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中國存亡時刻選擇破釜沉舟的蔣介石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關頭。這一次，蔣介石並沒有像以往一樣妥協退讓，而是毅然選擇了抵抗。

　　 68年過去了，是非已有定論，我們不能原諒蔣介石的一切反動行為，但我們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在淞滬抗戰的危急時刻，他沒有妥協；在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時，他沒有投降；在國際製裁無望之後，他也沒有喪失信心。在那民族危急的時刻，蔣介石也企圖力挽狂瀾。

　　 在長江三角洲4個月抗戰中，蔣介石的戰略、戰術顯得呆板，同時對國際力量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這些都影響了抗戰的進行。但淞滬、南京之戰顯示了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精神，使得日本的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美夢成為泡影。此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廣大戰場上愈陷愈深，終致不能自拔。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抗日的決心

　　 盧溝橋事變發生 不作避戰之想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長期對日本采取妥協退讓政策；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細，方針難定。當時，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因此，在國民政府內外，都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軍委常委徐永昌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1∶3，抗戰準備至少尚需6個月，他於1937年7月14日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在知識階層中，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教授胡適等當時也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

　　 和戰是攸關國家命運、前途的大計，蔣介石不能沒有矛盾。7月16日，蔣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該《宣言》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但是，對於這份宣言應否發表，眾議不一。蔣介石自己也猶豫不定，7月16日日記雲：“此宣言發表，其影響究為利為害？”到7月19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日記雲：“人人以為可危，阻不欲發，我則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當一意應戰，核發戰鬥序列，不當再作回旋之想矣。”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衝擊力，他將之改稱為“談話”。

　　 廬山談話的措辭空前激烈，但是，蔣介石並沒有下決心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同時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戰事的解決。”此後，隨著日本軍事行動的擴展，蔣介石的抗戰決心逐漸堅決。27日，日軍全麵進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蔣介石日記雲：“遭必不能免戰之禍，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

　　 浴血上海 仍盼國聯調停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方麵先發製人，以優勢兵力進攻日軍在滬各據點，雙方在上海虹口、楊樹浦等處進行巷戰，日軍被壓迫至黃浦江左岸狹隘地區，同時包圍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等據點。但日軍在上海的據點大都以鋼筋、水泥建成，異常堅固。中國軍隊缺乏相應的重武器。僅有的三門榴彈炮，一門因射擊激烈，膛線受損；一門膛炸；一門不能射擊。這種情況，自然無法克敵製勝。

　　 9月1日，日軍精銳部隊第12師團等三個師團到達上海，實力大增，向中國軍隊發動全線攻擊。蘊藻浜沿河之戰，雙方死亡俱重，浜水皆赤，血流成河。

　　 9月11日以後，中國軍隊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蔣介石之所以決定堅守上海，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爭取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較好的影響。盧溝橋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國聯申訴，要求“譴責日本是侵略者”。10月16日，比利時向有關19國發出邀請，初定同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蔣介石希望通過該次會議，“使各國怒敵而作經濟製裁，並促使美、英允俄參戰”。因此，蔣希望在該會召開之前，上海戰場能有較好的戰績，至少要能堅守上海。

　　 日本政府采取對應措施，不斷向上海增兵，上海戰場日軍參戰兵力超過華北，達九個師團，20萬人以上。10月17日，日本陸軍省限令上海作戰部隊在《九國公約》簽字前攻克閘北、南翔、嘉定一帶。

　　 雙方既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較量，戰場上的拚殺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廣西援軍向蘊藻浜沿河之敵發起全線反攻，未能挽救危局。蔣介石這才覺得“不能不變換陣地”，決定作有限度的撤退，但是為了給世人留下仍在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印象，在閘北“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人心”。27日夜，第88師謝晉元團奉命留守閘北四行倉庫，演出了800壯士(實隻400人)孤軍抗敵的悲壯一幕。

　　 11月5日，日軍於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登陸。中國統帥部急令已調浦東的第62師主力回兵，會同新到楓涇的第79師合力反擊，並令從河南調來、新到青浦的第67軍向鬆江推進。但是，由於天雨泥濘，加上日機轟炸，中國部隊行動遲緩，日軍後續部隊源源登陸。第67軍從河南調來，尚未集中，即遭敵各個擊破。8日，鬆江失陷，這樣，退守蘇州河南岸的中國軍隊側背受敵，有被圍殲危險。

