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沒有壓力不會進步，壓力過大也容易崩潰。人如此，國家也如此。因此，如何正視壓力並善於化解壓力至關重要。這是一個人成熟的標誌，也是一個國家崛起的重要標誌。
從類別分，中國麵臨戰略壓力、政治壓力、經濟壓力、外交壓力、文化壓力等多重複合型壓力。從來源分，中國既麵臨來自美國及西方的各種壓力，也麵臨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壓力，還麵臨台獨、疆獨、藏獨等國內分裂主義的強大壓力。其中因資源能源問題及市場份額問題而衍生的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出現新問題，就是一種新的壓力；從性質和程度分，則有緊迫的、真實的壓力，也有心理感知卻並不十分迫近的壓力。
有些壓力是長期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的，比如西方對中國政治上的指責和軍事上的牽製等，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應對壓力的經驗。有些壓力則是新近出現的，比如金融開放的壓力、非政府組織有可能在中國全麵登陸的壓力等，我們還不是十分適應，需要倍加認真地去應對。對於這些壓力，既要重視，也要藐視。
美國所主導的一係列新近布局，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主動圍堵，不如說是不得已的戰略防範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戰略安全上的壓力就是可以加以藐視的壓力。原因在於，今天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遠好於建國之初，也遠好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六四風波”前後。當時“敵軍圍困萬千重”或者“黑雲壓城”中國尚且屹立不倒，今天的中國沒有任何理由動搖對和平發展和維持戰略機遇期的信心。
一方麵，經過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冷戰後十多年的外交經營，中國已經躍然成為世界經濟巨人和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區域性強國，並初步搭建起相對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相對和平的周邊關係平台、相對成熟的同發展中國家及多邊機製的關係。誠如吳建民先生所說，中國外交首次出現沒有敵人的新階段。另一方麵，美國所主導的一係列新近布局，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主動圍堵，不如說是不得已的戰略防範。從上海合作組織到“10+1”“10+3”、“10+6”再到“六方會談”，中國成為亞太新型多邊機製或組織的積極參與者、受益者，美國則越來越顯得是個“局外人”。因此，美國期望通過強化美日等雙邊軍事同盟、建構美印等新型戰略同盟、推動FTA等雙邊經貿互動來挽回頹勢，是一種“補救性戰略布局”。這一態勢意味著，中國自己更多地掌握著未來戰略環境的塑造權和主動權。隻要心平氣和、步伐平緩、戰略得當、增信釋疑，此類壓力當可適當自我減負。
另一可以藐視的壓力是政治壓力。作為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被西方政治妖魔化和人權打壓已久。布什執政期間，受新保守主義思想推動，美國在全球大行民主化戰略，從大中東民主化改造到中亞“顏色革命”，從美日聯手打造所謂“民主價值聯盟”到美歐攜手重塑“跨大西洋民主共同體”，從極力嗬護台灣“民主幼苗”到公然接見達賴、熱比婭，中國確實感受到一波新的意識形態逆流和西方民主政治壓力。然而細加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動作與其說是一種具備大戰略考慮的長遠謀劃，不如說是布什戰略失誤所表現出的一次次衝動。實踐證明，美國的動作沒有換來全球新一波民主化的高潮，反倒使“民主悖論”和“民主亂象”叢生。伊拉克“民主”未換來穩定、中亞“顏色革命”褪色、台灣“以民主搞民粹、借民主搞獨立”，至少可以證明美國所扶植的民主沒有給世界帶來安定與和平。
而與此同時，美國自身民主製度麵臨新的曆史考驗，除了黨派對立、“極”化現象外，所謂“希拉裏悖論”也將給美式民主帶來新的問題———一旦希拉裏當選下屆總統，將意味著美國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裏被布什、克林頓兩大家族統治。這一現象無疑會給西方政治學家一個新的思考。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一直希望改造的中國政治製度則不僅沒有崩潰，反而煥發出新的活力，以致西方人開始談論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問題。中國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用“中國視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給予學理的解釋，提出諸如“增量民主”等新概念，從一個側麵顯示出中國精英層對中國政治體製和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自信。因此，美國及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壓力與其說是係統而深謀遠慮的戰略策劃，毋寧說是在自身模式麵臨挑戰而中國模式取得成功這一態勢下的某種無奈和不安。
