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聞來源: 環球人物 於September 11, 2006 05:55:17
當新世紀第六個“9·9”—— 2006年9月9日來臨之際，我們再次想起了整整30年前，一顆巨星的隕落——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這位偉人對中國的意義不言而喻，當年也曾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巨大的“毛澤東熱”。30年後，毛澤東的影響力在世界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本刊駐法、德、英等國及國內記者展開了調查，以探其究竟。
毛澤東影響一代法國人
在歐洲，法國人對毛澤東的了解也許是最多的。從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澤東的法國人，就像知道拿破侖的中國人一樣普遍。
記者時常與法國人聊起毛澤東。隨便跟他們提起這位偉人，他們都能聊上兩句，而且通常都很準確。法國電視二台每周都有一個《大家都這麽講》的對話節目。一次，中國變性舞蹈家金鑫應邀來做節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軍服似的套裝。主持人打趣說：“毛澤東的時代都過去那麽久了，您怎麽還穿軍裝？”金鑫聰明地答道：“看好了，這可是香奈爾！”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說：法國人抄襲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時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隨口冒出“毛澤東的時代”，可見法國人對毛澤東了解之深。
一些在法華人調侃說，法國有一群毛澤東的“專業粉絲”。這群人數量很大，且幾乎個個是名人。這些“專業粉絲”是怎樣形成的呢？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風暴”從巴黎大學開始，大批學生集會抗議反越戰學生遭逮捕。抗議活動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不久後，全法學生都加入其中，上千萬工人也行動起來。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就是當年的一名抗議學生。如今，他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他說：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法國青年簡直是種‘誘惑’，它激起了法國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變世界的願望。”與他一樣，“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敢於同強權作鬥爭，不屈服於外部壓力。毛澤東的這種精神，成為當年抗議活動的重要動力之一。
當年的那批青年學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國社會的名流，比如：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貝爾納·德博爾，《解放報》剛剛離任的總編塞爾日·朱利，2007年大選熱門人物之一霍郎德·卡斯托，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左派無產階級組織領袖阿蘭·熱斯馬爾……數不勝數。
法國國際問題專家稱，毛澤東影響了整整一代法國人。也有人說，毛澤東的影響不限於一代法國人，因為當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為人父母，他們會將自己對毛澤東的情結，在言傳身教中傳給子女。
西方藝術界“活著的大師”告訴本刊
我是“毛派藝術家”
約爾格·伊門道夫是德國著名的畫家和雕塑家，被西方藝術界稱為“活著的大師”。而伊門道夫本人則以“毛派藝術家”自居，他始終崇拜中國偉人毛澤東。
為毛澤東逝世而流淚
第一次見到伊門道夫，是5年前在柏林的一次聚會上。他當時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褲，戴著金表、金戒指和金項鏈——這是他的招牌裝束。不過，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他左臂上刺著的“毛”字。
伊門道夫與我的第一次談話自始至終沒離開毛澤東。“矛盾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個個熟悉的名詞從他口中接連“蹦”出。“年輕時，我讀過很多毛澤東的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等。”他說。
交談中，伊門道夫告訴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大批青年學生因對蘇聯印象不佳，轉而關注中國。正在杜塞爾多夫讀書的伊門道夫和許多青年一樣，深受毛澤東的影響。“當時我就覺得，毛澤東思想非常革命。”他參加了一個名叫“團結”的組織，之後開始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
伊門道夫說，他最難忘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的那一天。當他通過各種渠道確認這一噩耗的準確性後，悲痛欲絕地流下了眼淚。第二天，他忍住悲痛，在就讀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組織了一個悼念儀式。
伊門道夫告訴我，他有幾間房子專門存放毛澤東紀念品，足有幾萬件，僅《毛澤東選集》就有20多個版本。
在毛主席遺體前，自己很渺小
在兩年前伊門道夫舉辦的一次畫展上，我再次見到了他。
