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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林昭、雜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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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林昭、雜感- - 2008-05-24 18:16:50
(文章來自天益雜文)


把柏楊跟林昭扯在一起,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畢竟還能尋得點蛛絲馬跡:他倆的忌日在同一天, 4 月 29 日;四十年前, 1968年,林昭在海峽這邊被槍斃了,柏楊在海峽那邊下獄曆經磨難卻有善終;引起二者倒黴的事情都是“文字獄”,看來有點巧合卻又並非巧合。林昭如果能得到柏楊那樣的境遇,她還會給我們留下什麽呢?隻好去問上帝了。


知道柏楊,是因為他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是一個在美國的演講記錄。傳到大陸時很轟動,那時歡迎者眾反對者寡,大概適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緣故,若是現在,恐怕柏老隻能“聽取罵聲一片”了。我也曾尋來看,誰知一開頭就看見他的寫作初衷,首先是因為美國人寫了一本《醜陋的美國人》;然後日本人寫了《醜陋的日本人》,於是柏楊先生照葫蘆畫瓢,寫下這本書的。現在翻出來他的原話:“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做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做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


我一貫敬重那些原創,一貫不喜歡那些鸚鵡學舌,於是柏楊之作在我眼裏掉價了,就像後來對那幾個人模仿《日本可以說“不”》寫的書嗤之以鼻一樣。記不清了,大約也隻是翻了翻那部不很厚的書吧,總之是沒有太多的熱情去拜讀它。柏楊那本書裏還有“醬缸文化”之議論,也不以為然,魯迅早就抨擊過中國文化如同“黑色染缸”了,即便是醬缸裏多了些蛆吧,那也沒能逃脫魯迅的掌心。


魯迅在《“論語一年”》裏說:“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裏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麽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末,——自然,它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瞧,老魯這一卦算得很準,幾十年後柏楊果然成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了。


然而林昭不是什麽“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她原本是一個戰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戰士。在讀過關於林昭的許多介紹之後,我忽然發現,她竟然不是為了哪一項偉大的理想而至死不悔,為的僅僅是保住一份正直,做人最基本的正直。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這不肖子孫無論如何,斷難再從人變為猴子。”遺憾的是,那個時代是隻準保留原則而不允許保留正直的,她隻得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許多人都說讀懂林昭很難,我想也是。她用青春乃至生命去撞牆,隻因為那道牆砌在本來的路上。大家都識時務地繞道走了,唯有她不依不饒,要討個說法,挑戰這不折不扣的“霸道”。林昭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 ! ”始料不及的是,“成千上億個雞蛋”並沒有撞擊頑石,而是撞擊最弱的雞蛋,直至把它撞碎。


她還說:“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隻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其實這隻是一個常識,並不需要很高深的參悟能力就應該懂得的常識,然而隻有林昭不惜用生命去信守。在我們的慣性思維裏,目標的偉大是壓倒一切的,勝利更是壓倒一切的偉大,手段是否卑鄙無關大局。例如使林昭的命運發生轉折的“反右運動”,使用的是“引蛇出洞”的圈套,老毛謂之“陽謀”,出演了一場現代版的“指鹿為馬”遊戲。林昭對此始終不肯接受,她認為:“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曆史有什麽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麽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她找到的答案是她的母親被索要 5分錢子彈費,為奪走女兒性命的那粒子彈買單。林昭用死亡告訴我,卑鄙的手段隻能為卑鄙的目的服務,不會有例外。


曆史似乎證明了林昭無罪,她本來就無罪,無需曆史或者什麽權威去證明的。共和國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沒有確立過“右派”這個罪名,然而千真萬確許多人都為這個罪名付出了青春與生命之代價,權力與其說是給林昭平反,不如說是為自己正名。尤其是那個“改正”,保留幾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然後可以堂堂正正地宣布“反右”沒錯隻是“擴大化”,擴大了 11萬倍而已。這手段較之當初的“陽謀”,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卑鄙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它同樣隻為卑鄙的目的服務,別無他意。


柏楊那個演講批判中國人的 “ 髒、亂、吵 ” 、 “ 窩裏鬥 ” 、 “ 不能團結 ” 、 “ 死不認錯 ”等等,“右派改正”大抵可以算進“死不認錯”裏去的。之後柏老又有許多文字,繼續主張這個民族應該反思,尤其主張正視曆史,確有振聾發聵的意見。然而我隱隱約約感到,柏楊老先生揭露我們民族文化中種種醜陋現象,偏偏忘記揭露“禦用文人”的醜陋嘴臉,竊以為這是中國人裏最醜陋的劣跡。“禦用文人”的滋養大餐叫做“文字獄”,隻有陷入“文字獄”裏的同類的靈與肉,才供養得諸多“禦用文人”使之腦滿腸肥趾高氣揚的。他們不能講良知,時時處處迎合上麵來的旨意,必須心黑手狠,否則就會成為其他同僚的獵物。據說柏楊先生原本也屬“禦用文人”之列,隻因翻譯美國的一個動畫故事玩了點小心眼,影射了台灣的最高權力,於是又遭“文字獄”之罪。我不想因此而非議柏楊老先生那個《醜陋》,但有點懷疑他的抨擊是否有“故意忘記”之嫌,否則無法理解使之遭受九年囹圄之苦的“文字獄”怎麽偏不涉及“醜陋”之列。而這一項遺漏便使得中華文化裏最醜陋的部分滑過去了。


顧準 先生曾經總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征:“統治階級愈善於從被統治階級中選拔人參加統治集團,它的統治愈是穩固。當然,這不能代替說謊,專製,道德敗壞。”中國的“禦用文人”正是為迎合這種“選拔”而降生的,他們先天性軟骨,為了盡可能長久地躋身統治集團,“說謊,專製,道德敗壞”必不可免。據說宋真宗趙恒寫過一首打油類《勸學詩》,詩文如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 / 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誌,勤向窗前讀六經。”它屬於一種利誘,及至權力壟斷了社會的全部資源,例如“公有製”,它就不僅是利誘,簡直就是威逼了,稍有抗拒,後果會很嚴重。


說到這裏,我們似乎可以區別一下兩位忌日相同者的區別了:林昭目光向上,揭露的是權力的醜陋。在可見到的那些文字裏,我領會她的苦心:率領眾人推翻舊人主的領袖們不要充當新的人主,自由的稟性注定它不可能成為權力分配給民眾的蛋糕,恰恰相反,隻有權力成為蛋糕而被民眾分配,自由才可能實現。柏老目光向下,揭露的是社會底層的愚昧,抨擊傳統文化導致的狂妄自大、奸詐狡猾、不負責任,而且,倘若人們繼續沉浸在“醬缸文化”裏,隻會越來越醜陋。兩者應該還是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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