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賣洋三千
“賣樣”是以前上海話中常見的口語，現在的使用率已日益下降。其義一般可以理解為炫耀、賣弄。如，某小孩拿出一件東西炫耀，其他孩子十分妒嫉就會講：“賣樣點啥，啥人稀奇儂迭種物事。”（賣弄點啥，誰稀罕你這東西。）
1935年出版的汪仲賢著的《上海俗語圖說》是一本專門介紹上海俗語的著作，該書收“賣羊三千”條目，汪仲賢把俗語寫作“賣羊”，但他心裏則認為應該寫作“賣洋”，所以他就去解釋這個“賣洋”的“洋”：
有一部分上海商店，猜透了上海時髦人的心理，把東洋來路貨改頭換麵，冒充國貨發賣，貨品又好，價錢又便宜。在時髦人心裏呢，正愁不好意思走進東洋店裏去買他們心愛的東西，有人代他們改頭換麵，正是求之不得，嘴裏問著“不要是東洋貨嗎?”心裏卻唯恐這是真正的中國土產，買了回去，即使被人識破是仇貨，好在有商家代他們受過，自己不必負絲毫責任。
這一手把戲，上海人叫作“賣洋”。“賣”通常是指商品交易中賣出，也許是商品出賣時應該或必須把商品做得漂亮點，受人歡喜點，於是“賣”的引申義就有“賣弄”的意義，這類詞匯在滬方言中也是常見的，如上海語中的“賣相”可以指商品的包裝、外觀，同時又可以指外表、相貌，這裏並無買賣之義。我想，“賣洋”還是寫作“賣樣”為妥，就是賣弄形象（滬語形象一般講作“樣子”）。
儂
上海話中第二人稱單數的“你”一般講和寫作“儂”（nong），複數的“你們”講作na,辭書裏找不出這個字，後來人們就造了一個“那”字來用。“那屋裏還有啥人”可以理解為“你們家中還有誰”，但上海人拿腔拿調地講“謝謝那一家門”可絕不是“謝謝你們全家”，而是謝絕，請你們幫個忙，千萬不要再瞎摻和、添亂子的意思。 “吳儂軟語”是至今仍然使用的諺語，不過大多數人不能正確理解這個詞的意義，實際上這裏的“儂”即“人”，所謂“吳儂軟語”就是“吳人軟語”，即吳地人講話語氣文雅，語調柔軟的意思。後來“儂”與“吳”相同，“儂音”就等於“吳音”了。
軋戶口米
“軋”在吳方言中是口語的常用詞，意義頗多，最常見的意義相當於“擠”。早上上班高峰時段，公交車砂鍋內人滿為患，而急於上班的人仍拚命地往車上擠，這就叫做“軋電車”、“軋公交車”等。當然，“三隻手”們也歡喜“軋”公交車，而且越“軋”越好,“軋”便於渾水摸魚，把他人口袋裏的皮夾子“軋”到自己的口袋裏，小偷們的行話講作“軋輪子”，這“輪子”就是車子的意思。記得我們小時候有一種遊戲叫“軋煞老娘有飯吃”的遊戲；一群小孩團團圍起來往中間“軋”而圈中心的小孩則往外“軋”，大家一邊“軋”一邊喊：“軋煞老娘有飯吃”。不過，直到今天，我仍未弄明白“軋煞老娘有飯吃”中的“老娘”是什麽意思。 上海人又把爭先恐後地往人堆裏擠講作“軋戶口米”。1937年淞滬戰爭爆發後很長一段時期，上海的糧食供應處於極度缺乏的困境，政府采取“記口授糧”的方法，讓市民按戶口人數到指定米店購米。但是，大部分市民都無法吃飽。饑餓的市民們為了吃到糧食，隻得起早到米店門口等開門，而米店已開門，人們蜂擁而上，希望獲得一點口糧。當時，上海人把憑戶口分配供應的米叫做“戶口米”，而爭軋“戶口米”則被叫做“軋戶口米”，這個上海俗語一直流傳至今。直到現在，偶爾還會在“軋電車”時聽到有人喊道：“煞得來，阿是‘軋戶口米’。”
“江北人”為“法國人”的來由
上海開埠後，僑民紛紛進入上海。於是，當時在上海的法國人紛紛開設理發店，他們按自己國家的習慣在理發店門口掛起法國三色旗，人們一看到店門口的三色旗就知道這是法國人開的理發店，於是，在舊滬語中，理發師傅就被叫做“法國人”。 清代上海的剃頭師傅大多來自江北揚州。民國初的上海已是擁有200萬人口的大城市，以後又以每年10萬的速度遞增，理發成了一個龐大的行業，上海的理發業也蓬勃發展起來。一些揚州人開的理發店也仿效法國人理發店，在門口置起以法國國旗為圖案的三色棍，這三色棍也成了上海理發店的幌子，理發店內的理發師傅絕大部分是蘇北人，於是，人們戲稱蘇北人為“法國人”。
