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李穀一一曲《鄉戀》被批亡國、亡黨 z (圖)

　　這麽大的共產黨，怎麽可能讓我一首歌就給唱垮了呢？

　　落座對麵的這位女士，現已年過六旬。最著名的晚會歌手之一，一次次浮現水麵，所有的風光都有跡可尋。20世紀下半葉，“妹妹找哥淚花流”，曾經揉碎了多少中國人多情的心。正式走下舞台後，她的記憶裏搜尋到的並不全是轟轟烈烈的掌聲與燈光，也有滄桑磨礪後的一聲歎息：我是藝人中最不幸運的一個。

　　她幾乎在所有的中央領導前引吭高歌過，也背著背包下到農村、礦山、前線去演出過。無論是給什麽人演出，她都心存感激，一視同仁。最令她震撼的，是多年前在老山前線演了200場。“在剛落完炸彈的最前沿，那些敢死隊的小戰士，頭發都剃光了，很快就要上前線了……”她至今難以釋懷。

　　“一級演員”李穀一，在台上雍容華貴，挺拔豐潤，可是在台下，卻是尋常家的女人，脂粉全無，瘦，個子也不高，偏偏是管家的好手。“家裏的裝修，全是她一人管的。”她家的那口子說，“家裏誰生個病，她親自給注射針劑。”她這樣打點著裏裏外外，台上的妝，有時是自己化的，演出的禮服，也是自己挑的。



20世紀80年代，歌唱家李穀一圖李振盛


　　“別人旁敲側擊，我則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她快言快語、愛憎分明。“超女嘛，地方台搞超女是可以，但你中央台去搞這個名堂？要注意國家形象啦！”采訪過程中她會唱上兩嗓子，興致來了，還走走台步，一招一式都有舞台感。整個過程她的先生都坐在一旁陪著，時不時幫妻子說上幾句。當記者說“請肖先生談一下對李穀一的感覺”，他趕緊擺手，“我不談，我補充。”李穀一似笑非笑地斜了他一眼，“所以俗話說，一個成功的女人後麵都有一個好男人。”令我們意外的，是她竟然還學會了QQ聊天，而對方並不知道她是李穀一！“聽到那些20多歲的女孩子罵的痞話，好可怕，好像女孩子不罵痞話就不時髦了似的。”她也了解什麽是博客，關注網絡上新近發生的有爭議的事件。

　　這位當年的中國輕音樂團團長，其實並不是一個保守派。一個簡單的例子，20年前，一個“很樸實很執著很可愛的”小夥子帶著吉他在煤礦學院的禮堂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禮堂裏的150個局級幹部就表示，如果該小夥不消失，他們將一起退場。倍 可親 新聞

　　李穀一團長趕緊上台“息事寧人”，“藝術流派是多樣性的，剛才演出的是搖滾，也是輕音樂裏一門獨特的藝術。暫時欣賞不了，時間長了肯定就能欣賞了。”該愣頭青小夥就是崔健——後來的中國搖滾教父。

　　“黃色歌女”

　　1976年，李穀一為電影《南海長城》配唱主題曲《永遠不能忘》。得緣於為電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實踐，她發明了一種“應景”的“氣聲”演繹方式。

　　“你的聲音，你的歌聲，永遠印在我的心中。昨天雖已消逝，分別難相逢，怎能忘記你的一片深情……”就是這首氣聲唱法處女作《鄉戀》，在1980年一經李穀一唱出便風靡大江南北。誰會想到，歌唱者要經受暴風驟雨般的批判。

　　穀建芬回憶說，“王酩寫了《小花》，李穀一唱了《鄉戀》，都被點名批評。當時團中央搞了一個‘15首歌’評選，《鄉戀》得15萬張票。有人說，這15萬張都是流氓投票，這是流氓喜歡的歌。”李穀一回憶說，“中央有個戰地工廠在中科院做報告說台灣有個鄧麗君，大陸有個‘李麗君’。”一夜之間，李穀一就成了大陸的黃色歌女，歌曲磁帶被封殺。