20世紀60年代，伊門道夫一度打算放棄繪畫，尋找一種能抵製資本主義美學的藝術形式。然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使他重新回到了繪畫道路上。
《咖啡館德國》是伊門道夫在這次畫展中推出的得意之作，畫麵處處透出對國家命運和社會的深層關懷。伊門道夫對我說：“你看看這幅作品，就是這幅，裏麵滿載著我對毛澤東的尊敬。”
伊門道夫坦言，他年輕時就是一個左派甚至是“毛派”，如今他的思想更接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74年，他提出了“藝術屬於人民”的觀點。這個觀點來源於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德國評論家們給他扣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等名號。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界收藏界卻由此掀起了一股“伊門道夫風”。如今，他每幅作品的起價都在50萬歐元以上。
20年前，伊門道夫帶著他的作品，第一次來到了他心目中的“聖土”——中國。一下飛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毛主席紀念堂，虔誠地在毛澤東遺體前停留良久，出門時還買了3冊毛主席紀念堂珍藏書畫冊。他說：“在毛主席遺體前，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有機會參觀毛主席紀念堂是我莫大的榮幸。”
毛澤東思想支撐著他
1個月前的一天，在德國一所藝術學院裏，我第三次見到伊門道夫。據說，前一天，他的家剛被小偷光顧過，損失了百萬資財。不過，他的心情好像沒有受到影響，笑聲依舊爽朗，常常是我問一個問題，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生都“招供”了。他告訴我，毛澤東思想對於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情結，這也是他從1993年開始就持續不斷地到中國辦畫展的原因。難怪有評論家說，像伊門道夫這樣一個世界級的大師，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頻繁辦展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伊門道夫還嚴肅地和我談起了他對毛澤東的總體評價：“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曆史人物之一。”他認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在五大洲都有擁護者，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們對當今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大，自然會去研究毛澤東，因為大家都想知道：毛澤東對20世紀的中國到底有多大影響？
很快到了用餐時間。這時我才發現，伊門道夫的手顫抖得很厲害，連夾菜都要助理幫忙。他的學生告訴我，因為身患重疾，伊門道夫連穿衣、點煙、吃藥都需要人照料，更別說是作畫了。
伊門道夫的身邊，有一位年輕甜美的女士一直寸步不離。那就是他的妻子。她告訴我：“你看到了，他的身體不如以前好，但支撐他身體的力量仍然很強大，那就是他的思想。”相信在他的思想中，毛澤東思想占著很重要的分量。
兩次重走長征路的英國人菲力普·肖特
毛澤東把我帶到中國
低矮的房屋，青石鋪就的樓板，牆壁殘留著的革命年代的口號，還有老年人唱著的紅軍時代的歌謠……這一切都讓一個外國人如癡如醉。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時候，一個英國人卻執著地來到中國西北，追尋一位偉人的足跡。6年中，他兩次重走紅軍長征路，遍訪韶山、吉安、瑞金、遵義、延安等地。這位英國人就是英國廣播公司(BBC)駐中國記者站首任站長菲力普·肖特，而他追尋的那位偉人，就是毛澤東。
娶中國妻，走長征路
肖特的祖父曾在19世紀末的香港當過海關檢查員；20世紀30年代，他的叔叔曾作為船長到過廣東、福建。因此，早在學生時代，中國這個東方的古老國度，便對肖特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1966年夏，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肖特，向中國駐英國代辦處提出了去北京當教師的申請。可惜，那時中國剛剛爆發“文化大革命”，他的申請未能得到批準。然而，毛澤東揮手之間的睿智和光芒卻已經在這個21歲的英國人心中紮下了根。11年後的1977年，肖特被選做BBC駐北京記者站的首任站長派到中國，而且一幹就是4年。他終於可以近距離感受“做夢都會想到”的毛主席了。
因為對毛澤東的著迷，肖特娶了一位中國姑娘為妻，並在他年近50歲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重走長征路。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不少地方仍然貧困。在一個冬天，天空飄著雪花，肖特和妻子住進了西北某地一家很小的旅店。房間外時常有小孩子好奇地探著頭，瞧著這位古怪的外國人。當地的黨委書記告訴肖特，他是自1934年以來，第一個到訪這裏的外國人。肖特回憶那6年間的“追夢之旅”時，感慨地說：“條件很艱苦！可想而知，當年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是如何從這裏走向北京的。”
7年寫就《毛澤東傳》
6年長征路，肖特收獲的是滿滿10大箱文件和資料。他采訪了許多與毛澤東交往過的當事人。盡管不懂中文，但他仍然從毛澤東遒勁的書法中看到了什麽——“毛和他的詩與書法作品一樣，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精神”。肖特想進一步探究這種精神，因此，在1981年離開中國後，他仍然每年都回來，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張巨幅偉人照片。
