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7-02-08 13:27:18 中華網論壇
作者 南國劍出鞘(進入作者Blog)
撕開魔鬼的畫皮：李登輝其人其言其行
據綜合報道，李登輝2007年元月29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首度公開表示，他不是“台獨教父”。“我不是台獨，也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我李登輝言論集有25篇，哪一篇我有強調過台獨”，“我不必追求台獨，因為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李登輝更反對台當局現在把台獨當成追求的主張，他說，“追求台獨是退步的，而且是危險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不但把台灣降格成未獨立的國家，傷害台灣的主體性，也會引起美國、大陸方麵很多問題”。
李登輝才剛主導黃昆輝出任台聯黨主席，宣示改走“中間偏左”路線；又接受專訪撇清他是“台獨教父”，還表明想訪問大陸，變化之快，讓台灣政壇目不暇給。
李登輝澄清自己不是“台獨教父”，震撼台灣政壇。有人說李登輝立場沒有改變，不過呂秀蓮則對這樣的轉變直呼“不可思議”，而無黨籍立委李敖盡管一向對李登輝沒什麽好評價，但是肯定他終於走對方向，強調“魔鬼引述聖經，我們必須讚美他”。
李登輝真的變了嗎？台灣政壇和媒體都各有評論。對於李敖大師的一翻談話，筆者不敢荀同，本人認為撕開魔鬼的畫皮要比讚美魔鬼更為重要。下麵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其人其言其行吧！
李登輝簡曆
李登輝（1923-）祖籍福建永定，出生於台灣台北縣三芝鄉。1941年畢業於淡水中學，考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即台灣師範大學前身），1943年東渡日本入帝國大學農業經濟係。
1946年返台，轉入台灣大學農學院農經係，參加“新民主義讀書會”，1949年與曾文惠結婚，並畢業留校任教。
1952年考取公費，首次赴美，入依阿華大學，主攻農業經濟與物價的關係。翌年回台，任“台灣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並執教於台大。
1957年調任台灣合作金庫研究員，嗣任“農複會”技正，並升任台大教授，兼中興大學農經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與康奈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再度赴美，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全美最佳博士論文獎；引起蔣經國重視。
1969年學成歸台，續任台大教授，兼“農複會”農業經濟組組長、顧問。
1972年為蔣經國延攬入閣，任“政務委員”，至此投身政界，為國民黨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幹人物。參與製訂《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等，推動台灣農業向現代化轉型。
1978年調任台北市長，標榜“物質與精神並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創辦“台北音樂節”，推行都市更新計劃，建立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台北市資料處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績。
1981年12月出任“台灣省主席”。
1984年被蔣經國提升為“副總統”，並進入中常會，刻意培植其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組”成員，後接替嚴家淦任總召集人，研擬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繼任“總統”，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在“十三大”（即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當選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總統”，嗣兼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著有“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台灣農業成長的過程與型態”、“農產品價格政策與水準”、“農業發展的初期條件與政策”等。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當選台灣當局新“總統”，李登輝下台。
身世之迷：究竟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
二戰日本戰敗後，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灣人對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國家認同感更讓他們備感錯亂。日本統治時代，他們受的教育告訴他們，日本是“日出之國”，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孫，是世界一級棒，要帶領全亞洲成立東亞共榮圈……“日清戰爭”後，日本看透了中國衰敗的真底細，所以把中國人稱為“清國奴”。“日支事變”後，中國更是不堪一擊，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處處鄙視中國人。但如今，卻要台灣人把原先的國籍由“日本國”改為中國，換句話說，要他們回過頭來當“清國奴”，心裏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日本天皇宣讀投降宣言的瞬間，李登輝也同感茫然。他彷徨無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該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如果由岩裏政男變成了李登輝，那以後是不是還是任由人叫他一聲：“LEETOKI桑！”
讀淡水中學那年，剛好碰到改日本姓名運動，李金龍為李登輝改名為“岩裏龍男”，之後又改名為“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從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戰敗為止。對李登輝而言，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比“李登輝”這個中國名字更讓他覺得親切自然。當年，許多有骨氣的台灣人，抗拒“皇民化”運動，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親李金龍卻率先為兒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強爭勝的李登輝，亦從來不曾對改名表達過任何不滿的情緒，反而對這個日本名字有著一種奇特的感情。
李登輝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學弟，揭露了李登輝高校時代的一則軼聞。
那年學校裏邊辦擊劍比賽，老師把所有的同學分成兩組，一組是有段數的同學，一組是從來不曾擊劍或是還未得到段數的同學。分組完成後，擊劍老師走到未獲段數的同學這邊，要這些劍術還不是很嫻熟的同學，作幾次相互砍劈的動作。看完學生們的砍劈動作，教劍術的這位先生問道：“你們有誰敢出來接受挑戰？”李登輝毫不遲疑地舉手。老師見是李登輝，便說：“好！岩裏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學比比看吧！”先生說罷，李登輝舉起手上的那把劍，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戰的同學撲過去。
擊倒一名，擊倒兩名，擊倒三名……在吆喝聲中，李登輝竟然連續擊倒十幾位未獲段數的同學。但見李登輝滿麵驕傲的表情，活像是一個出征歸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觀戰擁有段數的同學們，當然不會把李登輝的劍術看在眼裏，大家都曉得，李登輝隻挑根本不善劍術的同學比劍，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眾人自然不是他的對手。旁邊高段數的同學，觀看李登輝連續擊敗好幾個不會擊劍的同學，紛紛發出訕笑，都認為李登輝勝之不武；更何況，以李登輝當時的劍術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醜的。但是，李登輝仍舊揚揚得意，仿佛得了劍術冠軍似的喜不自勝。
事後，有人質問李登輝，你那天為何仗勢欺負劍術不高明的同學，有人講其實你劍術也高明不到哪兒，難道你自認為劍術無可匹敵嗎？誰曉得李登輝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詞回答說：“那你要叫我怎麽樣？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劍術的啊！是他們自已劍術技不如人，怪誰？”
一九四六年秋天，台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已經一個寒暑。台灣最高學府的台灣大學也在此時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學期。因為戰爭的關係，李登輝在一九四四年結束了千葉高射炮兵學校的短期基本訓練之後，奉派回台灣服役，在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發布後，李登輝也隨著在台日軍放下武器，向民國政府的部隊投降。和許多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並視日本為宗主國的台灣老一輩人的心情一樣，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戰敗的“殘酷”事實，承受長達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輝，內心深處的衝擊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一種“亡國”般的羞辱衝擊著李登輝內心深處。對中國，李登輝向來不帶好感；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而言，中國始終是他的敵人，哪怕天皇已經明令結束戰爭，向中國在內的盟國無條件投降。
軍隊解散了，一起在日本炮兵服役的兄弟們各奔前程。對未來，李登輝有短暫的茫然，但這種短暫的茫然，立刻被一個嶄新的計劃所淹沒。他捆紮好隨身的書籍行李，準備展開他人生一段全新的旅途。承襲日本時代台灣帝國大學的“國立台灣大學”，和台灣光複後出現的所有新生事物一樣，深深地吸引著台灣人民的目光。
