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女兒朱莉婭北京往事：對毛澤東身懷戒備 z (圖)

作為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婭在北京受到了包括毛澤東的接見在內的超規格的款待，但她關於中國之行的回憶和感想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文化與政治背景的衝突，卻鮮有人提及。

　　1976：朱莉婭·尼克鬆的北京往事　　

　　□周大偉(北京)

　　塵封的章節：朱莉婭·尼克鬆的訪華回憶錄

　　1976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被兩件大事覆蓋了：一是首次發表了毛澤東在1965年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二是毛澤東在中南海自己的書房裏接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婭·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她的丈夫戴維·艾森豪威爾(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孫子)。朱莉婭·尼克鬆夫婦幸運地成為毛澤東在生命最後一年裏接見的第一批外國客人。中國官方為此拍攝了彩色紀錄片。美國的主要電視廣播網也很快報道了這一消息。會見第二天，新華社向駐京外國人發布了英文電訊稿。法新社記者喬治·柏安尼當即評論稱，作為非官方人士，朱莉婭·尼克鬆夫婦在中國獲得了驚人的和前所未有的款待。

　　



　　
朱莉婭·尼克鬆近照


　　朱莉婭後來對這次中國之行有何感想？作為一個以作家、編輯和家庭主婦為職業的名門之女，她是否撰寫了關於中國之旅的回憶錄？這是經曆了那個年代的不少人可能關心的問題。

　　2005年夏天，我在美國北加州的一個名叫Burlingame的普通社區公共圖書館裏，意外發現了一本1977年由紐約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的朱莉婭·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個人回憶錄：Special　People(書名可譯為“非凡的人們”)。全書內容包括了朱莉婭對自己會見過的各國政要和名人的回憶和評論。在這部書的前言中，朱莉婭·尼克鬆提到，在1976年夏天，也就是她訪問中國的6個月之後，她就動筆寫作這部書了。

　　朱莉婭在這本書中將這次中國之行專列一章，題目就叫“毛澤東”，還在標題下麵特意附上了毛澤東的一句著名詩詞：“Ten　 thousand　year　is　too　long.Seize　day！Seize　the　hour！”(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全章包括照片在內，洋洋灑灑近40頁。令人頗感困惑的是，這部有研究價值的回憶錄至今沒有在國內得到介紹，幾乎從來沒有被提到過。原因何在？其實，隻要人們粗略地讀一下這一章節，便不難發現問題的答案。

　　盡管朱莉婭·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夫婦在中國訪問期間享受到了極為熱情和超規格的款待，然而，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發表的訪華感想，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的評論，足以使中國方麵體驗失望和尷尬。從當年的氣氛來看，這部回憶錄顯然是不適宜在國內介紹的。我在圖書館角落裏找到的這本書，書頁已經發黃。近30年的時間過去了，這部書幾乎被世人遺忘。但是，從這本書中，我們還是可以尋覓到那個年代的記憶中留下的或深或淺的痕跡。

　　顯然，朱莉婭·尼克鬆在訪問中國之前曾閱讀了美國媒體上關於中國的報道以及毛澤東個人革命生涯的介紹。在他們這一代美國青年人的眼裏，毛澤東顯然是個“天才和魔鬼”結為一體的偉人。她在有關毛澤東的章節的一開始就寫道，她和自己的丈夫在北京見到的毛澤東，盡管已經是個病體纏身、風燭殘年的老人，但在他們的心目裏，他既是個統帥8億之眾的大國領袖，也曾經是一個鼓動他的同誌們“在富人家女兒的床上打滾”(“Trample　 thebeds　of　rich　men’s　daughters”)的青年革命家。看來，毛澤東當年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隻言片語，在穿洋過海傳到國外後，已經被人們做了斷章取義的理解。顯然，作為世界級的豪門之女，朱莉婭·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對毛澤東深懷戒備。

　　意外的驚喜：毛澤東深夜召見

　　朱莉婭夫婦是以普通美國公民的身份，作為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的私人朋友來中國訪問的。然而，當他們乘坐的飛機在1975年12月29日早晨降落在北京機場時，他們才突然真正意識到，在他們的這次訪問背後可能暗含著某種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機場前來迎接他們的人中，他們看到了專程回國的黃鎮夫婦，還有毛澤東的翻譯唐聞生。當他們被直接送到寬敞豪華的政府賓館時，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將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旅行。不過，她和她的丈夫始終還不敢奢望毛澤東的會見。