“我一生都被中國所吸引，而對毛澤東，我一直很崇拜，他是20世紀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之一。”說這話時，虔誠的肖特顯得很開心，除了因為談的是毛澤東，還因為他每次回來都能看到這裏的巨大變化。
終於，肖特在從事記者生涯25年後，曆時7年寫成了《毛澤東傳》這本70萬字的“巨著”。有意思的是，他將這本書設計成“紅寶書”的模樣——紅封麵紅封口，通體通紅。寫完《毛澤東傳》，肖特回到中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天安門城樓下，以一個標準的中式姿勢，將紅彤彤的書抱在胸前，“瘋了似地拍照”。
“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我感到了一種徹底的解脫，但同時也有深深的失落感——我好像是離開了我的母親，變成了一個孤兒。”肖特認為，這不僅意味著實現夢想、登上峰頂的興奮，更意味著他已經從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和人生經曆中分娩出一個新的自我。
數十年的毛澤東情結、6年長征路、10箱有關毛澤東的資料，使肖特決定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中國國籍，以延續他與毛澤東和毛澤東建立的這個國家最直接、最緊密的聯係。
47年前為毛主席戴紅領巾的蔣含宇說:那不隻是一張照片
“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少先隊裏高大的人，笑的風要把人身撼動。”這是著名詩人臧克家為傳世照片《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題的詩。40多年後的今天，照片所散發的幸福熱力，仍足以震動觀者的心靈。
照片上，毛主席身邊依偎著一男一女兩個少先隊員。女孩名叫彭淑清，男孩名叫蔣含宇。這對幸福的金童玉女，後來讓人羨慕地喜結連理。日前，記者輾轉見到了照片中的小男孩——如今已60歲的蔣含宇。在毛主席逝世3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他向記者講述了那次合影對他的人生意義。
幸福的會麵
7年前，蔣含宇和彭淑清都剛滿14歲，同在韶山學校初中二年級讀書。蔣含宇是少先隊大隊長，彭淑清則是大隊委員。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故鄉韶山，重訪故居，暢遊山水……鄉親們奔走相告，韶山成了歡樂的海洋。
6月25日下午5點多鍾，輔導員把蔣含宇和彭淑清叫到大隊部，告訴他們有位重要的首長要來學校視察，學校決定由他們向首長獻花、贈送紅領巾。
26日上午7點多，“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歡呼聲響徹韶山學校。敬禮，獻花，給毛主席戴紅領巾。在激動的淚水中，蔣含宇和彭淑清完成了幸福的任務。
最幸福的任務——給毛主席戴紅領巾，是蔣含宇完成的。主席問：“你真的把紅領巾送給我啦？”含宇答：“送給您老人家了！”毛主席幽默地說：“那我就把紅領巾戴到北京去，我現在又年輕了，變成少先隊員了！”眾人幸福地笑！就在這一瞬間，攝影師按下快門，拍下了著名的《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
終身的鼓舞
蔣含宇和彭淑清不久就拿到了合影。照片下方寫著“幸福的會見，巨大的鼓舞”。40多年來，他們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不斷從中汲取前進的力量和勇氣。1960年，他們同時升入高中，雖然不同班，但始終互相幫助，你追我趕。1963年，兩人雙雙考上大學，蔣含宇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彭淑清則進入北京石油學院深造。由於有著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兩人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確定了戀愛關係。“我們是通過國家考試上的大學！如果說與那張照片有關，應當說是那次會見給了我們信心和力量，激勵我們去學習，去拚搏！” 蔣含宇說。
1968年大學畢業後，兩人響應號召，來到遼寧的農村和企業貢獻青春。1971年，開發江漢油田的大會戰拉開序幕。結婚僅9個月、已懷有身孕的淑清毅然報名參加。工程所在地一片荒蕪，連買米買菜都要翻山越嶺。但“決不給毛主席抹黑”的信念激勵她克服一切困難。由於路上奔波，她的第一個兒子提前3個月早產，出生時隻有4斤重。工地的領導和同事都勸她回湖南休產假，但被彭淑清婉言謝絕。1年後，蔣含宇也調到荊門煉油廠，一家人才得以團聚。兩人依舊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工作上，根本顧不上家庭和孩子。女兒出生後，一次高燒時打了一支鏈黴素，沒想到竟導致耳聾，由於夫妻倆都忙於工作，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女兒因此落下了終生殘疾。
最大的動力
與毛主席的會麵和合影，也為蔣含宇和彭淑清贏得了無數欽羨的目光。照片發表後，兩人陸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封信，所有來信，都在表達對毛主席的無限愛戴。他們結婚後，仍然有不少書畫名家給他們寄作品，祝福這對夫婦。
蔣含宇把這些珍貴的書畫和來信收藏起來，無一遺漏。今年剛剛退休的他，決定整理這些收藏，按係列分為毛主席的字畫、自傳、著作、票據、宣傳畫等。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蔣含宇準備舉辦關於毛主席的展覽，向下一代甚至更年少的孩子們講述過去的故事。談到這些事情，蔣老先生顯得有點激動：“一點不比工作時輕鬆，我現在還是韶山學校少先隊的終身輔導員，馬上還要在福州辦展覽。”