李登輝走進了這間台灣最高學府的大門。由於他讀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因而，他獲準於大二開始念台大農學院的農業經濟係。
李登輝的媚日、媚美言論
在日本天皇去世時，全世界隻有台灣和日本一樣表示由衷的哀悼！我的悲痛也不下於日本人。
（摘自對到台灣訪問的日本作家深田裕介的談話）
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後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從夏威夷引進新品種甘蔗。而1905年日俄戰爭時，台灣也較日本內地先進口德國的化學原料。而民政局長後藤新平與總督兒子源太郎搭檔創設了獨立財政、公賣製度、台灣銀行等，奠定了台灣發展的基礎。工程師八田與一從大政十年（1920年）起，花費了十年時間，在廣闊的嘉南平原建立偉大的水庫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0萬公頃的土地，而使近百萬人的農家生活富裕起來。
（摘自1994年3月接受日本右傾評論家加籟英明到台北訪問時的談話）
現在大陸多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認為如果北京企圖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殖民地對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曆史。
內人受到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摘自1994年4月5日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
美國人是支持我們的，我的意見是說美國公民對中華民國是好得不得了。他們的奮鬥和國民感情是非常難得的，而中華民國在做的，是符合美國建國精神，和美國建國的自由、民主精神一致。
（摘自1965年4月4日的一次談話）
我個人訪美是小事，但重要的是象征意義，象征中華民國的存在已獲得各國重視，同時顯示現在台灣的經濟實力已受到各國的肯定與歡迎。而訪美後還要訪日，其他國家也會跟進，中共想要用強硬的方式來阻撓，? 我不但感激母校的培育，也要感謝美國。回顧曆史，我們不難體會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相連。而對人類尊嚴與正義和平的共同信念，更使雙方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美國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多方援助，極具貢獻。我們不會忘記一份“雪中送炭”的溫情，也因此對美國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在台灣的我們認為，美國的民主製度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
我們正規劃台灣成為亞太區域營運中心，準備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並引進各項美國的服務業，以改善基礎建設。
我們已為強化兩國的關係作好準備，因此殷切期盼此次訪問再為兩國的合作開創新軌。
基於此一理由，我特別要對克林頓總統睿智的決定表示感佩。同時，我們也要對美國全體人民國會的兩黨領袖與議員和美國政府的其他官員申致同樣的謝意。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的演講）
中美兩國一直有傳統、良好的友誼。但不要以為都是美國一直在幫忙，我們也盡我們的能力回饋美國。台灣買了美國財政部的短期公債，這就是在財政上支持美國。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紐約宴請馬克任等媒體人士時的講話）
1979年以後，中美外交關係雖然中斷，惟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美國繼續維持並加強和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我們希望美國能繼續充分執行《與台灣關係法》，使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能更加增進。這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作為亞太社會的一分子，我們希望美國能繼續關心本地區的安定，並繼續給我們道義的支持。
（摘自1996年3月26日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副總主筆梅蘭尼女士書麵專訪時的談話）
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持續向中共低頭道歉的傾向，做得太過分，中共會在南京大屠殺這種問題上，持續向日本抗議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其目的就是不要讓日本人忘記南京大屠殺；大陸的中華思想，經常和反日互為表現；台灣也有親大陸的少數派，就南京事件上舉行對日抗議集會，但是隻聚集了特定的少數人。
以前，日本國立大學的教授不易訪台，最近比較自由，台灣的人文科學還弱，這方麵的日本交流學習之處很多……
（摘自1997年12月18日在官邸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專訪時的談話）
希望以各種形式訴求台灣的存在，台灣特別重視與美國及日本的關係能更加順利。至於和大陸的關係，目前可能維持現狀。
中共在1995、96年以軍事學習來威嚇台灣，令亞洲其他國家吃驚，也造成威脅，幸好美國出動兩艘航母，讓中共知難而退，如此也顯示出中共對強者之刻意退縮，對弱者徹底淩虐的本質。
日美要保防衛新指南有助於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定，我們歡迎。……台灣附近的海上運輸線對日本來說是生命線。日本應已認識到，中共的行動並非與自己沒有相關。
（摘自1997年12月28、29日台灣《世界論壇報》）
日本應了解他們自己並不弱，有其實力。要看到自己的優點，不要隻強調自己的缺點。日本在亞洲地區安全保障及經濟合作計劃，都應擔負更重的責任。日本每次談及安全問題，就有人會提及日本憲法的問題（按：日本戰後憲法訂定日本不得派兵出國作戰），但日本應更認清整個情勢，“日美安保條約”對整個區域都好。
（摘自1999年5月23日台灣《獨家報導》）
中國共產黨的叛徒
2000年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期間，台灣學者徐淵濤繼出版《替李登輝卸妝》一書，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麵前，引起了巨大轟動。徐淵濤之父徐慶鍾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了解。
李登輝參加共產黨原文：
過去的時代，世界上會有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太多問題，要解決問題，並為社會找尋發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輝之所以會迷上社會主義思潮，直接的關係，當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學問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則和李登輝自己想找尋未來出路不無關係。所以，與其說他加入共產黨是要為台灣找尋出路，不如說是在台灣光複初期那個混沌不明、四顧茫茫的階段，為李登輝自己找尋人生的出路！
李登輝究竟是否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果真是中外媒體所指稱的，是個背叛“組織”、出賣同誌的共產黨的“叛徒”嗎？關於類似的問題，我曾經下過一番功夫研究，並且親身探訪過好幾位和李登輝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輩，從他們口中，我查訪到有異於一般傳統資料記載的重要內容，因而能更全麵地了解到李登輝早年不為人知的諸多隱秘。
根據一位早年即與李登輝熟識，而且曾經參加早期台共組織的前輩親口告訴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輝從日本回台灣並就讀台灣大學時，即已是台大相當活躍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們若從出身背景和所謂的“階級成分”看李登輝，他會篤信社會主義，是相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誠如連李登輝自己都承認的，他的父親李金龍曾經當過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盡皆知，日本統治時期，刑警有相當威權。正如前章所述，從李登輝祖父那一代開始，到台灣光複前不久，李家尚且做過幾年的鴉片專賣買賣，家族收入至為豐裕。李登輝並自稱，他們家是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精英階層”，家庭經濟狀況則謙稱是所謂的“小康之家”。質言之，李登輝非但是一個出生在傳統地主家庭的“資產階級”，更是出身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奴顏屈膝的“買辦階級”特權分子，這樣一個生活不虞匱乏、錦衣玉食的青年，怎麽會被崇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別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經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麵目。
一位早年曾經加入共產黨的台灣異議人士親口告訴我，李登輝真正接觸共產黨或者共產主義思想，應該追溯到赴日留學時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輝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共產主義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有一位在日本經濟學術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經常宣揚共產主義左傾思想，因而孕育了許多日本左派青年。
戰爭時期，日本當局查禁社會主義思潮，壓製共產黨組織活動，可謂不遺餘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經常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引起日本政府當局極度不滿。河上肇教授於一九三二年間，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產黨組織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覆滅。雖然河上肇被捕入獄，共產黨組織也全部遭政府當局破獲，但是，他的學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會各個階層，日本學術圈左派勢力終難完全禁絕。李登輝到京都帝大就讀時，河上肇教授雖已被捕入獄，但是受河上肇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無遠弗屆。在日本知識界，因此殘留了不少早先他所傳播的共產主義思潮。大學課堂上，師生之間盛行議論社會主義理論，盛況曆久不墜。
