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Tankman各位都知道了，不知道的請google Tankman。
在Tankman之前30年，同樣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白日點燈案，則早已湮沒在紛繁的記憶裏……然而，這兩個不同人物的命運，卻不能不給我們帶來深思……
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時許，一個四十來歲的小個男子來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旁邊。找了個地方坐下後，他從包袱裏取出了一個折疊著的長圓形狀的白色紙燈籠！他在眾人驚訝目光的注視下，又從包袱裏拿出一支紅色蠟燭，點燃後，小心翼翼地插在燈籠裏麵底部的一根釘子上。然後，小個男子就提著這盞紙燈籠，離開了紀念碑，慢慢地朝廣場的南側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如果不是兩天後英國路透社發布的一條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沒有人想到這小個男子竟然製造了一起被外國新聞媒體稱為“帶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路透社的這條消息轉發自英國倫敦《新快訊報》的一則報道，還配發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那個提著燈籠的人正是在天X門廣場點燃白色紙燈籠的小個男子———他手執燈籠，旁若無人地行走著。背後，可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半截。報道稱，這個男子顯然是用這種方式來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
路透社轉發的這條短消息在播出後幾小時內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獲悉，外交部部長陳毅決定立即向總理匯報。
周恩來果然非常重視。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來就接到了毛澤東主席批轉過來的一個文件，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當前農村缺糧情況嚴重，已經出現了農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
周恩來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掛號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發生嚴重糧荒，和縣銅城閘已經有多人餓死，兩縣農民中的許多人已經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拋棄了子女，當地幹部作風惡劣，不但無法解決此類問題，還迫害敢於說話的群眾。
針對“白日點燈”事件，周恩來當即指示身邊工作人員詢問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此事，於是便詢問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情，於是便向市委如實說明，並表示立刻開展調查，查明情況後立刻向市委匯報。
受命調查的8人小組連夜對此事進行了安排。第二天，從天X門廣場傳來消息：那個人又出現在廣場上，並且再次企圖製造白日點燈案。警方當場予以製止，那個上了大洋彼岸西方報紙版麵的燈籠也被同時查獲。
公安人員隨即對小個子男子進行了訊問，很快就查明了事實真相———他名叫何明淵，四川達縣人氏。何明淵因不滿當地的糧食征購政策和經辦幹部的作風，認為同村和鄰村出現的不少農民因饑餓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的餓死，其妻因此而失蹤。
近三個多月中，何明淵一邊要飯糊口，一邊去專區、省城上訪反映情況，結果先後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還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伺機逃脫後，何明淵對上訪失去了信心，也對共 產 黨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製造白日點燈案。何明淵對此舉的用意直言不諱：就是以此影射當時的形勢“暗無天日”。
調查人員在訊問時特地問道：“你是否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
何明淵回答：“我考慮過———大不了一個死字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
訊問結束後，調查人員隨即寫了一份《關於白日點燈事件的調查報告》，送到了局長馮基平的案頭。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那裏。
當時的彭真，身兼數項要職，自然是知道糧荒的嚴重性的。這樣，對他來說，此案就不僅僅是一樁個別群眾鬧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動”之類的案件了。
警方調查人員在《報告》中已經對此事作了定性，認為屬於“反革命事件”；何明淵已經被拘留，所以《報告》中稱其為“該犯”。整篇《報告》不到千字，比較籠統。彭真又將馮基平找來，仔細詢問案情。
彭真聽完後，沉默了片刻方才緩緩開口：“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還叫什麽人民政府？這句話是那個叫何明淵的人所說的原話嗎？”
馮基平點頭：“是的。”隨即從筆錄中找出何明淵的原話，指給彭真看。
彭真微歎一口氣：“這話說得重了些，不過……”他沒有往下說，但是意思已經表達出來了。
稍停，彭真又說：“這個何明淵討飯進京、白日點燈的行為至少暴露了三個問題：第一，特殊時期的困難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損害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第二，我們的幹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第三，對群眾中關於當前形勢的認識缺乏及時的引導。從這方麵來說，這個何明淵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基平同誌，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調查何明淵的名義，對他所說的情況進行一番調查，然後把結果告訴我。至於何明淵的問題，究竟屬於什麽性質，待調查後再作結論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指派調查人員赴四川達縣調查。同時決定將已關押於看守所的何明淵從監房中放出來，安排他從事“外勞動”。
