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為什麽讓希特勒上台？ |
| 送交者: AM 2007年11月10日16:50:44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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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但是德國工人階級之不幸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他們貧困，而且被資本主義剝奪了個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戰敗地位使德國工人階級和被雇傭的公薪階層購買力直線下降，雖然他們得到的鈔票增加，但是到了1923年11月，1,000,000,000,000馬克的購買力相當於1914年的1馬克。這時，德國政府實際處於癱瘓和分裂狀態。 希特勒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德國軍隊，為一名下士。戰後，希特勒在德軍慕尼黑司令部任聯絡員，實際是調查地方黨派活動的特務。1919年，他參加了“德意誌工人黨”的活動，因顯示了演講的才能而被邀請入黨。1920年，希特勒退伍，成為黨的領導人之一，他把黨名改為“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 改組前的“工人黨”領導人是工人和學者，改組後的“工人黨”領導核心裏麵新增了退役和現役軍人，例如赫斯與戈林是前空軍飛行員，羅姆當時在慕尼黑地區司令部工作。改組後的黨綱明確了黨的民族複仇主義方向，主張廢除凡爾賽和約，奪取生存空間和排斥猶太人。也有字麵上的“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大企業國有”、“廢除利息奴役製”、“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地租和投機”以及許多有關社會福利的承諾等等。希特勒參與炮製的綱領前半部迎合當時流行的民族複仇主義，後半部是為了與左派爭奪工人階級。 納粹黨初期的主要活動是群眾集會，在慕尼黑和周圍城鎮的啤酒館或馬戲棚裏，主要演講人是希特勒。同時納粹擁有一個類似武裝民兵的組織“衝鋒隊”，其成員中包括退伍軍人和失業工人，他們的武器是從德軍倉庫裏麵偷竊或搶劫出來的。希特勒善於利用演講煽動群眾的情緒，一旦爆發群眾衝突，就由衝鋒隊擔任保鏢並且對左派大打出手。 1923年11月，希特勒因為一次輕率的政治冒險“啤酒館暴動”而被捕，在巴伐利亞州法院的公開審判會上，善於演講煽動的希特勒大出風頭，成為全德國報紙上的新聞人物。他以叛國罪被處5年徒刑，但是由於地方當局的袒護，實際坐牢不足1年。在監獄裏麵希特勒口述，由他的難友紀錄寫成《我的奮鬥》，這本書後來成為納粹聖經。 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種族主義。在《我的奮鬥》中這樣表述：“誰想活下去，就必須戰鬥。誰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戰鬥，誰就沒有生存的權利。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法則就是永恒的鬥爭。”——“國家隻是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和用途就是維護種族的存在。……國家隻是容器，種族是容器的內容。” 世界上的各種種族主義都互不相容，希特勒的種族主義理論也如同猶太教的《舊約》，必須有神學基礎，希特勒神學也是在他的苦難時期（雖然坐牢的時間僅有九個月）創造出來的。他說：“過去一切偉大的文明所以衰微，都是由於血統汙染的結果，有獨創性的種族逐漸消亡。”這個理論酷似2000年前的以色列——猶太種族主義。希特勒認為自己是德國人的救世主，他公開宣布自己創造的神話：“如果我們把人類分成三大類——文化的創造者，文化的承載者，文化的破壞者——那麽，隻有雅利安種族可以看作是第一類的代表。”他把猶太人劃入第三類，號召雅利安種族清除猶太人的破壞和汙染。這種論調能被基督教徒接受，在歐洲，反對猶太人的宗教情緒由來已久，在基督教改革的故鄉德國，人們的宗教情緒與政治特別容易結合。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透露了他的宣傳鼓動的秘訣：“每一種宣傳都必須滿足的首要條件，就是有計劃的片麵態度。……宣傳決不能對真相進行客觀調查……宣傳隻能陳述事實中對自己有利的方麵。”——“對一個民族的絕大多數人……支配思想和行為的是情緒，而不是清醒的理智。