石庫門何以叫“石庫門”
“石庫門”曾是上海市區最普遍、最典型的住宅形式，遍布上海市區，估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上海人與“石庫門”有不解之緣。可這種房子為何叫做“石庫門”？
上海地處江南平原的東部，東瀕東海，附近沒有大山森林，早期造房子的材料大多是從江西、安徽順長江漂流而下的木材，所以，上海的住宅大多為木結構或以木為主的磚木結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海經濟漸漸繁榮起來，越來越多的人移居上海。人口激增刺激上海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發展起來的上海也成了建築材料的大市場，木結構的建築容易被火燒，同時又不安全，於是，上海出現大量磚木結構的住宅，這種住宅的內部空間是參照江南的“三合院”，有天井、客堂、廂房、灶間，而外立麵采用西洋風格和圖案，是一種“中式為用，西式為體”的中西合璧住宅形式。建築的正大門用條石相圍，使建築的防盜防火性更好。滬語中把用物將其他物緊束講作“箍”如箍桶、馬桶箍等，土音讀gu,平聲念ku，於是這種用條石作箍門的住宅被叫做“石箍門”，後來訛為“石庫門”，以致後人無法理解這“石庫門”到底是什麽意思了。
老娘舅與小爺叔
在上海馬路上經常會出現互不相識的人為一點小事而發生爭執的現象，這時會有不相識的人出來調解、調停，如爭執雙方對調解人不滿，就會以“儂當自家是‘老娘舅’啊！”這裏的老娘舅即調解人的意思。在平時生活中，比如像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的一大職能就是調解交通事故之雙方和鄰裏糾紛，所以，滬語又以“老娘舅”指稱警察。 江南人把父親的兄弟或平輩叫做“爺叔”，其中，年齡小於父親者為“小爺叔”。舊時，中國人的婚齡較早，在一個家庭中，有時會出現“大侄子”的輩分比“小爺叔”小，但“大侄子”的年齡卻比“小爺叔”大的情況。在一個大家庭中，“小爺叔”得輩分高，小輩不能管束他，而“小爺叔”的年齡小，難免調皮搗蛋，仗著自己的輩分胡作非為，於是，在滬語中，“小爺叔”又指難以管束的小青年，如長者看到一幫小搗蛋，會講：“小爺叔，幫幫忙，勿要再鬧下去了。”這裏的“小爺叔”肯定不是年長者真正的“爺叔”。
炒黃豆，炒黃豆炒好黃豆翻跟鬥
過去，上海流行一種叫做“炒黃豆”的兒童遊戲，通常是兩人相向而立，互握對方雙手，兩人同時口中念道：“炒黃豆，炒黃豆，炒好黃豆翻跟鬥”，在念“炒黃豆”時互握的雙手同時向左右晃動，而念到“炒好黃豆翻跟鬥”時，兩人互握的雙手向上，身體作360度轉身。 “炒黃豆”僅僅是一種童戲，但這首短短的童謠裏含有兩個上海俗語詞匯，其一即“炒”。炒通常為烹飪術語，但當“炒”脫離飲食業而成為生活、社會俗語——炒賣後，其詞義即發生了變化，指以人為的方式哄抬物價，或通過製造輿論、傳播消息等方式提高某人或某物、事名聲、地位等。上海是個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可以“炒”的東西太多，“炒地皮”、“炒房產”、“炒股票”、“炒明星”層出不窮。
“翻跟鬥”即“翻筋鬥”。“三年困難”期間，物資供應奇缺，失業率也較大幅度上升，一些“社會青年”（當時無業、失業青年的統稱）在電影院電影開場之前套購電影票，在電影將開映時以高價出售，叫做“翻跟鬥”，如售價是原價的一倍叫“翻一隻跟鬥”，兩倍叫“翻兩隻跟鬥”，以此類推。從事“翻跟鬥”者叫做“翻跟鬥朋友”。分析到此，就容易理解童謠“炒黃豆”的含義，“炒黃豆”是一種手段，而“翻跟鬥”則是目的。
