高宗趙構）偏安社稷，猶存一線之脈絡，若為雪恥複讎，同死於國難者，尤不知於明末同乎？異乎？文天祥雲：“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實千載忠君之語，君與社稷並而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無悔，不顧社稷，以死雪讎，又不知當時議論如何耶？”
陳新甲（？－ 1642 年），明末崇禎帝的重臣。萬曆年間舉人，任定州、知州知縣。崇禎元年（ 1628 年），入刑部員外郎。崇禎七年九月擢右僉都禦史，崇禎十三年官至兵部尚書。有魄力，起用傅宗龍、孫傳庭等人。崇禎十五年鬆錦之戰大敗，洪承疇降清，言官皆彈劾新甲之失，新甲乞罷不許。崇禎密召他主持議和，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塘報》，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事起泄露，群臣嘩然，崇禎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將陳新甲下獄，九月二十二日斬於市。陳新甲既死，明朝喪失最後一次議和的機會。
塘報，又稱《提塘報》、《驛報》，明朝的新聞傳播工具，類似於宋代的《省探》，可用於向內閣反映戰情，另外就是向朝廷傳達捷報，並請求增援。明代朱國禎在《湧潼小品》卷 12 解釋：“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該稱塘報。塘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閱馬塍《藝花記》雲，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歟？”例如“東江塘報”即由當年的援遼都司毛文龍撰寫，用來提供皮島軍情，後由其子毛鈺收集。近代學者戈公振最早注意到塘報的存在，他說：“兵部車駕司，於東華門左近，設兩機關：一曰馬館，專司夫馬；一曰捷報處，收發來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職 16 員，駐紮各省會，歸按察使司管轄，經管該處直接寄京之文報，名曰‘提塘’。此‘塘報’名稱之所由來也”。關於晚明的塘報，可參考《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浙江古籍出版社）一書。
東江塘報的真實性還表現在它不光報捷，也報敗，還報誤。例如：
“……行至火陰溝，衝遇大隊要往江來達賊，遂將王一登圍砍許久，……並陣亡守備將士王守羔等官兵 200 餘名。……”（天啟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塘報）
“……參將王輔身先士卒，往起突圍，奔救官兵，三換戰馬，身被重傷，與紅旗有機李良梅、都司石成玉等，千總李友柏等，把總張可新等，並官兵康守義等 2400 餘員名，俱皆陣亡。又有陣內突出潰散官兵 3000 餘員名，俱各回營。……”（天啟六年五月十九日塘報）
“……本月十一日夜將二更，人皆未睡，忽聽巡卒叫喚，黃都司房上火起，隨即奔救，草房火大，颶風驟至，火毯亂滾，工落處隨燒，勢難近救。其府前各囤米糧，燒毀一空，當查被燒客店兵房 500 餘間，前山下草房兩間，內貯鐵盔 137 頂，鐵甲 201 領，牛皮 46 張，弓角麵 164 副，箭杆 9 大捆，翎毛 1 包，白藤 1 捆，盡毀無存。……”（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塘報），但是，塘報並非完全準確，陳新甲就是被其害死的。
金國無意滅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戰爭，於是在南宋和金國之間扶持了劉豫的偽齊政權，作為緩衝。後來，金國對劉豫不滿，偽齊消失。偽齊政權的版圖怎麽辦呢？金國有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主張把偽齊政權的版圖送給南宋，以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友好，頑顏昌真的這樣做了，於是，金宋締結友好條約，河南等地劃歸了南宋。頑顏昌的行為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罕見的。金國當然有反對這種“金”奸賣國行為，此人就是金兀術，他殺了頑顏昌這個“金”奸，向宋朝開戰，要把送出的土地奪回來。宋金之戰開始。古代，北方軍隊野戰強於南方，南方最好的辦法是守城，據城而戰。宋高宗當然不希望把吃進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戰略就是防守戰，無疑，高宗是正確的。但是，嶽飛向來我行我素，先是不聽命令援助友軍，之後，不顧高宗命令要孤軍北伐，結果失敗。南宋把河南等地又還給了金國。也就是說，整個戰爭是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惹起來的，戰爭的結局南宋並沒有吃虧，把便宜土地還給了金國，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學者們卻歪曲曆史，把嶽飛無限誇大神話，把高宗說成個賣國賊似的，儒教學者們也鮮有人讚美一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朱仙鎮大捷，大破金兀術，差點就攻陷開封汴梁；經鄧廣銘考證，根本不存在。