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送交者: sword [★軒轅劍★] 於 November 19, 2006 12:17:41
1.國家政權一旦被利益集團“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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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在9.18事變中輕易得手的日本軍閥，為割斷東北抗日武裝與關內的聯係，擴大並鞏固偽滿洲國的疆界，進而蠶食華北，決定攻占熱河、古北口以東的長城一線，伺機進占冀東。駐守在當地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被迫在長城喜峰口、古北口等處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
戰爭爆發後，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的陳公博，奉命北上“勞軍”，順便“真要看看怎樣打法?醞庹秸?投閱謖秸?躚?牟煌?薄Ｋ?攪吮逼街?螅??? 看到了一幕中外罕見的戰爭奇觀。後來他在自己的《苦笑錄》一書中作了詳細記載。
“奇觀”究竟“奇”在什麽地方呢？陳公博寫到：
“其一，北平夜間每夜宣布戒嚴，把人力車、汽車截在街上過夜，而日本的軍官倒坐了電單車，到處橫衝直撞。因為北平戒嚴，照例要對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送通行證的，中日沒有絕交，日本也有公使館，我們還得送通行證，因此日本軍官可以在戒嚴時期，通行無阻。我們想想，我們為什麽戒嚴，當然是對付日軍，今戒嚴戒不到日本軍官，而單戒了本國人民，這次仗從哪裏打起？
其二，我們軍隊源源由北寧路輸送，而北寧路照例要經過塘沽。為著辛醜條約的關係，塘沽就有日軍駐紮，日本的憲兵，每天站在車站，拿著一本日記冊，對於我們的軍隊來往運輸，人數若幹，番號什麽，軍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緊的是使敵人不知自己的虛實，現在軍隊輸送，一一要經過敵人的眼睛，這次仗又從哪裏打起？
其三，最滑稽的，於學忠（當時駐防天津的東北軍將領）恐日軍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禦工事，日本軍官聽見，一定要參觀，屢次要求，拒卻不得，於學忠隻得派了幾個參謀陪他們去看壕溝。唉！這樣滑稽，這次仗又從哪裏打起？①”
陳公博雖然後來追隨汪精衛做了，但他的這本《苦笑錄》卻是在投敵之前的1939年寫成的，被史學界公認為是比較嚴肅的。陳公博的記載也得到了當時隨同何應欽到北平處理長城戰事的內政部長黃紹竑的證實。黃紹竑在回憶中這樣描述：
北平戒嚴後，“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盤問。次日酒井隆就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見何應欽當麵抗議。新華門守門的憲兵要武裝的日兵停在門外，請酒井隆單獨進去。酒井不答應，大鬧起來。憲兵請示，何應欽也隻好讓他帶著武裝士兵到居仁堂。會見的時候，兩個武叭氈頸?駝駒詬?啊：?br>應欽抗議他這種無禮貌的舉動，他的回答是因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裝進行自衛。何應欽問他原故，酒井就說昨天晚上被哨兵盤問，並誑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殺他，因此他要帶武裝保護前來抗議。還說他與何應欽是舊相識、是同學，才來當麵抗議，否則就會自由行動起來了！何應欽除一麵向他解釋道歉之外，還下令駐城部隊以後對外國人要客氣、要禮貌。②”
既然“中央”派駐華北的最高官員都如此窩囊，對正在交戰的敵方軍官如此“客氣和禮貌”，前線將士的士氣和長城抗戰的結果是不難想見的。果然，悲壯的長城抗戰僅堅持了兩個多月就全線放棄了。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這個協定雖然號稱是軍事協定不涉政治，但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相當於默認了以長城為國界。同時長城以南的華北廣大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中國不得駐軍，而日軍卻可以隨意出入，日本因為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而暫時停止了軍事進攻。
為什麽會這樣滑稽，這樣窩囊呢？當時中國雖然還受著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但在日本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可以對日宣戰，並同時廢除和日本有關的一切條約和協定，驅逐日本的使節和駐軍。那樣的話，不就不會出現這樣讓後人讀來仍然感到羞辱和哭笑不得的場麵了嗎？
現在看來，最關鍵的原因還在於，蔣介石雖然號稱是“最高領袖”，南京國民政府雖然被國際承認為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在實際上，他們僅僅是買辦性質的江浙財團的利益代表，並不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利益的代表。南京政府是靠這個利益集團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和鞏固的，“中央軍”的很大一部分軍費，要靠這個集團來替他們籌集，因此其內外政策，也就不得不以這個集團的利益為依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南京國民政府和這個利益集團結成了牢固的利益聯盟，已經被這個利益集團所“綁架”。
蔣介石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這句話在一般中國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相當奇怪：東北三省已經丟了，華北危在旦夕，如果這個時候還不是“最後關頭”，那究竟什麽時候才是“最後關頭”呢？其實如果從江浙財團的角度來看，就比較好理解了：東北也好，華北也好，都在自己的利益範圍之外。日本在那裏的侵略僅僅是“疥癬之疾”，這時當然不能“輕言犧牲”，冒全麵開戰的危險立即宣戰。隻要能夠把持住政權，繼續苟安下去，比《塘沽協定》更難咽的苦藥，也是可以咽得下去的。滑稽和窩
囊一點，又算得了什麽呢？
更微妙的考量還在於，北方越是戰亂不已，遍布租界的上海和江浙一帶就越是顯得很安全，就越是能吸引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流入。所以在上個世紀30年代，雖然北方一天天國土淪喪，但上海竟成了遠東最繁華的大都會，有“東方巴黎”之美譽，至今仍然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陳公博赴北平前，去了一趟上海，就發現雖然“長城各口戰事正緊”，但這裏“人民依然安居樂業，一切戲院、電影院、飯館、跳舞場，還是紙醉金迷，肩摩輻輳③”。
後來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蔣才非常吝嗇地抽調了3個師的“中央軍”北上增援，然而目的不過是“維持政府在國際上的麵子”而已，並不想真打。但在靠近江浙一帶的江西，他卻部署了幾十個師的“中央軍”繼續“剿共”——孰輕孰重，蔣心裏是確實是有一杆秤啊！
國家政權一旦和利益集團結成聯盟或者被其“綁架”，那麽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命運，都可能成為隨時可以放棄的籌碼——這應該是長城抗戰中的滑稽與窩囊以及最終失敗所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教訓！
①見《苦笑錄》（陳公博著，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頁；
②見黃紹竑《長城抗戰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中華書局1981年2月版）；
③同①，第190頁
2、 中國如何才能實現內部整合並對外競爭
中國自從近代以來，我們國家和民族麵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被強迫性地納入了一個國際競爭體係。中國人怎樣整合自己的力量去應對這個國際競爭，怎麽樣在這個國際競爭體係裏麵定位，或者說按照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說法，中國將要怎樣去解決中華民族的“球籍”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天並沒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最開始的時候，慈禧太後下詔書說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接下來的國民黨主流派蔣介石說“日本人來了還有亡國奴我可以當，共產黨來了我亡國奴當不成”，再接下來是汪精衛的曲線救國選擇，還包括共產黨直接動員底層民眾力量，這樣一係列的重大曆史過程中，我們看到是對中國問題與處境非常不同的感受、表述和應對方式。
為把這個過程中涉及到的問題充分地簡化，我們就把這些選擇按照“二分法”來歸類，按中國社會階層對比來分，可以分為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他們開出的不同藥方，就劃分為精英主義道路和平民主義道路。我定位的毛澤東就是在平民主義道路上，他借助的力量就是平民階層的力量。
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平民階層，在中國近代史上麵臨的重大問題是共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工商業如何順利成長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國家的人口急劇增長和農業生產條件不佳帶來的民生問題。在這樣的一個應對過程中，各個方麵都需要回答怎樣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怎樣把中國做成一個合格的國際競爭實體？怎樣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們有什麽可以借助的力量和優勢？說到底，就是一個如何完成內部整合同時贏得對外競爭的問題。
