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副篇二：1949 - 1976，新中國的二十七年
©Liu Tao, April 21, 2007 @ 10:08 pm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對於新中國頭二十七年的評價是相當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態度立場的和持有否定態度立場的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認為這是一個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中國在極其落後貧困的條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發展了兩彈一星，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立場讓中國在美蘇對立的兩極世界裏走出了獨立的道路，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三世界領袖。否定者則完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他們認為新中國的這二十七年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都與世界主流發展方向背道而馳，中國不僅沒有取得實質製度上的進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場場慘烈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批判大會帶來的政治迫害讓中國知識分子處在近現代中國曆史上非常苦悶的時期，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禍讓中國知識界和精英界受到極大的摧毀，國家法治建設、民主建設和人權建設遭到嚴重破壞。對新中國頭二十七年的評價是和對毛的評價聯係在一起的，在這裏我們發現了兩種評價的相關性。對毛的評價也出現嚴重兩級分歧的特點，從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國五千年曆史最偉大的英雄”到右派對毛的徹底否定，這兩種評價差距之遠，常常令人感到吃驚，並懷疑大家是否在談論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來，西方國家的媒體利用華人作家張戎關於毛的長篇傳記重新掀起評價毛的熱潮，這樣，一個在中國早就不成為話題的話題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後又被熱炒。隻是這一次西方媒體出奇的一致，對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報道，對於毛的評價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麵的肯定，而隻是負麵的批判。
哪一個新中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哪一個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個局外人不了解中國曆史，突然同時讀到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定會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國人自己也未必能說清楚哪種觀點是合理的。我們謹遵鄧公為我們留下的“三七開”的評價標準，認為新中國成就是主要的，失誤是嚴重的，對毛的評價也緊循這種模式，從而擺脫了可能的政治爭論，但是大家心裏的疑惑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許多重要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實上在國內讀到關於新中國頭二十七年的許多傳記和曆史分析時，我們感到對這段曆史時期的評價恐怕是五五開更恰當，也就是毀譽參半，功過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場完全相異的國人，無論對過去的曆史持有什麽樣的觀點，也無論處於左中右的立場，恐怕大家都不會否認，今天的中國和毛時代的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僅僅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這種巨大的差異，今天的中國老百姓生活在現代市場經濟體製中，無論大家對改革開放的具體國策怎麽評價，大家的生活形態都遠遠不同於1976年之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今天我們不再使用糧票、肉票、布票，我們不再排著長隊去領取單位分發的肉類製品，而是到自由市場或是現代化的超市裏去購物；我們也不再依靠單位的證明才能到另外一個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國任何一個城市去旅遊和工作，隻要有經濟實力，我們還可以去國外旅遊；當然，今天的國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樣旱澇保收，無論幹多少活都掙到相同的、但卻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國人都必須發奮努力、全力打拚才能獲得更高的收入，無論今天身處何種階層，大家對壓力的感覺都是明顯和真實的。考慮到改革開放前後在經濟製度、政治製度、社會組織和人民生活方麵巨大的差距，也讓民眾在模模糊糊中很難說清楚建國頭二十七年和今天的歲月之間究竟有什麽聯結的地方，或者這兩個階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時期，如同水與火一樣，選擇一樣就意味著否定另外一樣？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和評價1949到1976這段曆史時期？
也許，當曆史的車輪前行到那麽一天，過去的曆史已不再被個人的恩怨好惡、不再被個人的經曆所完全影響的時候；當過去的慷慨激昂、壯懷激烈和血雨腥風逐漸沉澱為理性客觀的分析的時候；當中國崛起和民族複興的目標已經完全實現的時候，再回過頭來看新中國的頭二十七年，未來的史學家也許會寫下這樣的評價： 1949年到1976年是中國現代化曆程上重要的階段，中國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完成了民族國家構建的現代化第一階段的任務；通過特殊的政治動員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讓中國第一次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盡管中國的經濟體製和政治製度距離現代化的構建還依然非常遙遠。