在嶽飛一生的戰績中，有無朱仙鎮一役是多少年來史學界所困擾的一個問題，鄧廣銘先生在《嶽飛傳》（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對此作了詳盡考證，他說：“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1188 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記》，對嶽飛的事功備極推崇，其所敘嶽飛的戰績就沒有朱仙鎮一役”，然而嶽珂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卻在嶽飛的奏提戰報所述諸戰役之外，添出朱仙鎮的這次大捷的故事，這是嶽珂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虛構出來的，因此，鄧廣銘在寫《嶽飛傳》時就沒有采用這條材料。什麽 500 破 10 萬，什麽 12 道金牌 ( 實際隻有兩道 ) ，都是編造的。朱仙鎮大捷是假的，嶽飛北伐的最大戰鬥就剩下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但這裏麵也有水分，可以證明的戰績：嶽飛軍殺金軍隻有 500 人，而金兵總人數在 10 萬到 20 萬之間，嶽飛軍自己損失多少卻沒有提，扣除嶽飛軍隊占領各個空城的兵力，嶽飛實際北伐的軍力隻有幾萬人，而且，嶽飛的糧草被金軍截斷，又沒有友軍支援，隻是嶽飛在後撤的時候，友軍劉琦救了嶽飛一命。
金國不想消滅宋朝，蒙古也沒有要滅宋的意圖，但因為南宋狂熱的愛國者不顧自己的實力，多次俘虜和殺害蒙古的外交使臣，蒙古震怒，才導致南宋的滅亡。北宋的滅亡也類似，北宋先是違背和遼的和約，與金聯合滅遼，後來，北宋再次違背和約，收留遼國的大將，還要和遼聯合滅金，金震怒，北宋滅亡。
後金和明朝的關係類似宋朝。本來後金不想入中原的，希望建立和約，但是因為塘報把，陳新甲害死了，再加上一些不知兵而言兵事，唱高調支持戰爭的大臣反對議和，明朝被李自成消滅。如果明朝和後金議和，明朝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創王李自成，如此，很可能明朝會持續下去。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狂熱反對議和的大臣們，後來卻爭相投降清朝，儒教的舍生取義的信條是多麽的虛偽，可憐的崇禎隻好孤獨上吊。
五。袁崇煥被殺不冤枉
三個主要人物：
袁崇煥， 1584-1630 年，明朝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任福建邵武知縣。 1622 年（天啟二年），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同年單騎出關考察關外，還京後自請守衛遼東。築古寧遠城（今遼寧興城）衛戍。 1626 年升至遼東巡撫，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 1628 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思宗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複遼，並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複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龍， 1579-1629 年，年輕時窮困潦倒，學麻衣相術，替人測字看相謀生，後浪跡江湖，來到山海關外邊塞，度過二十多年行伍生涯。 1605 年武科及第。後以朝鮮為根據地與清軍對抗，保障了與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時在清朝後方出擊，牽製其西進犯明。
清太宗， 1592 ─ 1643 年，姓愛新覺羅，名皇太極（亦作皇太子、黃台吉），軍事家、政治家。滿族，太祖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在世時期，減輕農民負擔，並遷都瀋陽。 1636 年皇太極控製漠南蒙古後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國的實際建立者和開國皇帝。他還誘使多疑的明思宗淩遲處死袁崇煥，為後來清朝滅明統一天下立下基礎。皇太極病逝於 1643 年，年 52 歲。葬於瀋陽昭陵（今瀋陽市北陵公園北）。皇太極有不遜色於其父的軍事指揮能力，還有政治手腕和戰略眼光。
崇禎是殺了袁崇煥，但袁崇煥該殺。隻是崇禎不該處袁崇煥以磔刑，千刀萬剮，這有損皇帝的寬容仁慈形象，而京師百姓爭搶著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發泄憤恨，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並非不知道真相，實在是袁崇煥當真可恨。起初，崇禎重用他，“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帥薊遼”。但袁崇煥犯下了很多大錯。