　　“說什麽靡靡之音、黃色之音、亡國之音、亡黨之音——太過分了！當時我想，這麽大的共產黨，怎麽可能讓我一首歌就給唱垮了呢？”一切始料未及，她委屈得無以複加。“想想唱過的歌，都是歌唱祖國歌唱解放軍的，《鄉戀》也是思鄉曲，一首愛情歌曲都沒有。我覺得我是最革命的。”她決定找個機會讓領導來評理。聽說鄧小平同誌要來參加她在人民大會堂的演唱會，她就想把這首歌唱給小平同誌聽，讓他評評理：這首歌到底是不是反動的、黃色的？結果演唱那天，小平同誌沒有來，中央樂團的領導卻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後還這樣，就請到適合你的地方去唱”。

　　“嚴格地說，20世紀80年代初，李穀一、朱逢博、蘇小明和程琳都承擔著社會批評。雖然鄧麗君、劉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內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會音樂文化的主流。當時最走紅的詞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穀建芬、張丕基等人，音樂上更多的還是對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眾歌曲傳統的繼續和拓展，雖然歌詞上增強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還是延續了從田漢到喬羽的傳統，歌頌祖國、民族、時代和勞動的題材占了極大部分。”這是當時《中華讀書報》上的一段評論。

　　“開創一代歌風，就開不起來。有不理解的，也有妒忌的，有帶一些成見的，還有一些學術派的，對民族的唱法不感興趣的，要壓製民族的唱法；最主要的是意識形態上的。那種‘左’的東西，往往來自上層。越壓製，群眾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咬著牙就得去，家裏一切不管，孩子摔斷了胳膊，老頭在家發高燒，都不能管了，如同上前線。”回想擔當“李麗君”的日子，李穀一仍心有餘悸。“背著包袱唱了四年。隻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壞，關心的人在盯著你，抓你問題的人也在盯著你”，緊張到夜夜失眠，瀕臨崩潰。唱歌過於疲憊，聲帶出血，中央樂團的隨團大夫每天給她打八針。一天兩場，一場12首歌，從湖北唱到廣西，四十多天演了七十多場。

　　“牛吃草擠的是奶，我草都沒得吃——你們還批判我？”批判歸批判，《鄉戀》還得唱。“為什麽？群眾點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結束後，所有觀眾起立鼓掌；“在上海體育館繞場幾周，致謝”，她熱淚盈眶；連續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來信100多封，“後來我扛著兩麻袋信回來了”。他們當中有人已是省一級幹部，還珍藏著李穀一當年的回信；得知月薪 43元的她沒錢買磁帶學習，戰士、學生、四五歲的孩子都寄錢給她，有5元的，也有幾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樣了，充滿親情、無私，沒有利益爭奪。”直到1983年中央電視台直播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觀眾熱線高密度點播禁曲《鄉戀》，廣播電視係統的領導吳冷西部長，隻得冒著風險，咬牙同意李穀一在全國人民麵前演唱這首“黃色歌曲”。《鄉戀》終於在春節晚會得以“正名”，被喻為中國內地流行歌曲的“開山之作”。

　　PK鄧麗君

　　20世紀80年代之初，廣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國唱片總公司廣州分公司和北京百花音響器材廠相繼開始生產盒式錄音帶，現代意義上的內地音像事業從此起步。彼時，盒帶的售價是5.5元，而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職員的月薪為30到50元。

　　在北京，流行音樂還沒有成為樂壇的主流。李穀一也經常到廣州太平洋去錄製卡帶，一首歌的版權為560元，一次性算清，之後具體翻製多少，她沒有概念。她先後錄製個人專輯十餘版，銷量曾居全國榜首。

　　磁帶雖然熱銷，但在當時，錄音製品的傳播能量還遠遠比不上影視媒介。人們坐在新買進家的電視機前，聽著李穀一，聽著《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知音》……有的人為了聽李穀一的歌，把電影看了九遍。

