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蔣氏政權的抗日“戰績”（轉載）

先聲明一點：此文旨在揭露國民黨蔣氏政權的真麵目，並未否定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的抗戰曆史。

現在許多人隻要一聽到諸如“國民黨不抗日”、“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等等說法，很多人要為國民黨蔣氏政權鳴冤叫屈，大呼：中共冤枉蔣總裁！蔣介石是抗戰第一人雲雲。這些人認為這都是中共的欺騙宣傳，中國大陸 “紅旗下長大”長大的幾代人中毒太深。如果有人認為三四十年代G**的輿論也能一手遮天，那就太說不過去了，當年國民黨“不抗日”的帽子是他給自己帶上去的，並沒有人強迫。以至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門一開，大批的青年學生就從全國各地奔向延安，用現代的語言叫“用腳投票”。
下麵細數蔣氏政權的抗戰理論和“戰績”，看看當時國民黨是如何落了個“不抗日”的罵名的。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傷感的歌聲催人淚下。首開記錄，使全國上下痛切體會到南京當局”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誤國的是”九一八”事變。1931年春以來，日本在東北地區相繼製造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並公開在沈陽街頭搞軍事演習，其侵吞東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蔣介石想的卻是：”今日中國唯一之敵人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講話)”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G**利用……故官民須協力抑製排日運動。”(7月蔣給張學良電)因此，7月24日蔣發表《告國民書》稱：”排日運動，荼毒國家，並損壞政府而已。”取締了在南京等地舉行的抗日集會。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並不因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而稍緩。老蔣自己不抵抗，就隻能依賴國聯了。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了銑電，聲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9月12日，事變前夕，蔣介石特地前往石家莊召見張學良，當麵指示：”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
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將東北軍置於束手就戳的地步。9月18日，柳條湖一帶日軍炸毀南滿鐵路的轟響剛過，南京軍委會立即電示東北軍當局，稱：”關東軍在南滿附屬地自動演習，屆時望吾軍固守陣地，切勿妄動，以免誤令。切切此令。”致使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坐以待旦，靜候日軍演習結束。
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僅張學良早就下令收繳軍械入庫，遼寧政府更於淩晨3時打開沈陽城門，以至於日軍於破曉時分從洞開的城門堂而皇之入城。甚至當日軍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榮臻還命令駐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鼓吹“以公理對強權”，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使得日軍在短短的4個多月中，侵占了東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滿洲國粉墨登場。
而蔣介石滿懷期望的“國聯”調停，最後卻弄出一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該報告書縱容侵略，反對恢複九一八前的原狀，主張東北實行自治，由國際共管。名義上雖屬於中國，中國卻不準在東北駐軍。即使這樣的調停最終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而不了了之。

當時，中國軍隊在東北地區占有明顯的優勢，在人數上8倍於日軍。如果國民黨當局全力支持東北軍抗日，區區2萬多日軍是不難對付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方勢力的一場軍事冒險，正是國民黨奉行的不抵抗主義使日本侵略者僥幸獲勝。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寶孝良給關東軍的秘密報告中就透露：“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及曆次對中國軍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利勝利……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偌大地區，偌多人口，能否為帝國所控製，均無確實之把握，同時反滿抗日力量之集結，實行大規模之遊擊擾亂，則皇軍勢必苦於應付矣。”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無比憤慨，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聲名狼藉。張學良首當其衝，得了個“不抵抗將軍”的美稱；蔣介石難辭其咎，被迫於12月15日通電下野。

國民黨再次在全國人民麵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麵目是在次年發生的”一二八”事變。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軍隊和裝備源源不斷運往上海，準備挑起戰端。駐滬的十九路軍積極布防，準備自衛。全國輿論也一致主張抵抗，而國民黨政府卻仍無抵抗決心。此時蔣介石名雖下野，實際上仍然操縱著大計。一二八前夕，何應欽於1月24日趕到上海，要求十九路軍按日方無理要求，後撤三十公裏，且擔心十九路軍“行動越軌”急於下令該軍換防調離。1月28日夜，日軍向閘北駐軍發動突然襲擊，駐滬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經過一晝夜的戰鬥，日軍屢攻屢敗，付出了傷亡800人的代價，被迫縮回租界。

淞滬戰起，上海各界民眾和國內外同胞衝破南京當局的種種限製，熱情支援前線，各種戰地服務隊親臨前線，50多支義勇軍共2萬左右活躍在前線和後方協同作戰。相反的是，十九路軍不僅未得到軍政部一槍一彈的補給，反而欠發十九路軍軍餉600餘萬達8個月之久，甚至要將國內外同胞的捐款抵充軍餉。

十九路軍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增援，駐守京滬、京杭線的國民黨軍官兵也紛紛要求赴滬參戰。何應欽卻說：”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叫他們撤離上海他們不撤，反而同日軍打起來了，破壞中央的整個政策，弄得很難處理，你們還來要求開往上海參戰嗎？這是不行的。”直至最後，僅有張治中獲蔣介石批準於2月16日率領第5軍投入戰鬥。2月21日軍政部更通令各部隊：”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致使京滬、滬杭線上國民黨軍6個師任憑十九路軍苦戰而坐視不救。

淞滬戰爭中，國民黨海軍更置身事外。駐滬海軍居然按蔣介石授意，與日軍達成互不侵犯條約：”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本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豈非咄咄怪事。使得日軍的兵力和物資源源輸滬，暢通無阻。