那時日本學術圈都很清楚，讀京都帝大的學生，如果進出校園時不夾幾本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在腋窩下，會被同學恥笑跟不上時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京都帝大一貫是日本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因此，該校的男學生被戲稱為“馬克思男孩”，女生也樂於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號，可見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從殖民地台灣遠赴日本留學的李登輝，也不免受到這股共產主義風潮影響，而一度沉湎在追求這股風潮的虛榮感當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陣子之後，李登輝也成為標準的“馬克思男孩”，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輝放在書架最顯著的位置，以彰顯自己的“前衛”。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求學階段自己意識形態的左傾情況。他寫道：“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複讀過好幾遍……”
他又說：“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幾乎想以《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台灣農業問題》作為畢業論文題目。但考慮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學位，所以隻好將題目改為《台灣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全，來論述台灣所麵臨的農業問題。幸而指導教授並未洞悉我的意圖，因此畢業論文得以順利過關。”
李登輝寫的上述這兩段文字中，表麵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熱衷，並凸顯了他早期的左傾意識形態傾向。但是，骨子裏李登輝究竟在想些什麽呢？一般很難想象。李登輝這些表麵上冠冕堂皇的說辭，隻不過是他裝點門麵、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偽裝動作。從日後的種種行為和他點點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麵目，使人逐漸發覺，李登輝隻不過是個追逐新潮、崇尚權勢、喜新厭舊的機會主義者。從種種跡象顯示，早年時期，李登輝亦不過是一個關在知識象牙塔裏，披著人道關懷外衣的偽社會主義者。他之所以親近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新潮虛榮感，向人證明自己並不落伍而已。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末尾，李登輝特意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內容中（一九二八年項下）。身為台灣的“總統”、台灣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何以不將國民黨重要節日放在年表當中，反而會將“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他年表大事記中？如果這份年表稱之為“李登輝先生年表”的話，為什麽連他的生身父母親的生卒年代都隻字不提，付諸闕如？難道一個外國政黨的“台灣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媽媽的生卒年月日還來得重要？這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細加探究，就不難理解李登輝如此這般的真正意圖了。
有一位自調查局退休的老前輩言之鑿鑿地告訴我，據他的了解，李登輝在日本留學期間，可能已經秘密加入日本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有關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全部內幕，詳見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證李登輝沒事竟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自己年事大事記中。如若不然，台共的成立與他李登輝何幹？又何勞他多費筆墨贅記這一筆？
當然，我在向這位情報係統的老前輩請益時，也請教了他不少關於李登輝昔日政治紀錄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當地透露，根據他的印象，在經國先生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後，那時某位情報單位掌管絕對機密檔案的高幹，即“奉命”把一疊有關李登輝過去的安全紀錄，包括白色恐怖時代他加入共產黨的資料，親自全部予以銷毀了。至於此位高幹究竟是奉誰之命，這就不必多此一問了。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經國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遺體由榮民總醫院移至圓山忠烈祠並舉行安靈大典，移靈當天我親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親去台北榮總經國先生靈堂，我與父親被安排上二號首長專車，前往榮民總醫院。我們父子和幾位退休首長包括鄭彥棻、餘俊賢、洪壽南等坐在中間的位子，大家都顯得嚴肅寡言；而巴士前側坐了幾位軍係大老及幾位軍種司令，卻絮絮叨叨地說個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談笑風生，大談前天晚上之麻將經，令人不忍卒聽。後來向旁打聽，才知此君不是別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難者視為“劊子手”的某某將軍。
此君在經國先生去世後，非但沒有被秋後算賬，在占用官舍數十年，被迫遷出原住宅後，還由當局換了一幢較原宅更豪華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為了該將軍遷移新宅，當局還花了二三百萬裝潢費）。
憑什麽李登輝待這位大老如此“寬厚”？原因無他，因為此老當年曾經“管”過李登輝，當然也更“管”過李登輝不可見人的黑資料。李登輝在投鼠忌器、心虛膽悸之餘，當然不敢動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輝如此“破格優待”此老，是不是兩人之間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隻有李登輝和已經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數了。
但是，曆史證據果真這麽容易被抹殺嗎？我覺得不然！向最高當局醜表功的情報高幹，果真能夠替李登輝重新“化妝”，替他完全洗刷過去的黑資料嗎？我看未必！
李登輝年表中所謂“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就是所謂的“台灣共產黨”，簡稱“台共”。台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於中國上海。該黨成立時的創黨黨員，包括了：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人。林木順是首任主席，翁澤生是黨書記。台共創黨當天，中共方麵也派了代表彭榮出席台共的創立大會。
前文曾經提過，日本共產黨本身已經於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日本共產黨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於日本共產黨旗下的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響。所以，在“共產國際”的組織架構下，台灣共產黨縱然在組織體係上是日本共產黨的支脈，而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兄弟黨”關係，遠比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來得更親密些。
中共和台共兩黨之間本屬“兄弟黨”關係，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這種“兄弟黨”關係發生了根本改變。台灣重歸中國版圖，此刻，台共自然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
根據前保密局的密件資料記載，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派遣原籍台灣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台共創黨時，是該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兼台共第一任宣傳部長），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蔡孝乾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從陝西延安出發，長途跋涉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見到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借調來台灣的中共幹部張誌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領張誌忠等人，先到上海和當地華東局的中共地下黨人員會合，並在當地學習了一個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張誌忠先行搭船抵達台灣基隆，隨即到台北展開活動。
原籍台灣嘉義的張誌忠，便成為戰後台灣登岸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張誌忠在台灣發展活動三個月後，蔡孝乾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達台灣??乾擔任書記，轄下領導了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組織。
