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在文章裏引過一個故事, 有提到"撕耳朵". 其實, 在這樣的故事裏, 撕什麽已經不重要了: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是在邵燕祥先生的《夜讀劄記》裏讀到的,故事是這樣寫的:
大約是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當中,在上海。寒冷的4月的早晨,一個10歲的小女孩,被媽媽送上43路車,她抱著一個包袱,裏麵是爸爸的一套衣服鞋襪。
頭天晚上,媽媽11點多才回家,一邊打發她睡覺,一邊就對著外婆哭了。女孩聽說她爸爸死了,是自殺,在昨天;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她說她今天去了龍華火葬場,雨裏站了很久,可她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線。
媽媽回過頭對在旁邊聽著的小女孩說: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給你爸爸送點東西去好嗎?
“好的,媽媽。我去,你別哭了。“10歲的女孩回答說。
到了龍華火葬場,她發現全是跟她差不多的孩子,全都跟她一樣,手裏拿著包袱。沒有一個大人。
看門的老頭向她揮揮手:“你看誰?”
她默默地遞上死亡通知單。老人看了一眼通知單,又看了一眼她,說等一下,就進去了。
他進去很久。寒氣就一點一點侵襲了女孩的全身。
老人終於出來了,第一句就問她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他一個腳光著。女孩說帶了。
“胸前吐得一踏糊塗,吃藥死的,是不是?”女孩點點頭。停了停,他又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掛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與其那樣活著,不如這樣死了。”
女孩把火葬的錢遞給老人。老人拍拍她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女孩點點頭。
許多年後,她說:“那種感覺,不象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麽,倒象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這個故事,我反複讀過很多次,引用時舍不得刪掉一個字。故事裏的小女孩,就是後來拍電影“人到中年”的女主角潘虹。我經常想:不知道火葬場門前那些孩子們是如何帶著那個陰沉沉的雨天的記憶走到中年的;在一個親情友情愛情都可以被出賣的年代裏成長的他們,如何麵對自己的中年。沒有想到:20年後的89年,又有一代人要背負著天安門的血腥走向中年。這樣的悲劇,還要重複到什麽時候?在一個因為說真話寫真話而要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社會裏,我們還指望為孩子們留下些什麽?我們還指望什麽?這個飽經風霜的民族,在被剝奪新聞自由後,失去的又豈止是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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