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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柴靜(知名媒體人)
“毀壞或完全癱瘓巴黎所有的工業設施”-8月14日,肖爾鐵茨執掌巴黎指揮權後,最高統帥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對巴黎進行癱瘓性破壞”-8月15日,西線總司令部發給肖爾鐵茨電報。
”巴黎絕不能淪於敵人之手,萬一發生,他在那裏找到的隻能是一片廢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發給肖爾鐵茨的密令
“破壞已始?”8月25日,最高統帥部給肖爾鐵茨的電報。未加密。
“巴黎燒了嗎?就在現在,巴黎燒了嗎?”-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軍進入巴黎的消息,他砸著桌子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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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情看來跟良心沒有什麽關係。
肖爾鐵茨由元首親自指定為巴黎城防司令,對1944年的德國來說,巴黎如果被攻克,下一站就是柏林。守衛已經征服四年的巴黎需要“一個以鐵腕恢複紀律的人,毫不遲疑撲滅暴動的人。”
為第三帝國效忠十三年以來,肖爾鐵茨被認為最適合這個角色,“一個從來不問命令是多麽嚴酷,總是堅決執行的軍官”
他是第一個攻進荷蘭的德國軍官,1940年5月14日,他找到一個牧師和一個雜貨商到荷軍防線去說服指揮員投降,兩小時後,沒找到回來了,他命令攻擊開始。荷蘭人死亡718人,傷七萬八千人,炮轟毀掉了鹿特丹市中心。
有個朋友問他進攻一個沒有宣戰的國家是否良心不安。
他的回答是一個疑問“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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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人懷疑過他怕死。
他的胳膊上是克裏木盾章。這是噬血的獎賞。
他之前三代人都是普魯士軍官人,出身名門貴族。他在薩克森軍官學校受訓,世世代代為德國軍旗效力,妻子的父親是軍人,爺爺是將軍,他肩膀上多兩顆星是她的驕傲。
東線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戰役是他一生最自豪之事,他的團四千八百人,戰到最後剩下374人,他右臂受傷,還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之後,他奉命率一個師掩護德軍撤退,不折不扣地在途中執行了焦土政策,寸草不留,人們用“毀滅城市專家”來稱呼他,他說“我的命運就是掩護我軍撤退,毀滅他們身後的城市。”
在去巴黎的路上,西線總司令對他說“我恐怕這是個不愉快的任務,它有一種葬身之地的氣氛”
他沉默了一會兒,答“至少,這將是一次頭等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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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是一個浪漫的英雄,一個以藝術之名或者以人類情感能夠打動的人。
他到了巴黎後,與維希政權的市長泰丁格交談,用手指隨意在地圖上一點,“如果有人向我的一個士兵開槍,那就把這個街區的人全槍斃,房子全燒光。”
八月早上,泰丁格市長想打動這個憤怒的人,趁著他氣喘咳嗽,建議兩人去陽台,正對花園“一個漂亮姑娘正騎車經過,一手按著被風吹起的裙子。河對岸榮軍院的金頂閃閃,它的背後是埃菲爾鐵塔。右邊是盧浮宮的灰色側樓”。
泰丁格勸說肖爾鐵茨“給一個將軍的任務常是毀滅,不是保存。設想某天你作為遊客回來,看到這些,你能說,我本可以毀滅,但我選擇了保存,作為送給人類的禮物,這不是一個征服者的光榮嗎?”