在蔡孝乾領導下，台灣共產黨組織很快發展起來。主要的台共幹部包括了徐德懋、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領導台南、高雄、屏東地區的工作）、洪幼樵為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的工作）、張誌忠為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
畢竟，學理上的共產主義和實際上搞革命的共產主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書本上一廂情願理解的共產主義，更不可和實際上的共產主義相提並論。
李登輝躬逢其盛，並且在戰後台共蓬勃發展的階段，忝為台共黨員。斯時，李登輝認為中共最後終將擊垮國民黨政權，建立紅色政權；一旦台灣解放，他將立刻搖身變為紅朝新貴。
盡管李登輝這些從日本回台灣的台共成員，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們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在本質上還是存在著某種微妙的差異性。有過日本經驗的台共成員多半是知識分子，而且自認受過日本先進教育，平日自視甚高，舉手投足之間難免有些驕氣，瞧不起從大陸派來台灣的“上級”，認為他們土裏土氣，沒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異，共處日久愈難彌合。矛盾日積月累，雙方的尖銳衝突自然與日俱增，終於埋下李登輝和台共“分道揚鑣”的伏筆
李登輝的“奶水論”
1993年2月初，李登輝在“總統府”會見國民黨中常委時，發表了著名的“奶水論”。隔天又在接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幹部時，作了重申。李登輝說：在實行“政黨政治”情況下，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大黨要有胸襟，要給民進黨一些“奶水”，讓民進黨能夠長大。這樣，“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才能發展。事實的確如此，民進黨就是在李登輝的精心哺育和全力保護下發展壯大起來的。
而民進黨也“知恩圖報”，在國民黨的曆次政爭中，不管是非曲直，每次都堅定地站在李登輝一邊，為李登輝穩住陣腳，登上權務“巔峰”立下了汗馬功勞。
李登輝的“一國兩府論”
1990年李登輝當選所謂第八任“總統”後，提出“一國兩府論”。針對有人提出仿效德國來確定兩岸的關係時，李登輝公開表示，“願意同中共進行政府對政府的對話，對話必須在一個中國、政府對政府和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現實”。不難看出，“一國兩府論”的實質是在強調海峽兩岸各有一個“對等的合法的政府”，李登輝在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登輝說“投資大陸是‘西進危機’”
李登輝曾對台商放話，恫嚇說投資大陸是“西進危機”，並會造成“賣命北京的結果”。台灣媒體評論則引述台當局公布的經濟數據，說明兩岸經貿的重要意義，並反問，如果沒有兩岸經貿成就，“那些成天隻會喊口號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哪來‘本錢’生存？”
李登輝在一個台灣“律師節”的活動中，不談司法，大放所謂“西進危機”厥詞，聲稱大陸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始終存在，如果台商一再“盲目投資”，將會造成“賣命北京的結果”。
李登輝說“‘戒急用忍’是塊寶”
我們知道，明明“戒急用忍”貽害無窮——把台灣搞得“景氣衰退”，“民生凋敝”，但李登輝昨天卻死皮賴臉說——“戒急用忍”是塊寶！
李登輝在一次參加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的工商聯盟座談會大言不慚地說，“戒急用忍”政策是在１９９６年時的環境下執行的，目的在“保護台灣安全”，“讓台灣經濟更好”。李登輝還舉當時經濟成長率和“國民所得”來證明“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確性。
不過，當時使這位“幹政老人”大感鬱悶的是，他的一番“驚人之語”，非但沒有獲取多少共鳴，倒是激起陣陣噓聲。
李登輝主張用“武士道”喚醒“台灣精神”
一向親日、媚日的李登輝２００３年3月在日本出版新書《武士道解題》，透過這本以日文所寫的書，李登輝詳細介紹何謂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和日本甚至台灣精神有什麽關係”。
據台灣媒體報道，在為該書特別召開的會上，李登輝以日文對日本人演講時稱，竟稱“‘武士道’是人類最高指導理念也不為過”。
台媒體稱，曾經說過日本人“更喜歡”聽他說話的李登輝，用日文書此書。李登輝說，“武士道”不隻是寫給日本人看，更希望藉此“喚醒台灣人心中潛在的台灣精神”。
他稱，將從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談日本“固有傳統”，李登輝在書中具體描述“武士道”的淵源、訓練以及未來，並且進一步解讀所謂的“名譽、忠義和克己”的涵意，甚至提到對“自殺和複仇”的看法。
李登輝鼓吹“修憲”改“總統製”
李登輝早的２００３年就放出厥辭，鼓吹台灣當局“修憲”，施行所謂的“總統製”，以取代現行的“雙首長製”，讓“總統”能直接主持“國政”。他並說，最好能在下次選舉“總統”前一年完成“總統製”的“修憲”工作。當時是李登輝首次明確主張“修憲”改為“總統製”。
李登輝在為“台灣團結聯盟”新科“立委”們講授“國會改革課程”時，提出此項與課題沒有直接相關的“修憲”主張。他表示，過去12年他引導六次“修憲”，在進行第六次時，把“憲法”改為傾向“總統製”的“雙首長製”，就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由“國會”同意，“國會”雖有“倒閣權”，但“總統”也可解散“國會”，形成“恐怖平衡”。他說在此製下，“總統”仍然不能真正做事情。
他還說，過去12年他不曾直接對“行政事務”直接表達意見，很多事情他認為很重大，但卻不能直接指示，他有自己的主張卻不能講“很辛苦”。他舉例說，在亞洲金融風暴時，他認為這是很大的危機，但卻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隻好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請“財政部”及“央行”提出方案，其實他自己有腹案，但事前卻不能講，很難過。
李登輝聲稱，“修憲”的困難度很大，應尋求“朝野”共識，最好在下次大選的前一年就做好。李登輝更露骨地表示，應該幫助陳水扁“更好地做事情”。
李登輝說台對釣魚列島“沒有領土權”
李登輝在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公然“重申”他日前拋出的“釣魚台列島屬日本領土”的荒謬言論。
據台媒報道，“退而不休”的李登輝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在所謂“群策會”的“國政研討會”中聲稱，釣魚台列島“過去是屬於中山王國，就是琉球的”。他說，台灣對於釣魚台列島“隻有漁業權，並沒有領土權”。李登輝又說，談釣魚島主權要有“曆史根據和國際條件”，“不能自己想，要說得清清楚楚”。他並就此又說到兩岸問題：“就像‘一個中國’，都是自己在想。”
李登輝打比方說，就像在街上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就說是自己的太太。他並說，這樣“隻會讓別人笑而已”。
李登輝聲稱，釣魚台列島“沒水沒電的”，台灣人民對釣魚台這塊地“並沒有興趣”，上麵又沒辦法住人。他說，台灣人民會到釣魚島海域捕魚，“如何和日本商討漁業權問題，才是台灣人民‘真正關心’的事”。
李登輝還說，台灣人是要去釣魚台附近海域捕魚，但“不表示釣魚台就是台灣的領土”，這是“應思考的事情”。
２００２年九月中旬，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大放厥詞，聲稱“釣魚台列島乃日本固有的領土，所有權應屬於日本衝繩縣”。當時其賣國言論既一出，就遭致島內外各界人士強烈抨擊。
李登輝作梗台軍突擊搶占釣魚島被阻
1989年，台灣漁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正常作業時，居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軍艦的驅逐。這一事件令華夏兒女怒火衝天，台灣、香港民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熱血青年甚至準備乘漁船強行登陸釣魚島，以示釣魚島的主權無可爭議。
此時，台軍“參謀總部”已經開始製定一個絕密的軍事行動計劃：派特種兵空降搶占釣魚島，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
根據作戰計劃，參加行動的台軍將打著年度例行性“漢疆演習”的旗號，分乘數艘軍艦，抵達釣魚島鄰近海域。在演習依次展開的時候，數架直升機將滿載全副武裝的台軍特種兵突擊隊，突然飛臨釣魚島上空，旋即將突擊隊空降到島上，立即展開防衛陣地的挖掘和主權宣示，諸如升旗、立標識等行動，同時做好迎接日本人挑戰的準備。參加演習的台軍軍艦和指揮部立即從演習轉入實戰狀態，以應付日本軍艦和戰機隨時可能出現的狀況，台當局也成立緊急狀況小組，緊密關注日本和國際社會對台軍宣示中國對釣魚島主權的反應，並且準備了幾套應對預案。
參加行動的台軍都是從各特種部隊中挑出來的精銳，他們個個熱血沸騰，視死如歸，全都簽了生死書，發誓要完成這一具有曆史使命的任務。然而，就在行動即將開始的最後一刻，李登輝急忙下令中止行動，以至包括“漢疆演習”在內的整個軍事行動宣告流產。
這一絕密行動計劃日前曝光後，台灣新黨主席鬱慕明，“立委”吳成典立即舉行記者招待會，質疑李登輝為什麽阻止台軍派兵進駐釣魚島，台“國防部”也應該向台民眾解釋這次無果而終行動的前因後果，重點當然是李登輝如何阻止台軍空降釣魚島行動的細節。
結束語
中國有句俗話“一斑見全豹”。當我們撕開魔鬼的畫皮的時候，李登輝一個“沒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美國全球戰略“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一個逆曆史潮流而動、喪心病狂的政治賭徒；一個分裂祖國的民族罪人的嘴臉就完全暴露在我們麵前。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李登輝曾經在台灣主政１２年。留給台灣民眾最深刻?上，他搞的是“明統暗獨”；在台灣政治上，他搞的是“假民主真獨裁”；他講了１００多遍反“台獨”卻無法取信於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主張“台獨”還是真正的主張兩岸和平並逐步走向統一的試金石。鐵的事實證明，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搞“台獨”、搞分裂，執意否定一個中國原則，試圖以花言巧語掩飾“台獨”立場，欺騙台灣民眾，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人，必將沒有好下場。李登輝下一步何去何從，人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 南國劍出鞘(進入作者Blog)
