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賢才：束星北教授百年祭

王賢才：束星北教授百年祭
發布者 thchen 在 08-05-19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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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賢才·

　　不久前，應邀到青島，參加束星北教授百年誕辰座談會，感觸很多。

　　束先生是被公認的天才物理學家，早年留學美、英、德、法等國，在當時世界科學前沿的狹義相對論和場論的研究上很有建樹，也是有幸與愛因斯坦共事的兩位中國學者之一（另一位是周培源）。九一八事變後，國事日艱，在強烈愛國思想驅使下，束先生毅然結束學業，回國任教，長期擔任淅江大學物理係教授，主持物理講座和討論。李政道就是在他的指引下，由化工係轉學到物理係，選擇物理為自己的終生追求，以後在１９５７年，與揚振寧同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所以他一直非常感謝束先生對他的啟蒙和教誨之恩。

　　但是束先生性格極為剛烈，拒絕任何形式的假話空話，不說違心之言。這就注定了他在解放後的不幸遭遇。１９５２年全國院係調整，那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而在高教界實施的一次傷筋動骨的大調整，從此綜合大學隻設文理科，農、工、醫、商等獨立建院，大學下不再設院；束先生由淅大調到時在青島的山東大學。解放初年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關，束先生就很難過去，因為他堅持認為馬列主義是哲學，不能指導自然科學，不能指導物理學。這個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為當局接受，也不能為當局所寬容的。而束先生又堅持已見，不肯作任何調整或妥協，衝突就不可避免了。束先生很快被推到全校公開批判的境地。如果束先生低低頭，說幾句違心的話也好，但那不是束先生的性格。於是在緊跟而來的肅反運動中，又升級為“曆史反革命”。原因是：抗戰期間，束先生曾應當時國民政府軍令部二廳技術室之請，到該室作技術顧問，這件事本來不應構成什麽問題，束先生隻是作為一位專家學者，指導雷達的研製，為抗戰報務，而抗日是全民的神聖使命，包括共產黨在內，也在為抗日出力。好在經過多方調查，也沒有發現束先生參加國民黨或正式參加國民黨軍隊的證據。束先生被隔離審查一年，迎來了那個“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山大黨委終於給束先生作了結論，承認錯誤，公開道歉。事情至此，本已劃上雖不算完好總算有了定論的句號。不幸緊接著來了整風、鳴放。毛澤東號召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提意見。誰也不知道這是誘敵深入的“陽謀”（也有否認陽謀，純屬陰謀之說，似無庸議，蓋陽謀陰謀，其為“有預謀的”當無疑義）。束先生對政治沒有興趣，原不想置喙，但在反複動員下，終於就肅反中違背憲法，侵害公民權利的情況，作了一次鳴放：《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他說的不是別的什麽憲法，就是毛澤東主席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製定並由他本人簽署公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也不存在出格問題。今天看來，這個“鳴放”隻能說是一個普法講話。但卻給他帶來滅頂之災：束先生被定為“極右分子”，本已澄清並已作了平反道歉的“曆史反革命”帽子，又被扣上，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噩夢從此開始了：右派們被送到一個水利工地改造。束先生人高馬大，不怕勞動，但是血肉之軀，也得喂養。 “三年困難”，幾乎把束先生餓死。以後他被分到青島醫學院（原山大醫學院）做勤雜工，打掃廁所。學院的一台進口高精尖儀器腦電圖機壞了，想盡方法，請了無數高手，都未修好。人們想到了束先生，他不是物理權威嗎？讓他試試。束先生是理論物理學家，修儀器不是他的長項，但他還是同意試一下。他仔細閱讀了有關說明，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裏，把腦電圖機全部拆開，再逐一檢修裝配，眼看就要報費的腦電圖機，真的起死回生了！

　　海軍某部雷達壞了，也是修複無門，經上級批準，同意束先生試一試。束先生坐上海軍派來接他的吉普車後，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拿出自己事先準備好的毛巾，要求工作人員把他雙眼蒙住。每次我從《束星北檔案》（劉海軍著，作家出版社）讀到束先生的這段經曆，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震憾和悲痛。我於是知道人在極度悲憤時，為什麽會有仰天長嘯的發泄。極左分子會得意地說：不怕你束星北頑固，總能把你整服了。一個偉大的靈魂，就是這樣被屈辱被扭曲。排除雷達運行障礙後，束先生還是請求工作人員把他雙眼蒙起，離開海軍軍營。

　　兩次修複，使束先生名聲大振。有人向他祝賀，束先生沉思不語，後來，他輕輕歎息說：“不過是雕蟲小技！”束先生是理論物理學家，他的專長，他的價值，都不在此。隻是憑藉紮實深厚的物理學基礎知識和動手能力，修複這些儀表器材的。但是如果束先生沒有修複成功呢（對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來說，這是很正常的事），那就難免鼓噪、譏諷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極左分子是慣於用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卑劣手法，貶低專家學者的，比如數學教授不識稻黍稷麥菽，遺傳學家不會種花之類的批判聲，就曾甚囂塵上。讓你痛感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愧疚”。

