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封貢體係

　　東亞封貢體係

　　國家的出現，是人類曆史由野蠻而進入文明的標誌。而自從有了國家，人類活動便多了一項內容，那就是進行國家間的交往，處理國家間的關係。當人類曆史步入公元16世紀時，環視世界，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上並存著三大國際關係體係，即東亞封貢體係、穆斯林世界和歐洲秩序。


　　以中國為主導的封貢體係，作為一種東亞世界的國際秩序，曆史是最為悠久的，其背後的文化內涵，也是最為豐富和深刻的。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國的先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逐步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當華夏文明開始和世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時，前者已經處在十分發達的水平了。因此，中國的先民自然而然地把華夏文明以及這種文明所包含的價值規範，作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態。由於相對先進、崇尚禮樂教化的華夏文明為華夏民族所獨有，那麽，華夏的先民自然認為，華夏所在之地，便處於天下的中心；而天下一體，中心之外，便是四夷；相對於四夷來說，處在中心的華夏，便是中國。宋朝的石介在其《中國論》中提出： “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這就是古代中國人對世界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隨著優秀華夏文化自內向外的輻射傳播，同時參雜著經濟和戰爭的手段，本屬於國內統治秩序範疇的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等級關係，被中國的統治者逐步地運用到了處理中國和東亞各周邊國家的國家關係的活動中。早期的中原王朝，更多的是追求對周邊地區直接的統治。到了唐代，則演變成以藩屬的形態，以羈縻的製度對周邊民族國家加以管轄。到了明代，被現代學者稱為封貢體係的國際秩序方才完備的建立起來。

　　明朝的建立，不能不說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因為在經過蒙元短暫而狂暴的統治後，明朝的崛起是中國人重建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並自唐代安史之亂後，重新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封貢體係的重要轉折點。早在公元10世紀，中國已經出現了將中國之外的國家視為“外國”而非簡單的“藩屬”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明朝得到了明確的承認，成為明朝德化外交的指導思想。有學者提出，這種承認中國之外的夷狄是“外國”的思想，是中國外交思想史上的一次飛躍。另一方麵，在以恢複“華夏道統”為己任的朱元璋看來，蒙元入主中華，不僅有違華夏節製夷狄的“華夏道統”，而且破壞了中國曆代王朝“懷柔遠人”以期“四方賓服” 的政治理想的實現。正是因為外交思想的進步和恢複“華夏道統”的政治訴求，較之於元朝頻繁使用武力的擴張政策，明朝的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中更加強調建立以和平為基調、以經濟和文化交流為主要內容的封貢關係。有明一代，也基本上沒有出現不符合儒家傳統價值觀念的征伐行為。明朝的正統性，除了要得到國內各民族人民的認可之外，四夷鹹服，萬方來朝，也關係到明朝作為華夏之胄的皇權的合法性。公元1368年，剛剛踐位登基的朱元璋，便遣使安南和朝鮮，此年，又先後遣使日本、占城、暹羅和爪哇等國，宣布明朝建立並收回元朝的敕封，要求各國來朝以建立明確的封貢關係。在主觀上，明朝迫切地建立封貢關係的目的，就是要各個封貢國在接受了中國華夏文化的沐浴之後，自然地傾心歸化並尊崇中國為天朝上國，並自覺地接受儒家的綱常倫理，從而最終徹底消除“蠻夷”對中國的威脅。

　　從前提來說，封貢體係下的國家關係是以和平外交為基礎的。這首先體現在朱元璋對蒙元武力擴張政策的撥亂反正上。公元1369年，朱元璋頒布《皇明祖訓》以勸誡後世子孫不可隨意對外興兵：“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緊接著，朱元璋便在這份文件後麵開列了 15個“不征之國”。這些國家是朝鮮、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臘國（柬埔寨）、暹羅（古代泰國）、占城國、蘇門答臘、西洋（西洋國、東印度海岸和霍爾木茲）、爪哇國、湓亨國（在馬來半島上）、白花國（具體所指不詳）、室利佛逝（三佛齊國）和浡泥國。這些國家，幾乎都受到過蒙元軍隊的侵略，因此，朱元璋的撥亂反正的意圖是明顯的。

