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小馬哥就是傻， 綠營搞入聯遊行你就跟著搞， 沒一點創意， 誰會鳥你？ 還說什麽要打經濟牌，看看先輩是怎麽搞運動的， 好好學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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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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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ool.gd.sina.com.cn 2006-10-27
隨著內戰的進行，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全麵爆發，教育危機也日趨嚴重。1947年國民政府的教育支出僅占整個財政支出的3.7%，大量經費被用於內戰。為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濫發鈔票，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大票天天發，物價天天漲”，社會上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大學裏學生的生活也瀕臨絕境。國立大學中公費生每日菜金750元，僅夠買兩根半油條。同時，國民黨加強了對高校師生的控製，校園裏既無言論自由，也無人身安全保障,許多學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如是局勢下，暨大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繼“抗暴”運動後，又投入到一場更大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去。
1947年5月17日，上海國立大專院校在上海醫學院召開學生代表聯席會議，成立上海市國立學校學生聯合會，由各校推選代表組成“滬杭區國立院校搶救教育危機晉京請願聯合代表團”到南京請願。暨大推選了陳泗東、林沂、曹雲龍、黃樂德、戴文波等。同時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交大、暨大、複旦、同濟等校相繼罷課，並提出了鬥爭口號：“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爭取自由；反對饑餓，爭取生存。”翌日上午，上海各校學生雲集暨大歡送晉京請願代表團並舉行“反內戰、反饑餓”大遊行。國民黨軍警布設5、6道防線，企圖阻止學生遊行。
暨大學生排在最前列，交大殿後，浩浩蕩蕩向市區前行。當遊行隊伍到達蘇州河邊的天後宮(河南路)橋南堍，國民黨軍警一支幾十匹高頭大馬的馬隊攔住了去路，聲稱：“奉命不準學生遊行”，企圖衝散隊伍。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台灣籍學生羅美行、張丙坤、杜長庚等奮不顧身，一躍而上，抓住韁繩，扭轉馬頭。騎在馬上的軍警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壞了，亂了陣腳，學生們乘機衝過了第一道防線。隊伍行至南京路山西路口，暨大的7輛校車有堅定的開足馬力衝破了軍警由警車和馬隊組成的第二道封鎖。之後，遊行隊伍衝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鎖，勝利到達公園。沿路上，學生們一路演講、唱歌、表演話劇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暨大的飯碗隊，每一個同學手拿破飯碗，敲碗之聲叮當不絕，讓人見之，同情、感歎之情油然而生。學生們舉著動人心魄的實物標語：“每天菜錢750元，還不夠買3根油條；”5個紙剪的破碗上寫著“我們要吃飽”；還有巨幅漫畫“向炮口要飯吃”等，都引起了圍觀民眾的共鳴和同情！
5月20日，滬杭學生代表到南京後，匯合南京學生請願隊伍，浩浩蕩蕩在南京中山路遊行示威，行至珠江路口，遭到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鮮血染紅了珠江路。這就是國民黨當局一手製造的南京“五·二0”血案。上海赴京代表立刻回滬，將事實真相相告，學生們極度憤慨。次日下午，40多所大中學校的代表緊急開會，成立了“上海學生南京慘案後援會”，向政府當局提出強硬的抗議：1)嚴懲凶手；2)立即釋放被捕學生；3)死傷同學，政府應負絕對責任；4)立即撤銷《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5)要求政府保障人權等。並議決號召全市學生在5月23日、24日罷課2天。隨之，暨大和70多所大中學校一起參加了總罷課，組織宣傳隊上街宣傳。
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采取了最嚴厲的鎮壓措施。暨大更是他們鎮壓的重點。由於暨大學生一直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並在這些鬥爭中極富經驗和策略，從而贏得了“東南民主堡壘”的美譽，與交大、複旦、同濟一起成為上海學運的四大主力。為此，國民黨當局於5月28日派遣大批軍警、特務包圍了暨大和其他院校。在蒙著臉拿著槍的“學生”帶領下，到宿舍按黑名單一一點名，共逮捕暨大學生60多人，其他院校也有許多學生被捕。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整個上海。