　　12月31日深夜11點多鍾，已經準備就寢的朱莉婭夫婦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穿著睡袍的朱莉婭急忙躲到門後，讓丈夫戴維去開門。中國外交部禮賓司的一位官員出現在門口，他激動地宣布說：“毛主席要見你們！”朱莉婭夫婦馬上用最快的速度換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婭還特意穿上母親專門借給她的一件黑色的繡花長袖襯衣，並帶上父親尼克鬆給毛澤東的親筆信，匆匆登上汽車前往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霧迷蒙，寒風凜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幾輛軍用吉普車和卡車外，還可以看見幾輛農民駕駛的馬車在夜色中緩慢地行駛，馬蹄聲在寂靜的街道上發出清脆的響聲。朱莉婭夫婦乘坐的汽車進入中南海新華門，沿著一個湖邊繼續行駛數分鍾後來到毛澤東的住所門口。他們記得經過一個燈光灰暗的乒乓球室後，走進毛澤東那間著名的書房。在門口，他們終於看到“這個被億萬中國人視為上帝的領袖人物”了。毛澤東正坐在書房裏等候他們的到來，他的身軀深陷在一個寬大的沙發裏，其他5個同樣的沙發呈半圓形擺設在毛澤東兩側，每個沙發之間小桌子旁邊都放著一個白色的痰盂。在他身邊兩個年輕女子的協助下，毛澤東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婭夫婦握手並讓新聞記者攝影和攝像。

　　曾經在電影裏扮演毛澤東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員古月不知道從哪裏得到一段趣聞。他聽說，朱莉婭的丈夫戴維在見到毛澤東時說，主席先生，我發現您的麵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澤東聽後高興地大笑了起來，並風趣地說：“我長了一張大中華的臉。”

　　美國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臉還一半一半地看。其實，戴維講的可能是老實話。毛澤東麵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寬闊的額頭和充滿智慧的眼睛，的確富有世紀偉人的魅力。但是，此時此刻，他麵孔的下半部，已經毫無光彩。朱莉婭在書中寫道，毛澤東給她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極其衰弱的老人，神態裏能看出中風後的跡象，目光空泛，兩條長臂無力地垂在身體兩側，下巴垂落，聲音顫抖，口中不時流著口水。朱莉婭此時突然感到，盡管當初他們是那麽渴望見到這個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時毛澤東就在他們麵前了，她卻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覺得，在這個時候來會見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似乎是對他的一種冒犯。

　　朱莉婭把父親的親筆信交給毛澤東。翻譯唐聞生立刻將它翻譯給毛澤東聽。他非常認真地聽著尼克鬆的信文，並高興地說：“歡迎尼克鬆先生來中國。”最後，他還從唐聞生手中拿過那封信，令人驚訝地用準確的英文發音讀出了信文上方標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他想借此告訴周圍的人們，他肢體上的衰弱還沒有影響到他的腦力的敏捷。

　　毛澤東對朱莉婭說，你現在就坐在你父親4年前坐過的同一張沙發上。朱莉婭馬上調皮地告訴毛澤東她想和自己的丈夫臨時調換一下座位，以便讓戴維也有機會感受一下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位置。毛澤東一邊看著一邊開心地笑了。朱莉婭還把黃鎮夫人送給她的毛澤東像章指給他看，毛澤東激動地拍了拍朱莉婭的手。朱莉婭發現，盡管毛澤東看到過億萬男女大眾佩戴他的金屬像章，此時他的臉上還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談到他即將發表的兩首關於鬥爭內容的詩詞，毛澤東則輕描淡寫地說：“沒有什麽，那都是我在1965年寫的東西。”與自己過去見過的其他世界級鐵腕人物(比如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較，此時的毛澤東顯得格外慈祥。朱莉婭·尼克鬆注意到，毛澤東和唐聞生看來簡直就像是祖父和孫女一樣的關係。黃鎮等人在會見時，則漫不經心地環視書房四周，似乎並沒有認真聽自己領袖的講話。朱莉婭認為，毛澤東此時的寬容，並非故作姿態，這顯然與他的年齡以及目前過度依賴他人的病體有關。