結束采訪時，蔣含宇說，40多年前的幸福時刻，早已成為他們家庭中最美好的回憶。但實際上，那次與毛主席的見麵與合影，對他來說已不僅僅是回憶，更是他的事業和生活中不斷前進的最主要動力。
我為毛主席當貼身翻譯
範承祚(中國原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考學進北京，要見毛主席——這是那個年代，許多青年樸實無華的願望。命運對我太眷顧了，1953年，我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北京大學；更想不到的是，幾年後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而且長達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年5月初，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我從北大轉入地拉那大學人文學院學習近3年，後被提前調出任外事翻譯，並奉命陪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訪華。這是我國在高層外交場合首次將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漢語。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際，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阿議會代表團，你任翻譯。”聽到這一消息，我既歡欣又緊張。
在中南海豐澤園，一身灰色中山裝的毛主席微笑著揮手歡迎客人，並請客人在向陽麵坐下。我作為譯員被安排在緊靠主席右側的座位。賓主開始寒暄。其間，毛主席不時注視著我。他發現，譯員是陌生的，譯員講的外語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轉身問道：“你說的是什麽外國話呀？”顯然，這位常會見外賓，對於俄語、英語乃至法語比較熟悉的開國領袖，對我講的“新鮮語言”發生了興趣。我答道：“主席，我講的是阿爾巴尼亞語。”主席又好奇地問：“你的阿語是在哪裏學的？”我指著位於上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阿議會代表團團長馬爾科，再次報告：“我是在他們國家學的。”毛主席聽後很高興，鄭重地向馬爾科說：“謝謝你們為我們培養了人才。”毛主席這番話，暗含著中國黨和國家主席對一個隻有百餘萬人口的小國的尊重。馬爾科當即激動地說，他們珍視毛主席的這句話，將立即匯報給阿最高領導人。
主席幫我解圍
20世紀60年代，中阿關係不斷升溫，我為毛主席作翻譯的任務隨之增多。在“文革” 高潮年代，我幾乎每月都能見到主席。給毛主席當翻譯，有難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難”是“自找”的——因為在偉人麵前感到緊張，導致“肚裏有，嘴裏倒不出”。另一“難”是，毛主席談話嚴謹，有時會引經據典，譯起來不容易。
毛主席曾兩次幫我解決難題。1957年，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說，殖民地人民要敢於打倒新老殖民主義，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在乎玉皇大帝。聽到這段話，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譯才好。我對主席說，翻譯“孫悟空”，我沒有把握。毛主席微笑著為我做了一個注腳：“你就說孫悟空是中國
神話裏的猴王，足智多謀、力大無比，玉帝及其派去鎮壓的天兵天將對他亦無可奈何。”就這樣，主席幫我解了圍。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引用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以形容兩國關係。這次，我不是不會譯，而是要爭取譯好。大概停頓了30秒，我才譯出。在場的阿國客人聽完後，頓時眉飛色舞，現場氣氛異常熱烈。見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著我。我說：“因為您引用的是兩句膾炙人口的唐詩，我不敢隻把意思譯出來，而是花了一點時間，用了詩的韻味，效果似乎不錯。”對此，主席微笑著點頭認可。迄今，我還記得那幾十秒的情形：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語雙關
1962年6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卡博、阿利雅耗時3周，秘密來到中國。在北京，雙方就國際共運的重要問題進行會談，取得了大量共識，但也產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悶悶不樂。在他們離華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樸實無華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譯。
這次宴請頗有特色：各種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麵前還放了小辣椒等4個小盤。一切就緒後，毛主席舉杯祝酒。我至今還記得主席當時的話：“歡迎同誌們！今天請大家一道吃飯。我們餐桌上有這麽多的菜，同時我這裏還有小辣椒等小盤食品。同誌們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嚐一嚐。大盤大碗裏的是我們共同的食品，4個小盤則不同於它們。這就是說，我們這裏既有大同，這是主要的，也有小異啊。我們共產黨人如果不善於求同存異，怎麽可以團結廣大群眾進行革命事業呢？”
顯然，主席以緩和的口氣講出的這番話，是指中阿兩黨在一些問題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異，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聽後頓感輕鬆。
