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兵製度——國民黨失敗的曆史根源之一

私兵製度——國民黨失敗的曆史根源之一

文章提交者：亞摩斯

在中國二千多年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體製下，王朝的更替形成一個傳統，並深入人們的觀念之中，三國演義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分合的態勢並不完全相同。以秦末、西漢末、隋末、元末為例，士大夫同基層暴動結合起來，在基層暴動中湧現的領袖，徹底更新了舊的統治集團，一個鞏固的新王朝成立。以東漢末、唐末為例，士大夫維持舊王朝，統治集團的更新不徹底，在鎮壓基層暴動中出現軍閥集團，以軍閥的力量改朝換代，統治基礎沒有擴大，新王朝不鞏固，即使形成比較鞏固的宋王朝，也沒有強大的實力。 　　

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士大夫沒有轉向群眾暴動，而是以自己的努力來維持一個舊王朝。這樣，既沒有出現一個新王朝，舊王朝（作為×央政府）也未能更新，隻是地方政權有部分改觀。社會危機繼續存在。而曾國藩從地方上崛起組建的湘軍，成了清軍主力，采取了“兵歸將有”的私兵製度，正在解體中的清王朝出現了外重內輕之勢。 　　辛亥革命中出現了新的形勢。士大夫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在知識更新的視野下，在清王朝腐朽必倒的政治局麵下，以西方現代政治體製為理想目標，獨自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當時並沒有出現群眾暴動的客觀形勢，他們動員的社會力量不足以達到建立新政權的目的。 　　
袁世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以來的私兵製度，袁世凱訓練出來的北洋六鎮新軍，武昌起義後，清廷任命陸軍大臣廕昌統率就指揮不動，不得不讓已被罷免的袁世凱出來指揮。北洋六鎮是當時中國唯一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 　　因此，不單純是革命黨人的努力和力量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是袁世凱利用革命黨人的聲勢，在列強支持下，依靠掌握的軍事勢力，取代清王朝掌握了中央政權。僅僅推翻清王朝並不能使中國社會自下而上達到更新的目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遭到破壞，中央政權僅僅排除了滿族親貴，而保留了舊官僚係統，尤其是北洋係。因此，不可能出現一個氣象更新的政權。清王朝的傾覆，也是傳統的軍閥勢力改朝換代的一種表現。 　　當時，北洋軍人們抱著這樣的觀念：“北方各軍官源於小站，故袁總統為北軍之父母……無論何人，有與袁總統反對者必出死力與之抵抗。”[ ２３]

這種軍事派係觀念在事實上一直流行到民國結束。私兵製度造成了驕兵悍將，袁世凱隨後對自己的部將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揮。楊度說：“若中國人民，程度甚低，當君主時代，當兵者常語曰：”食皇家餉，為皇家出力耳‘。今雖去有形之皇家，代以無形之國家，彼不知國家為何物，無可指實，以維係其心。其所恃為維係者，統馭者之感情與威力有以羈製之而已。此其為力，固已至弱，況又有自由平等之說浸潤灌輸，以搖撼此羈製之力，時時防其渙散潰決，於是羈馭之術愈益困苦。“[ ２４] 袁世凱企圖以稱帝來重建中央集權體製，他的失敗，固然是遭到在野各派反對的結果，但也是私兵製度下驕兵悍將背叛的結果，他的命運其實是步清帝的後塵。他的遺產為段祺瑞、馮國璋所分割，中國社會轉入北洋軍閥時期。 　　

軍閥作風並非僅限於北洋。就是非北洋係的前清軍事勢力，如張作霖、陸榮廷也軍閥化了。更嚴重的是，在革命中興起的軍事領袖，也同樣軍閥化了。如閻錫山、唐繼堯都曾是同盟會員。 　　

孫中山以其現代知識和過人魅力，成為革命的領袖，他雖然強調領袖集權、軍事專政在革命時期的必要性，但是，孫中山作為在華僑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領袖，對中國社會的私兵製度缺乏充分的認識。１９１２年８月孫中山訪問北京時，就以為：“近來囂囂之口，或不免恐軍隊幹預政治，吾則謂我愛國軍人，既造成此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決不至有此破壞之舉。”[ ２５]