鑿輪胎朋友
“鑿輪胎”是20世紀80年代冒出來的上海俗語。在上海的企事業單位中，中午休息時間同事們聚在一起打撲克牌是常見的現象。而“80分”是一種常見的牌藝，由四人白相，兩人為一方作對廝殺。唯有兩人密切合作，心領神會才是贏的關鍵，如遇到自己的對家（即朋友一方）出了臭牌，不但沒能幫到自家，反而幫了敵方，人們就會調侃道“三打一”，對家也會以“儂‘鑿輪胎’呀！”這“鑿輪胎”即幫倒忙和倒幫忙的意思。經常“鑿輪胎”者被叫做“鑿輪胎朋友”。 上海的“虯江支路”與“寶山路”正巧位於虹口區和閘北區的分界線內，這裏因是兩區的接合部而社會治安混亂，並形成了由嚴重銷贓現象的舊貨市場，這裏的自行車市場曾是上海最大的二手車和贓車銷贓市場，修車店和修車攤也很多。以前上海產的自行車質量相當好，因此，修車的機會也相對較少，為此，一些不法自行草修理攤主夜間潛入弄堂裏，損壞自行車鋼絲和鑿破輪胎，而在上海方言發聲中，“虯江支路寶山路”與“斷鋼絲路爆胎路”的讀音很接近，於是，人們稱虯江支路寶山路為“斷鋼絲路爆胎路”，並被編入滑稽戲中。不過，當時上海並沒有出現“鑿輪胎”這一俗語。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經濟迅速發展，不少各地農民和閑散勞動力湧進上海卻找不到合適的職業。於是，麵對上海街頭每天湧動的數以百萬輛的自行車，不少人擺起了自行車修理鋪。自行車最容易出的問題就是爆胎，於是有些不法攤主故意將碎玻璃、釘子撒在自行車穿梭繁忙的馬路上，騎車人稍有不慎，輪胎即被鑿破，隻得尋攤頭修車，後來人們發現，凡是地上有碎玻璃的地方，不遠處必定有幾家修車鋪，上海人這才醒悟過來，這些碎玻璃都是修車攤主的傑作。這種社會現象被媒體經常以“鑿輪胎”之名曝光，而“鑿輪胎”在上海已成為習以為常的怪現狀，於是，它又從一不法行為的名稱而成了社會流行語，比喻以幫人解決困難為名的暗中牟取利益的行為，後來又喻幫倒忙和倒幫忙。
嗲和作
“嗲”（音近dia）與“作”（滬音近zò）在吳方言中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可以講是一對活寶，既是近義詞，又可以算為反義詞。“嗲”的詞義較廣，小女人的嬌氣、嫵媚可以講作“嗲”。“嗲”又可以當作“好”，如“儂迭件衣裳嗲來，穿了儂身上邪氣大氣”。 我在電視台做《往事》節目時，笑星王汝剛有一天突然發問：“吳方言為什麽把嫵媚女講作‘嗲’?”我是這樣解釋的：“蘇州人稱父親為‘爹爹’，小女孩歡喜對父親撒嬌，不停地叫‘爹爹，爹爹’，實際上父親也喜歡小女孩撒嬌，但是遇上有一天父親很忙或心情不好，小女孩又撒嬌過了頭，不停地叫‘爹爹’，父親就會發怒：‘爹爹，爹爹，爹什麽爹。’語言中的‘爹爹’是父親，而‘爹’即責怪小孩撒嬌。後來為示區分，又在‘爹’字旁加了一個‘口’而成了‘嗲’”。
物極必反，如果嗲發過了頭，就會令人討厭，變成了“作”。上海人指責女人太“作”，常講：“迭隻女人‘作’來要死，伊拉老公被伊‘作’得來屋裏也勿想蹲。”常用的詞有“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等。
實際上“作”（zò）的正確書寫為“斫”字。“斫”的本義就是石製斧頭，而“斫人”並不是砍人，而是用語言侮辱、煩鬧他人。斫人斫死斫活，與鈍刀子割肉一樣，有苦講勿出。有一次去作家協會，車子剛進門，駕駛員對我講了一句話：“這裏麵全是‘斫家協會會員’，個個‘斫’得很，你可要當心一點。”我愣了好一陣才醒悟，駕駛員有意把“作家”講作“斫家”。後來我又確實在其他場合聽到，上海人真的把“作死作活”、“作天作地”的人講作“作家”的。