當新世紀第六個“9·9”—— 2006年9月9日來臨之際，我們再次想起了整整30年前，一顆巨星的隕落——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這位偉人對中國的意義不言而喻，當年也曾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巨大的“毛澤東熱”。30年後，毛澤東的影響力在世界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本刊駐法、德、英等國及國內記者展開了調查，以探其究竟。
毛澤東影響一代法國人
在歐洲，法國人對毛澤東的了解也許是最多的。從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澤東的法國人，就像知道拿破侖的中國人一樣普遍。
記者時常與法國人聊起毛澤東。隨便跟他們提起這位偉人，他們都能聊上兩句，而且通常都很準確。法國電視二台每周都有一個《大家都這麽講》的對話節目。一次，中國變性舞蹈家金鑫應邀來做節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軍服似的套裝。主持人打趣說：“毛澤東的時代都過去那麽久了，您怎麽還穿軍裝？”金鑫聰明地答道：“看好了，這可是香奈爾！”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說：法國人抄襲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時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隨口冒出“毛澤東的時代”，可見法國人對毛澤東了解之深。
一些在法華人調侃說，法國有一群毛澤東的“專業粉絲”。這群人數量很大，且幾乎個個是名人。這些“專業粉絲”是怎樣形成的呢？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風暴”從巴黎大學開始，大批學生集會抗議反越戰學生遭逮捕。抗議活動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不久後，全法學生都加入其中，上千萬工人也行動起來。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就是當年的一名抗議學生。如今，他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他說：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法國青年簡直是種‘誘惑’，它激起了法國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變世界的願望。”與他一樣，“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敢於同強權作鬥爭，不屈服於外部壓力。毛澤東的這種精神，成為當年抗議活動的重要動力之一。
當年的那批青年學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國社會的名流，比如：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貝爾納·德博爾，《解放報》剛剛離任的總編塞爾日·朱利，2007年大選熱門人物之一霍郎德·卡斯托，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左派無產階級組織領袖阿蘭·熱斯馬爾……數不勝數。
法國國際問題專家稱，毛澤東影響了整整一代法國人。也有人說，毛澤東的影響不限於一代法國人，因為當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為人父母，他們會將自己對毛澤東的情結，在言傳身教中傳給子女。
西方藝術界“活著的大師”告訴本刊
我是“毛派藝術家”
約爾格·伊門道夫是德國著名的畫家和雕塑家，被西方藝術界稱為“活著的大師”。而伊門道夫本人則以“毛派藝術家”自居，他始終崇拜中國偉人毛澤東。
為毛澤東逝世而流淚
第一次見到伊門道夫，是5年前在柏林的一次聚會上。他當時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褲，戴著金表、金戒指和金項鏈——這是他的招牌裝束。不過，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他左臂上刺著的“毛”字。
伊門道夫與我的第一次談話自始至終沒離開毛澤東。“矛盾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個個熟悉的名詞從他口中接連“蹦”出。“年輕時，我讀過很多毛澤東的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等。”他說。
交談中，伊門道夫告訴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大批青年學生因對蘇聯印象不佳，轉而關注中國。正在杜塞爾多夫讀書的伊門道夫和許多青年一樣，深受毛澤東的影響。“當時我就覺得，毛澤東思想非常革命。”他參加了一個名叫“團結”的組織，之後開始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
伊門道夫說，他最難忘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的那一天。當他通過各種渠道確認這一噩耗的準確性後，悲痛欲絕地流下了眼淚。第二天，他忍住悲痛，在就讀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組織了一個悼念儀式。
伊門道夫告訴我，他有幾間房子專門存放毛澤東紀念品，足有幾萬件，僅《毛澤東選集》就有20多個版本。
在毛主席遺體前，自己很渺小
在兩年前伊門道夫舉辦的一次畫展上，我再次見到了他。
20世紀60年代，伊門道夫一度打算放棄繪畫，尋找一種能抵製資本主義美學的藝術形式。然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使他重新回到了繪畫道路上。