　　“位卑未敢忘憂國”，是布衣的愛國情結。束先生正是這樣的人。他已剝奪了報效祖國的機會，但是作為一位物理學家，仍然十分關注祖國科技特別是兩彈事業的發展。他很想在這方麵作出貢獻，但已沒有這種可能。他已被完全排除在科研大門的外麵。一位一流物理學教授長期效力的崗位，竟是學院的走廊和廁所！作踐斯文，莫此為甚。不過平心而論，這也不是對束先生特別刻薄，有此經曆的書生，大有人在。筆者本人和很多師友，也都有過這樣的經曆。“不用揚鞭自奮蹄”，把廁所和樓道打掃得幹幹淨淨，諸公享用之餘，束先生也可以躲在廁所裏，偷偷閱讀私下借來的科技文獻。

　　１９６２年初，束先生的一個學生悄悄找到他，願為他安排出逃海外。束先生不禁怦然心動，他自然很想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經過認真考慮，束先生還是拒絕了這個要求。我知道，作出這個決定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有人認為這是束先生改造的收獲，終於能夠站穩立場，辨別是非，沒有走“叛國投敵”的道路，“自絕於人民”。我倒是覺得要是束先生真能走了，真是天大的好事，那年束先生５７歲，雖說有點晚了，總比困守青島要好。中國不缺一個勤雜工，廁所打掃得再幹淨，在建設社會主義上也沒有多大份量，而人類則是痛失一位天才的物理學家。這能叫“叛國投敵”嗎？文革初年，音樂家馬思聰亡命美國，當時也叫“叛國投敵”，後來也覺不妥了。須知在這之前，馬克思、列寧，孫中山，很多革命先行者，也都有過這樣的流亡經曆。今之朝野袞袞諸公及其子女移居海外，更不在話下。他們這樣，都不是“叛國投敵”，為什麽要苛求在國內已無立足之地的物理學家？

　　但是束先生最終還是拒絕了這個計劃。不是束先生改造好了，而是他已經輸不起了。誰知出逃能不能成功，甚至出逃計劃本身，都是一場請君入甕的“革命考驗”，也未可知（原諒我這種陰暗心理，我們輸得太多了），個人已無所謂，但他還有妻兒老小，一大家人。即使他能出逃成功，這一家老小還得生活在這片土地。很難設想，這將給他們帶來什麽樣的災難。

　　有人為束先生感到惋息，說要是束先生再早生３０年，或遲生４０年，就好了。早生３０年，也就是讓束先生的科研業績達到頂峰，成為一個世界級物理大師，甚至成為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進入新中國，就有了“防身符”了，不致陷於那樣的困境。全是好心。但我總感不甚放心。君不見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有一段話，還有黃宗英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炎黃春秋》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為證。那是１９５７年，毛澤東帶著“陽謀”成功的喜悅，親臨上海，與上海各界人士座談。黃宗英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清晰地記得：在當時右派紛紛落馬聲的情況下，著名翻譯家羅稷南在會上對毛澤東提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個很敏感也很尖刻的問題，以致在場的黃宗英都為這樣的提問心裏“猛一激靈”，“空氣仿佛都凝固了。”毛澤東倒不以為忤，認真思索有頃，爽朗回答說：“魯迅麽，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這就是說，即使是像被毛澤東奉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的魯迅，不聽話，也要“關進牢裏”；如果魯迅識相，什麽話也不說，那就還可“供著”。因此早生３０年，束先生恐怕也難幸免。即使束先生得了諾貝爾獎，也沒有用。束先生的學生李政道，是得過諾貝爾獎的。上世紀７０年代，“文革”中回國訪問，周恩來專門接見過，請他推薦一些專家來華工作，說中國是需要人才的。李政道說：中國也有一流專家，我的老師束星北教授就是。李政道很想見一見束先生，要說這個要求也不難滿足，束先生就在青島掃廁所。但是李政道見不了他。諾貝爾獎得主回國，看上去很風光，禮遇有加，但在 “原則”問題上，也無“法”外施恩之說。所以早生３０年，恐怕是於事無補的。

　　那麽遲生４０年如何？遲生４０年，１９５７年束先生隻有１０歲，“右派”之災可免，“曆史反革命”也扣不上。處境肯定好得多。但以我們的教育體製，教學方法，能培養出束先生那樣的曠世奇才，物理大師嗎？