　　在政治上，封貢體係內國家間的基本關係是冊封和被冊封，朝貢和被朝貢的關係，同時也有同盟的性質。在本質上，這種關係雖然仍然是不平等的國家關係，但是，這種不平等不是建立武力征服的基礎上的。這在國際關係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在中國皇帝看來，這種關係是通過向四夷番邦傳播高度繁榮的儒家文化實現的。中國對這些國家負有“加惠四海，視民同仁”的道義責任。而萬邦來朝的興隆的政治局麵，體現了天朝上國“全撫天下，休養生息，以治以教，仁聲義問，薄極照臨，四方萬國，奔走臣服，充湊於廷”的統治威力。另一方麵，長期以來崇尚儒家禮樂教化並處於中原王朝統治之外的夷狄之國的統治者，對充當名義上的臣仆和藩屬也是甘之如飴，因為通過付出向中央帝國進貢方物的簡單代價，就可以獲得與天朝互通貿易、學習並吸取儒家先進文化的實惠。

　　具體說來，在封貢體係中，中國周邊國家的君主作為“藩屬”必須得到中國皇帝的確認（“冊封”）才能擁有合法的統治地位；作為回報，“藩屬”必須承認中國皇帝對自己的宗主權。封貢體係中的雙方承擔一種雙向的權利和義務。中國皇帝負有在周邊國家中維持正當秩序的職責，並通過向藩屬國王派遣使節主持其冊封儀式和頒發皇帝詔書來承認這些國王的合法地位。當這些藩屬遭受外來人侵時中國要給予他們援助，當他們遭遇災難時中國皇帝應派遣宣慰使節和頒布安撫詔令。在藩屬國一方，向中國皇帝表示臣服的具體形式是按時向中國皇帝“進貢”、請求冊封其國王並奉中國為正朔——即按中國皇帝的年號及日月來記錄曆史。盡管封貢體係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國家關係，但是中國皇帝對封貢體係內的“外國”的內政一般不加幹預，而僅對封貢國之間的秩序進行平衡和仲裁。例如，公元1419年，因為入侵滿剌加，暹羅國王便受到了明朝永樂皇帝的申飭。

　　 由於儒家向來重視禮儀製度，封貢體係作為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家間的等級秩序，必然在禮儀和往來文辭上反映出來。《明史·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記載了一個典型生動的例子。永樂六年（公元1405年），渤泥（今北加裏曼丹文萊一帶的古國）國王麻那惹加那率領全家來到南京朝覲明成祖朱棣。雙方有一段頗有意思的對話。

　　首先是渤泥國王向朱棣行一跪三叩首之禮，然後謙恭的致詞：“遠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養以息，既庶且安。思見日月之光，故不憚險遠，輒敢造廷”，開場白後，接著說道：“覆我者天，載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疇邑井之聚，宮室之居，妻妾之樂，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罔敢侵，眾罔敢暴，實惟天子之賜。是天子功德所加，與天地並。然天仰剛見，地蹐則履，惟天子遠而難見，誠有所不通。是以遠方臣妾，不敢自外，逾曆山海，躬詣闕延，以伸其悃”，大意是“雖然覆蓋我的是天，載負我的是地，但是使我有土地和人民，並使強者不敢侵犯我的，則是天子的恩賜。抬頭就可以看見天，舉步就可以接觸到地，隻有天子太遠了，難得一見。為了表達我一片輸誠歸化的懇切之心願，如今我親率家屬與陪臣，不遠萬裏，經曆山海之險，親自前來中華，向天子謝恩”。

　　朱棣的答詞則表現了至尊天子的謙和大度：“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庶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大意是“上天和先帝，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給我，讓我象對待自己兒子一樣養育庶民百姓。上天與先帝，對待萬民，不分內外，一視同仁。我真擔心自己不堪重任，以致辜負了你的一片美言”。