美國國會50多個懸在頭上的涉華貿易法案，確實讓我們有些喘不過氣來，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壓力應被理解為正常的貿易爭端
今天中國感受最多的壓力恐怕來自經濟領域。連綿不絕的國際貿易爭端、從人民幣匯率到產品安全的一係列“要價”、美國國會50多個懸在頭上的涉華貿易法案、金融市場開放的經久不斷的持續高壓等等，確實讓我們有些喘不過氣來。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壓力應被理解為正常的貿易爭端，不必上綱上線以為不得了。最近美國財政部長、“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特使霍爾默就根據WTO的統計列出了一組數據，稱“從1994年WTO成立以來，已經有99宗案例對美國提出指控，而美國也對28個國家提出了88宗指控。在中國方麵，有5宗案例是美國針對中國提出的，2宗是中國針對美國提出的。歐盟向美國提出指控最多，共31宗，其次是加拿大，共14宗”。這組數據表明，WTO框架內的貿易爭端多數情況下是正常機製下的正常摩擦。經過這些年的摸爬滾打，中國在WTO內已經積累了通過法律武器捍衛經貿利益的經驗，今後所要加強的，無非是說話的聲音更大、說話的理由更充分罷了。
還有部分壓力是心理上的，也可以坦然以對。比如今天美國國會確實有50多個涉華經貿法案，聽起來很嚇人。但迄今一個也沒有通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內政治表態與對外政策選擇在很多時候是不一致的，國會議員們在提出議案時，更多是回應所在選區選民及利益集團壓力的一種政治宣示，宣完示、表完態往往萬事大吉；即便想認真貫徹落實推動其最終立法，其冗長的過程及總統的否決完全可以使之功虧一簣。因此，議案之多與其說是針對中國的具體動作，不如說是一種對現狀不滿的情緒宣泄。
中國真正麵臨的壓力是美國逼中國盡快、大幅開放金融、保險市場的壓力。一是因為這是繼壓中國第一、第二產業開放之後的第三波壓力，同時恰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必須邁出的一個重要步驟，因此表麵上構成一種“合理的政策壓力”；二是因為美國政府以“人民幣升值”及國會議員的不滿為籌碼，對中國形成某種“國內政治壓力”；三是因為金融、保險等行業恰恰構成今天中國發展的軟肋，牽一發動全身，關係股市、基市、房市。一旦因開放不慎而出問題，有可能會出大問題，而這反過來符合美國部分人借此遲滯中國崛起的戰略需求，因此對中國又形成一種“戰略壓力”。
如何減緩這一壓力？金融專家們自有他們的答案。但從戰略角度看問題，中美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並不構成根本戰略利益的衝撞，而是相對收益的競爭；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方向問題，而是速度問題。具體言之，匯率自由化、金融開放原本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應有之義，沒有美國的壓力我們原本也要往前推。隻是因為準備不足、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等原因目前還不具備全麵開放的條件和時機。而基於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恐慌和對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應對乏力，美國則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國“今天就做”。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因此，應對這類壓力，除了通過戰略經濟對話等渠道繼續增信釋疑外，更重要的是增強信心、加速準備、提升能力。否則，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行事，有可能使得美國借金融手段遲緩中國崛起步伐的戰略得逞。
中國真正的壓力來自我們自身，提高執政能力是關鍵
從經濟發展的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恰如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突然長成十八歲的青年，從一般意義上的發展軌道並入特殊意義的崛起軌道，壓力自然陡增。這其中有自我施加的壓力，更多則是來自周邊和外在的壓力。對壓力渾然不覺說明你還是個懵懂青年，難托重負；對壓力看得過重則會導致心力交瘁，同樣難堪大任。曆史經驗表明，今天中國乃至今後十至二十年中國所處的曆史階段，正是各種壓力紛至遝來的時期。因此尤其必要對不同類型的壓力、不同性質和程度的壓力做些區分，該麵對的麵對，該淡然的淡然。既要嚴肅認真，也要自信從容。
其實，中國真正的壓力來自我們自身。提高執政能力是關鍵，尤其是中央各部門之間的利益協調、中央與地方的政令執行、中國與世界的和諧共處等三大能力建設。而這是牽扯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乃至中國大戰略的問題。一句話，最有效應對壓力的方法，終歸求其在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袁鵬）