從晚明到清代到近代，中國的民生問題是非常突出的。我們小時候上曆史課，經常有這麽一句話叫“哀鴻遍野”，這種情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經常出現的，特別是災害比較集中的黃淮海平原地區。淮河中遊有一個民諺是這樣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另一個說得更加清楚，說這個地區是“三年水災三年旱，三年蝗蟲鬧災殃”。這些問題在我們幾千年來的曆史上，是沒有那麽嚴重的。曆史上我們國家的中心地區是從中原開始，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加大，人口增長通過農業區域向南擴張來解決，中原的土地利用完了，剛好我們金屬工具也開始使用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砍伐大麵積的森林來向南擴張，到明清兩朝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包括珠江三角洲，都連續開發出來利用了。我們的人地矛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持續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近代我們看到，中華民族這一條出路被封住了，我們也有很多人下南洋，我們知道從西方殖民者過來以後，很多的華僑遭到大規模的屠殺，這種屠殺的背後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這條出路已經無法利用了。南洋有很多地盤可以利用，但是我們已經去不了了。去了以後，情況也是很悲慘的。這樣就提出另外一個重大的課題，我們人口的增長和我們土地利用率提高，我們失去了向外尋找緩和空間的可能，這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實際處境，在這樣老辦法不管用的情況下，民生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人地關係的緊張表現方式之一就是災害連年。
我們在描述中國自己的情況的時候，常常使用一句話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各色人等在開藥方的時候，也往往能夠注意到中國龐大人口所隱藏的力量。在一八九五年興中會成立的時候，孫中山他們就注意到我們國家龐大的人口資源，他當時就想到要想辦法利用這“四百兆蒼生”的民眾力量，把它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力量，來解決我們國家麵臨的種種問題，特別是應對晚清時期中國的邊疆危機。孫中山最後是在抱怨中國民眾不覺悟中失敗的，實際上真正能夠把中國民眾變成一股力量的是毛澤東。
二、 近代曆史上精英階層的努力過程回顧
從時間順序上，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的精英階層是如果麵對這三大問題的。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精英階層就開始了他們的努力過程，最開始他們認識到我們在武器方麵有差距，想要通過這方麵的學習和努力來，來彌補我們的缺陷，洋務運動後來是悲壯的失敗了。洋務運動不行了，中國精英階層就開始搞變法，這一部分知識精英意識到我們整個民族的力量難以凝聚，國家政治經濟製度上與西方有差距，所以我們無法整合自己的民眾，呈現一盤散沙狀態，所以在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學習。再後來就是中國精英階層主持進行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大革命，看來原來的舊官僚精英群體確實不行，通過兩次革命成功，換了兩撥好人和新人上去，總可以了吧，結果仍然不能解決中國所麵臨的三大問題，社會矛盾繼續在向激化方向發展，近代曆史上代表著中國精英階層真誠救國努力的三大步驟，都沒有能夠奏效。作為一個共同的特點，中國精英階層設定的全社會努力方向，都是關涉他們自己的現實社會地位和職業利益所在。
不能說中國的精英階層救國救民的願望不真誠，不想要拯救中國。我們大家可能都有很深刻印象，比方說嚴複在翻譯《天演論》的時候，特意做了很多歪曲，目的是就是為了激發中華民族的競爭意識，他把競爭成敗提高到我們這個民族會不會被淘汰的高度上。到五四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進一步激進化，在政治法律製度上和科學兩個方麵，都提出要向西方學習，算是綜合了洋務運動和變法的經驗。同時激進的知識精英認為：我們以前的東西都是沒用的，最好是割斷曆史，拋棄自己的文化傳承，各個方麵都要向西方學習。這是精英階層開出的藥方，“革命性”不可謂不徹底。在實際過程中，從洋務運動到變法運動到資產階級革命，這一係列是我們國家精英階層為了解決我們近代的曆史性課題，所做出的全部探索和努力過程，從切實解決問題著眼，我們當然要“以成敗論英雄”，那麽我們看到這些努力過程都悲壯性地失敗了。而且正是因為我們整個民族，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都在等待精英階層的認識進步，在等待他們的努力取得效果，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的中華民族在這個黑暗中沉淪了非常長的時間，最後是底層民眾在精英階層的長期失敗的前提下，最後是以自己的浴血奮鬥和平民革命來解決問題的。
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中，由於精英階層無法超越國際競爭失敗的處境，中國有限的內部資源分配中，還要被帝國主義占去一份，結果基於資源分配的階級矛盾更是激化，底層社會逐步喪失基本的生存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抗的成本和風險急劇下降，起義與革命風潮風起雲湧。從太平天國革命到接下來的四九年的平民革命成功，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我們的社會矛盾就一直是處於這樣非常激化的狀態。鴉片的大量輸入導致的白銀外流，使得國內銀價騰貴，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銀價上升一倍以上，而平民之間的結算和收入都是以製錢進行的，而給清政府的稅收卻是要以銀兩結算，結果加深了平民階層的負擔，激發和加強了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這是太平天國得到大量農民擁護的一個重大原因。
在我們這樣一個窮國裏麵，社會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更大份額掌握在精英階層手裏，精英階層具有對平民階層壓倒性的優勢。由於我們這樣的窮國在世界上沒有相應的物質、技術和經濟上的競爭優勢，精英階層手上這些的優勢對外是無效的，而是一種劣勢。換言之，就是窮國或者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對國內平民階層的巨大優勢同時在對外競爭上的劣勢。換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不能夠贏得對外的競爭，但是卻有巨大的優勢壓迫和掠奪國內的平民階層。毛澤東給他們翹得高高的尾巴上貼上三張紙條，上麵寫著：動搖性、依附性和軟弱性，看來依據就是在這裏。
我們以前經常提到一個我現在認為還是成立的說法，就是隻要走精英主義道路，就很難避免我們國內的“階級矛盾”超過了“民族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精英階層的選擇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從慈禧太後到汪精衛到蔣介石，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尋求對外妥協，尋求對內強有力地鎮壓。這種鎮壓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我們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在低程度的開發下，我們可供分配的資源是不足的，壓製多數人的生存權需要，成為維護少數人優勢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矛盾居於生存資源的競爭非常嚴重。精英階層做這樣的選擇，不僅不能整合國內力量應對外侮，而且還往往要招致更多的外患。最後精英階層自己也對自己的階層表現產生了絕望，著名的西化學者胡適最後說“中華不亡，天理難容”，看來不走出精英主義的藩籬，就無法找到中國的自救之路。中國精英階層在救亡道路上的失敗，實際上就是精英主義道路在中國的最後破產，剩下的事情就要看中國的平民階層在曆史舞台上怎麽表現了。當然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對於精英主義在中國的最後破產的曆史過程，不僅是諱莫如深的，而且是抵死不認，至今還在不停地辯解、否認和翻案，有一句民間的歇後語用來形容中國的精英主義者是很貼切的――鴨子死了嘴還硬。
毛澤東生前老是喜歡把“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並列，按照中國近代曆史的經驗，結合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實際，可以合理地重新解讀為“精英階層與精英主義道路、平民階層與平民主義道路”的對比。我們來看一看作為平民主義道路的指路人的毛澤東，是如何在平民主義道路上提交答卷的。
三、 毛澤東的選擇的競爭道路有什麽獨特之處
競爭永遠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優勢，而且要把自己的優勢，充分落實到資源分配中去，爭取占據更大的分配份額，這樣定義競爭的話，競爭永遠是強者勝，強者自己主導競爭規則，實質上是製訂有利於自己的分配規則，競爭永遠是從屬於“少數人利益最大化”這麽一個目的。而競爭這個東西，又不是我能夠選擇而是被別人強加的，這一點毛澤東把握得非常好，針對中國精英階層總是希望向西方學習的方式來擺脫困境的努力過程，毛澤東非常通俗地打了比方，把問題提出來“為什麽先生總是打學生？”今天美國總統小布什還在回答毛澤東的問題，他說中國是頭號競爭對手。從過去到今天，競爭這個東西總是強者強加給弱者的，在國際上是強國強加給弱國的，在國內是精英階層強加給平民階層的。西方規定的競爭方式，簡單化的理解就是：武器先進者勝，經濟技術優越者勝。在這條路上，應該說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包括他們采取的三大步驟，都是簡單地學習西方的現成競爭方式，先是通過洋務運動要縮小與西方的武器差距，然後是要跟隨西方的製度，最後是要把自己的曆史全部割斷，然後再去跟西方競爭。
中國精英階層開出的各種藥方，實際上是要求我們去發展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武器優勢和物質技術優勢，和西方競爭。而完全拒絕在特定而具體的曆史場景中，去思考我們在沒有經濟技術優勢的情況下，要靠什麽來參與競爭的問題。中國近代麵臨的就是在沒有西方那些優勢的情況下，在被動卷入的情況下，如何加強自身的競爭力問題。我們看到，競爭還有另外的方式和道路，毛澤東提出的是另外一條路，這條路我們也很熟悉，叫“上下同欲者勝”，這是先秦時代孫子最先表述的。其實軍事思想是最徹底的競爭意誌和技術表述，毛澤東開出的競爭藥方，是典型地反映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澤東是真正具有競爭頭腦的人，他思考問題的方式，與中國精英階層跟在西方後頭亦步亦趨的思維方式絕然不同；毛澤東把這種跟在西方人屁股後頭隻知道照辦照抄的言說方式，譏笑為“言必稱希臘”，並正式命名為“奴隸思想”（指代右的方麵）和“教條主義”（指代左的方麵）。