他還不夠了解肖爾鐵茨,在這個矮胖的德國軍人辦公室裏,沒有十八世紀的藝術複製品和任何多情善感的裝飾,隻有一張諾曼底前線的大地圖,上麵可以看到盟軍對德國的鉗形推進。
肖爾鐵茨沉默了一下,說“你是巴黎的傑出辯護士,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務,而我,作為德國將軍,也同樣要完成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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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隻是需要下一個毀掉巴黎的決心,8月19日的巴黎起義已經給肖爾鐵茨這個機會了。
他在街上看到了被伏擊的6個德國兵燒焦和流血的屍體,決心還擊。要麽大規模報複,要麽粉碎起義中心警察總署。
他要通過一次殘酷的教訓鎮住巴黎。“隻有一種語言,武力的語言。”
瑞典總領事諾德林接到信息,趕來想勸服他停火。肖爾鐵茨最終接納了這個建議,但他壓下怒火隻是基於軍事方麵的務實考慮:1停火後軍隊不會受牽製,2不用額外運用警察力量保持市內交通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旦下令讓空軍的飛機升到巴黎上空,就沒有任何餘地了。他認為毀滅巴黎隻有在準備棄城時才該這麽做,過早啟動會讓全城進行武裝反抗,而且“德國人也要喝水”。
這是他的上級不需要考慮,但他需要麵臨的實際問題。
他小小地違背了命令,與敵人談判。他的下屬抓住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在法國代表戴高樂權威的巴羅迪,按照常規他們會被槍斃。但他希望通過巴羅迪來維持秩序,釋放了他們,還伸出手去試圖相握,“兩個軍官之間,是允許這樣的”,他伸出的手被拒絕了。這讓他二十年後仍然臉紅羞憤,耿耿於懷。
因為釋放巴羅迪沒有緩解緊張的局勢,反而幫助了起義的蔓延,商定停火的周日,損失了七十五人,比起義當天還大。
巴羅迪想要停火,因為盟軍已經明確拒絕解放巴黎-從軍事上這是一個錯誤策略。但抵抗戰線的另一方法國共產黨堅持起義。一旦不停火,報複就一定會開始。
巴羅迪害怕“二十萬條人的性命和一座城市的塗炭”。說與肖爾鐵茨有“君子協定”,但激進派說,“跟殺人凶手什麽君子協定”,如果接受停火,他們就在每個牆頭貼上標語,指責戴高樂派在巴黎人民”背上捅了一刀”
停火協議以一票之差被否決了-巴羅迪自己的一票。投完票他抽噎得幾乎站不住,“我的天,他們如今要毀滅巴黎了。”
法共的回答是:“被毀又怎麽樣,巴黎寧可象華沙一樣被毀掉,也比象在1940年一樣偷生好,巴黎值得二十萬條性命。”
現在,肖爾鐵茨的上司和敵人都在催逼他走同一條路了-轟炸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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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藥已經備好了。
這些量足夠“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橋梁”和“再打兩場戰爭”。黨衛軍831工兵連在外交部,盧浮宮,議會廳,電報局,機場,賽納河的50座橋梁底下都堆滿了炸藥,貫穿巴黎城下的隧道裏也被U型潛艇的魚雷填滿了。等待肖爾鐵茨起爆的命令。
但是,命令隻有一句話:“待進一步的命令”。
肖爾鐵茨口袋裏裝著要求他毀掉巴黎的命令,但他還在等,等什麽,他也不知道。
八月十四號這個晚上,跟了他四年的勤務兵,第一次看到他發火“滾出去,別煩我”。他在停火協議上冒險一博,但聽聽窗外槍聲,就知道自己失敗的程度。他後悔過自己放過報複的時機,感到羞辱,跳起來大罵,發誓要轟炸,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的失敗感和已經在最高統帥部留下的陰影。
站在窗前,暴雨已經開始落點了,悶熱的天氣裏,他隻穿一條短褲,對著黑暗裏的樹叢,光著脊梁,汗流浹背,這是軟弱。
成為職業軍人的二十九年裏,他從來沒動搖過,現在事到臨頭他懷疑了。
對一個以服從為天職的行業,懷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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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可怕的懷疑起源於就任前見到希特勒的幾分鍾。
他是以一個朝聖的香客的心情去的,想讓這個統治者在失敗的形勢下“重新給他信心”,第一眼,他的心裏無意識地浮起一個念頭,“這是一個老人了”。精神委頓,要用左手握住右手來掩飾左臂的顫抖,說話時上氣不接下氣。
他曾經見過希特勒兩次,第一次見麵時,這個毫無笑容的人,一幅巴伐利亞農民的吃相,讓他吃驚。那時的粗俗裏有一種無所顧忌的意誌,但隨著失敗,這意誌變成了快要崩潰前的歇斯底裏。
這個聲音對他喊叫:“自從7月20日以來,好幾十個,好幾十個德國將軍上了絞刑架,因為他們阻止了阿道夫希特勒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仔細聽來,這句話裏有讓人毛骨悚然的分裂。