1. 喪失消滅後金的最佳戰機：皇太極兵力並不雄厚，根本無法和明朝對抗，在皇太極攻擊明朝的附屬國朝鮮的時候，袁崇煥可以攻擊皇太極的東北老家，或者和朝鮮聯合攻擊皇太極的侵朝軍隊。但袁崇煥什麽都沒做，白白丟失了朝鮮，從此，朝鮮成了皇太極的一個基地。當時的朝鮮剛經曆過內亂，無法單獨抵擋皇太極的狂攻 , 向明朝求救。“朝鮮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煥自西策應，援救朝鮮。而袁崇煥不聽命令，沒有出兵自西線攻沈陽以救朝鮮。朝廷再次嚴令袁崇煥出兵，趁滿兵精銳東調，“且令以關寧之師直搗虎穴”。袁崇煥再次違反命令，而且給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說，“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縱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袁崇煥的滿族兵十萬守沈陽，完全是瞎扯，滿族的全部兵力也不過八萬多人，幾次和與滿族打仗的袁崇煥是清楚這些的， 1635 年，滿軍八旗共有牛錄 270 ，總計兵力為 81000 人； 1642 年，滿軍八旗共有牛錄 319 ，總計兵力為 95700 人，之前的軍隊人數更少。最後，袁崇煥還是出兵了，但隻從他的七萬兵力中，隻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滯不前，消極避戰。袁崇煥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極攻擊朝鮮的時候，他不積極出兵幫忙，而是“遣方金納貽書於奴酋，令其急撒犯鮮之兵。” 袁崇煥的想法是加強錦寧一線的防禦，想趁後金攻擊朝鮮的時候抓緊時間修防禦工事。實在缺乏遠見，最終，朝鮮被征服了，明朝對後金的經濟封鎖破產了。而且，後金對明朝的進攻也多了選擇，就是從海上進攻，不一定非要經過山海關。當年，在日本入侵朝鮮時，明朝舉國之力相鬥，而在後金進攻朝鮮的時候，因為袁崇煥的失誤，導致朝鮮的丟失，以及後金的突然增大。就憑這一條，袁崇煥就該殺。
2. 袁崇煥被皇太極的議和之計耍弄： 在皇太極的兵力有限，無法多線作戰，於是假裝和明朝議和，袁崇煥上了當。第一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時，皇太極正暗中準備攻擊朝鮮，第二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時，皇太極準備著南下征明。議和對於袁崇煥或皇太極來說都是為贏得時間而采取的計謀。皇太極開出的條件：每年十萬兩黃金，一百萬兩白銀，一百萬匹布作為和好之禮；又以每年東珠十顆，貂皮一千張，人參一千斤換取大明一萬兩黃金，十萬兩白銀，十萬匹緞，三十萬匹布的互市條件，皇太極的苛刻條件證明了其毫無誠意可言。
3. 同室操戈，擅殺毛文龍： 毛文龍遣總下陳忠策反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二十日，“文龍與一寧自率新舊家丁屯民，”“遂薄城下”，與陳良策“內外夾攻”，生擒鎮江滿將佟養真及其子佟鬆年，收降兵數千，殺滿兵八百，是為鎮江大捷。 毛文龍據皮島不停侵擾遼東諸地 , 並派人潛入滿金 , 策反降滿漢官 , 煸動遼民起事。巡視過東江軍務的薑曰廣說：“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虜決勝負於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袁崇煥也說過：“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製之功，此為最烈！”而兩年後袁殺毛之時，袁又說毛開鎮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書王在晉說：“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製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耳！”
袁崇煥殺毛文龍是有預謀的，殺毛後說：“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龍有生無死矣！”袁崇煥策劃了一個圈套，為了麻弊毛文龍，他一邊湊發十萬兩軍餉，以緩解毛文龍的怨氣；一邊以麵授方略，商議東西夾擊的軍事計劃為名，邀請毛文龍離開皮島趕赴三岔、旅順間。據日後袁崇煥自己在《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中聲稱：“凡此，皆愚之也， ( 毛 ) 文龍果墮彀中。”對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龍，至死都沒有識破督師大人算計他的圈套，還特地趕到寧遠去參見袁督師，表示對於頂頭上司的禮節。袁崇煥殺毛文龍，先改貢道，再禁海路，後斷餉道，以發糧餉為名招毛文龍於雙島而殺之，明末吳國華說：“餉斷於海路，謗滿於中朝，即非崇煥，毛帥身其餘幾耶？”明朝政治上黨爭太殘酷了。
袁崇煥不過是個不知兵的文人 , 狂修碉堡 , 等敵來攻 . 又不知敵從何處來攻 . 什麽時候來攻 . 隻好每處都分兵防禦 . 造成敵暗我明的戰爭狀態 . 供手放棄戰場主動權 . 那有不吃敗仗的道理？白白浪費有大明國力 . 自古文人帶兵 , 都是不敢奮勇向前 , 尋找有利自己的戰機 . 怕冒流矢之險 . 不敢運動殲敵 . 放棄全軍的機動能力 . 退守石牆之後 . 說白了 , 就是少個 " 膽 " 字 . 要說明末遼東軍事人物 . 首推毛人龍 . 東江鎮越戰越強 . 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 . 在戰爭中發展自己 , 還不停的削弱敵人 . 如果東江不崩潰 , 如果袁崇煥不亂修碉堡浪費國力 . 明朝本來可以有修養生息的機會 . 隻要對後金保持這種戰略態勢 , 後金國力必然被拖垮 . 就算後金不垮 , 也不至於要抽調全國軍力去鞏固處處都被動挨打的寧錦防線 . 流寇也就不會成事 . 等明朝修養十年之後 . 必然可以滅了後金 .