毛澤東選擇的這條競爭道路，我認為有這麽幾個方麵的針對性。第一，我們的人均資源是有限的，而且缺乏競爭優勢去汲取外部資源，隻要在中國采用精英主義道路，必然導致國內的矛盾激化，導致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這是中國近代外患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不能完成內部整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第二個層麵上，毛澤東主張一條平民主義道路，就是要把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才能吸引多數人的積極參與，去完成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標；才能把整個中國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整合起來，用於發展自己的工商業，用於實現自己的工業化，用於改善自己的基本民生條件；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彌合整個社會的階層分裂，擰成一股繩，用共同的力量一致對外。
毛澤東選擇的這樣一條道路，經過近代曆史檢驗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四九年的革命成功實現了真正的國家和民族獨立，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的勝利，讓最大的帝國主義看到了中國人民不屈的競爭意誌和力量，認識到與中國為敵是極為不明智的。尼克鬆在1971年說中國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這就意味著他承認如果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了，那麽美國就無法用戰爭或者其它各種手段來加以威脅，借以實現自己的不正當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跟中國為敵的話，成本和風險太高而收益卻一無所有；顯然尼克鬆這種說法，並不意味著肯定中國在經濟和技術進步上有多麽大的成效，已經讓他們感到了威脅，而是意味著他認為無法跟完成整合的中華民族競爭，這個競爭的成本和風險太大，所以他要放棄。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以反帝反殖為主要目標的話，那麽這個革命的邏輯結束點，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到達的。在這一年中國在美日極力阻擾的情況下，成功地恢複了聯合國的席位，這也是中華民族不能主導自身命運、長期受奴役這樣一個階段結束的重要標誌事件。
在一九三零年，毛澤東公開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如果用很通俗的語言來進行表述的話，實際上就是說，蔣介石這幫蠢材，他們要在國際新殖民主義體係裏去就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必然要成為資源流出地區，我們的工商業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壓力下是難以發展的，我們國家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也是不能順利成長起來的，因為他們沒有很好的條件去完成資本積累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家不能長大，資本家的範圍無法擴大，蔣政權的政治基礎和依靠力量就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在國內蔣政權跟富人站在一塊，有限的國內資源分配上，還要在政權的扶持下極力向富人傾斜，窮人就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權。而生存權的失去，是革命的一個臨界點，如果多數人沒有生存權的話，就意味著造反和革命的機會成本為零，這個時候反抗與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會迅速蔓延起來。所以不是工人階級最革命，而是毛澤東斷言的“人愈窮，才愈要革命”。根據毛澤東的分析，在中國是誰最先失去生存權呢？是廣大的農民，如果我們共產黨堅定地和農民站在一起，我們就贏定了。為什麽？因為中國農民人數最多。
我們看到後來的中國革命發展進程，就是不斷地證實毛主席的判斷。作為一個一般的規律，共軍在國民黨“剿匪”的情況下，不是越剿越少，而是越剿越多，這個仗國民黨是無論如何都打不贏的，除非他把中國農民都殺光。這一仗無論共軍狡猾不狡猾都是贏定了，共軍狡猾的話，大概可以縮短戰爭進程，不狡猾的話也必然要勝利，這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毛澤東我們的小米加步槍比蔣政權的飛機加大炮厲害，這是因為武器上的有限差距，最終不能抵消人心向背上的根本差距。毛澤東深切把握到了民眾選擇不選擇誰，才是決定戰爭勝負最關鍵的因素，所以毛澤東軍事思想可以歸結為“人民戰爭思想”。
3.社會主義道路對於中國的曆史意義
實際上，如果我們深入觀察20世紀前半期中國所麵臨的曆史形勢，就會發現社會主義製度，對中國乃是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曆史選擇。這也許根本不是一條天堂之路，但卻確實是一條強國之路。因為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對於俄國、中國等經濟落後國家，當時恰恰是一種可有效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進行工業革命、推動現代化運動的有效指導理論。
第一，當時麵臨瓜分和亡國危機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才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進行了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有效地從1840年後長達百年的社會動亂中，拯救了已瀕於破碎的中國。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形成了20世紀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即現代愛國主義），解決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曆史任務。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對於保護中國民族經濟，維護本國市場，發展中國工業，振興民族精神，顯然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社會資本和資源的國有化（公有製）和計劃化，這一理論有利於在落後國家中快速集結和積累工業化資本。也使得工業落後的國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在國際市場上對抗經濟實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國際壟斷資本。
第三，馬克思主義作為維護工人和貧困農民利益的理論，主張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約束兩極分化，對窮人提供社會保障機製。依靠這一理論指導下的國家政策，使中國在50年代的大規模工業革命時期，能避免發生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曾普遍發生過的那種野蠻剝奪（請回顧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種植園製度、充滿血腥的開發西部運動，以及18～19世紀殘酷的美國勞工製度）。
第四，共產黨的組織、民主集中製的政體形式，重視集體倫理的社會原則，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則極其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於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運動。
甚至被某些人譏笑為"清教徒"式的中國50～70年代那種崇尚儉樸、刻苦、勤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價值觀念，客觀上也有利於壓低社會消費，快速積累社會資金，有利於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從而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英國社會學家韋伯曾指出清教徒倫理也促進了早期英國工業革命）。
無論1949年後的40年來，共產黨犯過什麽樣的錯誤，以上四點，我想是任何持論公正的人，都難以全盤抹殺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救中國，並且的確救了中國，秘密就在於此。
中國由1949年一個經濟已經瀕臨徹底破產的落後農業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初步實現工業化；並取得舉世矚目的大規模經濟成就，證明了這一道路的曆史性成功。
實際上，若就傳統意義的"工業化"標準看，也就是說，以鋼鐵、能源、機械等資本資料產量（即霍夫曼的標準）以及國家總體實力為衡量標尺，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仍可評價為相當成功。
蘇聯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強國行列。中國亦於1949革命後，經三四十年間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大國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蘇聯中國式工業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國家於取得政治獨立後廣泛效仿。
所以，無論從近代世界上後進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看，還是從社會主義製度對於現代中國的實際意義看，中國在1949年選擇的發展道路，都的確沒有錯誤！
4.從幾個方麵談當年的大饑荒是美國的滔天罪行,讓美國的政治製度去麵對中國50年代初時的國情和接下來長達30年的國際封鎖，結果會如何？