他再三重複要用酷刑把這些人送上西天,以一種恫嚇和誇大的姿態高聲大喊,身子哆嗦,額頭冒汗,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虛弱了。之後是長時間的沉默,當再開始說話,他的聲音幾乎象耳語一樣,就象一切都沒發生。
肖爾鐵茨直覺這人不光是老了,“這是一個病人”。
在去巴黎的火車上,他被告知《連坐法》已經製定,為了全體將士的忠貞,從此德國將領如有瀆職,唯家庭是問。家屬成為國家的人質。這意味著集權者已經無力維係忠誠,必須依靠殘忍和脅迫,對追隨者也是如此。
肖爾鐵茨有妻子,兩個女兒,還有他“等了一輩子”的四個月大兒子鐵莫。他嘟囔著說“如果德國采取這樣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紀去了。”
這個為第三帝國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戰爭結束前唯一一次說出自己的不滿。當天晚上,他脫衣服上床時,做了一件一輩子沒做過的事,連吃了三片粉紅色安眠藥,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這個方式來壓住自己的疑慮和恐懼。
但日後這個念頭常常來到他心頭他覺得“他盲目效忠的人已經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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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後來服刑期間,與獄友談到希特勒的命令時,他反複用“nonsense”“stupid”這樣的詞來表達他的看法。他抵抗命令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愚蠢。
在同僚對肖爾鐵茨的評價中,多用“務實”兩個字務實可以冷血,隻服從利益,但也同時意味著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邏輯,能夠預見後果,計算得失。這一類人信奉權威,往往是因為權威能帶來秩序和目標,隻要強製和專斷能用於一個他認為正確的目的,他就認可和服從它,哪怕是要用熾熱橫暴的手段。
肖爾鐵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毀滅的如果這是抵禦作戰的代價,是在軍事上站得住腳的行為。但炸掉整個巴黎?在那個汗水流過肚子滴在地板上的晚上,他看清了這件事的實質,把這個被稱為“歐洲奇跡”的城市從地圖上抹去,隻是在沒有能力征服和保衛一座城市時,為自己提供毀掉它的樂趣。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訪中,又一次重申他當時的感受“希特勒瘋了”。
他感受不到這種瘋子的快意。尤其這快意要包含他自己死亡的可能。
他可以接受戰死,但他反對不理智的死亡。他強硬地拒絕過對巴黎一次性的全麵恐怖空襲,原因是,“死的德國人比法國人還要多”,他可以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對爆炸後的後果不作預期。當上級要求他必須實施破壞,他說一定會,但能不能保證增援部隊時,對方的答複是“你有多少軍隊,你就湊合著用吧。”這個答複不可能讓一個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惱。
肖爾鐵茨隻知道一點,無論如何他都會死掉-背叛命令的結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為灰燼,他也會在灰燼上被絞死。
他決心為自己選擇第三種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後一座橋上,讓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但痛苦的是,不論哪一種死法,他都不能作為一個軍人死去,而隻是作為一個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被雙方強製的絕境,但人還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斷判斷在現有的條件下,哪種選擇給自己帶來最小的不幸。
他能想到的唯一一個辦法是,如果真正的對手來了-他就可以解脫了。
他要召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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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約來了瑞典總領事諾德林,臉上帶一點詭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兩杯酒,一仰頭把自己那杯幹掉了-這是一個絕望的放誕姿態。他語帶諷刺地說你張羅的停火看樣子沒有成效。之後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對方麵前,說這隻是命令之一“停火已經不可能,我現在被迫要執行了”
對方因為恐懼沉默了。
“除非”他說,“盟軍進入巴黎。我把這告訴你,是在叛國”,燥熱的八月,就象空氣都靜止了一樣。他一字一頓地說,“因為我實際上在要求盟軍幫助我。”