從類別分，中國麵臨戰略壓力、政治壓力、經濟壓力、外交壓力、文化壓力等多重複合型壓力。從來源分，中國既麵臨來自美國及西方的各種壓力，也麵臨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壓力，還麵臨台獨、疆獨、藏獨等國內分裂主義的強大壓力。其中因資源能源問題及市場份額問題而衍生的中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出現新問題，就是一種新的壓力；從性質和程度分，則有緊迫的、真實的壓力，也有心理感知卻並不十分迫近的壓力。
有些壓力是長期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的，比如西方對中國政治上的指責和軍事上的牽製等，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應對壓力的經驗。有些壓力則是新近出現的，比如金融開放的壓力、非政府組織有可能在中國全麵登陸的壓力等，我們還不是十分適應，需要倍加認真地去應對。對於這些壓力，既要重視，也要藐視。
美國所主導的一係列新近布局，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主動圍堵，不如說是不得已的戰略防範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戰略安全上的壓力就是可以加以藐視的壓力。原因在於，今天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遠好於建國之初，也遠好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六四風波”前後。當時“敵軍圍困萬千重”或者“黑雲壓城”中國尚且屹立不倒，今天的中國沒有任何理由動搖對和平發展和維持戰略機遇期的信心。
一方麵，經過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冷戰後十多年的外交經營，中國已經躍然成為世界經濟巨人和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區域性強國，並初步搭建起相對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相對和平的周邊關係平台、相對成熟的同發展中國家及多邊機製的關係。誠如吳建民先生所說，中國外交首次出現沒有敵人的新階段。另一方麵，美國所主導的一係列新近布局，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主動圍堵，不如說是不得已的戰略防範。從上海合作組織到“10+1”“10+3”、“10+6”再到“六方會談”，中國成為亞太新型多邊機製或組織的積極參與者、受益者，美國則越來越顯得是個“局外人”。因此，美國期望通過強化美日等雙邊軍事同盟、建構美印等新型戰略同盟、推動FTA等雙邊經貿互動來挽回頹勢，是一種“補救性戰略布局”。這一態勢意味著，中國自己更多地掌握著未來戰略環境的塑造權和主動權。隻要心平氣和、步伐平緩、戰略得當、增信釋疑，此類壓力當可適當自我減負。
另一可以藐視的壓力是政治壓力。作為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被西方政治妖魔化和人權打壓已久。布什執政期間，受新保守主義思想推動，美國在全球大行民主化戰略，從大中東民主化改造到中亞“顏色革命”，從美日聯手打造所謂“民主價值聯盟”到美歐攜手重塑“跨大西洋民主共同體”，從極力嗬護台灣“民主幼苗”到公然接見達賴、熱比婭，中國確實感受到一波新的意識形態逆流和西方民主政治壓力。然而細加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動作與其說是一種具備大戰略考慮的長遠謀劃，不如說是布什戰略失誤所表現出的一次次衝動。實踐證明，美國的動作沒有換來全球新一波民主化的高潮，反倒使“民主悖論”和“民主亂象”叢生。伊拉克“民主”未換來穩定、中亞“顏色革命”褪色、台灣“以民主搞民粹、借民主搞獨立”，至少可以證明美國所扶植的民主沒有給世界帶來安定與和平。
而與此同時，美國自身民主製度麵臨新的曆史考驗，除了黨派對立、“極”化現象外，所謂“希拉裏悖論”也將給美式民主帶來新的問題———一旦希拉裏當選下屆總統，將意味著美國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裏被布什、克林頓兩大家族統治。這一現象無疑會給西方政治學家一個新的思考。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一直希望改造的中國政治製度則不僅沒有崩潰，反而煥發出新的活力，以致西方人開始談論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問題。中國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用“中國視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給予學理的解釋，提出諸如“增量民主”等新概念，從一個側麵顯示出中國精英層對中國政治體製和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自信。因此，美國及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壓力與其說是係統而深謀遠慮的戰略策劃，毋寧說是在自身模式麵臨挑戰而中國模式取得成功這一態勢下的某種無奈和不安。