當時的看守所，被關押的人是不從事任何勞動的，隻有極個別人屬於例外，那就是“外勞動”。所謂“外勞動”，就是從事看守所內部清潔衛生、夥房等勞役的一種“崗位”，通常由問題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沒有前科的人擔任。“外勞動”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並且能夠獲得較多的囚糧定量，因此被視為一種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淵從事“外勞動”是一種優待措施，而且還包含著準備從寬處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淵並沒有領悟到這層意思，他在大約一個星期後，就突然來了個不辭而別。
那天，看守所要購買當月的囚糧，派了兩名看守員押著4個“外勞動”推了一輛人力車前往糧站。因為“外勞動”是屬於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從來沒有發生過逃跑事件，看守員因而沒太在意。結果，何明淵瞅了個機會，逃了！
讓何明淵做“外勞動”，是根據馮基平局長所轉達的彭真的指示後討論決定的。如果何明淵逃跑之後在社會上繼續搞白日點燈的把戲，或逃跑出去後發生意外，被外國新聞媒體誣為“殺人滅口”，問題豈不更嚴重？怎麽辦？市局領導當即下令緊急追捕。
何明淵那天逃跑後，偷偷爬上了附近停著的一輛軍用卡車，一下就到了秦皇島。然後，他就在秦皇島一帶流浪，靠乞討糊口。5天後，何明淵被北京派往秦皇島的一支追捕小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達縣調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馮基平聽取了匯報：達縣地區的災情確實非常嚴重。至於何明淵，他本人以及家屬均無精神病史，他對審訊人員所說的情況完全屬實。另外一點新情況是，何的一個叔叔和大哥均為紅軍烈士。
調查報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麵前。彭真當天就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稱讚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樁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會見外賓，結束後當麵向劉少奇談到了白日點燈案和隨之進行的調查。劉少奇聽後，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由於得到彭真關心過問，何明淵第二次被拘留後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為收容。彭真提出：鑒於何明淵家鄉某些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似不適宜讓何明淵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擊報複，可征求其本人意見，準其在其他地方擇址落戶。這正是何明淵所特別擔心的問題，因此他立刻提出願意去貴州一位朋友處落戶。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到貴州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在Tankman之前30年，同樣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白日點燈案，則早已湮沒在紛繁的記憶裏……然而，這兩個不同人物的命運，卻不能不給我們帶來深思……
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時許，一個四十來歲的小個男子來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旁邊。找了個地方坐下後，他從包袱裏取出了一個折疊著的長圓形狀的白色紙燈籠！他在眾人驚訝目光的注視下，又從包袱裏拿出一支紅色蠟燭，點燃後，小心翼翼地插在燈籠裏麵底部的一根釘子上。然後，小個男子就提著這盞紙燈籠，離開了紀念碑，慢慢地朝廣場的南側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如果不是兩天後英國路透社發布的一條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沒有人想到這小個男子竟然製造了一起被外國新聞媒體稱為“帶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路透社的這條消息轉發自英國倫敦《新快訊報》的一則報道，還配發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那個提著燈籠的人正是在天X門廣場點燃白色紙燈籠的小個男子———他手執燈籠，旁若無人地行走著。背後，可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半截。報道稱，這個男子顯然是用這種方式來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
路透社轉發的這條短消息在播出後幾小時內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獲悉，外交部部長陳毅決定立即向總理匯報。
周恩來果然非常重視。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來就接到了毛澤東主席批轉過來的一個文件，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當前農村缺糧情況嚴重，已經出現了農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
周恩來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掛號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發生嚴重糧荒，和縣銅城閘已經有多人餓死，兩縣農民中的許多人已經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拋棄了子女，當地幹部作風惡劣，不但無法解決此類問題，還迫害敢於說話的群眾。
針對“白日點燈”事件，周恩來當即指示身邊工作人員詢問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此事，於是便詢問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情，於是便向市委如實說明，並表示立刻開展調查，查明情況後立刻向市委匯報。
受命調查的8人小組連夜對此事進行了安排。第二天，從天X門廣場傳來消息：那個人又出現在廣場上，並且再次企圖製造白日點燈案。警方當場予以製止，那個上了大洋彼岸西方報紙版麵的燈籠也被同時查獲。