“賣樣”是以前上海話中常見的口語，現在的使用率已日益下降。其義一般可以理解為炫耀、賣弄。如，某小孩拿出一件東西炫耀，其他孩子十分妒嫉就會講：“賣樣點啥，啥人稀奇儂迭種物事。”（賣弄點啥，誰稀罕你這東西。）
1935年出版的汪仲賢著的《上海俗語圖說》是一本專門介紹上海俗語的著作，該書收“賣羊三千”條目，汪仲賢把俗語寫作“賣羊”，但他心裏則認為應該寫作“賣洋”，所以他就去解釋這個“賣洋”的“洋”：
有一部分上海商店，猜透了上海時髦人的心理，把東洋來路貨改頭換麵，冒充國貨發賣，貨品又好，價錢又便宜。在時髦人心裏呢，正愁不好意思走進東洋店裏去買他們心愛的東西，有人代他們改頭換麵，正是求之不得，嘴裏問著“不要是東洋貨嗎?”心裏卻唯恐這是真正的中國土產，買了回去，即使被人識破是仇貨，好在有商家代他們受過，自己不必負絲毫責任。
這一手把戲，上海人叫作“賣洋”。“賣”通常是指商品交易中賣出，也許是商品出賣時應該或必須把商品做得漂亮點，受人歡喜點，於是“賣”的引申義就有“賣弄”的意義，這類詞匯在滬方言中也是常見的，如上海語中的“賣相”可以指商品的包裝、外觀，同時又可以指外表、相貌，這裏並無買賣之義。我想，“賣洋”還是寫作“賣樣”為妥，就是賣弄形象（滬語形象一般講作“樣子”）。
儂
上海話中第二人稱單數的“你”一般講和寫作“儂”（nong），複數的“你們”講作na,辭書裏找不出這個字，後來人們就造了一個“那”字來用。“那屋裏還有啥人”可以理解為“你們家中還有誰”，但上海人拿腔拿調地講“謝謝那一家門”可絕不是“謝謝你們全家”，而是謝絕，請你們幫個忙，千萬不要再瞎摻和、添亂子的意思。 “吳儂軟語”是至今仍然使用的諺語，不過大多數人不能正確理解這個詞的意義，實際上這裏的“儂”即“人”，所謂“吳儂軟語”就是“吳人軟語”，即吳地人講話語氣文雅，語調柔軟的意思。後來“儂”與“吳”相同，“儂音”就等於“吳音”了。
軋戶口米
“軋”在吳方言中是口語的常用詞，意義頗多，最常見的意義相當於“擠”。早上上班高峰時段，公交車砂鍋內人滿為患，而急於上班的人仍拚命地往車上擠，這就叫做“軋電車”、“軋公交車”等。當然，“三隻手”們也歡喜“軋”公交車，而且越“軋”越好,“軋”便於渾水摸魚，把他人口袋裏的皮夾子“軋”到自己的口袋裏，小偷們的行話講作“軋輪子”，這“輪子”就是車子的意思。記得我們小時候有一種遊戲叫“軋煞老娘有飯吃”的遊戲；一群小孩團團圍起來往中間“軋”而圈中心的小孩則往外“軋”，大家一邊“軋”一邊喊：“軋煞老娘有飯吃”。不過，直到今天，我仍未弄明白“軋煞老娘有飯吃”中的“老娘”是什麽意思。 上海人又把爭先恐後地往人堆裏擠講作“軋戶口米”。1937年淞滬戰爭爆發後很長一段時期，上海的糧食供應處於極度缺乏的困境，政府采取“記口授糧”的方法，讓市民按戶口人數到指定米店購米。但是，大部分市民都無法吃飽。饑餓的市民們為了吃到糧食，隻得起早到米店門口等開門，而米店已開門，人們蜂擁而上，希望獲得一點口糧。當時，上海人把憑戶口分配供應的米叫做“戶口米”，而爭軋“戶口米”則被叫做“軋戶口米”，這個上海俗語一直流傳至今。直到現在，偶爾還會在“軋電車”時聽到有人喊道：“煞得來，阿是‘軋戶口米’。”
“江北人”為“法國人”的來由
上海開埠後，僑民紛紛進入上海。於是，當時在上海的法國人紛紛開設理發店，他們按自己國家的習慣在理發店門口掛起法國三色旗，人們一看到店門口的三色旗就知道這是法國人開的理發店，於是，在舊滬語中，理發師傅就被叫做“法國人”。 清代上海的剃頭師傅大多來自江北揚州。民國初的上海已是擁有200萬人口的大城市，以後又以每年10萬的速度遞增，理發成了一個龐大的行業，上海的理發業也蓬勃發展起來。一些揚州人開的理發店也仿效法國人理發店，在門口置起以法國國旗為圖案的三色棍，這三色棍也成了上海理發店的幌子，理發店內的理發師傅絕大部分是蘇北人，於是，人們戲稱蘇北人為“法國人”。
