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隻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隻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汙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麵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麵，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隻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隻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隻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隻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係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裏，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誌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誌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麵有樸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誌明部隊，在越南打遊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遊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遊擊隊解散，全麵潛入地下。
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隻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隻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隻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隻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隻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隻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隻有一種麵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隻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隻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汙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麵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麵，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隻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隻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隻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隻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係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裏，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誌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誌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麵有樸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誌明部隊，在越南打遊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遊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遊擊隊解散，全麵潛入地下。
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隻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隻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隻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隻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隻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隻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隻有一種麵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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