　　朱莉婭在會談期間，特別注意到毛澤東身邊的兩個年輕的女人，“她們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澤東的身後，看上去像是和毛澤東一同呼吸一樣，她們對毛的每一個動作都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體貼”。當朱莉婭夫婦準備告辭時，其中一位女士在攙扶毛澤東起身的同時，還急忙用梳子給毛澤東梳理一下有些散亂的頭發，這樣可以使毛澤東再次體麵地麵對攝影師的鏡頭。朱麗婭注意到，這個女人盡管身著單調的無線條的毛式服裝，但她的麵容卻極為安詳和美麗。

　　談到自己國家的人民，尤其年輕一代，毛澤東的聲音聽上去顯得遲疑和失望。他對朱莉婭夫婦說：“年輕人是軟弱的。我們不得不提醒他們：需要去鬥爭。”說到此，毛澤東突然像年輕人一樣顯得激動起來。他攥起拳頭，接著說：“黨內有鬥爭，階級之間有鬥爭。除了鬥爭之外，沒有什麽是必然的。”朱莉婭夫婦看出，鬥爭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而是毛澤東哲學的根本原則。然後，毛澤東突然對著朱莉婭夫婦問道：“你們認為怎樣？”朱莉婭夫婦對這個問題毫無準備，兩人幾乎同時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著：“我同意……”毛澤東顯然還期待他們能多說幾句，但朱莉婭夫婦則沉默不語。他隻好最後自己接著說道：“至少還要鬥200到 300年，這是非常可能的。”朱莉婭夫婦屬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新一代。他們顯然屬於喜歡“做愛而不作戰(Make　love，not　war)”的一代人，對於毛澤東鼓吹的鬥爭哲學，在他們聽起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不過，在那個冷戰的歲月裏，從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到智利的貧苦鄉村，毛澤東的思想也的確成了眾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進變革或描繪完美社會的戰略原則與理念。

　　其實，朱莉婭夫婦對毛澤東講的“鬥爭”已經有心理準備了。不知是為什麽，到達北京的第一天，中國人就安排他們去清華大學看揭發批判教育部領導人的大字報。朱莉婭在回憶錄中用揶揄的口吻說：“這是他們和毛澤東會見前最具有戲劇性的前期準備。”

　　不過，朱莉婭似乎也被這個老人執著的鬥爭哲學感染了。她總算也多少理解了一點：為什麽這個國家的億萬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紅書”(毛澤東語錄)的引導下變得如此倔強和狂熱。但她還有點不明白，毛澤東此刻還在擔憂什麽呢？朱莉婭意識到，毛澤東顯然是在擔心未來。他在擔心後人將如何評定他永久的革命功績 (朱莉婭記得毛澤東當時給自己的革命徹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的分)；他在擔心，曾經跟隨他長征的同誌們陸續離開這個世界後，那些從未經曆戰爭困苦的年輕一代人能否繼續“鬥爭”下去，直至鬥出一個無階級差別的完美社會。

　　大約在12點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不斷用手指點著自己的手表，暗示人們：時間太晚了，會見結束的時間到了。不過，毛澤東的談興甚濃。朱莉婭兩次起身告辭，都被毛澤東用雙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會兒。在最後朱莉婭夫婦向毛澤東道晚安後，毛澤東用明確和有力的語調說道：“我將等候你父親的到來。”

　　在離開毛澤東書房的最後時刻，朱莉婭回頭看到一個令人傷感的剪影：毛澤東在兩個女護士的攙扶下，站在門口，揮了兩下手，然後默默地注視著客人們遠去。

　　



　　朱莉婭·尼克鬆的回憶錄《非凡的人們》，其中用40多頁的篇幅記述了她的中國之行，這本書很少為中國學界提及

　　



　　毛澤東接見朱莉婭·尼克鬆夫婦，王海容(左二)擔任翻譯，朱莉婭曾在私下詢問王海容：“聽說你和毛澤東是親戚，是嗎？”王海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說：“有人是這麽說的！”

　　



　　到達北京第一天，朱莉婭夫婦被安排去清華大學看揭發批判教育部領導人的大字報

　　文化和政治背景的衝突

　　讀過朱莉婭訪華回憶錄的中國人，大概會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結論：朱莉婭辜負了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給予他們的盛情款待。其實，這個結論是輕率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其中由於兩國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導致的衝突和尷尬。