他雖然一直致力於培養一支忠於革命的軍隊，但對共和製的真誠，一直沒有按傳統的方法，親自去訓練和控製一支忠於自己個人的軍隊。因此，當他追求冒險的理想的政治目標和他培植起來的部隊的利益不一致時，他就無法控製這支軍隊。根據中國的傳統，在缺乏社會動員的基礎上培養起來的軍隊，不可避免地出現軍閥化傾向，隻忠於軍事領袖。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動員遭到困難時曾抱怨說：“此我錯認袁世凱之過也。若有兩師兵，當親率問罪。”[ ２６]

當時屬於革命黨人係統的部隊當然不止兩個師，但孫中山本人連一個師都指揮不動，他甚至不得不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動第八師下級軍官起兵討袁。而這第八師是黃興辭去南京留守職務時特意保留下來的部隊。孫中山在失敗流亡到日本後，又曾責難黃興說：“今在籌備之中（指中華革命黨——引者），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則望禁止兄之親信部下，對於外人，自後切勿再言‘中國軍界俱是聽黃先生之令，無人聽孫文之令者。孫文所率者，不過一班之無知少年學生及無飯食之亡命耳。”[ ２７]

雖然，黃興重視道德，潔身自好，但我們不可忽視這段話的含義，私兵化的傾向，同樣滲透到了革命黨人的軍事係統中。 　　


１９１７年之後，孫中山曾傾全力支持陳炯明發展軍事力量，他在致蔣介石函中說：“競存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複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製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 ２８] 陳炯明並非毫無現代觀念，陳獨秀在中×成立前後就曾和他合作，但傳統的社會關係和利益製約著他的行為方式。據彭湃調查：“陳炯明一握到廣東政權，所有海豐的陳家族，自然隨著陳炯明的地方家族主義占據了廣東的政治勢力及軍權，以鞏固個人的位置。所以海豐人之為官者以海豐之人口及土地的麵積來平均與個別地方比較要為全世界之第一。他們不但在別個地方鏟地皮，在他們的家鄉主義的家鄉也是一樣的對付。所以海豐一旦就增加了無數軍閥、官僚、新官兒、政客、貴族及新興地主階級（即地主兼軍閥）。”[ ２９] 陳炯明在致吳稚暉的信中，抱怨孫中山說：“不過我之用兵過於踏實，不能如孫先生之槍法旋空大演而已……況群眾之首領，其要素須能說海闊天空之大話（法人黎明似曾說此），我則尚染昔儒之毒，跼躅於先行其言之訓，實不合首領之本領。”結果形成了陳炯明部的叛變。但在上述信中，講道理他也明白：“譬如現在國中，摧殘共和，擾害百姓者，實一私人的‘武力主義’之橫行。申言之，則大軍閥擾亂於中樞，小軍閥擾亂於各省，而官僚、政客、民黨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盜蹠，日在老百姓頭上恣其踐踏，合之而為民國四凶。”[ ３０] 　　
孫中山在１９１８年辭大元帥職時才明白：“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 ３１] 士大夫意識和傳統社會關係還很濃重的辛亥革命黨人，盡管在理論上接受了共和主義，但在掌握了軍隊之後，也走上軍閥的道路。那麽，辛亥革命後為什麽能夠建立民國呢？孫中山在《三民×義》的演講中，隻是略有誇張地解釋了假共和局麵得以出現的原因：“大家為什麽當初又來讚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誌——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 ３２] 事實上，辛亥革命後隻是由於新的觀念和力量的暫時平衡，才未能恢複帝製，而采取了共和國的形式。盡管如此，孫中山還是沒有明白，在什麽樣的條件下，才能解決軍閥的問題。這就是當時中國客觀的社會生活和思維方式。 　　