也許曆史的最終評價是精煉而又簡潔的，但是這卻最能反映出實質。回到1911年的中國, 皇權帝製下的中國建立了前現代化時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統治方式，中國各個王朝的皇帝在中國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裏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其間中國發展出來的儒家官僚階層體係、實現人才流動的科舉考試體製和一套帝國管理體係下的刑罰製度，讓中國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樣，古代的“帝國”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中國具有一個形式上至高無上的天子，具有龐大有序但卻又是盤根錯節的儒家官僚體係，具有直到縣一級的行政管理體係，但是國家的權力卻主要限製於縣城以上的城市構成的點線聯結上。在帝國廣大的平麵地區，統治著絕大部分居民的並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階層，而是千千萬萬的家族和宗族。這並不是說國家權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國家也會試圖通過鄉約、保長、甲長、裏長的管理體係來試圖控製鄉村地區，而且農民的賦稅也是國家財政製度的重要來源。但是國家隻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權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鄉土社會，而真正在家族內部中家法是大於王法的，家庭族長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違反家族的家規和家法是無比嚴重的。國家這個概念，對於鄉土社會的大多數國民來說，就是家族，家族是許多農民的真正庇護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國家是一個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觀念。我把中國古代這種在大一統皇權統治下的國家描述為整體秩序維護下的原子分化社會，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個皇權帝國，並對帝國境內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進行了有效控製，同時國家在鄉土社會權力極其微弱，或是根本無力介入，或是與家族平分一定的權力。而在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嚴重的大分裂時期則是一種解體性的原子分化社會，家族依然在某種意義上存在，但是整個國家、中央政府則完全解體，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會秩序被徹底打亂，任何一個地方機構（或是藩鎮、或是節度使、或是將軍、或是軍閥、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國固有的統治範圍內統治任何一個區域。在這種解體性的原子分化社會裏，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往往遭到毀滅性打擊，人民會遭受最嚴重的苦難，亂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親貴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盡公卿骨”，講的就是毀滅性的動亂、地區豪強征伐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導致上層人士也一撥撥的慘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局麵就是一個解體性的原子分化局麵。當然，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正麵意義，毫無異議，辛亥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後來也帶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更帶來社會生活的一係列進步變革。但必須指出的是，革命黨人在理念和觀念上作了極大的努力，也試圖在中國進行一場啟蒙運動，但是革命黨人並沒有明確全麵地考慮到在滅亡了一個政權體係（大清皇朝）之後下一步該怎麽辦，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治理，以何種的方式達到革命黨人期待的目標？事實上是：舊的帝製皇朝體係轟然坍塌，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了解體原子化的無政府主義狀態，中國出現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國家的情景，我稱之為中國的“索馬裏化”局麵，也就是整個國家是家族統治加上一個基本坍塌崩潰的中央政府，各個省分被軍頭、軍閥、武裝勢力、割據勢力分割統治。這是各種現代化進程中最糟糕的一種，退一步不能銜接上過去舊有的政治經濟體係，實現漸進式演變；進一步又無力向現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實質意義的發展，相反是整個國家陷入沉淪的局麵。大一統帝製下還至少保持了國家基本行政管理、社會秩序以及國家版圖的統一，在無政府的“索馬裏化”局麵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裝的地方軍隊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權，任意侵犯國民的財產和生命，隨意破壞國家的基本法律法規，每個軍閥都可以自行頒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隨意實施處決，國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徹底崩潰的局麵。更為慘痛的是，在解體原子化的局麵下，分裂勢力必然利用他們看來的“千載難逢”的所謂民族獨立的機會，借機分疆裂土，謀求從中國永久地獨立出去，因為中國的各路軍閥和“中央政府”之間正在發生混戰，根本無力顧及邊疆地區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後，外蒙古利用這樣的機會借機獨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險些獨立成功，中國的現代版圖和五族共和的局麵陷入空前危機之中。