美國國會50多個懸在頭上的涉華貿易法案，確實讓我們有些喘不過氣來，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壓力應被理解為正常的貿易爭端
今天中國感受最多的壓力恐怕來自經濟領域。連綿不絕的國際貿易爭端、從人民幣匯率到產品安全的一係列“要價”、美國國會50多個懸在頭上的涉華貿易法案、金融市場開放的經久不斷的持續高壓等等，確實讓我們有些喘不過氣來。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壓力應被理解為正常的貿易爭端，不必上綱上線以為不得了。最近美國財政部長、“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特使霍爾默就根據WTO的統計列出了一組數據，稱“從1994年WTO成立以來，已經有99宗案例對美國提出指控，而美國也對28個國家提出了88宗指控。在中國方麵，有5宗案例是美國針對中國提出的，2宗是中國針對美國提出的。歐盟向美國提出指控最多，共31宗，其次是加拿大，共14宗”。這組數據表明，WTO框架內的貿易爭端多數情況下是正常機製下的正常摩擦。經過這些年的摸爬滾打，中國在WTO內已經積累了通過法律武器捍衛經貿利益的經驗，今後所要加強的，無非是說話的聲音更大、說話的理由更充分罷了。
還有部分壓力是心理上的，也可以坦然以對。比如今天美國國會確實有50多個涉華經貿法案，聽起來很嚇人。但迄今一個也沒有通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內政治表態與對外政策選擇在很多時候是不一致的，國會議員們在提出議案時，更多是回應所在選區選民及利益集團壓力的一種政治宣示，宣完示、表完態往往萬事大吉；即便想認真貫徹落實推動其最終立法，其冗長的過程及總統的否決完全可以使之功虧一簣。因此，議案之多與其說是針對中國的具體動作，不如說是一種對現狀不滿的情緒宣泄。
中國真正麵臨的壓力是美國逼中國盡快、大幅開放金融、保險市場的壓力。一是因為這是繼壓中國第一、第二產業開放之後的第三波壓力，同時恰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必須邁出的一個重要步驟，因此表麵上構成一種“合理的政策壓力”；二是因為美國政府以“人民幣升值”及國會議員的不滿為籌碼，對中國形成某種“國內政治壓力”；三是因為金融、保險等行業恰恰構成今天中國發展的軟肋，牽一發動全身，關係股市、基市、房市。一旦因開放不慎而出問題，有可能會出大問題，而這反過來符合美國部分人借此遲滯中國崛起的戰略需求，因此對中國又形成一種“戰略壓力”。
如何減緩這一壓力？金融專家們自有他們的答案。但從戰略角度看問題，中美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並不構成根本戰略利益的衝撞，而是相對收益的競爭；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方向問題，而是速度問題。具體言之，匯率自由化、金融開放原本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應有之義，沒有美國的壓力我們原本也要往前推。隻是因為準備不足、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等原因目前還不具備全麵開放的條件和時機。而基於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恐慌和對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應對乏力，美國則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國“今天就做”。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因此，應對這類壓力，除了通過戰略經濟對話等渠道繼續增信釋疑外，更重要的是增強信心、加速準備、提升能力。否則，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行事，有可能使得美國借金融手段遲緩中國崛起步伐的戰略得逞。
中國真正的壓力來自我們自身，提高執政能力是關鍵
從經濟發展的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恰如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突然長成十八歲的青年，從一般意義上的發展軌道並入特殊意義的崛起軌道，壓力自然陡增。這其中有自我施加的壓力，更多則是來自周邊和外在的壓力。對壓力渾然不覺說明你還是個懵懂青年，難托重負；對壓力看得過重則會導致心力交瘁，同樣難堪大任。曆史經驗表明，今天中國乃至今後十至二十年中國所處的曆史階段，正是各種壓力紛至遝來的時期。因此尤其必要對不同類型的壓力、不同性質和程度的壓力做些區分，該麵對的麵對，該淡然的淡然。既要嚴肅認真，也要自信從容。
其實，中國真正的壓力來自我們自身。提高執政能力是關鍵，尤其是中央各部門之間的利益協調、中央與地方的政令執行、中國與世界的和諧共處等三大能力建設。而這是牽扯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乃至中國大戰略的問題。一句話，最有效應對壓力的方法，終歸求其在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袁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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