《嘯亭雜錄》下 卷十 （ 清楊漣 著 ）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皮島多年，雖有冒餉、抗據諸狀，然其兵馬強盛，將士多出其門，本朝佟、張二將盡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後日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嚐求陳眉公繼儒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嚐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袁，袁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
說毛人龍跟滿族私下談判，袁崇煥就沒幹過這種事？說毛人龍鬧響 , 袁崇煥就沒鬧過 ? 說毛人龍死後軍隊反叛 , 他袁崇煥手下就沒反叛 ? 說毛人龍沒收複失地 , 他袁崇煥收複那些失地 ? 說毛人龍在困守皮島 , 他袁崇煥就在積極進攻 ? 說毛人龍部隊沒戰鬥力 , 這恐怕是曆史已經給出答案的誣陷吧，最少毛人龍還沒有誣陷過袁崇煥吧。本來兩人是一正一奇 . 結果正不容奇 . 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 ; 以奇勝 ; 剩個以正合 ; 在那裏苦撐 . 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 這責任自然要人來背 , 他袁崇煥都不背 , 誰該來背 ? 皇帝來背 ? 憑什麽 ? 崇禎出錢出兵 , 放權放心 . 你還要崇禎怎麽樣 ?
袁崇煥的功績不過是依城防守。依靠城牆和火炮防禦後金的正麵進攻，不是袁一個人才做得到，袁死後，後金也沒有正麵攻進來過。可毛文龍死後，後金就可以遠征了，而且皮島東江鎮是在袁手裏丟的，就是平時沒戰事的時候，後金還不是要留下一萬人防禦毛文龍可能發起的騷擾。戰時後金被牽製的部隊會隻多不少。袁用尚方劍殺了另一個有尚方劍的將軍。先斬後奏。兵部敢克扣他？ 別忘了他還是兵部尚書，有７萬軍馬的關寧軍就不可以出擊一下麽？
袁崇煥淩遲的罪名，《崇禎長編》說：
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裏外，餘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崇煥淩遲的罪名的大致意思是，袁誇口五年平遼，過了一年多反而給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禎上任初期心氣極高，辛辛苦苦籌措一年多結果得到了最壞的結果，他氣得七竅生煙。 說明崇禎看不慣袁在遼東的作風。殺了毛文龍後，袁的確無人能製了，這個讓崇禎暗自擔心。欺隱可能是崇禎認為袁在糧餉上跟他玩花樣，東江兵減餉糧反增。 私自和後金議和加私殺毛文龍。袁崇煥得警後入關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薊州，上疏說“嚴備拔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然而還是給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後便休養生息，崇禎以為袁是在躡後縱敵，存心不戰，以此要挾。 劉策等領兵回防，袁令其還守密雲。這個是戰略部署，崇禎認為袁存心遣散援兵。 攜喇嘛堅請入城。崇禎以為袁要入城逼宮。
反間計：為了醜化崇禎和歌頌儒教代表袁崇煥，儒林特別強調“愚昧”的崇禎中了皇太極“反間計”，似乎袁崇煥被殺完全是皇太極太聰明而崇禎太愚蠢，袁崇煥被殺是冤枉的。請注意上述袁崇煥被殺罪名，裏麵根本沒說袁崇煥是清朝間諜的罪名。事實是，崇禎自己也曾經議和，也給了袁崇煥議和的權力，袁崇煥被殺根本不是因為所謂的反間計。就算袁崇煥是清朝間諜，也不過增加一個被殺的理由而已，袁崇煥證據確鑿的罪過已經足夠被殺了。
有人說袁崇煥不過是清朝搞出來的一個英雄而已，這種邏輯實在可笑，洪承疇被乾隆評為奸臣，按此邏輯，洪承疇是漢民族英雄麽？楊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稱為戰神 , 按此邏輯，他們也就成了賣國賊麽。皇漢納粹的思維邏輯，常常是很搞笑的。
為什麽袁崇煥如此的該殺，反而在多數人眼裏成了英雄了呢？這個和神化諸葛亮而貶低曹操一樣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貶低其他朝代類似。因為袁崇煥是個進士出身，知識分子帶兵啊，了不起啊，諸葛亮被人三請才出山的大儒，為知識分子爭了多少麵子啊，唐朝的詩詞誰能比呢？於是，在知識分子控製輿論的情況下，毛人龍死有餘辜，曹操成了奸賊，隋朝荒淫無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說，李淵愛好酒色，昏庸無能。當然，這些曆史學家基本在扯謊，詳細的見我相關的帖子。
反間計的存在與否，有爭議，大致是清朝和朝鮮的史料支持反間計存在，明朝個人寫的曆史也有支持此說的；一些明朝私人史料卻沒有記載反間計。反間計是少數高層人物才知道的秘密行為，因此，沒有資格接觸雙方高層的私人修的曆史可信度不高。總之，反間計存在與否和袁崇煥被殺無重大關係，袁崇煥的其他罪名已經足夠了。不過，還是把反間計相關的幾個資料附上：“反間計”見於《明史》《明通鑒》《明史新編》《袁崇煥評傳》《東華錄》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煥列傳》記載“會我大清設間 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知之 陰縱使去 其人奔告於帝 帝信之不疑 十二月朔再召對 遂縛下詔獄”。
《明通鑒》第二千二百六十四頁第二段說 “先是大軍獲宦官二人 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計 鴻中等於二宦官前故作耳語雲 今日撤兵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 時楊太監佯臥 竊聞其言 縱之歸 以所聞告於上 上遂信之不疑 再召見崇煥及大壽於平台 詰崇煥以殺毛文龍之故 責其援兵逗留 縛付詔獄”。
《東華錄》“天聰三年”說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 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 至是回兵 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 坐近二太監作耳語雲 今日袁巡撫有密約 此事可立就矣 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 悉記其言 庚戌 縱楊太監歸 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三千四百三十一頁“仁祖大王實錄三 八年 明崇禎三年”有“則骨大辟左右附耳語曰袁公果與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之語。
反間計疑點：
《烈皇小識》《明季北略》《國榷》等明人史料中提到袁崇煥下獄一事時俱無“反間”之說。
《烈皇小識》第二卷說“下督師袁崇煥於獄”。
二太監被捉與袁崇煥下獄的時間之間有矛盾。