再來看1911到1949年之間的中國，當時的嚴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種政治力量用強有力的動員手段，統一中國，徹底結束中國毀滅性的解體原子分化局麵，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統治，以強烈的意誌和力量扭轉中國文明所呈現的衰勢和頹勢，將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貫徹到全國任何一個角落，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如果不邁出這一步，那麽後麵的市場經濟、界定民權、法治國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談不上。沒有一個有效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國家，以後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今天讀到毛主席的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躍”，真的可以體會到這其間的深意。客觀地分析，當時的中國處在現代化道路上第一個基本階段的入口處，也就是民族國家構建的階段。在軍閥混戰的年代，無論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稱可以叫甲黨，乙黨，丙派，丁團體，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義，C路線，叫什麽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種政治力量，哪個政治團體，利用哪種政治思潮和主義，能夠率先建立強有力的組織，能夠率先以強有力的力量動員中國的基層，能夠利用強大的組織能力統一中國，能夠打破中國千年的鄉土社會和家族分割的局麵，就是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真正明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並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傳口號，而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曆史規律，至少我今天是堅信這一點的。
其實，“一個政黨，一種主義，一個領袖”這樣的觀點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提出來，而恰恰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孫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屢遭挫折之後，受到十月革命後列寧思想的影響，接受了這種我們今天看來近乎集權專製的思想觀點。但是細細想一下，這一點也不難理解，在中國處於“索馬裏”化的存亡絕續的曆史關頭，任何一個想要有所作為的中國政治力量都會先暫時擱下我們最終希圖演進的現代化彼岸目標，因為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實在太遙遠。國民黨提出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三階段目標正是經曆了無數挫折和失敗後更切實際的漸進改革目標，這跟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改革和製度建設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之間的這段時間裏，國民黨和共產黨正是中國兩支最進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不是政黨和主義的爭鬥，而是一個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國家的問題。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的袁世凱政府是一個中央政府權力極度衰弱的政府，其實際控製的範圍就是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袁世凱也許當時有機會建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稱帝的醜劇讓袁政府四麵楚歌、聲名狼藉，使中國滑向了更加混亂的軍閥混戰的解體原子化局麵；1927年的南京國民政府比北洋軍政府邁進了一步，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大陸，蔣介石政權也曾作過努力和嚐試，建立一個更有作為的中央政府，並進一步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實際控製的範圍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強大的時候，也不過是山東、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和江蘇、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實際管製效能局限於五到六個省市，在中國廣袤的國土上，各路軍閥仍然實際控製不同的地區，桂係軍閥、湘係軍閥、山西軍閥、雲南軍閥、新疆軍閥、四川各路軍閥實際控製中國的各個地區，更不要說國民黨還遠遠沒有動員基層的能力，也無意去實行土地改革，把現代民族國家的治理範圍從點線擴展到整個國家的平麵上。盡管對南京政府的現代化努力今天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給予正麵的肯定，但是我們不得不指出，中國“索馬裏化”的危局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中國依然處在割據軍閥加鄉土社會的原子分化局麵，維係“中國”存在的隻是中國人曆史上形成的精神紐帶和文化聯結，如果不是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的話，“中國”極有可能在這種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革命的成功不僅象征著黨派鬥爭的成功，更象征著中華文明在麵臨衰落、崩潰甚至毀滅中迎來的新希望，是中華民族真正意義上的鳳凰涅磐，是中國崛起大戲劇的開端。新中國的頭二十七年，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二十七年，也決不是跟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崛起斷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為有了這二十七年，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才會有今天這樣波瀾壯闊的局麵。過去筆者跟許多同時代的學生一樣，對新中國的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興趣，而且認為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煉鋼鐵”、“自然災害”、“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係列負麵事件的結合體，對今天的中國沒有什麽正麵意義。恰恰是在出國後，接受了社會學的專業訓練、並開始懂得數據分析和實證分析以後，再回頭看新中國的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萬千，既感慨自己過去的淺薄無知，又反思這種不願深入去了解一個時代、但卻輕易下結論的判斷在先的認知模式。年少時候的我很有愛國熱情，但是思維非常簡單，總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尋求，在國外十年後，卻反而變得更加喜歡向內尋求，尋求本國文化、曆史、傳統和製度環境中獨特的現代化遺產和現代化動力源，當然更加結合了當前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感覺到看待問題的角度竟是與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點扯遠了，現在回歸正題，來看一看，新中國的二十七年中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的貢獻。這裏將超越簡單的好與壞的價值判斷，而是著重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新中國二十七年為我們留下的重要的現代化遺產：