　　朱莉婭在回憶錄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書房裏，毛澤東曾主動開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會流傳的懸念。毛澤東大概也知道眼前這對美國年輕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對朱麗婭說：其實，我們並不像你們想的那樣可怕。我們並不殺人。我們也能寬恕犯過錯誤的人們。我們最近就原諒了一些國民黨分子。毛澤東指的是 1975年夏天前後剛剛被特赦釋放的一批在國共內戰期間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不過，毛澤東的話並沒有打消朱莉婭腦子裏的疑問。她不知道從哪裏聽說，“大約有2600萬人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紅色中國遭到鎮壓”。

　　在訪問中國的日子裏，朱莉婭幾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國人對家庭生活和親情關係的忽略。在歡送他們去上海訪問的宴會上，黃鎮對朱莉婭夫婦說：“毛主席很關心你們的旅行，他把你們當成自己的家庭成員一樣。”然而，朱莉婭卻對這句足以使任何一個中國人熱淚盈眶的話語充滿疑慮。她覺得，這句話並不真實。在美國人看來，“家庭成員”這個字眼是不可以隨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夠的親情。她在回憶錄中質疑說，既然你把我視為你的家庭成員，那你總應該把你家裏的其他家庭成員介紹給我吧！可是在訪問中國期間，包括和毛澤東本人見麵時，沒有任何人提及毛澤東的妻子兒女。當她在私下詢問王海容女士：“聽說你和毛澤東是親戚，是嗎？”王海容一臉的不高興，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說：“有人是這麽說的！”

　　在酒會上，黃鎮回憶起6個月前他在加州拜會辭職後的尼克鬆時的情景。他提到尼克鬆當時講過的一句話：“當我離開(白宮)辦公室後，我才發現誰是我真正的朋友。”黃鎮然後動情地對朱莉婭說，“我們是不會忘記老朋友的。”朱莉婭注意到，中方譯員在翻譯這句話時眼睛裏似乎含著淚水。經曆了片刻感動後，朱莉婭又“清醒”了。她在書中寫道：“對於我父親這個老朋友，估計中國人大概不會忘記了。可是對於他們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1951年的高崗；1966年的劉少奇和1971年的林彪。這些毛澤東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裏呢？”

　　朱莉婭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旅行的日子裏，她和她的丈夫這兩個美國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個星球上一樣：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悶而毫無幽默感的國度。每天晚上9點半左右，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關門睡覺了。和芝加哥規模相當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靜謐得像一個中世紀的農場。盡管當時的毛澤東還主張不停地“鬥爭”(一個月前他還說，“8億人，不鬥行嗎？”)，不過，在朱莉婭夫婦一路訪問過的中國城市裏，他們當時沒有發現毛澤東所執意要堅持的“繼續革命”還可能再次引發1966年時的緊張氣氛。朱莉婭的感覺是準確和細膩的。的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即便是當初最激進的人們，也似乎感到疲憊了。再這樣“鬥”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風了。

　　在朱莉婭夫婦心目裏，中國人的生命過程是粗糙的。他們不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曉得她從哪裏聽到一個傳聞：“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為這個國家的存亡而鬥爭著。這國家有足夠的人，但沒有足夠的槍。以至於在1951年的朝鮮戰場上，隻有第一排的人才有槍，跟在後麵一排的人撿起前一排倒下的同誌的槍，像波浪起伏般前進。”這個傳說顯然是極其離奇和荒誕的。

　　在這個神秘而封閉的國度裏，朱莉婭和她的丈夫顯然是在用一套純西方式的文化優越感來審視他們在中國看到的一切。

　　朱莉婭問黃鎮，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他喜歡哪一家中國餐館的菜？從黃鎮的回答中，她吃驚地發現，中國外交官們幾乎從來沒有去大使館以外的中國餐館吃過飯。朱莉婭無法想象，黃鎮這些外交官當時在西方世界中行動的極不自由。當然，其中還有中國外交官們由於外匯短缺帶來的拘謹和尷尬。不過，朱莉婭卻注意到，在中國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卻常常擺滿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為一個從美國來的貴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點太揮霍浪費了。