石庫門何以叫“石庫門”
“石庫門”曾是上海市區最普遍、最典型的住宅形式，遍布上海市區，估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上海人與“石庫門”有不解之緣。可這種房子為何叫做“石庫門”？
上海地處江南平原的東部，東瀕東海，附近沒有大山森林，早期造房子的材料大多是從江西、安徽順長江漂流而下的木材，所以，上海的住宅大多為木結構或以木為主的磚木結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海經濟漸漸繁榮起來，越來越多的人移居上海。人口激增刺激上海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發展起來的上海也成了建築材料的大市場，木結構的建築容易被火燒，同時又不安全，於是，上海出現大量磚木結構的住宅，這種住宅的內部空間是參照江南的“三合院”，有天井、客堂、廂房、灶間，而外立麵采用西洋風格和圖案，是一種“中式為用，西式為體”的中西合璧住宅形式。建築的正大門用條石相圍，使建築的防盜防火性更好。滬語中把用物將其他物緊束講作“箍”如箍桶、馬桶箍等，土音讀gu,平聲念ku，於是這種用條石作箍門的住宅被叫做“石箍門”，後來訛為“石庫門”，以致後人無法理解這“石庫門”到底是什麽意思了。
老娘舅與小爺叔
在上海馬路上經常會出現互不相識的人為一點小事而發生爭執的現象，這時會有不相識的人出來調解、調停，如爭執雙方對調解人不滿，就會以“儂當自家是‘老娘舅’啊！”這裏的老娘舅即調解人的意思。在平時生活中，比如像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的一大職能就是調解交通事故之雙方和鄰裏糾紛，所以，滬語又以“老娘舅”指稱警察。 江南人把父親的兄弟或平輩叫做“爺叔”，其中，年齡小於父親者為“小爺叔”。舊時，中國人的婚齡較早，在一個家庭中，有時會出現“大侄子”的輩分比“小爺叔”小，但“大侄子”的年齡卻比“小爺叔”大的情況。在一個大家庭中，“小爺叔”得輩分高，小輩不能管束他，而“小爺叔”的年齡小，難免調皮搗蛋，仗著自己的輩分胡作非為，於是，在滬語中，“小爺叔”又指難以管束的小青年，如長者看到一幫小搗蛋，會講：“小爺叔，幫幫忙，勿要再鬧下去了。”這裏的“小爺叔”肯定不是年長者真正的“爺叔”。
炒黃豆，炒黃豆炒好黃豆翻跟鬥
過去，上海流行一種叫做“炒黃豆”的兒童遊戲，通常是兩人相向而立，互握對方雙手，兩人同時口中念道：“炒黃豆，炒黃豆，炒好黃豆翻跟鬥”，在念“炒黃豆”時互握的雙手同時向左右晃動，而念到“炒好黃豆翻跟鬥”時，兩人互握的雙手向上，身體作360度轉身。 “炒黃豆”僅僅是一種童戲，但這首短短的童謠裏含有兩個上海俗語詞匯，其一即“炒”。炒通常為烹飪術語，但當“炒”脫離飲食業而成為生活、社會俗語——炒賣後，其詞義即發生了變化，指以人為的方式哄抬物價，或通過製造輿論、傳播消息等方式提高某人或某物、事名聲、地位等。上海是個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可以“炒”的東西太多，“炒地皮”、“炒房產”、“炒股票”、“炒明星”層出不窮。
“翻跟鬥”即“翻筋鬥”。“三年困難”期間，物資供應奇缺，失業率也較大幅度上升，一些“社會青年”（當時無業、失業青年的統稱）在電影院電影開場之前套購電影票，在電影將開映時以高價出售，叫做“翻跟鬥”，如售價是原價的一倍叫“翻一隻跟鬥”，兩倍叫“翻兩隻跟鬥”，以此類推。從事“翻跟鬥”者叫做“翻跟鬥朋友”。分析到此，就容易理解童謠“炒黃豆”的含義，“炒黃豆”是一種手段，而“翻跟鬥”則是目的。
鑿輪胎朋友