—— 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中國領土範圍內的“索馬裏化”和解體原子分化的局麵。諸路軍閥分割國家政權和各自為政的局麵被一個具有強大效能和動員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對於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新中國政府統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國，並建立了遠超過上麵三個政府治理下的稅收汲取能力（中國崛起策二十二將詳細談及）。
——中國基本完成了民族國家的構建，盡管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長的，但是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沒有任何平行國家體如軍閥、軍頭、遊擊隊、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國家的權力。中國完成了歐洲國家持續了近兩百年的民族國家構建過程。
——國家通過土地改革消除了現代化最重要的障礙，並在基層農村通過政治運動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強有力的基層動員能力。中國曆史上的國家政權僅僅通到縣級一層的局麵被徹底改變。大家族的解體雖然從文化角度和人類文化學的觀點來看殊為可惜，但是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卻是必然要走的一條路。隻是新政權的政治動員模式過於激烈，來的速度過快過猛，在人們還沒來得及討論“傳統和現代”的課題的時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了土地分配的問題，瓦解了中國數千年的家族勢力、鄉紳統治和鄉土社會，其副作用當然是很大的，但是卻為中國現代化掃除了無比棘手的障礙。
——盡管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人民公社是生產效率低下的和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但是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它卻發揮了重要的功能，農村地區和鄉土社會第一次被納入了國家的行政規劃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國千年的鄉土社會和原子分化的局麵被徹底改變。國家的治理能力不再僅僅限於幾個核心的點和由這些點聯結而成的線上，而是真正擴展到廣大平麵地區。這樣的曆史性巨變堪稱是劃時代的和具有轉折意義的。從此中國曆史擺脫了各個朝代治亂的平麵循環怪圈和始終沒有實質進步的局麵，而真正把中國曆史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從此，中國農民的認同感不再隻是對家族的認同，而是對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強大的國家和政府的認同。“國家”概念的迅速擴展見證了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而這在新中國政府成立後僅僅10年就基本完成了，這是何等的偉業？
——農村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見證了新政權的基層動員能力和龐大動員規模，為農業的穩定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人民解放軍在建國初期剿滅了湘西、四川和雲南的數百萬土匪，而這些土匪力量從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長期存在，沒有任何一種政權力量和地方軍閥力量試圖或是能夠作到全麵剿滅西南的土匪，因為西南的山區和險峻的地貌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權剿滅西南土匪的重要意義，否則的話，今天的中國將出現“菲律賓化”和“印尼化”的局麵，國家每年會花費無數的財政資源和國防力量跟流匪進行無止境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在東南亞數國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政府軍和匪軍的戰爭在這些國家也不會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國強大的動員力量和組織力量，考慮到中國國土幅員之廣大，地形和地貌之複雜，我們不知道還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這勢必將嚴重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
——盡管西藏問題讓中國在國際上倍受爭議，但基本事實卻是，新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曆史上直接控製了西藏和實現了對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國政府，可以想見的是，中國版圖就不會是今天的形狀。