一個方麵，任何國家都有經濟失誤的時候，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還是有經濟上犯大錯誤的時候。不光中國如此，國外也如此。象前幾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也受到衝擊，但損失遠沒有其它那些國家那麽慘重。那麽和中國相比，那些損失慘重的國家的領導人就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導致國家都賠光，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討。而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管，不幫忙，如果這些國家被軍隊團團包圍起來受到經濟封鎖，那麽這些國家也一定會餓死人的。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不會不管這些亞洲國家的，尤其不會不幫助南韓和台灣，因為帝國主義要靠它們“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而非洲國家因為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可以不管非洲。所以非洲就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大量地餓死人。
一個國家糧食減產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這個國家是開放的，周圍沒有敵人，沒有軍隊團團地包圍住，糧食不夠可以進口，沒有錢可以貸款，因此是不會餓死人的。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三十年受到了美國等全世界各國的敵視，不承認，軍隊包圍和經濟封鎖。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被看作是“土匪”盤踞的地方，美國人一直把台灣政府看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在想讓蔣介石反攻大陸成功，並派第七艦隊幫助蔣介石，中央情報局也一直在幫助蔣介石訓練特務滲透中國大陸。這就使得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就好比當年的蘇區和邊區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關係。當時蔣介石也一直是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而共產黨為了打破封鎖，一方麵組織大生產運動，一方麵想盡一切辦法從敵占區買回糧食來。
當然，在三年饑荒時期，共產黨也一直在努力地想辦法進口糧食，也成功地進口了幾十萬噸糧食。但是，生意是難做的。因為既然你是土匪，和人家沒有外交關係，就沒有信用，人家商人要賣給你東西，就不能欠帳，就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給人家什麽錢呢？人民幣人家是不要的，是不承認的，那麽就必須有外匯。而外匯怎麽獲得呢？你必須有東西賣出去才有可能弄回外匯，而中國當時有什麽東西可以值得賣出去的呢？當時的工業體係還沒有建立。所有這些都使得交易非常困難。
另一方麵，在不可再生能源石油的利用之前，人類一直受馬爾薩斯周期率的困擾，就是人是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隻按算術級數增加，加上科學不發達，在沒有石油的情況下，是無可能養活六億人口的。清朝末年的四億人口，就已經到了馬爾薩斯周斯的未端，已經開始連年災荒不斷，一有災荒就大量餓死人。
而中國自1949年建國開始，還有蘇聯的援助，蘇聯給一些石油。但自從1959年中蘇交惡，蘇聯大批撤走專家，斷絕石油供應，或者逼中國還債後，才肯給一點點石油。那麽，一些天氣，在有石油的情況下根本就不算災難，比如說用旱災用抽水機抽水，水災則排水，用機械耕地，這才能夠養活六億人口，完全用原始農業的方法根本就不可能養活六億人口，除非年成特別特別地好，該下雨時就下雨。而化肥也是靠石油為原料生產出來的。在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養活六億人口的。
而1962年大慶油田出油，我這裏說的是出成品油，而非剛剛發現石油。因此1962年中國結束饑荒。即使在文革中，處於完全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徹底失控，可以說比大躍進荒唐幾百倍，例如割資本主義尾巴那樣的極左行為，在那樣的情況下文革期間沒有餓死人，就是石油之功。
那麽看看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的目的是什麽？實際上美國慣用經濟手段作為一種軍事上的手段的。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就使用絞殺戰，全力攻擊中共的後勤，試圖使前方軍隊彈盡糧絕，而且我方一開始沒有經驗是有慘重損失的。
美國同其它的敵人不同，它采取的每一項策略，一定是科學家們判定了有可行性才幹的。比如說因為恨中共，於是造一個代表中共的娃娃每天往上紮幾針，這件事情是迷信，是沒有效果的，而美國就不會幹這樣的事情。因此，美國決定對中國大陸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一定是經過可行性分析，認為一定有效果才這麽幹的。比如說美國現在對伊拉克的封鎖，伊拉克因為營養不良問題造成一百二十萬人死亡，肯定是在美國科學家們的預料之中的。
因此美國的科學家們在決定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一定經過計算，一定認為這樣的經濟封鎖中國將撐不住，一定會崩潰，這才實施的。
那麽怎樣衡量一項戰略戰術的是否成功呢？比如說向對方進行炮彈射擊，就希望這炮彈能夠炸死人，如果放了空炮，沒有炸死人，指揮部的情緒一定是沮喪的。而如果經過偵察發現對方被炸死幾十人，說明炮彈的效果好，指揮部裏一定會有喜氣洋洋的氣氛，大家一定高興得舉杯慶賀。那麽美國指揮部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也是希望看到經濟封鎖的效果的，如果封鎖了半天，人家毫毛未損，經濟還發展了，那麽經濟封鎖的效果就是0，就是失敗的，指揮部裏的人一定垂頭喪氣的。而如果收到消息，說是餓死了大批的人，那麽指揮部裏的人一定會歡呼起來，相互擁抱，舉杯慶賀，慶祝經濟封鎖這個策略成功。
我這裏說的意思是，美國方麵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民困死餓死，餓死的越多，他們越高興。也就是說，從犯罪學的角度上說，美國即有犯罪動機，它們實行經濟封鎖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民餓死，又有犯罪手段和能力，實施了經濟封鎖，又達到了效果，確實有很多人為此而喪生。所以說，當年大饑荒是美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說一個問題，美國是在1979年同中國建交的，而在1972年美國的總統尼克鬆訪華，從那時起啟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那麽為什麽美國不在朝鮮戰爭停戰簽字的1953年就同中國建交，或者在1954年，1955年，直到1966年同中國建交呢為什麽從1953年到1972年之間美國不考慮同中國建交，一直認為國民黨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呢？這是因為美國一直還惦著幫助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反攻大陸，一直認為大陸的共產黨政府是土匪政府。可以說美國一直在試圖扼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它扼殺在搖籃裏。
試想象這麽個模擬實驗，將世界上任何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比如說日本，或者澳大利亞，或者加拿大，用現代化的軍隊團團地包圍起來，所有國家都不同那個國家建交，實行嚴厲地經濟封鎖，這麽包圍上三十年，這個國家會出現什麽情況呢？會餓死人嗎？會出現狂熱的宗教情緒嗎？我認為不僅如此，這個國家能否生存下去都成問題！
而就是在這被全世界敵視，被團團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下，中國從一顆螺釘都要進口，到能夠生產出坦克，大炮，導彈，汽車，軍艦，衛星上天，核彈爆炸絕大多數人民從不識字到大多數人都有文化，這難道不是奇跡麽？美國人其實認為這是奇跡的。
但是如果讓美國的政治製度去麵對中國50年代初時的國情和接下來長達30年的國際封鎖，結果會如何？
總有人喜歡說美國的“民主自由”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好的製度，至少是最不壞的製度，這種論點最重要的論據無非是今日美國的富庶。
但是這種富庶背後的貓膩是什麽？
博論曾有右派為資本主義辯護道：
“馬克思萬萬沒有想到的花了自己畢生心血的資本論不但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反而給了資本主義重新認識自身，重新調整在發展的良機，國家資本主義的登場通過福利等國家調控極大的緩和了階級矛盾，致使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法讓老馬的預言成真，相反在欠發達的如俄國和中國等地，共產主義運動卻有所作為，這很大程度在於這些地區缺少強大的資產階級力量所致。。。
這些地區的資產階級處自身還沒法滿足的階段，因此他們也就不會關心與緩和階級矛盾了”
以上言論實際上自打自臉地承認了一點：美國的平民階層之所以有好日子過（曆史上是二戰以後），是因為美國的精英資產階級自身已經滿足了。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的精英資產階級兩百多年來在國內國際上作了多少損人利己，食人而肥的事才達到了這種“滿足”？而即使是滿足後的美國統治階級對內又是怎樣的為人民服務？
新別的不說,美國去年有3500萬人吃不飽，其政府用“缺乏食品安全”取代了以往報告中的“饑餓”字樣
美國總人口為3億，現在竟然有10%的人餓飯，美國政府有著全球最富裕的財政收入、有最強大軍事力量掠奪國際資源、還有最完善的社會保障係統分配所得，卻仍然解決不了自己國內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不了巨大的貧富差距。
而接下來，美國統治階級為了維持這種“滿足”，又要在世界上作出多少喪心病狂的事？？（美國的假民主注定美國平民根本無力阻止統治階級的作為）
一個曾經屠殺了幾千萬原住民奴役了幾百萬自由人把自己的政權建立在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的國家，一個為了鷸蚌相爭自己得利而不去阻止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軍事擴張的國家，一個看到時機成熟需要收網漁利而不惜犧牲珍珠港幾千海軍將士生命的國家，一個為了全麵掌握核武技術了解殺傷性能而用30萬忠心耿耿的同胞兄弟作核武器試驗品的國家，一個為了掩蓋自身虛假民主政權本質公然暗殺發誓公布其真相挑戰其權威的愛國總統卻無法為殉難者聲張正義的國家，一個為了內壓外釋撈取軍工利益四處挑起戰火使自己的人民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一個把撒旦的口頭禪“自由”放在公正平等之上卻用金錢文明獸欲信仰奴役世界的國家。在用一場自編自導的苦肉計殺害自己2000多平民去進一步推進其新尼采主義全球霸業進程的時候，又有什麽是它不會去做呢？！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對於中華民族，乃至是整個人類世界的意義，終會有一天被曆史所驗證。