撕開魔鬼的畫皮：李登輝其人其言其行
據綜合報道，李登輝2007年元月29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首度公開表示，他不是“台獨教父”。“我不是台獨，也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我李登輝言論集有25篇，哪一篇我有強調過台獨”，“我不必追求台獨，因為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李登輝更反對台當局現在把台獨當成追求的主張，他說，“追求台獨是退步的，而且是危險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不但把台灣降格成未獨立的國家，傷害台灣的主體性，也會引起美國、大陸方麵很多問題”。
李登輝才剛主導黃昆輝出任台聯黨主席，宣示改走“中間偏左”路線；又接受專訪撇清他是“台獨教父”，還表明想訪問大陸，變化之快，讓台灣政壇目不暇給。
李登輝澄清自己不是“台獨教父”，震撼台灣政壇。有人說李登輝立場沒有改變，不過呂秀蓮則對這樣的轉變直呼“不可思議”，而無黨籍立委李敖盡管一向對李登輝沒什麽好評價，但是肯定他終於走對方向，強調“魔鬼引述聖經，我們必須讚美他”。
李登輝真的變了嗎？台灣政壇和媒體都各有評論。對於李敖大師的一翻談話，筆者不敢荀同，本人認為撕開魔鬼的畫皮要比讚美魔鬼更為重要。下麵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其人其言其行吧！
李登輝簡曆
李登輝（1923-）祖籍福建永定，出生於台灣台北縣三芝鄉。1941年畢業於淡水中學，考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即台灣師範大學前身），1943年東渡日本入帝國大學農業經濟係。
1946年返台，轉入台灣大學農學院農經係，參加“新民主義讀書會”，1949年與曾文惠結婚，並畢業留校任教。
1952年考取公費，首次赴美，入依阿華大學，主攻農業經濟與物價的關係。翌年回台，任“台灣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並執教於台大。
1957年調任台灣合作金庫研究員，嗣任“農複會”技正，並升任台大教授，兼中興大學農經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與康奈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再度赴美，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全美最佳博士論文獎；引起蔣經國重視。
1969年學成歸台，續任台大教授，兼“農複會”農業經濟組組長、顧問。
1972年為蔣經國延攬入閣，任“政務委員”，至此投身政界，為國民黨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幹人物。參與製訂《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等，推動台灣農業向現代化轉型。
1978年調任台北市長，標榜“物質與精神並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創辦“台北音樂節”，推行都市更新計劃，建立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台北市資料處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績。
1981年12月出任“台灣省主席”。
1984年被蔣經國提升為“副總統”，並進入中常會，刻意培植其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組”成員，後接替嚴家淦任總召集人，研擬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繼任“總統”，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在“十三大”（即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當選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總統”，嗣兼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著有“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台灣農業成長的過程與型態”、“農產品價格政策與水準”、“農業發展的初期條件與政策”等。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當選台灣當局新“總統”，李登輝下台。
身世之迷：究竟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
二戰日本戰敗後，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灣人對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國家認同感更讓他們備感錯亂。日本統治時代，他們受的教育告訴他們，日本是“日出之國”，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孫，是世界一級棒，要帶領全亞洲成立東亞共榮圈……“日清戰爭”後，日本看透了中國衰敗的真底細，所以把中國人稱為“清國奴”。“日支事變”後，中國更是不堪一擊，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處處鄙視中國人。但如今，卻要台灣人把原先的國籍由“日本國”改為中國，換句話說，要他們回過頭來當“清國奴”，心裏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日本天皇宣讀投降宣言的瞬間，李登輝也同感茫然。他彷徨無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該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如果由岩裏政男變成了李登輝，那以後是不是還是任由人叫他一聲：“LEETOKI桑！”
讀淡水中學那年，剛好碰到改日本姓名運動，李金龍為李登輝改名為“岩裏龍男”，之後又改名為“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從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戰敗為止。對李登輝而言，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比“李登輝”這個中國名字更讓他覺得親切自然。當年，許多有骨氣的台灣人，抗拒“皇民化”運動，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親李金龍卻率先為兒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強爭勝的李登輝，亦從來不曾對改名表達過任何不滿的情緒，反而對這個日本名字有著一種奇特的感情。
李登輝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學弟，揭露了李登輝高校時代的一則軼聞。
那年學校裏邊辦擊劍比賽，老師把所有的同學分成兩組，一組是有段數的同學，一組是從來不曾擊劍或是還未得到段數的同學。分組完成後，擊劍老師走到未獲段數的同學這邊，要這些劍術還不是很嫻熟的同學，作幾次相互砍劈的動作。看完學生們的砍劈動作，教劍術的這位先生問道：“你們有誰敢出來接受挑戰？”李登輝毫不遲疑地舉手。老師見是李登輝，便說：“好！岩裏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學比比看吧！”先生說罷，李登輝舉起手上的那把劍，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戰的同學撲過去。
擊倒一名，擊倒兩名，擊倒三名……在吆喝聲中，李登輝竟然連續擊倒十幾位未獲段數的同學。但見李登輝滿麵驕傲的表情，活像是一個出征歸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觀戰擁有段數的同學們，當然不會把李登輝的劍術看在眼裏，大家都曉得，李登輝隻挑根本不善劍術的同學比劍，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眾人自然不是他的對手。旁邊高段數的同學，觀看李登輝連續擊敗好幾個不會擊劍的同學，紛紛發出訕笑，都認為李登輝勝之不武；更何況，以李登輝當時的劍術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醜的。但是，李登輝仍舊揚揚得意，仿佛得了劍術冠軍似的喜不自勝。
事後，有人質問李登輝，你那天為何仗勢欺負劍術不高明的同學，有人講其實你劍術也高明不到哪兒，難道你自認為劍術無可匹敵嗎？誰曉得李登輝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詞回答說：“那你要叫我怎麽樣？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劍術的啊！是他們自已劍術技不如人，怪誰？”
一九四六年秋天，台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已經一個寒暑。台灣最高學府的台灣大學也在此時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學期。因為戰爭的關係，李登輝在一九四四年結束了千葉高射炮兵學校的短期基本訓練之後，奉派回台灣服役，在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發布後，李登輝也隨著在台日軍放下武器，向民國政府的部隊投降。和許多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並視日本為宗主國的台灣老一輩人的心情一樣，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戰敗的“殘酷”事實，承受長達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輝，內心深處的衝擊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一種“亡國”般的羞辱衝擊著李登輝內心深處。對中國，李登輝向來不帶好感；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而言，中國始終是他的敵人，哪怕天皇已經明令結束戰爭，向中國在內的盟國無條件投降。
軍隊解散了，一起在日本炮兵服役的兄弟們各奔前程。對未來，李登輝有短暫的茫然，但這種短暫的茫然，立刻被一個嶄新的計劃所淹沒。他捆紮好隨身的書籍行李，準備展開他人生一段全新的旅途。承襲日本時代台灣帝國大學的“國立台灣大學”，和台灣光複後出現的所有新生事物一樣，深深地吸引著台灣人民的目光。