比較詳細提到二太監被捉又縱還的是《崇禎長編》，該書第一千六百一十一頁至一千六百一十二頁二十九卷“十二月甲子”條目下有“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 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 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 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 還有一二百廢馬 次日 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 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 聞大清兵與滿總兵戰 得了馬二百匹 生擒士將一員 次日各給書二封 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 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 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 總置不理 前些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 我們惱恨得緊 又問毛文龍擒了台土兵 我們所以提兵到此 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之語，隻說命令這兩名太監回去送信，並未提到反間計之事，而且信中明說因袁崇煥而來，與“反間計”更是背道而馳。
《崇禎長編》第一千五百九十四頁所說，袁崇煥下獄於同月辛亥朔（“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黑雲龍等錦衣衛堂官召對 逮督師尚書袁崇煥於獄 令總兵滿桂總理關寧兵馬”），此時間上和《國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皆吻合。如果按此書所說，則袁崇煥下獄在先，太監被執縱還在後，“反間計”之說自動證偽。
《東華錄》說十一月庚戍縱還此二太監，與“反間計”一說是對上了，與《長編》在太監縱還的時間上則又存在分歧漏洞。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煥列傳》說“法司坐崇煥謀叛罪 龍錫亦論死”。
《崇禎實錄 懷宗端皇帝崇禎三年》說“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禦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禦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摯畈粦 ?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並無“謀叛”字樣。
《明通鑒》第二千二百七十六頁第三段有“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為崇煥罪”字樣，也並未提到“叛國”“通敵”。
《國榷》第五千五百四十四頁所列之罪名與《崇禎實錄》中相關章節完全一致，同樣未提到“叛國”“通敵”。
《崇禎長編》第二千二百六十頁“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目下有“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事欺隱 以市米則資盜 以謀款則斬帥 縱敵長驅頓兵不戰 援軍四集盡行遣散 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字樣，亦無“謀叛”“通敵”之語。
《明季北略 崇禎二年 逮袁崇煥》條目下說“大清師聞報撤兵 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 具述崇煥通敵根底 入奏 上命法司追崇煥書 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把袁崇煥處死的基本時間都弄錯，又及《北略》一書記載的多為明末市井傳聞，此處說袁崇煥“通敵”並非當日明朝官方正式說法，隻是民間流傳之言。
《朝鮮李朝實錄》第三千四百五十九頁有“治經略以通奴罪”。
六。史可法做秀，明朝的儒教仕大夫紛紛投降清朝
弘光帝朱由崧（ 1607 年— 1646 年， 1644 年— 1645 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鈞孫。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殺以後，他世襲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殺後，他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在位 2 年，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弘光帝是一個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隻知吃喝玩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 1644 ）除夕，當清軍南下之際，他卻在群臣麵前感歎“後宮寥落，旦新春南都無新聲”，下令廣選美女。由於縱欲無度，還命人替他捉蛤蟆配製春藥，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敗，內訌不斷發生，風雨飄搖的弘光小朝廷內，又鬧起了一些宮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滅亡。而弘光帝身邊全是些隻會阿諛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 1601 年— 1645 年），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溧陽侯史崇第 49 世裔孫。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曆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 1639 年），隨盧象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後，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後，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後被馬士英等人排擠，於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禦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隻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
清朝將領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直趨揚州，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 四月初五日 ，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今安徽泗縣），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裏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製，“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裏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製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裏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裏隻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麵，“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旎，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製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