1.國家政權一旦被利益集團“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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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在9.18事變中輕易得手的日本軍閥，為割斷東北抗日武裝與關內的聯係，擴大並鞏固偽滿洲國的疆界，進而蠶食華北，決定攻占熱河、古北口以東的長城一線，伺機進占冀東。駐守在當地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被迫在長城喜峰口、古北口等處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
戰爭爆發後，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的陳公博，奉命北上“勞軍”，順便“真要看看怎樣打法?醞庹秸?投閱謖秸?躚?牟煌?薄Ｋ?攪吮逼街?螅??? 看到了一幕中外罕見的戰爭奇觀。後來他在自己的《苦笑錄》一書中作了詳細記載。
“奇觀”究竟“奇”在什麽地方呢？陳公博寫到：
“其一，北平夜間每夜宣布戒嚴，把人力車、汽車截在街上過夜，而日本的軍官倒坐了電單車，到處橫衝直撞。因為北平戒嚴，照例要對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送通行證的，中日沒有絕交，日本也有公使館，我們還得送通行證，因此日本軍官可以在戒嚴時期，通行無阻。我們想想，我們為什麽戒嚴，當然是對付日軍，今戒嚴戒不到日本軍官，而單戒了本國人民，這次仗從哪裏打起？
其二，我們軍隊源源由北寧路輸送，而北寧路照例要經過塘沽。為著辛醜條約的關係，塘沽就有日軍駐紮，日本的憲兵，每天站在車站，拿著一本日記冊，對於我們的軍隊來往運輸，人數若幹，番號什麽，軍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緊的是使敵人不知自己的虛實，現在軍隊輸送，一一要經過敵人的眼睛，這次仗又從哪裏打起？
其三，最滑稽的，於學忠（當時駐防天津的東北軍將領）恐日軍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禦工事，日本軍官聽見，一定要參觀，屢次要求，拒卻不得，於學忠隻得派了幾個參謀陪他們去看壕溝。唉！這樣滑稽，這次仗又從哪裏打起？①”
陳公博雖然後來追隨汪精衛做了，但他的這本《苦笑錄》卻是在投敵之前的1939年寫成的，被史學界公認為是比較嚴肅的。陳公博的記載也得到了當時隨同何應欽到北平處理長城戰事的內政部長黃紹竑的證實。黃紹竑在回憶中這樣描述：
北平戒嚴後，“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盤問。次日酒井隆就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見何應欽當麵抗議。新華門守門的憲兵要武裝的日兵停在門外，請酒井隆單獨進去。酒井不答應，大鬧起來。憲兵請示，何應欽也隻好讓他帶著武裝士兵到居仁堂。會見的時候，兩個武叭氈頸?駝駒詬?啊：?br>應欽抗議他這種無禮貌的舉動，他的回答是因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裝進行自衛。何應欽問他原故，酒井就說昨天晚上被哨兵盤問，並誑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殺他，因此他要帶武裝保護前來抗議。還說他與何應欽是舊相識、是同學，才來當麵抗議，否則就會自由行動起來了！何應欽除一麵向他解釋道歉之外，還下令駐城部隊以後對外國人要客氣、要禮貌。②”
既然“中央”派駐華北的最高官員都如此窩囊，對正在交戰的敵方軍官如此“客氣和禮貌”，前線將士的士氣和長城抗戰的結果是不難想見的。果然，悲壯的長城抗戰僅堅持了兩個多月就全線放棄了。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這個協定雖然號稱是軍事協定不涉政治，但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相當於默認了以長城為國界。同時長城以南的華北廣大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中國不得駐軍，而日軍卻可以隨意出入，日本因為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而暫時停止了軍事進攻。
為什麽會這樣滑稽，這樣窩囊呢？當時中國雖然還受著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但在日本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可以對日宣戰，並同時廢除和日本有關的一切條約和協定，驅逐日本的使節和駐軍。那樣的話，不就不會出現這樣讓後人讀來仍然感到羞辱和哭笑不得的場麵了嗎？
現在看來，最關鍵的原因還在於，蔣介石雖然號稱是“最高領袖”，南京國民政府雖然被國際承認為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在實際上，他們僅僅是買辦性質的江浙財團的利益代表，並不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利益的代表。南京政府是靠這個利益集團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和鞏固的，“中央軍”的很大一部分軍費，要靠這個集團來替他們籌集，因此其內外政策，也就不得不以這個集團的利益為依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南京國民政府和這個利益集團結成了牢固的利益聯盟，已經被這個利益集團所“綁架”。
蔣介石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這句話在一般中國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相當奇怪：東北三省已經丟了，華北危在旦夕，如果這個時候還不是“最後關頭”，那究竟什麽時候才是“最後關頭”呢？其實如果從江浙財團的角度來看，就比較好理解了：東北也好，華北也好，都在自己的利益範圍之外。日本在那裏的侵略僅僅是“疥癬之疾”，這時當然不能“輕言犧牲”，冒全麵開戰的危險立即宣戰。隻要能夠把持住政權，繼續苟安下去，比《塘沽協定》更難咽的苦藥，也是可以咽得下去的。滑稽和窩
囊一點，又算得了什麽呢？
更微妙的考量還在於，北方越是戰亂不已，遍布租界的上海和江浙一帶就越是顯得很安全，就越是能吸引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流入。所以在上個世紀30年代，雖然北方一天天國土淪喪，但上海竟成了遠東最繁華的大都會，有“東方巴黎”之美譽，至今仍然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陳公博赴北平前，去了一趟上海，就發現雖然“長城各口戰事正緊”，但這裏“人民依然安居樂業，一切戲院、電影院、飯館、跳舞場，還是紙醉金迷，肩摩輻輳③”。
後來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蔣才非常吝嗇地抽調了3個師的“中央軍”北上增援，然而目的不過是“維持政府在國際上的麵子”而已，並不想真打。但在靠近江浙一帶的江西，他卻部署了幾十個師的“中央軍”繼續“剿共”——孰輕孰重，蔣心裏是確實是有一杆秤啊！
國家政權一旦和利益集團結成聯盟或者被其“綁架”，那麽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命運，都可能成為隨時可以放棄的籌碼——這應該是長城抗戰中的滑稽與窩囊以及最終失敗所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教訓！
①見《苦笑錄》（陳公博著，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頁；
②見黃紹竑《長城抗戰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中華書局1981年2月版）；
③同①，第190頁
2、 中國如何才能實現內部整合並對外競爭
中國自從近代以來，我們國家和民族麵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被強迫性地納入了一個國際競爭體係。中國人怎樣整合自己的力量去應對這個國際競爭，怎麽樣在這個國際競爭體係裏麵定位，或者說按照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說法，中國將要怎樣去解決中華民族的“球籍”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天並沒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最開始的時候，慈禧太後下詔書說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接下來的國民黨主流派蔣介石說“日本人來了還有亡國奴我可以當，共產黨來了我亡國奴當不成”，再接下來是汪精衛的曲線救國選擇，還包括共產黨直接動員底層民眾力量，這樣一係列的重大曆史過程中，我們看到是對中國問題與處境非常不同的感受、表述和應對方式。
為把這個過程中涉及到的問題充分地簡化，我們就把這些選擇按照“二分法”來歸類，按中國社會階層對比來分，可以分為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他們開出的不同藥方，就劃分為精英主義道路和平民主義道路。我定位的毛澤東就是在平民主義道路上，他借助的力量就是平民階層的力量。
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平民階層，在中國近代史上麵臨的重大問題是共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工商業如何順利成長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國家的人口急劇增長和農業生產條件不佳帶來的民生問題。在這樣的一個應對過程中，各個方麵都需要回答怎樣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怎樣把中國做成一個合格的國際競爭實體？怎樣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們有什麽可以借助的力量和優勢？說到底，就是一個如何完成內部整合同時贏得對外競爭的問題。