李登輝走進了這間台灣最高學府的大門。由於他讀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因而，他獲準於大二開始念台大農學院的農業經濟係。
李登輝的媚日、媚美言論
在日本天皇去世時，全世界隻有台灣和日本一樣表示由衷的哀悼！我的悲痛也不下於日本人。
（摘自對到台灣訪問的日本作家深田裕介的談話）
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後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從夏威夷引進新品種甘蔗。而1905年日俄戰爭時，台灣也較日本內地先進口德國的化學原料。而民政局長後藤新平與總督兒子源太郎搭檔創設了獨立財政、公賣製度、台灣銀行等，奠定了台灣發展的基礎。工程師八田與一從大政十年（1920年）起，花費了十年時間，在廣闊的嘉南平原建立偉大的水庫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0萬公頃的土地，而使近百萬人的農家生活富裕起來。
（摘自1994年3月接受日本右傾評論家加籟英明到台北訪問時的談話）
現在大陸多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認為如果北京企圖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殖民地對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曆史。
內人受到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摘自1994年4月5日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
美國人是支持我們的，我的意見是說美國公民對中華民國是好得不得了。他們的奮鬥和國民感情是非常難得的，而中華民國在做的，是符合美國建國精神，和美國建國的自由、民主精神一致。
（摘自1965年4月4日的一次談話）
我個人訪美是小事，但重要的是象征意義，象征中華民國的存在已獲得各國重視，同時顯示現在台灣的經濟實力已受到各國的肯定與歡迎。而訪美後還要訪日，其他國家也會跟進，中共想要用強硬的方式來阻撓，? 我不但感激母校的培育，也要感謝美國。回顧曆史，我們不難體會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相連。而對人類尊嚴與正義和平的共同信念，更使雙方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美國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多方援助，極具貢獻。我們不會忘記一份“雪中送炭”的溫情，也因此對美國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在台灣的我們認為，美國的民主製度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
我們正規劃台灣成為亞太區域營運中心，準備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並引進各項美國的服務業，以改善基礎建設。
我們已為強化兩國的關係作好準備，因此殷切期盼此次訪問再為兩國的合作開創新軌。
基於此一理由，我特別要對克林頓總統睿智的決定表示感佩。同時，我們也要對美國全體人民國會的兩黨領袖與議員和美國政府的其他官員申致同樣的謝意。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的演講）
中美兩國一直有傳統、良好的友誼。但不要以為都是美國一直在幫忙，我們也盡我們的能力回饋美國。台灣買了美國財政部的短期公債，這就是在財政上支持美國。
（摘自1995年6月9日在紐約宴請馬克任等媒體人士時的講話）
1979年以後，中美外交關係雖然中斷，惟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美國繼續維持並加強和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我們希望美國能繼續充分執行《與台灣關係法》，使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能更加增進。這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作為亞太社會的一分子，我們希望美國能繼續關心本地區的安定，並繼續給我們道義的支持。
（摘自1996年3月26日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副總主筆梅蘭尼女士書麵專訪時的談話）
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持續向中共低頭道歉的傾向，做得太過分，中共會在南京大屠殺這種問題上，持續向日本抗議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其目的就是不要讓日本人忘記南京大屠殺；大陸的中華思想，經常和反日互為表現；台灣也有親大陸的少數派，就南京事件上舉行對日抗議集會，但是隻聚集了特定的少數人。
以前，日本國立大學的教授不易訪台，最近比較自由，台灣的人文科學還弱，這方麵的日本交流學習之處很多……
（摘自1997年12月18日在官邸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專訪時的談話）
希望以各種形式訴求台灣的存在，台灣特別重視與美國及日本的關係能更加順利。至於和大陸的關係，目前可能維持現狀。
中共在1995、96年以軍事學習來威嚇台灣，令亞洲其他國家吃驚，也造成威脅，幸好美國出動兩艘航母，讓中共知難而退，如此也顯示出中共對強者之刻意退縮，對弱者徹底淩虐的本質。
日美要保防衛新指南有助於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定，我們歡迎。……台灣附近的海上運輸線對日本來說是生命線。日本應已認識到，中共的行動並非與自己沒有相關。
（摘自1997年12月28、29日台灣《世界論壇報》）
日本應了解他們自己並不弱，有其實力。要看到自己的優點，不要隻強調自己的缺點。日本在亞洲地區安全保障及經濟合作計劃，都應擔負更重的責任。日本每次談及安全問題，就有人會提及日本憲法的問題（按：日本戰後憲法訂定日本不得派兵出國作戰），但日本應更認清整個情勢，“日美安保條約”對整個區域都好。
（摘自1999年5月23日台灣《獨家報導》）
中國共產黨的叛徒
2000年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期間，台灣學者徐淵濤繼出版《替李登輝卸妝》一書，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麵前，引起了巨大轟動。徐淵濤之父徐慶鍾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了解。
李登輝參加共產黨原文：
過去的時代，世界上會有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太多問題，要解決問題，並為社會找尋發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輝之所以會迷上社會主義思潮，直接的關係，當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學問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則和李登輝自己想找尋未來出路不無關係。所以，與其說他加入共產黨是要為台灣找尋出路，不如說是在台灣光複初期那個混沌不明、四顧茫茫的階段，為李登輝自己找尋人生的出路！
李登輝究竟是否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果真是中外媒體所指稱的，是個背叛“組織”、出賣同誌的共產黨的“叛徒”嗎？關於類似的問題，我曾經下過一番功夫研究，並且親身探訪過好幾位和李登輝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輩，從他們口中，我查訪到有異於一般傳統資料記載的重要內容，因而能更全麵地了解到李登輝早年不為人知的諸多隱秘。
根據一位早年即與李登輝熟識，而且曾經參加早期台共組織的前輩親口告訴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輝從日本回台灣並就讀台灣大學時，即已是台大相當活躍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們若從出身背景和所謂的“階級成分”看李登輝，他會篤信社會主義，是相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誠如連李登輝自己都承認的，他的父親李金龍曾經當過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盡皆知，日本統治時期，刑警有相當威權。正如前章所述，從李登輝祖父那一代開始，到台灣光複前不久，李家尚且做過幾年的鴉片專賣買賣，家族收入至為豐裕。李登輝並自稱，他們家是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精英階層”，家庭經濟狀況則謙稱是所謂的“小康之家”。質言之，李登輝非但是一個出生在傳統地主家庭的“資產階級”，更是出身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奴顏屈膝的“買辦階級”特權分子，這樣一個生活不虞匱乏、錦衣玉食的青年，怎麽會被崇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別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經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麵目。
一位早年曾經加入共產黨的台灣異議人士親口告訴我，李登輝真正接觸共產黨或者共產主義思想，應該追溯到赴日留學時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輝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共產主義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有一位在日本經濟學術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經常宣揚共產主義左傾思想，因而孕育了許多日本左派青年。
戰爭時期，日本當局查禁社會主義思潮，壓製共產黨組織活動，可謂不遺餘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經常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引起日本政府當局極度不滿。河上肇教授於一九三二年間，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產黨組織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覆滅。雖然河上肇被捕入獄，共產黨組織也全部遭政府當局破獲，但是，他的學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會各個階層，日本學術圈左派勢力終難完全禁絕。李登輝到京都帝大就讀時，河上肇教授雖已被捕入獄，但是受河上肇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無遠弗屆。在日本知識界，因此殘留了不少早先他所傳播的共產主義思潮。大學課堂上，師生之間盛行議論社會主義理論，盛況曆久不墜。