——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全國的衛生體係和醫療係統，並消滅了麻風、天花、麻疹、乙腦、流腦、血吸蟲等傳染病，而這些傳染病在中國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之久，對人民健康危害性極強。五千年中華文明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屆政府能夠完全消滅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國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並建立全民衛生保健係統，我們還要麵臨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麵臨的許多可怕的高發傳染疾病擴散的局麵。今天的中國民眾去南亞旅遊，在城市街道上就會看到很多患有可怕傳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較而言，中國的醫療衛生條件讓我們避免了上述局麵。新中國在教育、掃盲和公共衛生醫療方麵的成就讓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 35歲提高到1978年的68歲，這都是在中國生產力極低的條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圖召開的世界衛生會議上中國的公共衛生製度被列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成為後進國家的學習目標。中國的衛生製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資源，為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在今天國內為中國是否應該參加抗美援朝這場戰爭激烈爭論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場戰爭是真正確立中國大國地位的一場戰爭。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的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對於一向以歐美中心主義看待世界的歐美民眾來說，他們對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經侵略過中國和中國軍民的抗日戰爭，即使歐美曆史學界對中國的抗日偉業也是輕輕帶過，他們往往認為亞洲戰場的戰爭就是太平洋戰爭，就是美日之間的對決，是美國打敗了日本。這樣的觀點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們認為日本是敗給了美國的原子彈，而不是敗給了中國，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戰後對中國依然非常蔑視，非常猖獗。真正樹立中國民族自信和大國地位、並表現出中國人英雄氣概、卓越的軍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氣質的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當中國人民誌願軍以極大的民族犧牲和偉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級霸主、曾經戰勝過日本人的美國的時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懾住了，他們突然發現，麵對他們的是一群新的中國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著強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國人。新中國成立後，撫順日本戰俘營的管理員見證了這曆史性的一幕。當時，許多頑固不化的日本戰犯拒不承認戰爭罪行，還非常頑固驕傲，而當抗美援朝誌願軍勝利的消息傳來後，這些驕傲的日籍戰俘低下了頭顱，開始認識到即使打敗日本的美國都再也無法保護他們，並開始低頭認罪。日本戰後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後開始同新中國政府外交聯係的。當周恩來總理1955年參加印尼萬隆會議的時候，許多國家對新中國顯示了敬畏和佩服，這樣的心態轉變在抗美援朝之前是無法想見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國際尊嚴，贏得了對手的尊重，保證了中國未來幾十年的領土安寧和現代化建設，真正振奮了中國人近百年來頹廢的民風和士氣，體現出了中國人獨特堅韌的民族精神。 麵對前人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今天中國大國崛起的局麵，我隻能用“無比感恩”一詞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當然，對於新中國頭二十七年偉大業績的肯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忘記過去的許多沉痛教訓，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訓和失誤也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確是中國現代化第一、第二階段之必須，但這並不必然等同於領袖專斷、領袖崇拜和濫用權力，事實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麵意義和非常理性客觀的一次黨代表大會，許多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比如權力監督、權力製衡和基層民主等當時都有討論，但是領袖個人崇拜和獨斷的陰影終究蓋過了集體領導的理性設計，最終把中國引向了一場場階級鬥爭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災難的十年，導致了國家公檢法（司法）係統徹底的崩潰，建國以來培育的精英幾乎被集體清洗，也導致了中國文化的毀滅性破壞，國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蕩然無存，公民基本權力被嚴重侵犯。如果說“大煉鋼鐵”是急於求成和無心之過的話，那麽十年“文革”則是一場地地道道的人禍，這一點上來說，毛應該是負有主要責任的。許多對於新中國完全不同的兩極評價都是從這些爭議中產生的。如果沒有“大煉鋼鐵”和 “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失誤和災難的話，也許我們今天對毛和新中國頭二十七年的評價要容易得多，爭議也會少得多。
新中國開國二十七年既是讓我們感到無比自豪、揚眉吐氣、英雄輩出的時代，另一方麵“文革”十年卻也是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思想壓製和政治迫害的一個時代，我們時常感到無所適從，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難完全說清這二十七年。中國人在近代曆史以來從來沒有像這二十七年一樣振奮過，但是對於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個人和家庭來說，他們卻也經曆了無盡的、也許是我們難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確是一個痛並快樂的年代，我們的父輩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規戒律和嚴格的政治教條中、在極度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發展出了兩彈一星，建立了全麵的重工業體係；用極其簡陋的武器、但卻是高昂的士氣戰勝了不可一世的美國人；我們的父輩為今天中國的發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卻不得不忍受極為清貧的物質生活。他們的生活固然極其簡陋，但是內心卻充滿著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尋和求索，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無法完全理解的。