從晚明到清代到近代，中國的民生問題是非常突出的。我們小時候上曆史課，經常有這麽一句話叫“哀鴻遍野”，這種情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經常出現的，特別是災害比較集中的黃淮海平原地區。淮河中遊有一個民諺是這樣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另一個說得更加清楚，說這個地區是“三年水災三年旱，三年蝗蟲鬧災殃”。這些問題在我們幾千年來的曆史上，是沒有那麽嚴重的。曆史上我們國家的中心地區是從中原開始，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加大，人口增長通過農業區域向南擴張來解決，中原的土地利用完了，剛好我們金屬工具也開始使用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砍伐大麵積的森林來向南擴張，到明清兩朝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包括珠江三角洲，都連續開發出來利用了。我們的人地矛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持續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近代我們看到，中華民族這一條出路被封住了，我們也有很多人下南洋，我們知道從西方殖民者過來以後，很多的華僑遭到大規模的屠殺，這種屠殺的背後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這條出路已經無法利用了。南洋有很多地盤可以利用，但是我們已經去不了了。去了以後，情況也是很悲慘的。這樣就提出另外一個重大的課題，我們人口的增長和我們土地利用率提高，我們失去了向外尋找緩和空間的可能，這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實際處境，在這樣老辦法不管用的情況下，民生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人地關係的緊張表現方式之一就是災害連年。
我們在描述中國自己的情況的時候，常常使用一句話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各色人等在開藥方的時候，也往往能夠注意到中國龐大人口所隱藏的力量。在一八九五年興中會成立的時候，孫中山他們就注意到我們國家龐大的人口資源，他當時就想到要想辦法利用這“四百兆蒼生”的民眾力量，把它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力量，來解決我們國家麵臨的種種問題，特別是應對晚清時期中國的邊疆危機。孫中山最後是在抱怨中國民眾不覺悟中失敗的，實際上真正能夠把中國民眾變成一股力量的是毛澤東。
二、 近代曆史上精英階層的努力過程回顧
從時間順序上，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的精英階層是如果麵對這三大問題的。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精英階層就開始了他們的努力過程，最開始他們認識到我們在武器方麵有差距，想要通過這方麵的學習和努力來，來彌補我們的缺陷，洋務運動後來是悲壯的失敗了。洋務運動不行了，中國精英階層就開始搞變法，這一部分知識精英意識到我們整個民族的力量難以凝聚，國家政治經濟製度上與西方有差距，所以我們無法整合自己的民眾，呈現一盤散沙狀態，所以在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學習。再後來就是中國精英階層主持進行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0年代的大革命，看來原來的舊官僚精英群體確實不行，通過兩次革命成功，換了兩撥好人和新人上去，總可以了吧，結果仍然不能解決中國所麵臨的三大問題，社會矛盾繼續在向激化方向發展，近代曆史上代表著中國精英階層真誠救國努力的三大步驟，都沒有能夠奏效。作為一個共同的特點，中國精英階層設定的全社會努力方向，都是關涉他們自己的現實社會地位和職業利益所在。
不能說中國的精英階層救國救民的願望不真誠，不想要拯救中國。我們大家可能都有很深刻印象，比方說嚴複在翻譯《天演論》的時候，特意做了很多歪曲，目的是就是為了激發中華民族的競爭意識，他把競爭成敗提高到我們這個民族會不會被淘汰的高度上。到五四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進一步激進化，在政治法律製度上和科學兩個方麵，都提出要向西方學習，算是綜合了洋務運動和變法的經驗。同時激進的知識精英認為：我們以前的東西都是沒用的，最好是割斷曆史，拋棄自己的文化傳承，各個方麵都要向西方學習。這是精英階層開出的藥方，“革命性”不可謂不徹底。在實際過程中，從洋務運動到變法運動到資產階級革命，這一係列是我們國家精英階層為了解決我們近代的曆史性課題，所做出的全部探索和努力過程，從切實解決問題著眼，我們當然要“以成敗論英雄”，那麽我們看到這些努力過程都悲壯性地失敗了。而且正是因為我們整個民族，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都在等待精英階層的認識進步，在等待他們的努力取得效果，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的中華民族在這個黑暗中沉淪了非常長的時間，最後是底層民眾在精英階層的長期失敗的前提下，最後是以自己的浴血奮鬥和平民革命來解決問題的。
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中，由於精英階層無法超越國際競爭失敗的處境，中國有限的內部資源分配中，還要被帝國主義占去一份，結果基於資源分配的階級矛盾更是激化，底層社會逐步喪失基本的生存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抗的成本和風險急劇下降，起義與革命風潮風起雲湧。從太平天國革命到接下來的四九年的平民革命成功，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我們的社會矛盾就一直是處於這樣非常激化的狀態。鴉片的大量輸入導致的白銀外流，使得國內銀價騰貴，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銀價上升一倍以上，而平民之間的結算和收入都是以製錢進行的，而給清政府的稅收卻是要以銀兩結算，結果加深了平民階層的負擔，激發和加強了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這是太平天國得到大量農民擁護的一個重大原因。
在我們這樣一個窮國裏麵，社會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更大份額掌握在精英階層手裏，精英階層具有對平民階層壓倒性的優勢。由於我們這樣的窮國在世界上沒有相應的物質、技術和經濟上的競爭優勢，精英階層手上這些的優勢對外是無效的，而是一種劣勢。換言之，就是窮國或者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對國內平民階層的巨大優勢同時在對外競爭上的劣勢。換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不能夠贏得對外的競爭，但是卻有巨大的優勢壓迫和掠奪國內的平民階層。毛澤東給他們翹得高高的尾巴上貼上三張紙條，上麵寫著：動搖性、依附性和軟弱性，看來依據就是在這裏。
我們以前經常提到一個我現在認為還是成立的說法，就是隻要走精英主義道路，就很難避免我們國內的“階級矛盾”超過了“民族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精英階層的選擇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從慈禧太後到汪精衛到蔣介石，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尋求對外妥協，尋求對內強有力地鎮壓。這種鎮壓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我們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在低程度的開發下，我們可供分配的資源是不足的，壓製多數人的生存權需要，成為維護少數人優勢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矛盾居於生存資源的競爭非常嚴重。精英階層做這樣的選擇，不僅不能整合國內力量應對外侮，而且還往往要招致更多的外患。最後精英階層自己也對自己的階層表現產生了絕望，著名的西化學者胡適最後說“中華不亡，天理難容”，看來不走出精英主義的藩籬，就無法找到中國的自救之路。中國精英階層在救亡道路上的失敗，實際上就是精英主義道路在中國的最後破產，剩下的事情就要看中國的平民階層在曆史舞台上怎麽表現了。當然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對於精英主義在中國的最後破產的曆史過程，不僅是諱莫如深的，而且是抵死不認，至今還在不停地辯解、否認和翻案，有一句民間的歇後語用來形容中國的精英主義者是很貼切的――鴨子死了嘴還硬。
毛澤東生前老是喜歡把“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並列，按照中國近代曆史的經驗，結合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實際，可以合理地重新解讀為“精英階層與精英主義道路、平民階層與平民主義道路”的對比。我們來看一看作為平民主義道路的指路人的毛澤東，是如何在平民主義道路上提交答卷的。
三、 毛澤東的選擇的競爭道路有什麽獨特之處
競爭永遠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優勢，而且要把自己的優勢，充分落實到資源分配中去，爭取占據更大的分配份額，這樣定義競爭的話，競爭永遠是強者勝，強者自己主導競爭規則，實質上是製訂有利於自己的分配規則，競爭永遠是從屬於“少數人利益最大化”這麽一個目的。而競爭這個東西，又不是我能夠選擇而是被別人強加的，這一點毛澤東把握得非常好，針對中國精英階層總是希望向西方學習的方式來擺脫困境的努力過程，毛澤東非常通俗地打了比方，把問題提出來“為什麽先生總是打學生？”今天美國總統小布什還在回答毛澤東的問題，他說中國是頭號競爭對手。從過去到今天，競爭這個東西總是強者強加給弱者的，在國際上是強國強加給弱國的，在國內是精英階層強加給平民階層的。西方規定的競爭方式，簡單化的理解就是：武器先進者勝，經濟技術優越者勝。在這條路上，應該說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包括他們采取的三大步驟，都是簡單地學習西方的現成競爭方式，先是通過洋務運動要縮小與西方的武器差距，然後是要跟隨西方的製度，最後是要把自己的曆史全部割斷，然後再去跟西方競爭。
中國精英階層開出的各種藥方，實際上是要求我們去發展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武器優勢和物質技術優勢，和西方競爭。而完全拒絕在特定而具體的曆史場景中，去思考我們在沒有經濟技術優勢的情況下，要靠什麽來參與競爭的問題。中國近代麵臨的就是在沒有西方那些優勢的情況下，在被動卷入的情況下，如何加強自身的競爭力問題。我們看到，競爭還有另外的方式和道路，毛澤東提出的是另外一條路，這條路我們也很熟悉，叫“上下同欲者勝”，這是先秦時代孫子最先表述的。其實軍事思想是最徹底的競爭意誌和技術表述，毛澤東開出的競爭藥方，是典型地反映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澤東是真正具有競爭頭腦的人，他思考問題的方式，與中國精英階層跟在西方後頭亦步亦趨的思維方式絕然不同；毛澤東把這種跟在西方人屁股後頭隻知道照辦照抄的言說方式，譏笑為“言必稱希臘”，並正式命名為“奴隸思想”（指代右的方麵）和“教條主義”（指代左的方麵）。