不過這種情緒並不是……高度分化的，情緒隻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個極端：要麽是愛，要麽是恨。……”雖然希特勒並不隱瞞他愚弄人的秘訣，但是他仍然是當時德國頂尖的宣傳鼓動家，因此而被推舉為納粹領袖，並且在各個黨派爭取群眾的宣傳戰中獨占鼇頭。 激發民族情緒，借錢賭博——拿猶太人開刀，一箭雙雕 希特勒反對民主，迷信暴力，在《我的奮鬥》裏也談到敵人的經驗：“馬克思主義所以成功，是由於政治目的和暴力配合完美。日耳曼民族所以失去促進日耳曼民族發展的一切實際希望，就是由於暴力和經過明智選擇的政治目的不能堅決配合。”——“缺乏能開創新局麵的偉大理想，總是意味著戰鬥力有一定的局限。堅信有權利使用武器——哪怕是最殘酷的武器，這個信念，總是同有必要重新對世界革命改造的熱烈信念聯係在一起。”這就表明希特勒的納粹路線是推翻資產階級民主製度，武裝奪取政權。這種理論很容易與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左派理論混淆，把追隨左派的群眾拉到納粹旗幟之下。 《納粹聖經》發出號召：“如果……要在曆史麵前為我們民族獲得一個神聖的偉大使命，它就必須……無視傳統和偏見，敢於把我們民族及其力量聚集起來，奮勇向前，走出這個民族今天的狹隘生存空間，走向新的土地……”——“德國要麽成為世界強國，要麽什麽也不是。”這就是說德國人的和平民主願望一概是傳統和偏見，鼓吹德國民族向外侵略擴張。希特勒要讓德國人變成不怕傾家蕩產的賭徒，也暴露了希特勒狂熱的權力欲，為了獲取權力，他用民族命運做賭注，哪怕把德國輸得精光。 有些學者認為，曆史上最著名的獨裁者兼軍事統帥似乎都有類似的賭徒心理，尤其是外來的軍事統帥——例如古代希臘聯軍統帥亞曆山大是馬其頓人，中世紀埃及軍事統帥薩拉丁是庫爾德人，拿破侖是科西嘉人，希特勒是奧地利人，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似乎是用別人的家產作賭注，沒有後顧之憂。雖然賭博有輸有贏，但是這類賭徒的膽略往往出乎常人的預料，輝煌的勝利更使他們倍受崇拜；崇拜者的心理正如中國的一句俗話：“遠方來的和尚會念經。” 希特勒為什麽選擇倒黴的猶太人開刀？除了利用宗教情緒獲取基督教徒的支持以外還有兩個目標，一是領土野心——德國的東方鄰國是歐洲猶太人最多的地區。二是反共——馬克思是猶太人，第二國際領袖伯恩施坦是猶太人，1928年以前的蘇聯共產黨著名領導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猶太人，在第三國際工作的猶太人也不少，幫助中國建黨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是荷蘭籍猶太人（他最後死於納粹的集中營）。 德國詩人海涅與馬克思有忘年之交，也是就猶太人。海涅在1834年所寫的論文《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表現了德國詩人的哲學才能，他用詩人的觀察力揭示了德國民族性格和特殊的民族心理，所以對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有更加深刻的分析，從而推測德國的未來： 1870年的普法戰爭和1914年的世界大戰都證實了海涅的預言。海涅的預言著眼於“日爾曼泛神論的魔力”，自然哲學和泛神論雖然都是“日爾曼鬥爭意欲”的心理根源，但是它們沒有把“日爾曼鬥爭意欲”發揮到極至程度。所以海涅預料德國的戰神隻是“身披鎧甲，頭戴戰盔，手裏拿著矛槍的智慧女神。”後來，希特勒把德國自然哲學偷換為“種族哲學”，同時，日爾曼泛神論塑造的戰神變成唯一的民族偶像——國家元首。希特勒是否讀過海涅？別人不得而知，猶太人海涅的書完全銷毀，德國人再也聽不見海涅100年前發出的善意警告了。 希特勒的選票從哪裏來？——三權分立為什麽失去作用？ 1924—1928年的德國已經渡過了戰後的低穀，經濟開始複蘇。由於在魏瑪製定的共和憲法生效，所以1925年以後的德國被稱為魏瑪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是舊帝國的末代司令官興登堡元帥，他對於帝國舊軍人的頑固勢力和戰後新興黨派都能寬容，所以暫時維持了社會各種力量的平衡與穩定。在此期間，希特勒依靠納粹黨內舊軍人的效忠，在德國軍隊裏擴大了影響。 從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蕭條打破了德國的各派勢力的暫時平衡，到了1932年，德國登記失業人數超過600萬，工人階級分別投入共產黨和納粹黨兩個激進陣營。可惜那時蘇聯仍然貧窮，對於德國工人的吸引力不足，納粹黨放棄了與大企業主對抗的政策，爭取到大資本家的支持。納粹黨的影響迅速增長可以從選舉所得票數看出——在國會議員的選舉中，納粹黨得票數為1928年80萬，1930年640萬，1932年1375萬，從一個小黨變成國會第一大黨，但是納粹沒有得到超過半數的國會席位。