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遭致社會各界的輿論譴責。暨大、交大、複旦等校教授抗議政府逮捕學生，宣布罷教。6月3日成立了“營救被捕同學家屬聯合會”，展開營救活動。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當局不得不於6月8日前陸續釋放了被捕的學生。5月30日，在學生運動蓬勃興起的基礎上，上海市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暨南大學當選為學聯主席團成員。在學聯的號召下，6月10日，全市學生舉行了一天控訴總罷課，才結束了波瀾壯闊的“紅五月”學生運動。這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紅五月”運動後，國民黨政府指令各大院校當局處分參與學運的積極分子。暨南大學的許春澍、王世傑、陶玉麟被開除學籍，複旦大學有15名學生、交大有12名學生被同時開除學籍。此外，暨大校方還分別以停止公費、勒令退學等方式辭退100餘名學生，幾占全部學生的十分之一，36位同情和支持學運的教授亦被解聘。上海學聯號召全市同學開展了反開除、反退學、反無理處分的鬥爭。
8月14日，暨大學生自治會號召全校學生聲援被解聘教授，派代表前往慰問並向校方提出3項要求，如得不到圓滿答複將采取相應行動：1)無條件續聘36位教授；2)保證全體同學學籍之安全，澄清各方謠言；3)厘定優待僑生辦法，常年在南洋及閩粵等地設立考區，便利僑生回國就學。針對校方開除、辭退學生一事，暨南大學學生營救被捕同學委員會致函校長李壽雍，提出交涉，要求校方迅速答複，收回成命，否則將采取對應性行動。其函曰：“(一)校方通知黑名單同學離校係變相開除學生，校方對此又恍惚其詞，令人不免有陰謀詭詐之感。(二)根據市府釋放保證書上僅有此後不參加活動及隨傳隨到二條，“從速離校”係何根據？(三)教育機構有行政獨立權，“市府表示”、“警備部代電”便可從命，教育尊嚴何在？(四)當初校長曾表示，隻要學校安定，學籍當無問題，今複出此辦法，究屬何人旨意？”又雲：“據悉本校福建同學會、安徽同學會聯名發表《我們的意見》，略述許春霖、王世傑、陶玉麟三同學均係校方學生團體負責人，前為營救被捕同學，為校方以違反校規開除，且無確實根據。希望校方於6小時內給與答複，收回成命，否則因此而產生之後果由校方負責。”
這一時期，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暨大學運一度陷入低潮。當時在校領導學運的進步同學或因畢業，或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離開學校，校內進步力量大為減弱；同時，校方解散了學生自治會，把持、控製了大多數的學生社團。針對這一形勢，為恢複和組織學生運動，中共地下黨從中學、專科抽調一些成績好的同學考入暨大，以充實暨大的進步力量。當時在上海的學委主要負責指導各大專院校的民主愛國運動，而與暨大等校連係指導學生運動的是暨大校友吳學謙。
在學委的領導下，1947年9月，暨大重新成為進步力量的核心，先後主持者為周繼武、費誌融、陳宣崇、朱鴻興等。鑒於當時的形勢，暨大地下黨組織確定了“加強基礎工作、廣泛團結群眾、分化瓦解敵人、逐漸積蓄力量、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方針。地下黨組織還決定成立黨的外圍組織“雷社”，秘密吸收進步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參加，一般3、5人一組，小組領導人都是地下黨員，小組成員除對本組熟悉外，與其他組不發生聯係。“雷社”主要活動是印發內部書刊《黎明》等宣傳品，組織社員學習與宣傳；團結周圍學生，開展係科班級工作與社團活動；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個別發展學生黨員。“雷社”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組織廣大同學開展了一係列的活動。如號召同學分別到上海棚戶訪問，辦滬西區工人夜校；到蘇南太湖、宜興搞社會調查，向農民作宣傳；還組織山海工學團、讀書會、報告會等。此外，發動同學抗議政府當局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開展救濟失業工人和貧民的“救饑救寒運動”。
1948年4月，上海地下黨通過“學聯”發動各校學生去杭州春遊，組織了“上海市學生旅杭團”，這是繼“紅五月”運動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行動。暨大地下黨組織通過“雷社”串聯，有200同學參加。在杭州期間，同學們不僅欣賞了西湖的綺麗風景，還在浙江大學“於子三廣場”公祭了於子三烈士，舉行了控訴會和團結晚會等一係列活動。大家深受教育，紛紛表示要團結起來，衝破黑暗，迎接光明。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懼，派軍警和特務隊參加杭州春遊的同學進行迫害、謾罵、毆打，還從醫院逮捕了受毆致傷的鄭景渠、王忠義、王忠恕、殷振民，以及在校的崔惟潔(女)等5名同學，隨之不顧輿論譴責，判處上述同學一年至一年半“徒刑”。暨大進步力量又一次受到摧殘。