中國軍隊被迫退出會戰。

　　 和議再起 拒絕誤國之見

　　 11月7日，日軍編組華中方麵軍，以鬆井石根兼任司令官。向南京進攻。

　　 淞滬會戰後，中國軍隊消耗過大，蔣介石多方拚湊，守城兵力僅得12個師，約十二萬人，而且士氣極端低落，其中新補士兵約三萬人，未受訓練，匆促上陣，官兵間尚不相識。這種情況，本已不能再用守衛戰、陣地戰一類的作戰形式。蔣介石之所以堅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輕易失守，攸關體麵；二是對蘇聯出兵有所期待。

　　 11月13日，蔣介石決計遷都，長期抗戰。此時，主和之議再盛。

　　 抗戰以來，主和之議一直未歇。9月8日，蔣介石日記雲：“時至今日，隻有抗戰到底之一法。主和派應竭力製止之。”次日日記雲：“除犧牲到底外，再無其他出路。主和之見，乃書生誤國之尤者，試思此時尚能議和乎！”

　　 及至淞滬戰敗，國民黨內主和之議再盛。司法院院長居正原來堅決反對和議，力主逮捕胡適，此時轉而力主向日方求和，並稱：“如無人敢簽字，彼願為之！”11月21日，蔣介石處理南京戰守事畢，慨歎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而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之為何也。”

　　 當時，中國軍隊已退至吳福線(蘇州-福山)，但是，這道被譽為中國興登堡防線的國防工程卻“無圖可按，無鑰開門，無人指示”。

　　 12月7日，蔣介石飛離南京，日記雲：“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餘個人亦隻有硬撐到底。”到廬山後，蔣介石即研究、製訂全國總動員計劃，準備在“全國被敵占領”的最壞情況下仍然堅持奮鬥。

　　 蘇援無望 猶存勝利信念

　　 當時在國際列強中，蘇聯是惟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8月21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久議未決的互不侵犯條約，蘇方允諾中國可不以現款購買蘇聯軍火。9月1日，蔣介石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預言，蘇聯終將加入對日戰爭。28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奉召返國，曾和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談及蘇聯參戰的必要條件。11月10日，伏羅希洛夫元帥在宴別中國代表張衝時，要張歸國轉告：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俄當出兵，決不坐視。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電稱：“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蘇聯與中國同受日本侵略威脅，因此支持中國抗戰，但是，蘇聯更擔心德國入侵，日蘇之間的矛盾又尚未發展到必須幹戈相見地步，蘇聯自然不可能輕易有所動作。

　　 12月5日，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回電稱，必須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或其中大部分國家同意“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才可以出兵。此電使蔣介石感到，蘇俄“出兵已絕望”，但他仍再次致電斯大林，表示“尚望貴國蘇維埃能於中國以實力援助”。12月11日，蔣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稱：“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隻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惟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紐。”蔣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來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不難看出，蔣所說的“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的“外”，仍然包含蘇聯出兵在內。“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這正是蔣介石當時的無奈心理。

　　 12月12日，日軍繼續猛攻，中華門、中山門、雨花門、光華門等多處城門被突破，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決定大部突圍，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於情況混亂，撤退命令無法正常下達。除少數部隊突圍外，大部分軍隊退至長江邊，形成極度混亂的局麵。挹江門外，被踏死者堆積如山。僅有之少數船舶，至此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旋即開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危急關頭 決心破釜沉舟

　　 首都失陷，日軍驕橫氣焰達於極點。中國的路應該怎樣走下去？蔣介石又一次麵臨和戰的選擇。

　　 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會議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本來對抗戰就信心不足，這時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麵組織，以為掩護”。顯然，汪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樹一幟。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這時也從“傾向和議”發展為“主和至力”。

　　 18日，蔣介石日記雲：“近日各方人士，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當時，受日方委托，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還在繼續，蔣介石擔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較“和緩”的條件，誘使中國內部發生爭執與動搖。26日，蔣介石已獲日方提出的新議和條件，發現較前“苛刻”，心頭為之一安，決心“置之不理”。


　　 27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討論，主和意見仍占多數，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甚至當麵批評蔣介石“優柔”。會上，蔣介石堅持拒和。28日，蔣與汪精衛、孔祥熙及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張群談話，聲稱“不能降服於敵人，訂立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次日，再與於右任、居正談話，表示：“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之事，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

　　 蔣介石認為，與日本議和，外戰可停，而內戰必起，國家定將出現大亂局麵。1938年1月2日，蔣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他決定拒絕德國方麵的斡旋，堅持既定的抗戰國策。從8月13日至12月13日，蔣介石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指揮抗戰4個月，戰略、戰術呆板，對國際力量共同製裁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時組織戰略撤退，造成了中國軍隊巨大的損失。但淞滬、南京之戰顯示了中國軍隊、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精神，打擊了日本的侵略氣焰和在短時期內速勝的美夢。此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廣大戰場上愈陷愈深，終致不能自拔。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