　　最多的時候，李穀一一年要演唱200多場。她出現的演出場合，歌迷即便是和現在的各路“粉絲”相比，也是狂熱非常的。半夜兩三點就到首體排隊買票，把台階都踩塌了。演出結束後，堵在劇場門口等著李穀一出來，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在天津演出，觀眾圍得水泄不通，還整齊劃一地喊起了口號，“一二三，李穀一，我們愛死你了”。為了能夠退場，樂團醫生、其他女演員圍上頭巾喬裝打扮，引開視線，掩護她從後台溜走，人太多了，警察也來了，樂隊的小夥子拿起電棒幫著 “擋駕”，竟然讓一些官至廳級的幹部平生第一次挨了電棒。

　　不僅如此，從70年代開始，李穀一的風光可謂是前無古人：第一次出訪見到了美國卡特總統；第一個代表中國到法國演出的女演員；……“領導人一個不落，全見過。從毛主席開始，周總理，還有７個副總理，加上幾個大將全都見過，後來就是華國鋒和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還有現在的胡錦濤！”“好漢不提當年勇，”她說。

　　“大紅大紫”也好，“無限風光”也好，李穀一認為自己並非“一步登天”：“我很刻苦。”還在湖南花鼓劇院，17歲，本該是貪覺的年齡，她把鬧鍾放到枕頭底下，5點準時起床。先學毛選，再打掃廁所倒痰桶，然後練功，之後讀毛選，寫心得。一連串忙完後，跟著剛起床的同伴，再練一次功。晚上排練或演出結束後，她還要繼續三遍功。別人隻學開門戲，她要同時師從四位不同風格的老師，為的是“在大流派之外掌握幾個不同風格的小流派”，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感覺”。

　　1966年被下放到瑤寨，她當了8年的赤腳醫生。背著配備的醫藥箱，治頭疼腦熱、流感侵襲，她堵在門口強製劇團的人吃感冒藥；她自覺清洗花鼓劇團的痰桶和便池，如果誰隨地吐痰，一定會遭到她不客氣的訓斥，情節“嚴重”者還被處以罰款。

　　“中央樂團是全國最高的樂府，高不可攀，上月球也比上中央樂團容易。”在中央樂團，教授金鐵林是她的伯樂，在他的指導下，她連考三年，1974年終於考上了。“我當時是以唱小常寶和鐵梅的角色進中央樂團的。”雖說在湖南花鼓戲院，她是半個台柱子，可論起唱歌，畢竟半路出家，唱功自然讓人懷疑。“我想我也算是洞庭湖的麻雀——見過幾個風浪的人了，你們瞧不起我，我偏要唱給你們看看。”為了把花鼓戲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下了苦功夫。周末自是沒有了，每天都是鋼琴旁的練唱。為了打開口腔，李穀一每天打下巴150到200下，打到腮幫子發炎，打到吃不下飯，直到口腔完全打開。

　　年輕漂亮，走的又是民歌路線，她自然是親民。既能唱民歌，又能唱京劇，一年後，李穀一競爭到上海東方樂團《智取威虎山》裏小常寶的角色，隨團出訪澳大利亞。因為嗓音甜美，1976年，她被宋成推薦給八一電影製片廠錄製電影《南海長城》的主題曲《永遠不能忘》，一舉成名，自此一發不可收拾，為五十多部電影演唱插曲和主題歌，成為建國後錄製電影歌曲最多的女歌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音樂開始突破防線，鄧麗君風靡內地，直接影響了內地幾代人。李穀一也由衷欣賞鄧麗君，“我覺得她唱得非常好，沒認為她是靡靡之音，也沒覺得她是小資產階級。”“她對我沒有造成衝擊，她沒有來大陸，而且時代也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廣東那邊華僑多，聽她的歌的人可能多一點，內地就要少一點。當時我們到廣州演出，也在聽她的歌，我們團裏有一個人唱鄧麗君的歌唱得特別好，我們休息的時候，也會說：‘來一首鄧麗君’。我也學過她的歌，感覺還是不好學，她的歌不是誰想唱就能唱的。”鄧麗君曾簽名盒帶並托美國《時代周刊》記者送給李穀一，也有人想在中國組織一場由兩位藝術家各唱半場的音樂會，遺憾於最終無果，斯人已逝。