《咖啡館德國》是伊門道夫在這次畫展中推出的得意之作，畫麵處處透出對國家命運和社會的深層關懷。伊門道夫對我說：“你看看這幅作品，就是這幅，裏麵滿載著我對毛澤東的尊敬。”
伊門道夫坦言，他年輕時就是一個左派甚至是“毛派”，如今他的思想更接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74年，他提出了“藝術屬於人民”的觀點。這個觀點來源於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德國評論家們給他扣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等名號。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界收藏界卻由此掀起了一股“伊門道夫風”。如今，他每幅作品的起價都在50萬歐元以上。
20年前，伊門道夫帶著他的作品，第一次來到了他心目中的“聖土”——中國。一下飛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毛主席紀念堂，虔誠地在毛澤東遺體前停留良久，出門時還買了3冊毛主席紀念堂珍藏書畫冊。他說：“在毛主席遺體前，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有機會參觀毛主席紀念堂是我莫大的榮幸。”
毛澤東思想支撐著他
1個月前的一天，在德國一所藝術學院裏，我第三次見到伊門道夫。據說，前一天，他的家剛被小偷光顧過，損失了百萬資財。不過，他的心情好像沒有受到影響，笑聲依舊爽朗，常常是我問一個問題，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生都“招供”了。他告訴我，毛澤東思想對於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情結，這也是他從1993年開始就持續不斷地到中國辦畫展的原因。難怪有評論家說，像伊門道夫這樣一個世界級的大師，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頻繁辦展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伊門道夫還嚴肅地和我談起了他對毛澤東的總體評價：“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曆史人物之一。”他認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在五大洲都有擁護者，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們對當今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大，自然會去研究毛澤東，因為大家都想知道：毛澤東對20世紀的中國到底有多大影響？
很快到了用餐時間。這時我才發現，伊門道夫的手顫抖得很厲害，連夾菜都要助理幫忙。他的學生告訴我，因為身患重疾，伊門道夫連穿衣、點煙、吃藥都需要人照料，更別說是作畫了。
伊門道夫的身邊，有一位年輕甜美的女士一直寸步不離。那就是他的妻子。她告訴我：“你看到了，他的身體不如以前好，但支撐他身體的力量仍然很強大，那就是他的思想。”相信在他的思想中，毛澤東思想占著很重要的分量。
兩次重走長征路的英國人菲力普·肖特
毛澤東把我帶到中國
低矮的房屋，青石鋪就的樓板，牆壁殘留著的革命年代的口號，還有老年人唱著的紅軍時代的歌謠……這一切都讓一個外國人如癡如醉。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時候，一個英國人卻執著地來到中國西北，追尋一位偉人的足跡。6年中，他兩次重走紅軍長征路，遍訪韶山、吉安、瑞金、遵義、延安等地。這位英國人就是英國廣播公司(BBC)駐中國記者站首任站長菲力普·肖特，而他追尋的那位偉人，就是毛澤東。
娶中國妻，走長征路
肖特的祖父曾在19世紀末的香港當過海關檢查員；20世紀30年代，他的叔叔曾作為船長到過廣東、福建。因此，早在學生時代，中國這個東方的古老國度，便對肖特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1966年夏，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肖特，向中國駐英國代辦處提出了去北京當教師的申請。可惜，那時中國剛剛爆發“文化大革命”，他的申請未能得到批準。然而，毛澤東揮手之間的睿智和光芒卻已經在這個21歲的英國人心中紮下了根。11年後的1977年，肖特被選做BBC駐北京記者站的首任站長派到中國，而且一幹就是4年。他終於可以近距離感受“做夢都會想到”的毛主席了。
因為對毛澤東的著迷，肖特娶了一位中國姑娘為妻，並在他年近50歲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重走長征路。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不少地方仍然貧困。在一個冬天，天空飄著雪花，肖特和妻子住進了西北某地一家很小的旅店。房間外時常有小孩子好奇地探著頭，瞧著這位古怪的外國人。當地的黨委書記告訴肖特，他是自1934年以來，第一個到訪這裏的外國人。肖特回憶那6年間的“追夢之旅”時，感慨地說：“條件很艱苦！可想而知，當年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是如何從這裏走向北京的。”
7年寫就《毛澤東傳》
6年長征路，肖特收獲的是滿滿10大箱文件和資料。他采訪了許多與毛澤東交往過的當事人。盡管不懂中文，但他仍然從毛澤東遒勁的書法中看到了什麽——“毛和他的詩與書法作品一樣，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精神”。肖特想進一步探究這種精神，因此，在1981年離開中國後，他仍然每年都回來，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張巨幅偉人照片。