　　由此，人們可能會得出結論：由於中美之間政治和文化的鴻溝，朱莉婭的批評和譏諷已經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過，如果我們願意冷靜下來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個經濟貧困年月的窘狀。

　　在中美關係問題方麵，朱莉婭始終帶有美國人固有的優越感。她認為，尼克鬆是在中國麵臨蘇聯巨大軍事威脅的形勢下來中國訪問的。他的這一選擇有可能會激怒蘇聯人並直接麵臨1972年5月美蘇首腦會談被取消的風險。為此毛澤東自然會對尼克鬆充滿感激之情。其實，直到今天，包括朱莉婭在內的不少美國人依舊固執地認為，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簽署，是美國人幫了中國人的大忙，它使中國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蘇聯吞並的危險。中國人應當尋求美國的保護。有證據表明，美國官方上層也有此類見解。朱莉婭顯然不願意多談美國當初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的慘狀，也不願意談到美國與前蘇聯爭奪遠東利益的迫切需要。

　　朱莉婭在回憶錄中甚至認為中國人如此重視他們的這次訪問，顯然不完全是因為毛澤東和她父親之間的私人情誼。中國人期望利用他們的這次訪問向華盛頓發出信息：中美關係能夠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朱莉婭寫道：“在中國，我們隻是持非外交護照的私人旅客。然而，中國政府卻讓我們帶回家一個緊迫的信息：要警惕蘇聯帝國主義的貪婪擴張之手。中國人或許過高估計了我和我的丈夫傳遞這個信息的能力。”

　　題外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其實，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朱莉婭也同樣有自己的難言之隱。在這本回憶錄中，朱麗亞顯然巧妙地回避了毛澤東關於她父親尼克鬆由於水門事件下台這個尷尬的話題。

　　據其他相關資料記載，毛澤東一邊看尼克鬆的信一邊問道：“總統先生的腿怎樣了？”“好好保養他的腿。他說過還要爬長城呢。把這話轉告總統先生。”尼克鬆已經在1974年辭職下台，但毛澤東還執拗地稱呼尼克鬆為“總統”。“他已經不是總統了。”戴維插話說。這位尼克鬆的女婿的插話坦誠得令人吃驚，不過倒是很符合美國年輕人的個性。

　　“我樂意這麽叫他，你管得著？”毛澤東不容分辯地說，“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麽了不起？”有點兒書生氣的戴維不能同意這話，他說：“這個問題很複雜，關係到西方的政治……”毛澤東有點不耐煩了，又搶過話來：“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簡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兩卷錄音帶就能把一個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是紙糊的是什麽？”(參見單少傑：《輕淡水門醜聞，調侃西方政治》)尼克鬆由於水門醜聞下台，毛澤東完全不能理解。他無論如何想不通，怎麽幾盤錄音帶就能把一個世界大國的總統趕下台了呢？說實話，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都很難想象到，尼克鬆的下台和美國憲法之間有什麽關係。

　　其實，對美國憲政民主的實際運作不能理解的並不隻是毛澤東。朱莉婭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會見他們夫婦時也說：“我們從來不把水門事件看得那麽嚴重。”當初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就說：“為幾卷錄音帶大吵大鬧，值得嗎？”埃及總統薩達特說得更坦誠： “大驚小怪，統治者難道不允許進行統治？”

　　尼克鬆的女婿和毛澤東爭辯的所謂“西方政治”，大概是指西方國家權力相互製衡的機製。在這種製衡機製的作用下，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是至高無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權力的製約，即使總統也不能例外。比如，在這種憲法的契約條件下，人民委派一些人擔任行政首長來代為管理和處理公共事務。如果一個總統濫用權力，就是違反了契約的規定，由此導致的信任危機顯然非同小可。

　　當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對尼克鬆的遭遇深表同情時，或許，尼克鬆正坐在位於南加州的豪華別墅書房裏寫他自己的回憶錄。他大概也會想起那個年代發生在遙遠中國的很多事情。讓他困惑不解的怪事恐怕也少不了。

　　可以理解，以中國人習慣的思維方式，幾乎完全無法想象當時發生在美國總統和司法程序之間那驚險的一幕幕場景：

　　1973年春夏之交，當依照司法程序要求一個美國總統交出手中的證據時，這個總統是否有某種特權拒絕服從呢？刹那間，代表美國司法的一方和象征美國政府權力的一方，就在這憲法的岔路口上，開始僵持不下。很多美國人這時候總算是明白了，總統濫用權力這碼事，並不全是一個遙遠的別人家裏的故事。