那時日本學術圈都很清楚，讀京都帝大的學生，如果進出校園時不夾幾本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在腋窩下，會被同學恥笑跟不上時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京都帝大一貫是日本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因此，該校的男學生被戲稱為“馬克思男孩”，女生也樂於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號，可見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從殖民地台灣遠赴日本留學的李登輝，也不免受到這股共產主義風潮影響，而一度沉湎在追求這股風潮的虛榮感當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陣子之後，李登輝也成為標準的“馬克思男孩”，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輝放在書架最顯著的位置，以彰顯自己的“前衛”。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求學階段自己意識形態的左傾情況。他寫道：“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複讀過好幾遍……”
他又說：“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幾乎想以《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台灣農業問題》作為畢業論文題目。但考慮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學位，所以隻好將題目改為《台灣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全，來論述台灣所麵臨的農業問題。幸而指導教授並未洞悉我的意圖，因此畢業論文得以順利過關。”
李登輝寫的上述這兩段文字中，表麵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熱衷，並凸顯了他早期的左傾意識形態傾向。但是，骨子裏李登輝究竟在想些什麽呢？一般很難想象。李登輝這些表麵上冠冕堂皇的說辭，隻不過是他裝點門麵、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偽裝動作。從日後的種種行為和他點點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麵目，使人逐漸發覺，李登輝隻不過是個追逐新潮、崇尚權勢、喜新厭舊的機會主義者。從種種跡象顯示，早年時期，李登輝亦不過是一個關在知識象牙塔裏，披著人道關懷外衣的偽社會主義者。他之所以親近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新潮虛榮感，向人證明自己並不落伍而已。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末尾，李登輝特意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內容中（一九二八年項下）。身為台灣的“總統”、台灣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何以不將國民黨重要節日放在年表當中，反而會將“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他年表大事記中？如果這份年表稱之為“李登輝先生年表”的話，為什麽連他的生身父母親的生卒年代都隻字不提，付諸闕如？難道一個外國政黨的“台灣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媽媽的生卒年月日還來得重要？這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細加探究，就不難理解李登輝如此這般的真正意圖了。
有一位自調查局退休的老前輩言之鑿鑿地告訴我，據他的了解，李登輝在日本留學期間，可能已經秘密加入日本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有關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全部內幕，詳見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證李登輝沒事竟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自己年事大事記中。如若不然，台共的成立與他李登輝何幹？又何勞他多費筆墨贅記這一筆？
當然，我在向這位情報係統的老前輩請益時，也請教了他不少關於李登輝昔日政治紀錄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當地透露，根據他的印象，在經國先生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後，那時某位情報單位掌管絕對機密檔案的高幹，即“奉命”把一疊有關李登輝過去的安全紀錄，包括白色恐怖時代他加入共產黨的資料，親自全部予以銷毀了。至於此位高幹究竟是奉誰之命，這就不必多此一問了。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經國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遺體由榮民總醫院移至圓山忠烈祠並舉行安靈大典，移靈當天我親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親去台北榮總經國先生靈堂，我與父親被安排上二號首長專車，前往榮民總醫院。我們父子和幾位退休首長包括鄭彥棻、餘俊賢、洪壽南等坐在中間的位子，大家都顯得嚴肅寡言；而巴士前側坐了幾位軍係大老及幾位軍種司令，卻絮絮叨叨地說個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談笑風生，大談前天晚上之麻將經，令人不忍卒聽。後來向旁打聽，才知此君不是別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難者視為“劊子手”的某某將軍。
此君在經國先生去世後，非但沒有被秋後算賬，在占用官舍數十年，被迫遷出原住宅後，還由當局換了一幢較原宅更豪華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為了該將軍遷移新宅，當局還花了二三百萬裝潢費）。
憑什麽李登輝待這位大老如此“寬厚”？原因無他，因為此老當年曾經“管”過李登輝，當然也更“管”過李登輝不可見人的黑資料。李登輝在投鼠忌器、心虛膽悸之餘，當然不敢動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輝如此“破格優待”此老，是不是兩人之間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隻有李登輝和已經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數了。
但是，曆史證據果真這麽容易被抹殺嗎？我覺得不然！向最高當局醜表功的情報高幹，果真能夠替李登輝重新“化妝”，替他完全洗刷過去的黑資料嗎？我看未必！
李登輝年表中所謂“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就是所謂的“台灣共產黨”，簡稱“台共”。台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於中國上海。該黨成立時的創黨黨員，包括了：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人。林木順是首任主席，翁澤生是黨書記。台共創黨當天，中共方麵也派了代表彭榮出席台共的創立大會。
前文曾經提過，日本共產黨本身已經於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日本共產黨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於日本共產黨旗下的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響。所以，在“共產國際”的組織架構下，台灣共產黨縱然在組織體係上是日本共產黨的支脈，而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兄弟黨”關係，遠比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來得更親密些。
中共和台共兩黨之間本屬“兄弟黨”關係，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這種“兄弟黨”關係發生了根本改變。台灣重歸中國版圖，此刻，台共自然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
根據前保密局的密件資料記載，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派遣原籍台灣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台共創黨時，是該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兼台共第一任宣傳部長），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蔡孝乾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從陝西延安出發，長途跋涉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見到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借調來台灣的中共幹部張誌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領張誌忠等人，先到上海和當地華東局的中共地下黨人員會合，並在當地學習了一個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張誌忠先行搭船抵達台灣基隆，隨即到台北展開活動。
原籍台灣嘉義的張誌忠，便成為戰後台灣登岸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張誌忠在台灣發展活動三個月後，蔡孝乾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達台灣??乾擔任書記，轄下領導了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組織。