無論如何，在大家的爭議和討論中，1976年的中國已經不再是1949年那個中國，無論毛的遺產是正麵還是負麵，1976年的中國都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盡管新中國的發展曆經曲折和滄桑，留給了我們太多的教訓和思索，但就是在我們對曆史的沉思和探索、爭議與討論中，中國已經完成了現代化的重要曆史階段 —— 構建現代民族國家。與許多還在現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較，我們是非常幸運的。通過新中國的二十七年，我們已經跨越了民族國家構建這一重要現代化階段。1978年，另外一位偉人將率領中國開啟第二個現代化階段 —— 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主義階段。今天，我們在兩代偉人的政治遺產中，來到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公民社會建設、製度建設、法治建設的功能分化階段。
現在常常流行著一些非常輕率的觀點，比如說有人認為如果是南京國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國就不會經曆“反右”、“大煉鋼鐵”和“文化大革命”，中國今天就是一個超級大國了。這種觀點缺乏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緒化和草率，但是卻極容易混淆視聽。我想，國內也一定有這樣的觀點，有時候閑談中也會聽到這種非主流性的說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細細思考這種觀點的荒謬性然後去反駁這種看似有理的觀點。我們就按照這種思路來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新中國的二十七年，中國將是什麽樣？那麽我們可能今天還要為大西南的幾百萬土匪而疲於奔命，政府每年都要興師動眾去剿匪；我們可能還要麵臨數以千萬計的各種傳染病病人，鼠疫、麻風和血吸蟲病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我們可能還要麵臨六七億的文盲，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國；我們還要麵臨軍閥之間的年年征戰不止，每年的國內戰爭軍費可能會占了政府公共開支的相當份額；如果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那麽中國的戰略地位僅僅是放大一號了的日本罷了。中國會被牢牢地綁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成為美國的一顆大棋子。因為南京國民政府要依靠美國來擺平國內不同的武裝集團，因而必然高度依賴美國。可以設想美國的軍事基地、空軍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個港口城市，美國大兵可以隨意大搖大擺的招搖於中國的街道上，無視中國的法律，中國卻因為其享有治外法權而毫無辦法；我們恐怕依然還要麵臨土地分配這一最棘手的難題，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韋一樣，對農民和地主之間的血腥鬥爭和土地兼並問題束手無策。不要忘記，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過政府強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經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隻是在分配土地上縱容了一些黑人農民去攻擊白人農莊主，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議和製裁，這些國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難題在今天是很難完全妥善解決的，而且越往後拖就越難解決，而我們今天已經不再麵臨這樣的難題了；缺乏了獨立發展道路的中國一定會同菲律賓和阿根廷一樣，成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場，不同的是，我們將是一個大得多的實驗場，其結果恐怕也是更具災難性的，我們會麵臨一個比今天嚴重得多的兩極分化的階級社會，社會的動亂隨時可能被點燃······
的確，曆史是無法重新選擇的。就算是曆史可以選擇，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一個充滿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國，哪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經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們在現代化航行中會經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人民中國。我們經曆了成功和喜悅，也經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隻要我們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不是別國的勢力範圍和附庸，我們有著獨立的國格和人格，具有堅韌頑強的民族精神，那麽我們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錯誤和缺失，在繼承過去豐富政治遺產的基礎上，繼續沿著中國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國崛起，不僅是1978年後的崛起，而是毛時代加上鄧時代的崛起，是幾代人艱苦奮鬥的共同結果，新中國的二十七年給我們留下的正麵遺產，依然是我們今天前行的基礎。新中國的二十七年，我們父輩灑下的汗水和開創的英雄業績，值得我們永遠感恩；新中國的二十七年，風風雨雨中無數感人曆史瞬間，值得我們永恒的銘記；新中國的二十七年，成就與失誤，喜樂與痛苦，我們都無怨無悔，都把其看作是我們曆史的一部分；新中國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國成長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國崛起的二十七年，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 2007年4月21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21篇文章和2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係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