在總統選舉中，希特勒在1930年得票650萬，1932年第一輪得票1150萬，第二輪希特勒與興登堡對決，希特勒得票率不足37 %，興堡登得票率超過了63 %。 1933年1月底，興登堡總統下令組織聯合政府，由希特勒任總理，前任總理（德國最大的聯邦普魯士國家專員）巴本任副總理。這時發生了很難解釋的變化，德國共產黨提出對巴本的彈劾案，這個議案立刻得到納粹黨的支持，組織聯合政府的總統命令被國會的決議推翻，總統下令解散國會。3月5日新一屆國會選舉揭曉，共產黨得票上升，成為國會第二大黨，這也許是共產黨彈劾巴本的目的。但是納粹第二號人物普魯士內政部長戈林在2月28日炮製了“國會縱火案”，誣陷縱火犯是共產黨，戈林立即下令搜捕共產黨人，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新國會的共產黨席位上空無一人，社會民主黨的席位也有許多空缺，納粹議員占據了國會的絕對多數席位。 縱火犯選擇了對納粹最有利的時機——如果早兩天放火，共產黨候選人會因為破壞選舉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這部分選票可能轉投給社會民主黨，對於納粹不利；如果晚兩天放火，共產黨候選人已經成為議員，要經過國會批準才能逮捕，也對納粹不利。——國會縱火案的策劃者和受益者顯然是納粹。國會縱火案的審判拖延了一年，最後宣判被誣告的共產黨領袖無罪釋放，但是在這一年間的政局變動已經不可逆轉—— 1933年3月，國會通過了納粹黨起草的《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它把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說成是人民和國家的痛苦，為了消除痛苦，就把國會的立法權（包括修改憲法，批準對外締約，批準國家預算等）一律授予納粹內閣，總理希特勒集大權於一身，成為“合法的”獨裁者。同年4月，中間黨派掌權的9個邦政府和邦議會都被希特勒總理派來的納粹專員強行接管，理由是這裏發生了動亂，德國從此由聯邦製變成中央集權。希特勒5月下令解散一切工會，6月宣布社會民主黨為叛國分子的組織，7月，納粹以外的其它政黨一律“自動解散”。10月，希特勒宣布退出日內瓦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個政策在11月12日的公民投票中的支持率為95%，同時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中納粹候選人得票3900萬張，占據了國會的絕大多數席位。 德國人為什麽崇拜希特勒？——為什麽相信納粹聖經？ 退出日內瓦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的政策符合德國民族複仇主義者的願望，也解除了德國軍隊重新武裝的限製，希特勒由此得到軍隊各級指揮官的擁護。 曾經為創建納粹黨立下功勳的“衝鋒隊”這時已經成為擁有250萬成員的第二武裝，但是居功自傲的衝鋒隊領導人羅姆是希特勒的潛在的競爭者，希特勒早就讓他更信任的希姆萊另外組織了“黨衛隊”。1934年6月底，希特勒召開一次衝鋒隊領導人會議，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逮捕了全體衝鋒隊領導人，隨即槍決，又借機處決了納粹內部的其他競爭者。隨後希特勒在國會宣布：“在這個時刻，我要為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已成為德國人民的最高審判者。……我下令槍決這一叛國案的魁首，……讓國民知道，任何人威脅到民族的存在……都不可能不受懲罰！”希特勒親自宣布他自己是民族救星，擁有超越法律的生殺大權。 希特勒消滅衝鋒隊的果斷行動被看作是大義滅親，納粹在民間的惡劣行徑一概算做衝鋒隊的罪名，希特勒更加得到軍隊和人民的擁護，在黨內的獨裁者地位更加鞏固。 1934年8月，興登堡病死，希特勒接管了總統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的權力，成為“國家和人民的元首”。為此舉行的公民投票順利通過。 為什麽德國人要投納粹的票？他們為什麽把希特勒看作德國的救星？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德國的國情不僅僅是生產力，還有沉澱在德國人思想中的曆史——從日耳曼民族大遷移到基督教改革，從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黑格爾到尼采。 在歐洲民族大遷移的各部蠻族裏麵，落腳在德國土地上的這部分日耳曼人和原屬羅馬帝國居民的混血較少（這就是希特勒所誇耀的“雅利安血統”），因此這裏保留了更多的野蠻習慣，經濟也比較落後，但是人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更加虔誠。