　　渤泥國王再次叩頭後，繼續跪答：“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時和歲豐，山川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者皆華而實，異禽和鳴，走獸蹌舞。國之黃叟鹹曰，中國聖人德化漸暨，斯多嘉應。臣土雖遠，實天子之氓，故奮然而來覲也”，大意是“自從天子建元以來，臣的國家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大自然都是一片和諧繁榮的景象。國內的父老都說，這是中國聖人恩德化育的結果。臣的國土雖然遙遠，但終究是天子的臣民，所以也要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前來瞻仰天顏”。

　　過後，朱棣談了對這位渤泥國王的觀感：“朕觀其言文貌恭，動不逾則，悅喜禮教，脫略夷習，非超然卓異者不能。稽之載籍，自古逷遠之國，奉若天道，仰服聲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於舉妻子、兄弟、親戚、陪臣頓首稱臣妾於階陛之下者，惟浡泥國王一人；西南諸蕃國長，未有如王賢者。王之至誠貫於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傳於悠久，可謂有光顯矣”。朱棣看重的是，這位國王擺脫了蠻夷習俗，舉止處處合乎禮教，真是夷狄中超然卓異之人。永樂皇帝賜予了渤泥國王公侯規格的待遇，但是不幸的是，渤泥國王在這次朝覲後兩個月就病逝於南京。朱棣為此輟朝三日，以示哀悼，並賜葬於南京安德門外石子崗。

　　在中國皇帝的眼中，這位來華的夷狄之君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是九州分野以外的所有番邦都應該效法的典範。在中國的統治者看來，連渤泥國這樣遙遠無名的小邦，都深知中華文物聲教之至善至美，那麽，這種四方萬國奔走臣服的隆興場麵，不正表明了儒家先賢締造的禮樂教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神化之機嗎？不正表明了中華文物聲教迄於四海，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威力嗎？不正表明了中國皇帝的統治受命於天，行王道於四海的儒家理想嗎？

　　在經濟上，封貢體係下的東亞諸國，都從中國獲得了貿易的實惠，其國家的經濟得到了繁榮和發展。封貢體係下的進貢，主要是一種禮儀上的形式。而經濟上的封貢貿易往來，才是維係封貢關係的一個重要紐帶，並因此而形成了一個東亞貿易圈。封貢貿易有兩層含義。一個是由於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以至封貢各國，隻能在封貢體係下與中國進行貿易；另一個是由於前一個原因，封貢貿易是政府間的貿易，在伴隨著海禁政策的封貢體係下，民間貿易難以開展。封貢貿易的運作的基本模式是：明朝政府遣使到海外諸國頒賜天朝正朔，邀其入朝進貢，而後明朝政府對封貢國的正貢進行回賜，其附載貨物則有官方出價收買或者由貢使自行出售。由於回賜往往多於進貢，竟然造成了一些國家不顧明朝規定貢期的限製，一再越分進貢。

　　在文化上，封貢體係促進了中國向東亞諸國的文化輸出，並進而形成了東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提出的。東亞文化圈中的文化要素是：漢字、儒學、佛教和中華典章製度（律令製度）。在東亞諸國中，漢字是國家的正式文字，儒學是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佛教自中國東漸，朝鮮、日本之國家製度深受中華影響，至今不絕。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封貢體係兼備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三重意義。封貢製度，是一種以經濟、文化交流達成政治目的的特殊體製。政治上，中華正朔得到了東亞諸國的承認，經濟上，東亞諸國從富庶的中國那裏獲取了貿易的實惠。文化上，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下，東亞諸國紛紛從奴隸製國家進入封建製國家的序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這是東亞國家交往的一種常態。

　　 這種封貢體係下的常態一直持續到了公元1840年才開始有所鬆動，而封貢體係的徹底崩潰，則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其間日本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列強麵前，中日都先後遭受了欺辱，中日都先後學習西方，自變圖強，但是為什麽中國失敗了而日本成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