“鑿輪胎”是20世紀80年代冒出來的上海俗語。在上海的企事業單位中，中午休息時間同事們聚在一起打撲克牌是常見的現象。而“80分”是一種常見的牌藝，由四人白相，兩人為一方作對廝殺。唯有兩人密切合作，心領神會才是贏的關鍵，如遇到自己的對家（即朋友一方）出了臭牌，不但沒能幫到自家，反而幫了敵方，人們就會調侃道“三打一”，對家也會以“儂‘鑿輪胎’呀！”這“鑿輪胎”即幫倒忙和倒幫忙的意思。經常“鑿輪胎”者被叫做“鑿輪胎朋友”。 上海的“虯江支路”與“寶山路”正巧位於虹口區和閘北區的分界線內，這裏因是兩區的接合部而社會治安混亂，並形成了由嚴重銷贓現象的舊貨市場，這裏的自行車市場曾是上海最大的二手車和贓車銷贓市場，修車店和修車攤也很多。以前上海產的自行車質量相當好，因此，修車的機會也相對較少，為此，一些不法自行草修理攤主夜間潛入弄堂裏，損壞自行車鋼絲和鑿破輪胎，而在上海方言發聲中，“虯江支路寶山路”與“斷鋼絲路爆胎路”的讀音很接近，於是，人們稱虯江支路寶山路為“斷鋼絲路爆胎路”，並被編入滑稽戲中。不過，當時上海並沒有出現“鑿輪胎”這一俗語。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經濟迅速發展，不少各地農民和閑散勞動力湧進上海卻找不到合適的職業。於是，麵對上海街頭每天湧動的數以百萬輛的自行車，不少人擺起了自行車修理鋪。自行車最容易出的問題就是爆胎，於是有些不法攤主故意將碎玻璃、釘子撒在自行車穿梭繁忙的馬路上，騎車人稍有不慎，輪胎即被鑿破，隻得尋攤頭修車，後來人們發現，凡是地上有碎玻璃的地方，不遠處必定有幾家修車鋪，上海人這才醒悟過來，這些碎玻璃都是修車攤主的傑作。這種社會現象被媒體經常以“鑿輪胎”之名曝光，而“鑿輪胎”在上海已成為習以為常的怪現狀，於是，它又從一不法行為的名稱而成了社會流行語，比喻以幫人解決困難為名的暗中牟取利益的行為，後來又喻幫倒忙和倒幫忙。
嗲和作
“嗲”（音近dia）與“作”（滬音近zò）在吳方言中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可以講是一對活寶，既是近義詞，又可以算為反義詞。“嗲”的詞義較廣，小女人的嬌氣、嫵媚可以講作“嗲”。“嗲”又可以當作“好”，如“儂迭件衣裳嗲來，穿了儂身上邪氣大氣”。 我在電視台做《往事》節目時，笑星王汝剛有一天突然發問：“吳方言為什麽把嫵媚女講作‘嗲’?”我是這樣解釋的：“蘇州人稱父親為‘爹爹’，小女孩歡喜對父親撒嬌，不停地叫‘爹爹，爹爹’，實際上父親也喜歡小女孩撒嬌，但是遇上有一天父親很忙或心情不好，小女孩又撒嬌過了頭，不停地叫‘爹爹’，父親就會發怒：‘爹爹，爹爹，爹什麽爹。’語言中的‘爹爹’是父親，而‘爹’即責怪小孩撒嬌。後來為示區分，又在‘爹’字旁加了一個‘口’而成了‘嗲’”。
物極必反，如果嗲發過了頭，就會令人討厭，變成了“作”。上海人指責女人太“作”，常講：“迭隻女人‘作’來要死，伊拉老公被伊‘作’得來屋裏也勿想蹲。”常用的詞有“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等。
實際上“作”（zò）的正確書寫為“斫”字。“斫”的本義就是石製斧頭，而“斫人”並不是砍人，而是用語言侮辱、煩鬧他人。斫人斫死斫活，與鈍刀子割肉一樣，有苦講勿出。有一次去作家協會，車子剛進門，駕駛員對我講了一句話：“這裏麵全是‘斫家協會會員’，個個‘斫’得很，你可要當心一點。”我愣了好一陣才醒悟，駕駛員有意把“作家”講作“斫家”。後來我又確實在其他場合聽到，上海人真的把“作死作活”、“作天作地”的人講作“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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