“我一生都被中國所吸引，而對毛澤東，我一直很崇拜，他是20世紀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之一。”說這話時，虔誠的肖特顯得很開心，除了因為談的是毛澤東，還因為他每次回來都能看到這裏的巨大變化。
終於，肖特在從事記者生涯25年後，曆時7年寫成了《毛澤東傳》這本70萬字的“巨著”。有意思的是，他將這本書設計成“紅寶書”的模樣——紅封麵紅封口，通體通紅。寫完《毛澤東傳》，肖特回到中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天安門城樓下，以一個標準的中式姿勢，將紅彤彤的書抱在胸前，“瘋了似地拍照”。
“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我感到了一種徹底的解脫，但同時也有深深的失落感——我好像是離開了我的母親，變成了一個孤兒。”肖特認為，這不僅意味著實現夢想、登上峰頂的興奮，更意味著他已經從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和人生經曆中分娩出一個新的自我。
數十年的毛澤東情結、6年長征路、10箱有關毛澤東的資料，使肖特決定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中國國籍，以延續他與毛澤東和毛澤東建立的這個國家最直接、最緊密的聯係。
47年前為毛主席戴紅領巾的蔣含宇說:那不隻是一張照片
“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少先隊裏高大的人，笑的風要把人身撼動。”這是著名詩人臧克家為傳世照片《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題的詩。40多年後的今天，照片所散發的幸福熱力，仍足以震動觀者的心靈。
照片上，毛主席身邊依偎著一男一女兩個少先隊員。女孩名叫彭淑清，男孩名叫蔣含宇。這對幸福的金童玉女，後來讓人羨慕地喜結連理。日前，記者輾轉見到了照片中的小男孩——如今已60歲的蔣含宇。在毛主席逝世3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他向記者講述了那次合影對他的人生意義。
幸福的會麵
7年前，蔣含宇和彭淑清都剛滿14歲，同在韶山學校初中二年級讀書。蔣含宇是少先隊大隊長，彭淑清則是大隊委員。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故鄉韶山，重訪故居，暢遊山水……鄉親們奔走相告，韶山成了歡樂的海洋。
6月25日下午5點多鍾，輔導員把蔣含宇和彭淑清叫到大隊部，告訴他們有位重要的首長要來學校視察，學校決定由他們向首長獻花、贈送紅領巾。
26日上午7點多，“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歡呼聲響徹韶山學校。敬禮，獻花，給毛主席戴紅領巾。在激動的淚水中，蔣含宇和彭淑清完成了幸福的任務。
最幸福的任務——給毛主席戴紅領巾，是蔣含宇完成的。主席問：“你真的把紅領巾送給我啦？”含宇答：“送給您老人家了！”毛主席幽默地說：“那我就把紅領巾戴到北京去，我現在又年輕了，變成少先隊員了！”眾人幸福地笑！就在這一瞬間，攝影師按下快門，拍下了著名的《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
終身的鼓舞
蔣含宇和彭淑清不久就拿到了合影。照片下方寫著“幸福的會見，巨大的鼓舞”。40多年來，他們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不斷從中汲取前進的力量和勇氣。1960年，他們同時升入高中，雖然不同班，但始終互相幫助，你追我趕。1963年，兩人雙雙考上大學，蔣含宇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彭淑清則進入北京石油學院深造。由於有著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兩人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確定了戀愛關係。“我們是通過國家考試上的大學！如果說與那張照片有關，應當說是那次會見給了我們信心和力量，激勵我們去學習，去拚搏！” 蔣含宇說。
1968年大學畢業後，兩人響應號召，來到遼寧的農村和企業貢獻青春。1971年，開發江漢油田的大會戰拉開序幕。結婚僅9個月、已懷有身孕的淑清毅然報名參加。工程所在地一片荒蕪，連買米買菜都要翻山越嶺。但“決不給毛主席抹黑”的信念激勵她克服一切困難。由於路上奔波，她的第一個兒子提前3個月早產，出生時隻有4斤重。工地的領導和同事都勸她回湖南休產假，但被彭淑清婉言謝絕。1年後，蔣含宇也調到荊門煉油廠，一家人才得以團聚。兩人依舊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工作上，根本顧不上家庭和孩子。女兒出生後，一次高燒時打了一支鏈黴素，沒想到竟導致耳聾，由於夫妻倆都忙於工作，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女兒因此落下了終生殘疾。
最大的動力
與毛主席的會麵和合影，也為蔣含宇和彭淑清贏得了無數欽羨的目光。照片發表後，兩人陸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封信，所有來信，都在表達對毛主席的無限愛戴。他們結婚後，仍然有不少書畫名家給他們寄作品，祝福這對夫婦。
蔣含宇把這些珍貴的書畫和來信收藏起來，無一遺漏。今年剛剛退休的他，決定整理這些收藏，按係列分為毛主席的字畫、自傳、著作、票據、宣傳畫等。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蔣含宇準備舉辦關於毛主席的展覽，向下一代甚至更年少的孩子們講述過去的故事。談到這些事情，蔣老先生顯得有點激動：“一點不比工作時輕鬆，我現在還是韶山學校少先隊的終身輔導員，馬上還要在福州辦展覽。”
結束采訪時，蔣含宇說，40多年前的幸福時刻，早已成為他們家庭中最美好的回憶。但實際上，那次與毛主席的見麵與合影，對他來說已不僅僅是回憶，更是他的事業和生活中不斷前進的最主要動力。
我為毛主席當貼身翻譯