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解放戰爭節節取勝，革命形勢日趨好轉時，暨大的進步力量再一次興起，在中共的領導下，開始了迎接上海解放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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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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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內戰的進行，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全麵爆發，教育危機也日趨嚴重。1947年國民政府的教育支出僅占整個財政支出的3.7%，大量經費被用於內戰。為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濫發鈔票，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大票天天發，物價天天漲”，社會上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大學裏學生的生活也瀕臨絕境。國立大學中公費生每日菜金750元，僅夠買兩根半油條。同時，國民黨加強了對高校師生的控製，校園裏既無言論自由，也無人身安全保障,許多學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就在如是局勢下，暨大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繼“抗暴”運動後，又投入到一場更大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去。
1947年5月17日，上海國立大專院校在上海醫學院召開學生代表聯席會議，成立上海市國立學校學生聯合會，由各校推選代表組成“滬杭區國立院校搶救教育危機晉京請願聯合代表團”到南京請願。暨大推選了陳泗東、林沂、曹雲龍、黃樂德、戴文波等。同時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交大、暨大、複旦、同濟等校相繼罷課，並提出了鬥爭口號：“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爭取自由；反對饑餓，爭取生存。”翌日上午，上海各校學生雲集暨大歡送晉京請願代表團並舉行“反內戰、反饑餓”大遊行。國民黨軍警布設5、6道防線，企圖阻止學生遊行。
暨大學生排在最前列，交大殿後，浩浩蕩蕩向市區前行。當遊行隊伍到達蘇州河邊的天後宮(河南路)橋南堍，國民黨軍警一支幾十匹高頭大馬的馬隊攔住了去路，聲稱：“奉命不準學生遊行”，企圖衝散隊伍。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台灣籍學生羅美行、張丙坤、杜長庚等奮不顧身，一躍而上，抓住韁繩，扭轉馬頭。騎在馬上的軍警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壞了，亂了陣腳，學生們乘機衝過了第一道防線。隊伍行至南京路山西路口，暨大的7輛校車有堅定的開足馬力衝破了軍警由警車和馬隊組成的第二道封鎖。之後，遊行隊伍衝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鎖，勝利到達公園。沿路上，學生們一路演講、唱歌、表演話劇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暨大的飯碗隊，每一個同學手拿破飯碗，敲碗之聲叮當不絕，讓人見之，同情、感歎之情油然而生。學生們舉著動人心魄的實物標語：“每天菜錢750元，還不夠買3根油條；”5個紙剪的破碗上寫著“我們要吃飽”；還有巨幅漫畫“向炮口要飯吃”等，都引起了圍觀民眾的共鳴和同情！
5月20日，滬杭學生代表到南京後，匯合南京學生請願隊伍，浩浩蕩蕩在南京中山路遊行示威，行至珠江路口，遭到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鮮血染紅了珠江路。這就是國民黨當局一手製造的南京“五·二0”血案。上海赴京代表立刻回滬，將事實真相相告，學生們極度憤慨。次日下午，40多所大中學校的代表緊急開會，成立了“上海學生南京慘案後援會”，向政府當局提出強硬的抗議：1)嚴懲凶手；2)立即釋放被捕學生；3)死傷同學，政府應負絕對責任；4)立即撤銷《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5)要求政府保障人權等。並議決號召全市學生在5月23日、24日罷課2天。隨之，暨大和70多所大中學校一起參加了總罷課，組織宣傳隊上街宣傳。
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采取了最嚴厲的鎮壓措施。暨大更是他們鎮壓的重點。由於暨大學生一直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並在這些鬥爭中極富經驗和策略，從而贏得了“東南民主堡壘”的美譽，與交大、複旦、同濟一起成為上海學運的四大主力。為此，國民黨當局於5月28日派遣大批軍警、特務包圍了暨大和其他院校。在蒙著臉拿著槍的“學生”帶領下，到宿舍按黑名單一一點名，共逮捕暨大學生60多人，其他院校也有許多學生被捕。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整個上海。