　　1973年底，新任獨立檢察官加沃斯基帶著一盤已經獲得的錄音帶前往白宮。就是在這盤錄音帶中，尼克鬆提到如何教唆手下人做偽證的方法。獨立檢察官鄭重地請白宮幕僚長黑格將軍向總統傳達一個最後的忠告：“根據我的判斷，總統已經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聘請一位他所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辯護律師。”

　　1974年2月25日，由象征著美國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審員組成的大陪審團表決結果認定，理查德·尼克鬆這位被美國人民安排在白宮漂亮的橢圓形辦公室裏上班的總統，是一個欺騙美國人民並涉嫌妨礙司法的陰謀的成員。

　　聽過第一批錄音帶後，國會司法委員會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要求尼克鬆交出另外147次的談話錄音。尼克鬆對此斷然拒絕。但是，最高法院以8比0(1人棄權)一致通過，要求尼克鬆繼續交出錄音帶。

　　最高法院裁決的8小時後，尼克鬆的律師克萊爾宣讀了尼克鬆的聲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決。”這位權高位重的政治領袖，終於在憲法麵前低下了他驕傲的頭。1974年8月，麵對國會的彈劾案，尼克鬆決定辭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自動辭職的總統。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辭職。在場除了他的妻子，還有他心愛的女兒以及女婿。

　　尼克鬆辭職後，自然就不是總統了。水門事件的巨大政治風波戛然而止，沒有引發政治搏殺，也沒有引發社會動蕩。不過，也沒有什麽人打算“痛打落水狗”，或者非要把尼克鬆“打翻在地”並“再踏上一隻腳”。尼克鬆回到自己在南加州的家鄉，開始撰寫他的回憶錄，並開始了一般退休總統的優裕並繁忙的生活。看上去，他從待遇到生活狀態，和其他離任總統別無二致。

　　這裏，讓我們提及一個小小的插曲。

　　在尼克鬆決定辭職的前一天深夜，尼克鬆在白宮的林肯起居室準備辭職講話一直到淩晨兩點。當他準備就寢時，在枕頭上發現了小女兒朱莉婭的一張便條：“親愛的爸爸：我愛你。無論你做什麽，我都會支持你。我為你而自豪。請等上一周或者10天再決定吧。在煎熬中再忍耐一段時間吧！你是那麽堅強！我愛你！萬萬次支持你。朱莉婭。”

　　尼克鬆事後寫道：“如果當時有什麽能改變我的主意的話，那麽就是朱莉婭的這封信了。但是我已經精疲力竭，無法重新考慮。這不是因為放棄了這場鬥爭，而是因為我知道，對國家來說我所做的決定是最佳的。”

　　看得出，作為尼克鬆總統的女兒，朱莉婭對自己父親的引咎辭職是極為痛心的。

　　朱莉婭27年後重返北京

　　朱莉婭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在毛澤東的書房門口，年邁的毛澤東拉著她的手說：“你們還年輕。再到中國來吧！再過10年，中國會棒極了。”

　　27年後的2002年11月，為了紀念尼克鬆訪華30周年，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4)《讓世界了解你》欄目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組織一場題為“穿越曆史的對話”特別節目。朱莉婭作為該節目的特邀嘉賓再次來到北京。

　　鬥轉星移，物是人非。朱莉婭在節目錄製現場見到多位與她父親30年前訪華有關的人物，比如尼克鬆訪華時的中方翻譯冀朝鑄和章含之等，並與他們回顧那段中美關係史上非常重要的曆史，使她觸景生情。她深情地回憶道：“我父親常常向我們提起那次難忘的中國之行，父親的那次破冰之旅重新開啟了中美關係的大門，從此改變了世界，他一生中以此引以為自豪，我們全家人也為父親的英明之舉引以為自豪。”

　　有關報道說，朱莉婭在這次活動中聽了許多關於中美關係的故事，“讓她更深地感覺到了她父親1972年中國之行的偉大之處。她反複地說要繼承父親的遺誌，為進一步促進中美兩國關係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不過，無論是那篇報道還是朱莉婭本人，始終都沒有人提及朱莉婭那本1977年出版的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