範承祚(中國原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考學進北京，要見毛主席——這是那個年代，許多青年樸實無華的願望。命運對我太眷顧了，1953年，我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北京大學；更想不到的是，幾年後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而且長達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年5月初，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我從北大轉入地拉那大學人文學院學習近3年，後被提前調出任外事翻譯，並奉命陪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訪華。這是我國在高層外交場合首次將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漢語。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際，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阿議會代表團，你任翻譯。”聽到這一消息，我既歡欣又緊張。
在中南海豐澤園，一身灰色中山裝的毛主席微笑著揮手歡迎客人，並請客人在向陽麵坐下。我作為譯員被安排在緊靠主席右側的座位。賓主開始寒暄。其間，毛主席不時注視著我。他發現，譯員是陌生的，譯員講的外語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轉身問道：“你說的是什麽外國話呀？”顯然，這位常會見外賓，對於俄語、英語乃至法語比較熟悉的開國領袖，對我講的“新鮮語言”發生了興趣。我答道：“主席，我講的是阿爾巴尼亞語。”主席又好奇地問：“你的阿語是在哪裏學的？”我指著位於上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阿議會代表團團長馬爾科，再次報告：“我是在他們國家學的。”毛主席聽後很高興，鄭重地向馬爾科說：“謝謝你們為我們培養了人才。”毛主席這番話，暗含著中國黨和國家主席對一個隻有百餘萬人口的小國的尊重。馬爾科當即激動地說，他們珍視毛主席的這句話，將立即匯報給阿最高領導人。
主席幫我解圍
20世紀60年代，中阿關係不斷升溫，我為毛主席作翻譯的任務隨之增多。在“文革” 高潮年代，我幾乎每月都能見到主席。給毛主席當翻譯，有難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難”是“自找”的——因為在偉人麵前感到緊張，導致“肚裏有，嘴裏倒不出”。另一“難”是，毛主席談話嚴謹，有時會引經據典，譯起來不容易。
毛主席曾兩次幫我解決難題。1957年，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說，殖民地人民要敢於打倒新老殖民主義，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在乎玉皇大帝。聽到這段話，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譯才好。我對主席說，翻譯“孫悟空”，我沒有把握。毛主席微笑著為我做了一個注腳：“你就說孫悟空是中國
神話裏的猴王，足智多謀、力大無比，玉帝及其派去鎮壓的天兵天將對他亦無可奈何。”就這樣，主席幫我解了圍。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引用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以形容兩國關係。這次，我不是不會譯，而是要爭取譯好。大概停頓了30秒，我才譯出。在場的阿國客人聽完後，頓時眉飛色舞，現場氣氛異常熱烈。見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著我。我說：“因為您引用的是兩句膾炙人口的唐詩，我不敢隻把意思譯出來，而是花了一點時間，用了詩的韻味，效果似乎不錯。”對此，主席微笑著點頭認可。迄今，我還記得那幾十秒的情形：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語雙關
1962年6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卡博、阿利雅耗時3周，秘密來到中國。在北京，雙方就國際共運的重要問題進行會談，取得了大量共識，但也產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悶悶不樂。在他們離華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樸實無華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譯。
這次宴請頗有特色：各種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麵前還放了小辣椒等4個小盤。一切就緒後，毛主席舉杯祝酒。我至今還記得主席當時的話：“歡迎同誌們！今天請大家一道吃飯。我們餐桌上有這麽多的菜，同時我這裏還有小辣椒等小盤食品。同誌們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嚐一嚐。大盤大碗裏的是我們共同的食品，4個小盤則不同於它們。這就是說，我們這裏既有大同，這是主要的，也有小異啊。我們共產黨人如果不善於求同存異，怎麽可以團結廣大群眾進行革命事業呢？”
顯然，主席以緩和的口氣講出的這番話，是指中阿兩黨在一些問題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異，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聽後頓感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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