公安人員隨即對小個子男子進行了訊問，很快就查明了事實真相———他名叫何明淵，四川達縣人氏。何明淵因不滿當地的糧食征購政策和經辦幹部的作風，認為同村和鄰村出現的不少農民因饑餓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的餓死，其妻因此而失蹤。
近三個多月中，何明淵一邊要飯糊口，一邊去專區、省城上訪反映情況，結果先後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還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伺機逃脫後，何明淵對上訪失去了信心，也對共 產 黨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製造白日點燈案。何明淵對此舉的用意直言不諱：就是以此影射當時的形勢“暗無天日”。
調查人員在訊問時特地問道：“你是否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
何明淵回答：“我考慮過———大不了一個死字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
訊問結束後，調查人員隨即寫了一份《關於白日點燈事件的調查報告》，送到了局長馮基平的案頭。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那裏。
當時的彭真，身兼數項要職，自然是知道糧荒的嚴重性的。這樣，對他來說，此案就不僅僅是一樁個別群眾鬧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動”之類的案件了。
警方調查人員在《報告》中已經對此事作了定性，認為屬於“反革命事件”；何明淵已經被拘留，所以《報告》中稱其為“該犯”。整篇《報告》不到千字，比較籠統。彭真又將馮基平找來，仔細詢問案情。
彭真聽完後，沉默了片刻方才緩緩開口：“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還叫什麽人民政府？這句話是那個叫何明淵的人所說的原話嗎？”
馮基平點頭：“是的。”隨即從筆錄中找出何明淵的原話，指給彭真看。
彭真微歎一口氣：“這話說得重了些，不過……”他沒有往下說，但是意思已經表達出來了。
稍停，彭真又說：“這個何明淵討飯進京、白日點燈的行為至少暴露了三個問題：第一，特殊時期的困難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損害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第二，我們的幹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第三，對群眾中關於當前形勢的認識缺乏及時的引導。從這方麵來說，這個何明淵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基平同誌，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調查何明淵的名義，對他所說的情況進行一番調查，然後把結果告訴我。至於何明淵的問題，究竟屬於什麽性質，待調查後再作結論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指派調查人員赴四川達縣調查。同時決定將已關押於看守所的何明淵從監房中放出來，安排他從事“外勞動”。
當時的看守所，被關押的人是不從事任何勞動的，隻有極個別人屬於例外，那就是“外勞動”。所謂“外勞動”，就是從事看守所內部清潔衛生、夥房等勞役的一種“崗位”，通常由問題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沒有前科的人擔任。“外勞動”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並且能夠獲得較多的囚糧定量，因此被視為一種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淵從事“外勞動”是一種優待措施，而且還包含著準備從寬處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淵並沒有領悟到這層意思，他在大約一個星期後，就突然來了個不辭而別。
那天，看守所要購買當月的囚糧，派了兩名看守員押著4個“外勞動”推了一輛人力車前往糧站。因為“外勞動”是屬於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從來沒有發生過逃跑事件，看守員因而沒太在意。結果，何明淵瞅了個機會，逃了！
讓何明淵做“外勞動”，是根據馮基平局長所轉達的彭真的指示後討論決定的。如果何明淵逃跑之後在社會上繼續搞白日點燈的把戲，或逃跑出去後發生意外，被外國新聞媒體誣為“殺人滅口”，問題豈不更嚴重？怎麽辦？市局領導當即下令緊急追捕。
何明淵那天逃跑後，偷偷爬上了附近停著的一輛軍用卡車，一下就到了秦皇島。然後，他就在秦皇島一帶流浪，靠乞討糊口。5天後，何明淵被北京派往秦皇島的一支追捕小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達縣調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馮基平聽取了匯報：達縣地區的災情確實非常嚴重。至於何明淵，他本人以及家屬均無精神病史，他對審訊人員所說的情況完全屬實。另外一點新情況是，何的一個叔叔和大哥均為紅軍烈士。
調查報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麵前。彭真當天就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稱讚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樁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會見外賓，結束後當麵向劉少奇談到了白日點燈案和隨之進行的調查。劉少奇聽後，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由於得到彭真關心過問，何明淵第二次被拘留後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為收容。彭真提出：鑒於何明淵家鄉某些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似不適宜讓何明淵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擊報複，可征求其本人意見，準其在其他地方擇址落戶。這正是何明淵所特別擔心的問題，因此他立刻提出願意去貴州一位朋友處落戶。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到貴州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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