十九路軍等部以裝備簡陋的7萬之師，抗擊優勢配備的8萬之敵達33天，迫使日軍三易主帥。中國軍人的愛國激情、犧牲精神和英勇戰鬥，在國際上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一位美國軍官觀戰後評論：”果使中國軍隊一心一德，堅持到底，則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
3月初，十九路軍終因後援不繼，退守待援。蔣介石的希望仍然寄托於國聯的調處，極力謀求對日妥協。3月2日，趁兩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國民黨當局趕緊接受了停戰條件，最後以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告終。從此上海成了不駐中國軍隊、不準有抗日組織和抗日活動，由英美法等列強共管的自由市。而違令抗日的十九路軍被強令離開京滬，成為蔣介石整肅的對象，種下了以後福建事變的前因。

《淞滬協定》簽字後，激起全國上下憤慨莫名。當天上海的《時事新報》評道：“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200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蔣介石“不抵抗政策”連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依據遭人唾棄。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王造時撰文指出：“隻有決心抗日，隻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
第三次是國民黨當局自己不願抗日，也不準別人抗日，以重兵壓境破壞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勢直逼華北。熱河之戰，又以國民黨當局妥協，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告終。5月，停戰協定還在談判時，日軍侵占了察東多倫等地，全省危急。以馮玉祥為首一批愛國將領，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毅然與中共合作，在張家口組織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電全國，誓師抗戰。
6月21日方振武、吉鴻昌受命指揮北征軍出發，義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師後10天之內，連克察東3城。尤其是7月7日開始的多倫之戰，吉鴻昌親率敢死隊，袒臂衝鋒，血戰5晝夜，傷亡官兵1600餘，終於收複了察東重鎮多倫。
抗日同盟軍以新組的軍隊，殘破的槍械，一舉收複察東4縣。捷報傳來，全國振奮。

正當抗日同盟軍為收複失地而浴血奮戰時，蔣介石、汪精衛卻在加緊策劃扼殺抗日同盟軍。他們一方麵進行造謠中傷，誣蔑馮玉祥聯俄投共，一方麵調兵遣將，用武力脅迫。到7月底，共調集16個整師，與日偽對抗日同盟軍形成夾攻之勢。他們封鎖平綏路，切斷同盟軍與外界的一切聯係，給同盟軍帶來極大的困難。同時，他們還派出大批特務，在同盟軍內部進行分化瓦解和暗殺破壞工作。最終，馮玉祥不忍自相殘殺，忍痛於8月撤銷同盟軍，部隊接受改編。
一度轟轟烈烈的察哈爾抗戰被國民黨當局撲滅了。馮玉祥重回泰山閉門讀書，吉鴻昌、方振武先後被蔣介石殺害。
同時期簽訂的《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從此華北門戶洞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各階層人民，包括國民黨愛國人士群起反對，譴責蔣介石當局賣國行為。天津《益世報》憤怒呼號：如此賣國協定“中國竟肯簽字，竟敢簽字！”
事不過三。到如此地步，國民黨當局還能不落下“不抗日”的罵名，真要成為天下奇跡了。他們殺“人權保障同盟”楊杏佛在先，囚禁“七君子”在後。1935年老同盟會員續範亭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誌，震動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到此就完全破產了。
從1931年到1937年，許多國民黨將士為了抵禦暴日的侵略，浴血奮戰。1932年淞滬抗戰，1933年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1936年綏遠抗戰，以及馬占山、李杜等東北義勇軍，卻終不能洗脫國民黨不抗日的惡名，蓋因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之故也！
蔣介石居然認為：“若與日戰，5日即可亡國。”而滿清遺老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就說得更明白了：“不用說東北軍隊，就是全國軍隊也難以打垮日本。在中國曆史上，凡是來了外患，都是在戰爭中打亡國的，沒有談判亡國的。”

嗚呼，且不論“落後就要挨打”的正確性有多少，到了中國的腐朽分子那裏，更變成為”落後隻能挨打”了。從李鴻章下來，這倒是一脈相承的。想李鴻章以年邁之軀，不辭勞苦，孜孜為國與列強討價還價，終不免以喪權辱國而載史冊。後來的當政者，慎之！慎之！

由此看來，說國民黨在19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並沒有冤枉了它。有人認為”不抵抗”不該是惡名，而應該是美名。惡名也罷，美名也罷，總還是國民黨自己掙來的，怨不得人家說它。
1937年前後，麵對全國各階層人民不斷高漲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國民黨當局被迫改弦更張，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說國民黨奉行的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大體上並沒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變後的一年多一點時間內，國民黨的抗戰還是比較積極的。對此，G**並沒有一筆抹殺。《毛澤東選集》總應該看過吧？其中是這樣寫的：“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論聯合政府》，毛選）”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我們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

因此毛澤東又指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從參戰的成份說來則是片麵的，因為抗戰還隻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是人民的抗戰。幾個月來許多土地的喪失，許多軍隊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此外，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的仗，軍事術語叫做 \'單純防禦 \'。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如果大量軍隊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遊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

在這一階段，國民黨的問題雖然不在於不抗日，而在於片麵抗日，但是國民黨的失策造成的影響是及其惡劣的。

首先，國民黨自己不發動群眾，實行全民抗戰，更害怕GCD發動群眾，因而壓製群眾的抗日。1938年6月，國民黨西安當局逮捕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總隊長。38年8月，國民黨武漢衛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隊”、“青年救國團”等群眾救亡團體，把要求抗日的民眾推向GCD那邊。
其次，“單純防禦”而不是機動作戰使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優勢火力下損失慘重。有時一天之內，竟有10團官兵葬身於日軍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國民黨軍隊中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失敗情緒。而單純的橫向防禦，往往一點遭突破後便引起全線崩潰，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潰千裏。原先預設的二線陣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滬會戰中，張治中率部花費數年功夫興建的吳福線國防工事未經使用便放棄了。1937年11月，抗戰正式爆發後不過幾個月時間，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