揚州戰役，史可法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順治十年（ 1653 ）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
關於史可法，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他指揮錯亂，無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製止，他身為一個武將自刎怎麽會不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麽？如果是這樣，他的目的達到了。後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會做秀，親自給史可法題詞，以拉攏儒教信徒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繼續作秀，曆史就象是一個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毫無鬥誌，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禦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準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準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製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誌。他們所關心的既然隻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曆史場麵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實在很五奈，如果崇禎當年不顧儒教大臣的反對，如南宋的高宗一樣南下，明朝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也因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將，明清易代也是中國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個，至於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上說的殺 80 萬，完全是謊言，因為揚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張德芳的“《揚州十日記》辨誤 ”等書駁斥，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注：本文參考了顧誠的《南明史》
七。崇禎的錯誤：貪財，愛麵子，缺乏宋高宗果決氣度
1. 調吳三桂部進關
孫傳庭統率的陝西三邊官軍覆沒後，朱由檢感到手頭可以用來抵擋農民軍東進的兵力十分單薄，除了抽調駐守寧遠的遼東總兵吳三桂部以外，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朱由檢非常清楚，吳三桂部入關，無異是放棄寧遠，使山海關外的土地落入滿洲貴族手裏。為了避免使自己承擔“棄地”的惡名，他一方麵指示隻抽調五千名精兵隨吳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說關外“餘兵尚多”，未嚐不可以支撐局麵；另一方麵又示意大臣們主動承擔責任，說“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們）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蔣德璟：《愨書》卷十一。蔣德璟當時任大學士，書中抄錄了閣貼原文，是準確可靠的。一般史籍記載明廷策劃抽調吳三桂部入關，都失之過晚例。如談遷《國榷》卷一○○記，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檢“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寇。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這種敘述不能說是誤記，而是不知道在這以前，朝廷業已就撤遼東兵馬入關防堵大順軍進行過計議。】
然而，吳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濫竿充數的明軍，根本無法抵擋滿州軍隊。大臣們竭力避免自己承擔風險。首輔陳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二四，《聞警求去》】在回奏揭帖裏，陳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檢恭維一番，說調吳部精兵入關“誠為滅寇勝著”，接著筆鋒一轉：“第關寧迫切神京，所係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指滿洲貴族）所畏，不獨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萬一差錯，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實未敢輕議也。……臣等迂愚無當，誠不敢以封疆嚐試，伏乞聖裁！”【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兵部尚書張縉彥乾脆把問題挑明，說：“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朱由檢卸責於下的算盤落了空，隻好自己決策放棄寧遠。表麵看來，調吳三桂部入關的方針在正月下旬總算確定了下來，實際上仍然在扯皮。首輔陳演為了把責任推個一幹二淨，再次召集大臣合議，意在分擔責任。廷議通過後，他又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夢餘錄》卷二四】朱由檢被弄得心煩意亂，隻好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經過這樣反複協商，遷延了一個多月，直到二月底，吳三桂入關之議仍然沒有付諸實踐。
三月初，大順軍已經逼近畿輔。明廷才在初四日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掛平賊將軍印援剿總兵左良玉為寧南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不久又補封劉淥清為平東伯）；同時命令吳三桂、唐通等統兵入衛京師。吳三桂部因為距離較遠，直到大順軍占領了大同、宣化，兵鋒直指京師時，才在三月十三日進關【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關寧調援紀事》說 : 吳三桂部“於三月十三日進關，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遂無及矣。”】。首輔陳演眼看大廈將傾，就告病回家，陛辭時口稱“讚理無效，臣罪當死。”朱由檢明知正是陳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虧，不禁火冒三丈，大罵道：“汝一死不足盡其辜。”【 《春明夢餘錄》卷二四】就這樣，原來策劃調吳三桂部入晉抵擋大順軍的計劃由於上下推諉，終於全部落空。