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遭致社會各界的輿論譴責。暨大、交大、複旦等校教授抗議政府逮捕學生，宣布罷教。6月3日成立了“營救被捕同學家屬聯合會”，展開營救活動。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當局不得不於6月8日前陸續釋放了被捕的學生。5月30日，在學生運動蓬勃興起的基礎上，上海市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暨南大學當選為學聯主席團成員。在學聯的號召下，6月10日，全市學生舉行了一天控訴總罷課，才結束了波瀾壯闊的“紅五月”學生運動。這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紅五月”運動後，國民黨政府指令各大院校當局處分參與學運的積極分子。暨南大學的許春澍、王世傑、陶玉麟被開除學籍，複旦大學有15名學生、交大有12名學生被同時開除學籍。此外，暨大校方還分別以停止公費、勒令退學等方式辭退100餘名學生，幾占全部學生的十分之一，36位同情和支持學運的教授亦被解聘。上海學聯號召全市同學開展了反開除、反退學、反無理處分的鬥爭。
8月14日，暨大學生自治會號召全校學生聲援被解聘教授，派代表前往慰問並向校方提出3項要求，如得不到圓滿答複將采取相應行動：1)無條件續聘36位教授；2)保證全體同學學籍之安全，澄清各方謠言；3)厘定優待僑生辦法，常年在南洋及閩粵等地設立考區，便利僑生回國就學。針對校方開除、辭退學生一事，暨南大學學生營救被捕同學委員會致函校長李壽雍，提出交涉，要求校方迅速答複，收回成命，否則將采取對應性行動。其函曰：“(一)校方通知黑名單同學離校係變相開除學生，校方對此又恍惚其詞，令人不免有陰謀詭詐之感。(二)根據市府釋放保證書上僅有此後不參加活動及隨傳隨到二條，“從速離校”係何根據？(三)教育機構有行政獨立權，“市府表示”、“警備部代電”便可從命，教育尊嚴何在？(四)當初校長曾表示，隻要學校安定，學籍當無問題，今複出此辦法，究屬何人旨意？”又雲：“據悉本校福建同學會、安徽同學會聯名發表《我們的意見》，略述許春霖、王世傑、陶玉麟三同學均係校方學生團體負責人，前為營救被捕同學，為校方以違反校規開除，且無確實根據。希望校方於6小時內給與答複，收回成命，否則因此而產生之後果由校方負責。”
這一時期，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暨大學運一度陷入低潮。當時在校領導學運的進步同學或因畢業，或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離開學校，校內進步力量大為減弱；同時，校方解散了學生自治會，把持、控製了大多數的學生社團。針對這一形勢，為恢複和組織學生運動，中共地下黨從中學、專科抽調一些成績好的同學考入暨大，以充實暨大的進步力量。當時在上海的學委主要負責指導各大專院校的民主愛國運動，而與暨大等校連係指導學生運動的是暨大校友吳學謙。
在學委的領導下，1947年9月，暨大重新成為進步力量的核心，先後主持者為周繼武、費誌融、陳宣崇、朱鴻興等。鑒於當時的形勢，暨大地下黨組織確定了“加強基礎工作、廣泛團結群眾、分化瓦解敵人、逐漸積蓄力量、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方針。地下黨組織還決定成立黨的外圍組織“雷社”，秘密吸收進步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參加，一般3、5人一組，小組領導人都是地下黨員，小組成員除對本組熟悉外，與其他組不發生聯係。“雷社”主要活動是印發內部書刊《黎明》等宣傳品，組織社員學習與宣傳；團結周圍學生，開展係科班級工作與社團活動；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個別發展學生黨員。“雷社”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組織廣大同學開展了一係列的活動。如號召同學分別到上海棚戶訪問，辦滬西區工人夜校；到蘇南太湖、宜興搞社會調查，向農民作宣傳；還組織山海工學團、讀書會、報告會等。此外，發動同學抗議政府當局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開展救濟失業工人和貧民的“救饑救寒運動”。
1948年4月，上海地下黨通過“學聯”發動各校學生去杭州春遊，組織了“上海市學生旅杭團”，這是繼“紅五月”運動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行動。暨大地下黨組織通過“雷社”串聯，有200同學參加。在杭州期間，同學們不僅欣賞了西湖的綺麗風景，還在浙江大學“於子三廣場”公祭了於子三烈士，舉行了控訴會和團結晚會等一係列活動。大家深受教育，紛紛表示要團結起來，衝破黑暗，迎接光明。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懼，派軍警和特務隊參加杭州春遊的同學進行迫害、謾罵、毆打，還從醫院逮捕了受毆致傷的鄭景渠、王忠義、王忠恕、殷振民，以及在校的崔惟潔(女)等5名同學，隨之不顧輿論譴責，判處上述同學一年至一年半“徒刑”。暨大進步力量又一次受到摧殘。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解放戰爭節節取勝，革命形勢日趨好轉時，暨大的進步力量再一次興起，在中共的領導下，開始了迎接上海解放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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