毛澤東選擇的這條競爭道路，我認為有這麽幾個方麵的針對性。第一，我們的人均資源是有限的，而且缺乏競爭優勢去汲取外部資源，隻要在中國采用精英主義道路，必然導致國內的矛盾激化，導致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這是中國近代外患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不能完成內部整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第二個層麵上，毛澤東主張一條平民主義道路，就是要把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才能吸引多數人的積極參與，去完成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標；才能把整個中國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整合起來，用於發展自己的工商業，用於實現自己的工業化，用於改善自己的基本民生條件；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彌合整個社會的階層分裂，擰成一股繩，用共同的力量一致對外。
毛澤東選擇的這樣一條道路，經過近代曆史檢驗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四九年的革命成功實現了真正的國家和民族獨立，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的勝利，讓最大的帝國主義看到了中國人民不屈的競爭意誌和力量，認識到與中國為敵是極為不明智的。尼克鬆在1971年說中國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這就意味著他承認如果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了，那麽美國就無法用戰爭或者其它各種手段來加以威脅，借以實現自己的不正當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跟中國為敵的話，成本和風險太高而收益卻一無所有；顯然尼克鬆這種說法，並不意味著肯定中國在經濟和技術進步上有多麽大的成效，已經讓他們感到了威脅，而是意味著他認為無法跟完成整合的中華民族競爭，這個競爭的成本和風險太大，所以他要放棄。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以反帝反殖為主要目標的話，那麽這個革命的邏輯結束點，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到達的。在這一年中國在美日極力阻擾的情況下，成功地恢複了聯合國的席位，這也是中華民族不能主導自身命運、長期受奴役這樣一個階段結束的重要標誌事件。
在一九三零年，毛澤東公開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文章如果用很通俗的語言來進行表述的話，實際上就是說，蔣介石這幫蠢材，他們要在國際新殖民主義體係裏去就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必然要成為資源流出地區，我們的工商業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壓力下是難以發展的，我們國家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也是不能順利成長起來的，因為他們沒有很好的條件去完成資本積累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家不能長大，資本家的範圍無法擴大，蔣政權的政治基礎和依靠力量就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在國內蔣政權跟富人站在一塊，有限的國內資源分配上，還要在政權的扶持下極力向富人傾斜，窮人就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權。而生存權的失去，是革命的一個臨界點，如果多數人沒有生存權的話，就意味著造反和革命的機會成本為零，這個時候反抗與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會迅速蔓延起來。所以不是工人階級最革命，而是毛澤東斷言的“人愈窮，才愈要革命”。根據毛澤東的分析，在中國是誰最先失去生存權呢？是廣大的農民，如果我們共產黨堅定地和農民站在一起，我們就贏定了。為什麽？因為中國農民人數最多。
我們看到後來的中國革命發展進程，就是不斷地證實毛主席的判斷。作為一個一般的規律，共軍在國民黨“剿匪”的情況下，不是越剿越少，而是越剿越多，這個仗國民黨是無論如何都打不贏的，除非他把中國農民都殺光。這一仗無論共軍狡猾不狡猾都是贏定了，共軍狡猾的話，大概可以縮短戰爭進程，不狡猾的話也必然要勝利，這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毛澤東我們的小米加步槍比蔣政權的飛機加大炮厲害，這是因為武器上的有限差距，最終不能抵消人心向背上的根本差距。毛澤東深切把握到了民眾選擇不選擇誰，才是決定戰爭勝負最關鍵的因素，所以毛澤東軍事思想可以歸結為“人民戰爭思想”。
3.社會主義道路對於中國的曆史意義
實際上，如果我們深入觀察20世紀前半期中國所麵臨的曆史形勢，就會發現社會主義製度，對中國乃是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曆史選擇。這也許根本不是一條天堂之路，但卻確實是一條強國之路。因為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對於俄國、中國等經濟落後國家，當時恰恰是一種可有效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進行工業革命、推動現代化運動的有效指導理論。
第一，當時麵臨瓜分和亡國危機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才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進行了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有效地從1840年後長達百年的社會動亂中，拯救了已瀕於破碎的中國。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形成了20世紀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即現代愛國主義），解決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曆史任務。作為一種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對於保護中國民族經濟，維護本國市場，發展中國工業，振興民族精神，顯然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社會資本和資源的國有化（公有製）和計劃化，這一理論有利於在落後國家中快速集結和積累工業化資本。也使得工業落後的國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在國際市場上對抗經濟實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國際壟斷資本。
第三，馬克思主義作為維護工人和貧困農民利益的理論，主張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約束兩極分化，對窮人提供社會保障機製。依靠這一理論指導下的國家政策，使中國在50年代的大規模工業革命時期，能避免發生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曾普遍發生過的那種野蠻剝奪（請回顧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種植園製度、充滿血腥的開發西部運動，以及18～19世紀殘酷的美國勞工製度）。
第四，共產黨的組織、民主集中製的政體形式，重視集體倫理的社會原則，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則極其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於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運動。
甚至被某些人譏笑為"清教徒"式的中國50～70年代那種崇尚儉樸、刻苦、勤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價值觀念，客觀上也有利於壓低社會消費，快速積累社會資金，有利於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從而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英國社會學家韋伯曾指出清教徒倫理也促進了早期英國工業革命）。
無論1949年後的40年來，共產黨犯過什麽樣的錯誤，以上四點，我想是任何持論公正的人，都難以全盤抹殺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救中國，並且的確救了中國，秘密就在於此。
中國由1949年一個經濟已經瀕臨徹底破產的落後農業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初步實現工業化；並取得舉世矚目的大規模經濟成就，證明了這一道路的曆史性成功。
實際上，若就傳統意義的"工業化"標準看，也就是說，以鋼鐵、能源、機械等資本資料產量（即霍夫曼的標準）以及國家總體實力為衡量標尺，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仍可評價為相當成功。
蘇聯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強國行列。中國亦於1949革命後，經三四十年間跨入世界工業軍事大國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蘇聯中國式工業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國家於取得政治獨立後廣泛效仿。
所以，無論從近代世界上後進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看，還是從社會主義製度對於現代中國的實際意義看，中國在1949年選擇的發展道路，都的確沒有錯誤！
4.從幾個方麵談當年的大饑荒是美國的滔天罪行,讓美國的政治製度去麵對中國50年代初時的國情和接下來長達30年的國際封鎖，結果會如何？
一個方麵，任何國家都有經濟失誤的時候，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還是有經濟上犯大錯誤的時候。不光中國如此，國外也如此。象前幾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也受到衝擊，但損失遠沒有其它那些國家那麽慘重。那麽和中國相比，那些損失慘重的國家的領導人就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導致國家都賠光，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討。而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管，不幫忙，如果這些國家被軍隊團團包圍起來受到經濟封鎖，那麽這些國家也一定會餓死人的。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不會不管這些亞洲國家的，尤其不會不幫助南韓和台灣，因為帝國主義要靠它們“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而非洲國家因為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可以不管非洲。所以非洲就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大量地餓死人。