１９２４年之後，國共合作，學習蘇聯，開辦黃埔軍校，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製度，組建的國民革命軍也號稱黨軍。但國民黨並沒有真正學會以黨治軍。國共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後，黃埔係就成了蔣介石的部隊，服從蔣介石的指揮，構成所謂嫡係部隊。蔣介石無論擔任什麽名義，甚或下野，他都能控製這支部隊，而對其他部隊，都無法直接指揮，必須同其將領在政治上協調，建立政治同盟，才能為己所用。私兵製度在北洋—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下是難以改變的，蔣介石始終未能達到削平群雄、重建中央集權體製的目的（退到台灣後除外）。 　　

１９２７年之後，除黃埔係外，例如，桂係、粵係、閻錫山的晉係、馮玉祥的西北軍係等等，都不是蔣介石能夠直接指揮的。即使是原本親蔣的陳銘樞指揮的十九路軍，是由孫中山命令鄧鏗組建的粵軍第一師發展而來，屬於國民黨係統的元老部隊。在北伐時期親附蔣介石。但就因為這支部隊是陳銘樞訓練出來，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陳銘樞去直接指揮的。正由於這種獨立性，在“九一八事變”後，因調停寧漢衝突的機會，十九路軍進駐上海、蘇南。盡管陳銘樞參加中央政府後，已經不具有軍職，但仍能擺脫蔣介石意旨，策動十九路軍獨斷地抵抗日軍侵略，掀起了“一二八抗戰”的悲壯一幕。陳銘樞在策動十九路軍組建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時，已經長期統率十九路軍的總指揮蔡廷鍇，對這位十九路軍的祖師爺就有所抱怨，蔣光鼐回憶說：“陳回國後，到過福建三次。一到福建，即以家長自居，直接插手到各機關部隊去講演、訓話，儼然架在主席（福建省主席蔣光鼐——引者）、總指揮之上。他的企圖過早暴露出來，引起我們反感。蔡廷鍇曾對我說：”十九路軍是中華民族的軍隊，不是私人軍隊呀！‘“[ ３３] 但實際上這些都是空話，陳銘樞對部隊的影響力和這支部隊的宗派性是客觀存在的。至於其他與國民黨中樞更疏遠的軍事派係，山頭林立，內戰不斷，自不必論。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係統內的派係戰爭已經停止，但直到解放戰爭結束，非黃埔係部隊，蔣介石仍然無法直接指揮。傅作義隻是國民黨軍中的一個小派係，在平津戰役期間，傅作義本部部隊的運用，蔣介石也隻能同傅作義協商，而不能依靠命令。據諜報，傅作義在１９４８年６月間在一次談話中曾透露：“華北局勢，將來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有西向察綏與寧青會合（按傅與二馬有約，一麵聽命於中央，一麵保持自己實力，對平津河北隻有放棄）。”[ ３４] 郭汝瑰回憶說，１１月５日傅作義在南京與何應欽等討論作戰計劃時說：“華北剿總僅有部隊五十五萬（傅作義此時共轄四個兵團，十二個軍），兵力十分薄弱，如果東北共軍百餘萬蜂擁入關，華北局勢必急劇惡化，我實在負不起這樣大的責任。俗話說‘知難而退’，我隻好將原撥給我的中央軍全部交出，請總統改派他人前往北平指揮，我隻帶我的基本部隊三十五軍，一O 二，暫三軍退回綏遠，進行遊擊作戰，以免貽誤華北戰局。”[ ３５] 這種軍事派係，使國民黨係統的軍隊將領長期養成了保存實力的意識，不關自己生死存亡就不肯力戰。這使國民黨係統的部隊在國共戰爭中互相抵消了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在事實上，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獨裁者”，他一直沒有力量獨裁。 　　

從根本上說，私兵製度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製腐朽解體的惡果。即使清王朝不倒，根據中國社會的傳統，同樣會走上地方割據的道路，如唐朝的藩鎮一般。如何重建中央集權製度，始終是中國社會王朝更新運動的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