2. 南遷
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吳三桂的軍隊移作抵禦農民軍之後，關外的滿洲軍隊乘虛而入，京師也同樣難保。早在這年正月，朱由檢就秘密地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顧無人之後才向李明睿推心裏腹地說：“朕有此誌久矣，無人讚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誌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誌》卷八。朱由檢說“朕有此誌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畿輔，明京師數次處於危急的背景有關。】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帝親征的李建泰束手無策，派人飛章上奏說：“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南遷的問題逐漸由竊竊私議而公開形之於奏章。然而，連這樣一件並不難抉擇的事情，也因為朝廷內部的紛爭而擱淺了。崇禎一要大臣勷讚，二要顧全麵子。李明睿在奏疏裏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親征”，就是摸準了朱由檢的這種心理。左都禦史李邦華，竟然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李邦華明知當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京師“內備外援，一無足恃”，“恃者惟都城祟墉耳”。可是，他卻主張“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說什麽“方今國勢杌隉，人心危疑，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為陵廟主鬯，則當衛陵廟 ; 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他先建議讓太子早日撫軍南京，過了幾天不見動靜，形勢卻越來越急，又再次上疏請分封定王和永王於東南太平、寧國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無完卵，即便北京被農民軍占領，朱由檢的兒子還可以在南京繼統 ( 見《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 ) 】，而讓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監國，同時分封定王和永王。 給事中先時亨又跑出來奏了一本，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朱由檢氣急敗壞地當麵斥責道：“一樣邪說，卻隻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蔣德璟：《愨書》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一語。蔣德璟的記載是當時正式回奏的原文，應當說比較準確。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內，力辨光時亨上疏諫阻南遷一事為妄，失之武斷。】 南遷之議就在這樣一片紛爭當中拖延了下來。等到起義軍逼近北京的時候，朱由檢得到情報說，大順軍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麵來的主力以外，還有劉芳亮等統率的部隊沿黃河北岸進軍從南麵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隻有在內心追悔之餘，發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鳴，準備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火海【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條雲 : “當李賊之圍京師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也說：“上禦勤政殿，獨召都尉 ( 指駙馬都尉鞏永固 ) 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3.令勳戚、太監和百官助餉。
朱由檢搜括兵員，碰到了軍餉困難。明王朝的國庫早已囊空底淨，有限的外解又由於京師在軍事上陷於被包圍狀態而無法運來。皇宮裏的內帑雖然還很多，朱由檢卻舍不得拿出來【明亡前夕，朱由檢仍說:“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成德傳》)然而，就連他的親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禦史李邦華在疏中說:“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即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隉，皇上猶吝此餘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盡捐內帑尚無及於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見李邦華：《皇
崇禎是否吝嗇有爭議，私人修的曆史多數認為崇禎沒錢(內帑)，但這種機密的事情，私人修的曆史不可靠，而崇禎的親信左都禦史李邦華的奏折是可信的，李邦華不會在這個事上撒謊或者誣蔑崇禎，難道他的官不想要了？他嫌自己的命太長了麽？還是把相關的反麵意見附上，看看曆史是如何被強奸玩弄的：
《明季北略》：“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計氏緊接著加了一句話：“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從國庫裏抄沒的有個大約的總數。據目擊者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敘述，從
《甲申紀事》記載：“予監督節慎庫時，為甲申
史惇《慟餘雜記》：“闖賊西奔，括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兩，駝載而去，天下聞而惑之。以為先帝宮中有藏金如許，足支數十年，而顧以二百四十萬練餉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吳喧山曰，吾嚐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
《崇禎遺錄》：“廷臣動請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輕齎。金花銀所以供後妃金花，宮人宦官賞齎。輕齎銀所以為勳戚及武臣俸祿隨發，非唐德宗之私庫，聚而不散者，安有餘資？野史謂城破時尚有大內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字等十庫存方物也。。。城破時惟車裕庫珍寶存耳，烏有所謂十餘庫基金者。”
《懷陵流寇始終錄》：“初，諸賊攻城時約，內藏歸闖賊，勳戚財歸諸帥，文官財歸牛、宋，富戶歸小盜。又拷掠追索畢，劉宗敏進所掠銀一千萬兩，李岩、李牟用刑寬所得少，以己物數，人皆稱焉。共得七千萬兩。其中勳戚十之三，內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