一個國家糧食減產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這個國家是開放的，周圍沒有敵人，沒有軍隊團團地包圍住，糧食不夠可以進口，沒有錢可以貸款，因此是不會餓死人的。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三十年受到了美國等全世界各國的敵視，不承認，軍隊包圍和經濟封鎖。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被看作是“土匪”盤踞的地方，美國人一直把台灣政府看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在想讓蔣介石反攻大陸成功，並派第七艦隊幫助蔣介石，中央情報局也一直在幫助蔣介石訓練特務滲透中國大陸。這就使得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就好比當年的蘇區和邊區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關係。當時蔣介石也一直是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而共產黨為了打破封鎖，一方麵組織大生產運動，一方麵想盡一切辦法從敵占區買回糧食來。
當然，在三年饑荒時期，共產黨也一直在努力地想辦法進口糧食，也成功地進口了幾十萬噸糧食。但是，生意是難做的。因為既然你是土匪，和人家沒有外交關係，就沒有信用，人家商人要賣給你東西，就不能欠帳，就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給人家什麽錢呢？人民幣人家是不要的，是不承認的，那麽就必須有外匯。而外匯怎麽獲得呢？你必須有東西賣出去才有可能弄回外匯，而中國當時有什麽東西可以值得賣出去的呢？當時的工業體係還沒有建立。所有這些都使得交易非常困難。
另一方麵，在不可再生能源石油的利用之前，人類一直受馬爾薩斯周期率的困擾，就是人是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隻按算術級數增加，加上科學不發達，在沒有石油的情況下，是無可能養活六億人口的。清朝末年的四億人口，就已經到了馬爾薩斯周斯的未端，已經開始連年災荒不斷，一有災荒就大量餓死人。
而中國自1949年建國開始，還有蘇聯的援助，蘇聯給一些石油。但自從1959年中蘇交惡，蘇聯大批撤走專家，斷絕石油供應，或者逼中國還債後，才肯給一點點石油。那麽，一些天氣，在有石油的情況下根本就不算災難，比如說用旱災用抽水機抽水，水災則排水，用機械耕地，這才能夠養活六億人口，完全用原始農業的方法根本就不可能養活六億人口，除非年成特別特別地好，該下雨時就下雨。而化肥也是靠石油為原料生產出來的。在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養活六億人口的。
而1962年大慶油田出油，我這裏說的是出成品油，而非剛剛發現石油。因此1962年中國結束饑荒。即使在文革中，處於完全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徹底失控，可以說比大躍進荒唐幾百倍，例如割資本主義尾巴那樣的極左行為，在那樣的情況下文革期間沒有餓死人，就是石油之功。
那麽看看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的目的是什麽？實際上美國慣用經濟手段作為一種軍事上的手段的。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就使用絞殺戰，全力攻擊中共的後勤，試圖使前方軍隊彈盡糧絕，而且我方一開始沒有經驗是有慘重損失的。
美國同其它的敵人不同，它采取的每一項策略，一定是科學家們判定了有可行性才幹的。比如說因為恨中共，於是造一個代表中共的娃娃每天往上紮幾針，這件事情是迷信，是沒有效果的，而美國就不會幹這樣的事情。因此，美國決定對中國大陸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一定是經過可行性分析，認為一定有效果才這麽幹的。比如說美國現在對伊拉克的封鎖，伊拉克因為營養不良問題造成一百二十萬人死亡，肯定是在美國科學家們的預料之中的。
因此美國的科學家們在決定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一定經過計算，一定認為這樣的經濟封鎖中國將撐不住，一定會崩潰，這才實施的。
那麽怎樣衡量一項戰略戰術的是否成功呢？比如說向對方進行炮彈射擊，就希望這炮彈能夠炸死人，如果放了空炮，沒有炸死人，指揮部的情緒一定是沮喪的。而如果經過偵察發現對方被炸死幾十人，說明炮彈的效果好，指揮部裏一定會有喜氣洋洋的氣氛，大家一定高興得舉杯慶賀。那麽美國指揮部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也是希望看到經濟封鎖的效果的，如果封鎖了半天，人家毫毛未損，經濟還發展了，那麽經濟封鎖的效果就是0，就是失敗的，指揮部裏的人一定垂頭喪氣的。而如果收到消息，說是餓死了大批的人，那麽指揮部裏的人一定會歡呼起來，相互擁抱，舉杯慶賀，慶祝經濟封鎖這個策略成功。
我這裏說的意思是，美國方麵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民困死餓死，餓死的越多，他們越高興。也就是說，從犯罪學的角度上說，美國即有犯罪動機，它們實行經濟封鎖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民餓死，又有犯罪手段和能力，實施了經濟封鎖，又達到了效果，確實有很多人為此而喪生。所以說，當年大饑荒是美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說一個問題，美國是在1979年同中國建交的，而在1972年美國的總統尼克鬆訪華，從那時起啟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那麽為什麽美國不在朝鮮戰爭停戰簽字的1953年就同中國建交，或者在1954年，1955年，直到1966年同中國建交呢為什麽從1953年到1972年之間美國不考慮同中國建交，一直認為國民黨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呢？這是因為美國一直還惦著幫助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反攻大陸，一直認為大陸的共產黨政府是土匪政府。可以說美國一直在試圖扼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它扼殺在搖籃裏。
試想象這麽個模擬實驗，將世界上任何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比如說日本，或者澳大利亞，或者加拿大，用現代化的軍隊團團地包圍起來，所有國家都不同那個國家建交，實行嚴厲地經濟封鎖，這麽包圍上三十年，這個國家會出現什麽情況呢？會餓死人嗎？會出現狂熱的宗教情緒嗎？我認為不僅如此，這個國家能否生存下去都成問題！
而就是在這被全世界敵視，被團團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下，中國從一顆螺釘都要進口，到能夠生產出坦克，大炮，導彈，汽車，軍艦，衛星上天，核彈爆炸絕大多數人民從不識字到大多數人都有文化，這難道不是奇跡麽？美國人其實認為這是奇跡的。
但是如果讓美國的政治製度去麵對中國50年代初時的國情和接下來長達30年的國際封鎖，結果會如何？
總有人喜歡說美國的“民主自由”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好的製度，至少是最不壞的製度，這種論點最重要的論據無非是今日美國的富庶。
但是這種富庶背後的貓膩是什麽？
博論曾有右派為資本主義辯護道：
“馬克思萬萬沒有想到的花了自己畢生心血的資本論不但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反而給了資本主義重新認識自身，重新調整在發展的良機，國家資本主義的登場通過福利等國家調控極大的緩和了階級矛盾，致使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法讓老馬的預言成真，相反在欠發達的如俄國和中國等地，共產主義運動卻有所作為，這很大程度在於這些地區缺少強大的資產階級力量所致。。。
這些地區的資產階級處自身還沒法滿足的階段，因此他們也就不會關心與緩和階級矛盾了”
以上言論實際上自打自臉地承認了一點：美國的平民階層之所以有好日子過（曆史上是二戰以後），是因為美國的精英資產階級自身已經滿足了。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的精英資產階級兩百多年來在國內國際上作了多少損人利己，食人而肥的事才達到了這種“滿足”？而即使是滿足後的美國統治階級對內又是怎樣的為人民服務？
新別的不說,美國去年有3500萬人吃不飽，其政府用“缺乏食品安全”取代了以往報告中的“饑餓”字樣
美國總人口為3億，現在竟然有10%的人餓飯，美國政府有著全球最富裕的財政收入、有最強大軍事力量掠奪國際資源、還有最完善的社會保障係統分配所得，卻仍然解決不了自己國內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不了巨大的貧富差距。
而接下來，美國統治階級為了維持這種“滿足”，又要在世界上作出多少喪心病狂的事？？（美國的假民主注定美國平民根本無力阻止統治階級的作為）
一個曾經屠殺了幾千萬原住民奴役了幾百萬自由人把自己的政權建立在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的國家，一個為了鷸蚌相爭自己得利而不去阻止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軍事擴張的國家，一個看到時機成熟需要收網漁利而不惜犧牲珍珠港幾千海軍將士生命的國家，一個為了全麵掌握核武技術了解殺傷性能而用30萬忠心耿耿的同胞兄弟作核武器試驗品的國家，一個為了掩蓋自身虛假民主政權本質公然暗殺發誓公布其真相挑戰其權威的愛國總統卻無法為殉難者聲張正義的國家，一個為了內壓外釋撈取軍工利益四處挑起戰火使自己的人民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一個把撒旦的口頭禪“自由”放在公正平等之上卻用金錢文明獸欲信仰奴役世界的國家。在用一場自編自導的苦肉計殺害自己2000多平民去進一步推進其新尼采主義全球霸業進程的時候，又有什麽是它不會去做呢？！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對於中華民族，乃至是整個人類世界的意義，終會有一天被曆史所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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