　　台上李穀一，台下李穀二

　　台上柔媚宛轉的抒情女歌手，台下卻是一位愛攪局、“捅馬蜂窩”的“湘裏辣椒”。她絲毫不掩飾性格中的叛逆，往事前塵，多的是“引火燒身”的例子。

　　70年代末，在一次聲樂研討會上，有人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朱逢博，李穀一挺身而出：“朱逢博的歌唱得就是好，現在誰比得上？！單拿人家唱的《白毛女》，聲情並茂，誰也學不了！”幾句話把人噎得無言以對。1982年，在尚未完全“解凍”的日子裏，作曲家穀建芬麵臨“四麵楚歌”的批判境地，其他歌手惟恐躲閃不及，惟獨李穀一要湊熱鬧，跑到穀建芬的家裏一同選了40多首歌，在雲南音像出版社一口氣錄製了兩盤盒帶，公開發行，以示支持。

　　性格使然，李穀一一次次站到了是非曲折的風口浪尖。

　　1964年在湖南花鼓戲劇院做演員，《補鍋》讓她在戲曲界一舉成名，卻也給她帶來了災難。“修正主義黑苗子”李穀一被下放到偏遠的瑤寨，成了靠工分吃飯的農民。

　　1980年，一曲《鄉戀》讓她成為眾矢之的，經曆數年的口誅筆伐。

　　1990年，爆出“中國民事第一訟”，師徒兩人對簿公堂，期間恩怨，一時沸沸揚揚，輿論褒貶不一，甚至驚動中央領導出麵調解。雖然最後官司也以勝利而終，可她還是覺得傷了心。

　　2000年，她又因揭露東方歌舞團內部領導腐敗問題，成為風波的焦點。質疑和抵製領導班子公款私分，李穀一最後申請調離東方歌舞團，引身自退。

　　2002年，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上，她一句“在同等演唱水平前提下，長得漂亮一些的選手要占便宜”的話，引起軒然大波；2006年，又因為賽前質疑原生態唱法的評審標準，“年齡太大，不適合做青歌賽評委”的傳言不脛而走。

　　不久前，在廣西上大課的時候，回顧從藝四十多年的經曆，李穀一說：“有些事情是應該的，有些事情也是活該的。有些付出、犧牲是應該的，沒什麽可後悔，也活該遭受那些磨難”。

　　人物周刊：您這樣性格的人，怎麽能當團長，當官呢？

　　李穀一：我是為了事業才去做官的，不是為了做官而去做官，後來也是為了文化部的院內體製改革才去東方歌舞團的，當然從藝術家來講，應該不去當官的。

　　肖先生：她這個官的工資，還沒有她當一級演員的工資高，所以她也從來沒有拿多少官的工資。最後就是有點做官費。

　　李穀一：20年的官，從團長到書記嘛！

　　肖先生：這些事放在別人身上也不會發生，恰恰都發生在她身上，全是因為她的性格。

　　人物周刊：你評價一下她的性格吧。

　　肖先生：率直，對事業有頑強地追求，不認輸、急躁，有些事情不經過深思熟慮，隨著性子走。她把在家該做的都做了，而且還做得挺好，家裏事都是她在管，房子怎麽裝修，院子怎麽搞法，包括地磚都是她自己買來的。她精力旺盛。

　　李穀一：台上台下我是兩個性格，在台上我比較抒情，比較甜美，而在台下我就比較現實，潑辣——台上李穀一，台下李穀二。

　　最後我們問她，對將來生活有何打算，還有什麽願望。

　　李穀一說，順其自然好了，用不著管別人的事情，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肖先生很實在地“補充”說，“多保重身體，多旅遊旅遊。”李穀一忍不住插嘴，“那就到朝陽區去旅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