在蔡孝乾領導下，台灣共產黨組織很快發展起來。主要的台共幹部包括了徐德懋、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領導台南、高雄、屏東地區的工作）、洪幼樵為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的工作）、張誌忠為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
畢竟，學理上的共產主義和實際上搞革命的共產主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書本上一廂情願理解的共產主義，更不可和實際上的共產主義相提並論。
李登輝躬逢其盛，並且在戰後台共蓬勃發展的階段，忝為台共黨員。斯時，李登輝認為中共最後終將擊垮國民黨政權，建立紅色政權；一旦台灣解放，他將立刻搖身變為紅朝新貴。
盡管李登輝這些從日本回台灣的台共成員，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們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在本質上還是存在著某種微妙的差異性。有過日本經驗的台共成員多半是知識分子，而且自認受過日本先進教育，平日自視甚高，舉手投足之間難免有些驕氣，瞧不起從大陸派來台灣的“上級”，認為他們土裏土氣，沒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異，共處日久愈難彌合。矛盾日積月累，雙方的尖銳衝突自然與日俱增，終於埋下李登輝和台共“分道揚鑣”的伏筆
李登輝的“奶水論”
1993年2月初，李登輝在“總統府”會見國民黨中常委時，發表了著名的“奶水論”。隔天又在接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幹部時，作了重申。李登輝說：在實行“政黨政治”情況下，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大黨要有胸襟，要給民進黨一些“奶水”，讓民進黨能夠長大。這樣，“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才能發展。事實的確如此，民進黨就是在李登輝的精心哺育和全力保護下發展壯大起來的。
而民進黨也“知恩圖報”，在國民黨的曆次政爭中，不管是非曲直，每次都堅定地站在李登輝一邊，為李登輝穩住陣腳，登上權務“巔峰”立下了汗馬功勞。
李登輝的“一國兩府論”
1990年李登輝當選所謂第八任“總統”後，提出“一國兩府論”。針對有人提出仿效德國來確定兩岸的關係時，李登輝公開表示，“願意同中共進行政府對政府的對話，對話必須在一個中國、政府對政府和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現實”。不難看出，“一國兩府論”的實質是在強調海峽兩岸各有一個“對等的合法的政府”，李登輝在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登輝說“投資大陸是‘西進危機’”
李登輝曾對台商放話，恫嚇說投資大陸是“西進危機”，並會造成“賣命北京的結果”。台灣媒體評論則引述台當局公布的經濟數據，說明兩岸經貿的重要意義，並反問，如果沒有兩岸經貿成就，“那些成天隻會喊口號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哪來‘本錢’生存？”
李登輝在一個台灣“律師節”的活動中，不談司法，大放所謂“西進危機”厥詞，聲稱大陸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始終存在，如果台商一再“盲目投資”，將會造成“賣命北京的結果”。
李登輝說“‘戒急用忍’是塊寶”
我們知道，明明“戒急用忍”貽害無窮——把台灣搞得“景氣衰退”，“民生凋敝”，但李登輝昨天卻死皮賴臉說——“戒急用忍”是塊寶！
李登輝在一次參加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的工商聯盟座談會大言不慚地說，“戒急用忍”政策是在１９９６年時的環境下執行的，目的在“保護台灣安全”，“讓台灣經濟更好”。李登輝還舉當時經濟成長率和“國民所得”來證明“戒急用忍”政策的正確性。
不過，當時使這位“幹政老人”大感鬱悶的是，他的一番“驚人之語”，非但沒有獲取多少共鳴，倒是激起陣陣噓聲。
李登輝主張用“武士道”喚醒“台灣精神”
一向親日、媚日的李登輝２００３年3月在日本出版新書《武士道解題》，透過這本以日文所寫的書，李登輝詳細介紹何謂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和日本甚至台灣精神有什麽關係”。
據台灣媒體報道，在為該書特別召開的會上，李登輝以日文對日本人演講時稱，竟稱“‘武士道’是人類最高指導理念也不為過”。
台媒體稱，曾經說過日本人“更喜歡”聽他說話的李登輝，用日文書此書。李登輝說，“武士道”不隻是寫給日本人看，更希望藉此“喚醒台灣人心中潛在的台灣精神”。
他稱，將從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談日本“固有傳統”，李登輝在書中具體描述“武士道”的淵源、訓練以及未來，並且進一步解讀所謂的“名譽、忠義和克己”的涵意，甚至提到對“自殺和複仇”的看法。
李登輝鼓吹“修憲”改“總統製”
李登輝早的２００３年就放出厥辭，鼓吹台灣當局“修憲”，施行所謂的“總統製”，以取代現行的“雙首長製”，讓“總統”能直接主持“國政”。他並說，最好能在下次選舉“總統”前一年完成“總統製”的“修憲”工作。當時是李登輝首次明確主張“修憲”改為“總統製”。
李登輝在為“台灣團結聯盟”新科“立委”們講授“國會改革課程”時，提出此項與課題沒有直接相關的“修憲”主張。他表示，過去12年他引導六次“修憲”，在進行第六次時，把“憲法”改為傾向“總統製”的“雙首長製”，就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由“國會”同意，“國會”雖有“倒閣權”，但“總統”也可解散“國會”，形成“恐怖平衡”。他說在此製下，“總統”仍然不能真正做事情。
他還說，過去12年他不曾直接對“行政事務”直接表達意見，很多事情他認為很重大，但卻不能直接指示，他有自己的主張卻不能講“很辛苦”。他舉例說，在亞洲金融風暴時，他認為這是很大的危機，但卻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隻好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請“財政部”及“央行”提出方案，其實他自己有腹案，但事前卻不能講，很難過。
李登輝聲稱，“修憲”的困難度很大，應尋求“朝野”共識，最好在下次大選的前一年就做好。李登輝更露骨地表示，應該幫助陳水扁“更好地做事情”。
李登輝說台對釣魚列島“沒有領土權”
李登輝在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公然“重申”他日前拋出的“釣魚台列島屬日本領土”的荒謬言論。
據台媒報道，“退而不休”的李登輝２００２年10月20日在所謂“群策會”的“國政研討會”中聲稱，釣魚台列島“過去是屬於中山王國，就是琉球的”。他說，台灣對於釣魚台列島“隻有漁業權，並沒有領土權”。李登輝又說，談釣魚島主權要有“曆史根據和國際條件”，“不能自己想，要說得清清楚楚”。他並就此又說到兩岸問題：“就像‘一個中國’，都是自己在想。”
李登輝打比方說，就像在街上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就說是自己的太太。他並說，這樣“隻會讓別人笑而已”。
李登輝聲稱，釣魚台列島“沒水沒電的”，台灣人民對釣魚台這塊地“並沒有興趣”，上麵又沒辦法住人。他說，台灣人民會到釣魚島海域捕魚，“如何和日本商討漁業權問題，才是台灣人民‘真正關心’的事”。
李登輝還說，台灣人是要去釣魚台附近海域捕魚，但“不表示釣魚台就是台灣的領土”，這是“應思考的事情”。
２００２年九月中旬，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大放厥詞，聲稱“釣魚台列島乃日本固有的領土，所有權應屬於日本衝繩縣”。當時其賣國言論既一出，就遭致島內外各界人士強烈抨擊。
李登輝作梗台軍突擊搶占釣魚島被阻
1989年，台灣漁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正常作業時，居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軍艦的驅逐。這一事件令華夏兒女怒火衝天，台灣、香港民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熱血青年甚至準備乘漁船強行登陸釣魚島，以示釣魚島的主權無可爭議。
此時，台軍“參謀總部”已經開始製定一個絕密的軍事行動計劃：派特種兵空降搶占釣魚島，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
根據作戰計劃，參加行動的台軍將打著年度例行性“漢疆演習”的旗號，分乘數艘軍艦，抵達釣魚島鄰近海域。在演習依次展開的時候，數架直升機將滿載全副武裝的台軍特種兵突擊隊，突然飛臨釣魚島上空，旋即將突擊隊空降到島上，立即展開防衛陣地的挖掘和主權宣示，諸如升旗、立標識等行動，同時做好迎接日本人挑戰的準備。參加演習的台軍軍艦和指揮部立即從演習轉入實戰狀態，以應付日本軍艦和戰機隨時可能出現的狀況，台當局也成立緊急狀況小組，緊密關注日本和國際社會對台軍宣示中國對釣魚島主權的反應，並且準備了幾套應對預案。
參加行動的台軍都是從各特種部隊中挑出來的精銳，他們個個熱血沸騰，視死如歸，全都簽了生死書，發誓要完成這一具有曆史使命的任務。然而，就在行動即將開始的最後一刻，李登輝急忙下令中止行動，以至包括“漢疆演習”在內的整個軍事行動宣告流產。
這一絕密行動計劃日前曝光後，台灣新黨主席鬱慕明，“立委”吳成典立即舉行記者招待會，質疑李登輝為什麽阻止台軍派兵進駐釣魚島，台“國防部”也應該向台民眾解釋這次無果而終行動的前因後果，重點當然是李登輝如何阻止台軍空降釣魚島行動的細節。
結束語
中國有句俗話“一斑見全豹”。當我們撕開魔鬼的畫皮的時候，李登輝一個“沒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美國全球戰略“大棋局”中的一個“棋子”；一個逆曆史潮流而動、喪心病狂的政治賭徒；一個分裂祖國的民族罪人的嘴臉就完全暴露在我們麵前。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李登輝曾經在台灣主政１２年。留給台灣民眾最深刻?上，他搞的是“明統暗獨”；在台灣政治上，他搞的是“假民主真獨裁”；他講了１００多遍反“台獨”卻無法取信於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主張“台獨”還是真正的主張兩岸和平並逐步走向統一的試金石。鐵的事實證明，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搞“台獨”、搞分裂，執意否定一個中國原則，試圖以花言巧語掩飾“台獨”立場，欺騙台灣民眾，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人，必將沒有好下場。李登輝下一步何去何從，人們將拭目以待。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