500年以後當然德國已經與歐洲一起進步了，他們的信仰仍然受羅馬教皇的控製，在德國爆發的基督教改革也有民族主義的因素。德國古典哲學繼承了基督教改革的傳統，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又把“日耳曼世界”捧到天上，黑格爾的“上帝作品”到君主立憲製度為止。1870年以後德國統一，教派之爭也從此結束，德國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但是君主立憲製度好景不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皇帝被革命推翻，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也失效了。 希特勒讀書不多，他從來不承認別人對自己的影響，隻是誇耀自己的獨創性和天才。喜歡哲學的德國人認為《我的奮鬥》裏麵的雅利安血統主義繼承了黑格爾《曆史哲學》裏的日耳曼民族主義；希特勒哲學雖然簡單粗糙，卻正好是大部分德國人容易接受的下裏巴人。這個時代的德國人也接受尼采哲學，隻不過希特勒用流＊氓式的狂妄代替了尼采學者式的傲慢，尼采的“超人”是無權者的幻想，他晚年才發生了歇斯底裏；希特勒是“超人”式的現實偶像，他掌權後歇斯底裏可以隨時發作。 《我的奮鬥》的發行量比德國有史以來一切哲學著作銷售量的總合還多，到1933年，《我的奮鬥》已經再版66次，單在1940年就銷售了600萬冊。 德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弗洛姆（1900—1980）是猶太人，1934年移居美國。弗洛姆屬於法蘭克福學派，這派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又繼承和發展了弗洛伊德的心分析方法，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社會中的多元化進展。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裏有如是說： 在《人格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弗洛姆說：“……大多數的德國工人的人格形態，都具有服從權力的人格特性。……這些人格特性包括有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納粹的意識形態一方麵可以引起這些特征的喜歡，一方麵也加強了這些特征；於是新的人格特征變成有效的力量，幫助德國帝國主義的擴張。” 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與宗教》裏說：“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圖騰崇拜嗎？有很多。我們如果想理解像法西斯這樣的體係為什麽會占據千萬人的心，他們何以準備為原則而犧牲誠實和理性……就必須考慮他們的取向中的圖騰的和宗教的性質。” 弗洛姆從心理學的角度把德國的民族特色人格化，他認為偶像崇拜就是人格化的“圖騰崇拜”。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權力人格”承認一元哲學的“必然”決定論；從宗教神學的角度來說，“權力人格”崇拜“前定”的權威；所以信徒們接受一個絕對權威人物的支配。——弗洛姆當然讀過海涅的論文，也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他繼承了海涅對於德國民族的心理分析，也注解了馬克思關於“無產者無個性”的階級分析，不幸數百年來德國人民多次陷於歐洲戰禍，戰爭毒害給民族心理留下深刻的傷痕。 德國人變態的宗教狂熱與民族自大狂熱被煽動起來，成為投入一場戰爭的興奮劑，這是發動任何一場戰爭都不可缺少的準備。相對而言，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為人們準備的戰爭興奮劑顯然效力不足，因此意大利人民覺悟較早，他們在1943年7月推翻了墨索裏尼。在戰爭中意大利人付出33萬生命；德國人民一直奉陪到底，付出了800萬生命為希特勒殉葬。 按照弗洛姆的“社會人格”的觀點看來，戰前日本人的“權力人格”特征比德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權力人格”的由來有曆史根源，那就是德國和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較晚，經濟發展速度反而較快，民主傳統較少，封建主義和政教合一的習慣殘餘較多，所以對外侵略政策和國內的強權政治都得到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