他說“幫助”,是因為隻有同樣的職業軍人能把他從力求毀滅的激進派手中解救出來,因為這些人尊重秩序,有信條和規則,不以破壞而是戰勝為目的。這是他在一個已經兩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夠預期的結果。
說出這個話,他覺得放下了心裏的一塊石頭,他已經給了盟軍警告,現在由他們對曆史後果負責,而不是他。
他簽了通行證,幾乎是親密地挽著諾德林胳膊送他到門口,輕輕呼哧著說“您隻有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要不然,一切都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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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和援軍幾乎是同時決定進入巴黎的。
從政治功利主義的角度,這是一個讓艾森豪威爾煩惱的選擇,他的命令寫的是“看來我們要被迫開進巴黎去了”,除了戴高樂給他的壓力,美國人最擔心的是“否則那裏會有一場可怕的屠殺”,盟軍距離巴黎一百二十英裏。希特勒派給肖爾鐵茨的23,26師黨衛軍在半夜幾乎同時出發,距離巴黎一百八十八英裏。
肖爾鐵茨不知道誰會先到,如果援軍先到,出於軍人的信條,他必須隨之拚死一戰,打這個仗隻能把一個必敗的戰局拖四天,但是,巴黎會變成廢墟,沿著塞納河,協和廣場的兩邊,除了對稱的廢墟,什麽都不會存在。包括鋼架建築暴露在外的埃菲爾鐵塔。
他隻需要按下按鈕。
肖爾鐵茨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讓手下的情報人員去向盟軍告知,援軍就要到了,如果他們不能在幾個小時之內開到巴黎,“便會發生一場大災難”。並在地圖上用鉛筆尖標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處德國的設防工事。
對方幾乎目瞪口呆“天哪,這個人在犯叛國罪”?這個頭發花白的情報人員看出了這個表情的含義,“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誠地相信,這符合我的國家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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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4日晚,法國的一支裝甲小分隊未遇任何抵抗到達巴黎市政廳,第二天早晨,美軍第4兵步師和法國第2裝甲師沿著肖爾鐵茨拒絕炸毀的橋梁到達巴黎。肖爾鐵茨還在睡覺。曾有一個電話打來過,說不用叫醒他了,隻需要轉告援軍和大炮“來不了了”。
肖爾鐵茨坐在桌前扶著頭等待。與盟軍的共識是“不要在巴黎市區發生重大戰鬥”,在他認為的“象征性抵抗”以完成軍人的榮譽之後,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們喊他“母狗養的”和“老雜種”,衝他吐口水,一個老婦人啐在他單眼鏡下的顴骨上。背後的勤務兵低聲喊“把手舉高點,再高點,不然他們會殺了你”。
一個穿紅十字製服的女人.用身子攔在他和群眾之間。他低聲道謝。
在他被押上車的時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對巴黎最後的印象,是一個女人,以狂歡的姿態,挑著他褲子上的酒紅色飾條在空中揮舞。
他以判國罪被缺席審判,家人在朋友幫助下逃脫。他服刑,71歲病逝,與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兒子鐵莫長大後,曾經接受過法國電視台的采訪,說“我父親是一個軍人,但他不是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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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模式生發於無意識中,它靠有效來運行,不是靠理性。人們越少思考它,它運行得越好。約翰麥克裏蘭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裏說,“拆除古老的權威結構,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對權威的看法產生一個轉變所致。”
一旦一個人開始運用自己的心智,這個結構賴以存在的基礎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損,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擁護者,象被抽掉底座的龐然大物一樣轟然坍塌。
肖爾鐵茨沒有對記者提及個人曆史,也沒有對自己作出道德評價。
日後,在監獄裏,英國人曾經竊聽他與其他相識的囚犯之間的談話,其中一句,表達了他本不欲公開的懊悔,“我有生來執行過最困難的決定是在華沙屠殺猶太人…”我們沒有說“去你的吧,這愚蠢而無意義的事,我誤導我的士兵去相信這些垃圾。我感到徹頭徹尾的羞恥,也許我們比這些沒有教化的野獸要負擔更深的負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