　　人們常說：“性格就是命運”。小說家好像特別鍾情於這樣的說法。的確，小說書中人物命運，常常可以從人物性格中得到詮釋。束先生的悲劇，好像也是這樣。但我卻很不願認同“性格就是命運”這樣的話。人生百態，性格天成。各種各樣的性格，原無高低優劣之分。一個好的社會，好的領導，應該像海納百川一樣，容納各種各樣的性格，讓各種性格的人得到充分發展，我想這也是“以人為本”題中應有之義。不能要求人人都在規定的性格範圍內成長，否則就咎由自取，吃不了兜著走。

　　因此消除束先生類悲劇，根本問題是要消除產生這種悲劇的機製，據說耀邦同誌曾說過要發誓再不要搞政治運動的話。他算是看透了各種政治運動除了整人製造悲劇，再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功績之一，也在於此。我輩過來人，感受尤深。但是不搞政治運動，看來也不是很容易的。因為總有人賊心不死，想用這種最方便整人的方式去整人，也是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意思吧。巴金老人生前常有“又來了”之憂，“又來了”就是政治運動 “又來了”。也確實有那麽幾次，好像“又來了”。我個人就曾有過“又來了”的感覺。茲事體大，不妨多說幾名。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我就翻譯世界醫學名著《希氏內科學》一事，給該書三位總主編寫過一封信，說到我從學生時代起，萌生翻譯此書的經過，後因打成“右派”，譯事被迫中斷時，我覺得對西方人士，須要對 “右派分子”（“ｒｉｇｈｔｉｓｔ”）作一點說明，否則他們無論如何是想不到這頂帽子的嚴重性。我是這樣寫的：

　　“－－－－－－不幸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就像是在希特勒德國戴上‘黃色大衛星章’（‘Ｙｅｌｌｏｗ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ｒ’）的猶太人，備受歧視和屈辱。－－－－－－－“

　　後來我把此信譯成中文，作為《希氏內科學》第１５版中文本第六分冊的《譯者前言》發表。這封信後來成為《希氏內科學》的經典文獻，收進出版此書的Ｗ．Ｂ．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公司百年紀念文集。在國內也沒有引起什麽令人不快的事。但是當政治風向有點變化，好像“又來了”的時候，就有麻煩了。當然是早就盯上了，蓄勢待發而已。於是抓著這幾句話，上綱上線，一時間，好像又有小子鳴鼓齊攻之的味道。或曰你不怕麽？我說不怕。怕也沒用。不過是個比喻。比喻隻能在一個特定方麵作出闡釋，不可能麵麵俱到。所以比喻都是跛足的。毛澤東說：“六億神州盡舜堯”，你也可以上綱說：６億人（當時全國人口６億）都成了舜堯，地、富、反、壞、右呢？他們也是舜堯嗎？這不是階級鬥爭熄滅論，混淆階級陣線嗎？

　　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那場運動終於沒有搞起來。這是很好的事。早能如此，共和國會減少多少冤魂野鬼。

　　束先生生前所在單位：淅江大學和山東大學也有代表參加此會。山大校黨委一位領導還在會上發了言，讀了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當然是經過認真考慮和斟酌的精心之作。對束先生的學術成就，不乏頌揚。但對束先生在山大參加思想改造、肅反和反右中遭遇的不幸，沒有片語隻字表示歉意，引起一位與會學者的質問。畢竟，束先生罹難是從山大開始的。

　　我是山大校友，也是束先生學生。對束先生在山大的遭遇，很感難過。我是很願意替山大作這個道歉的，甚至可以像當年西德總理勃朗特那樣，對猶太亡靈長跪不起，以表達深切的哀思和歉疚。但我隻是山大醫學院的學生，現在也不是山大的什麽人，不好越皰代俎。當然，束先生的不幸，並不是現在的山大黨委造成的。他可以不道這個歉。堂堂一個大學黨委，豈能輕易說對不起的話。但是勃朗特也沒有參與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他更是無關的，因為他連納碎黨員都不是，為什麽要代替當年的法西斯暴徒下這個跪？他可是一個堂堂大國的總理。不怕被人笑話，被人議論，被人看不起嗎？然而他跪下了，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這一跪的意義，也完全出人意料。人們對德意誌這個民族，更有信心，更有好感了。原來不會反思的民族，才是最沒有出息的，二戰後，日本人始終拒絕道歉，真的為自己爭了光嗎？

　　不過話也要說回來。如果當年束先生沒有調到山大，而是留在淅大，或是調到別的什麽大學，就能免此一劫嗎？不能，肯定不能。隻要是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無論是在哪裏，都會如此。時也，亦命也。這就是在劫難逃。因此，束先生蒙難，束星北悲劇，與山大並沒有必然的聯係。因此，山大領導有理由認為，他也不好越皰吧。這樣一想，作為山大校友，又有點心安理得了。慚愧！

□　寄自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