《國榷》：“所掠輸共七千萬。大約勳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賈十之二。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
《平寇誌》：“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宮中久已如洗，懷宗減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銀者盡充軍餉，內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揚言獲之大內，識者恨之。”
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這個數目呢，是這樣。劉宗敏上交給李自成最高是一千萬兩，其他將領都沒有高過，所以我估計高過這個數字，這北京實際抄到的數是兩千萬兩白銀。現在回過來國庫裏的，國庫裏的清清楚楚，有一個戶部，戶部就是財政部，財政部當小科長的人姓趙，他最清楚。他說李自成把國庫裏的那些銀子全部搬到西安，用驢，用馬車搬的，他一車一車看，看下來，萬曆八年以來國庫裏的底銀始終沒有動過，總共多少呢，他算下來是3700萬兩白銀，還有黃金，黃金是多少呢，黃金是一百五十萬兩，一百五十萬萬兩按一比十計算，大概我們說，這樣看起來至少總有四、五千萬兩，四、五千萬兩再加上前麵的2000萬兩，大概我們數目是六千萬到七千萬兩。』
《懷陵流寇始終錄》：“勳戚財歸諸帥，文官財歸牛、宋，富戶歸小盜”
《明季北略》：“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
談遷《國榷》：“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
《明季北略》：“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
八。李自成最後失敗：不是因為領導集團腐化變質
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一直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這是不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曆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擺在李自成麵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麵，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崇禎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避免重蹈崇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製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確的對策。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誌》卷六，《年紀新誌》；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高陽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雍正八年《高陽縣誌》卷六，《雜誌·兵事》】。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裏》附《紀事》】。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紀事》】。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康熙三十年《臨城縣誌》卷八，《述考誌·事跡》】。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將領郭升“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踵，相望於道”【乾隆五十三年《德州誌》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鞋之名”【乾隆三十七年《曆城縣誌》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五百金，勒限追比”【乾隆二十四年《陽信縣誌》卷三，《災祥》】。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誌》卷六，《年紀新誌》；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
處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麵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徠官紳，一方麵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餉打擊這個階層。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貲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麵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占少數，地方官員由於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占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於被打擊的地位。他們在飽嚐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鄭廉《豫變紀略》卷六】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鍾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周鍾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錢《甲申傳信錄》卷五】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謫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周鍾的比擬並不適當，隻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汙蔑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曆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
總之，明朝的滅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有瘟疫，有崇禎的決策失誤，有強人皇太極和多爾袞，也有儒教信徒的大量變節。如果崇禎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反對，和清朝達成議和，明朝可以專心對付農民起義，如果崇禎如宋高宗一樣毅然南遷，明朝和清朝並立於世。但是，後世的儒教信徒卻歪曲曆史，痛罵清朝，指責崇禎，歌頌袁崇煥和史可法，就是不提儒教應該擔負的責任。如此，儒教就可以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繼續成為中國的國教，萬世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