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醫生眼中的中國醫患---zt

一個德國醫生眼中的中國醫患---zt


小戀營養師






發表於 2009-5-11 11:01

“中國和德國有著自己特殊的國情，我們不能對中國的醫療一味地進行批評。”
作為“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聖.瑪麗亞醫院血管外科主任醫師斯凱爾教授由萊茵河畔來到青島進行醫療交流活動時由衷地說：“在適逢中德建交36周年之際，能夠親身參與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這一曆史性的項目，對我個人來說意義非凡，它為德中兩國醫生大交流搭建了一座新橋梁，積極促進了德、中兩方在醫學領域的相互學習和交流。”

斯凱爾教授訪問青島期間，在青島市立醫院進行了教學查房、疑難病例討論、手術演示及舉辦了學術會議，並代表德國聖．瑪麗亞醫院血管外科與青島血管外科簽訂了建立友好協作科室的協議。
德國醫生收紅包與中國不同
　　“誰也無法完全排除在德國有醫生向病人索收紅包等腐敗現象，但我們醫院從來沒有，類似醜聞在德國極其罕見，一經發現，它會非常轟動。”

作為“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的一分子－－德國聖．瑪麗亞醫院血管外科主任醫師斯凱爾教授在青島感歎到。
　　2006年初，德中科技交流基金會與山東省青島市衛生局就“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進行了中國首批醫療交流的合作，該項目不僅得到了青島市衛生局領導的大力支持，也受到青島市立醫療集團的關注。為此，青島市立醫院先後派出四批中青年骨幹醫師參加“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斯凱爾教授就是這樣知道了這個聞名遐邇的中國海濱城市。

斯凱爾教授介紹，在失業率高達兩位數的德國，醫生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這讓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好生羨慕。

如果一個德國家庭以夫妻帶兩個孩子計算，僅憑醫生的工資收入足以維持很好的生活。比如瑪麗亞醫院的領導，醫院根據行政職務和年齡發給他們基本工資。此外，他們每完成一例手術，還有100歐元的任務獎。照此，如果一個醫生平均一個工作日做一到兩例手術，他們依舊屬於德國的高收人人群。

給予醫生較高的收入，可以從源頭上遏製醫生腐敗；而嚴厲處罰則是一種措施，讓醫生在索取或接受紅包時須“三思而後行”。根據德國相關法律，如果醫生有腐敗等違規行為，一經發現，醫生首先須將所有款項全部退還，其次要被處以高額罰款，嚴重的將麵臨長達3年的監禁及取消行醫資格。處罰嚴厲不僅針對醫生，同樣針對行賄者。

“在中國似乎並非如此，這裏每當病人進行手術，手術室門口肯定有家屬在焦急等待。”斯凱爾教授說：“在德國，病人從入院、手術，直到出院，醫生一般見不到病人的家屬。”在德國進行手術，更多的是護士和病人家屬進行接觸，還有就是健全的醫療體製，病人醫療費幾乎全部由保險公司具體承擔。這些措施從源頭上使紅包在德國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大部分德國醫生覺得病人送醫生禮金或禮品表達的是感激之情，根本與行賄無關。“‘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任何一個醫生的行為準則。”斯凱爾教授介紹，德國醫生正式行醫之前必須參加一個宣誓儀式，其中就有專門針對接收禮金或禮品的規定，價值不能超過10歐元。 # S* b, j. U# D: E! I3 a, R/ k
　　如果病人家屬非要送給醫生或悄悄留下禮金或禮品時，醫生可用來為科室購買咖啡等食品，如果數額較大，他們會勸病人將此捐給醫院設立的基金會從事慈善事業。

中國沒有德國醫生的職業風險

　　在德國隻要遇到休假，你可以馬上關掉手機，外麵發生任何事都可以不聞不問。然而醫生除外。且不說醫生自己的病人，就是在外麵遇到不相識的人醫生也要管．而且是非管不可，不然就麻煩。
　　有一次，斯凱爾教授的一位外科同行與朋友周末出去吃飯。
　　在就餐的餐廳裏，鄰桌一位客人突然心髒病發作。出於職業本能，他立刻叫飯店老板打電話到醫療急救中心，然後接著與朋友繼續用餐。
　　急救醫生趕來後，做完處理後抬人上車去了醫院，可惜病人還是在路上命歸黃泉。不料，斯凱爾教授的這位外科同行怎麽也沒想到，死者家屬居然把同為食客的他告上法庭，罪名是身為醫生不作為，導致病人死亡。對此，那位同行在法庭上竭力解釋，自己長期做外科，對心血管方麵的病症不熟悉。況且，如果不作為，自己怎麽會立刻叫飯店老板打急救電話呢? ( {1 6 M+ r- g\' d( h7 _- T* ~# K
　　合情合理的解釋雖使他免去牢獄之災，但丟失了行醫執照。 但這在德國還不是最冤的。

　　2006年8月，斯凱爾教授的一個同事在忙活大半年後，登上了飛往西雅圖的飛機去度假。然而，在飛行途中，突然聽到廣播稱有乘客患病，急需醫生處理。出於職業本能，她立刻向乘務員通報，於是空姐將她領向病人。

仔細診斷後，她感覺病人症狀複雜，而飛機上又沒有相應醫療儀器等檢查設備。無奈之下，她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機組人員。機長聽後，立即與地麵聯係，最後得到指令；是立即著陸還是飛到目的地再處理，一切應聽從機上醫生決定。
　　考慮到對病人生命負責，這位女醫生建議飛機就近著陸救治。常年做醫生，她對這類情況已習以為常。度假期間盡情享樂，早把這段插曲拋向九霄雲外。然而，就在她結束旅行回家打開信箱一看，傻眼了——航空公司將她告上了法庭。

對方律師稱，航空公司事後根據病人在地麵醫院救治檢查的結果鑒定，認為該病人完全可以飛到目的地後再作醫治。本公司因客機中途降落蒙受巨大經濟損失，而一切皆源於醫生的錯誤決策，現在要求其作出經濟賠償。
　　“在中國，能發生這樣的事嗎?”斯凱爾教授反問到：“做中國醫生感覺很幸福。”
患者在中國和德國的不同境遇
　　來中國之前，斯凱爾教授聽到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意大利醫生在北京房山縣北海鎮坐診，碰到一個隻有11歲的男孩的兩條大腿肌肉萎縮，這種病叫迪何二氏肌萎縮，是一種罕見的家族遺傳性疾病，根本無法治愈。意大利醫生估計他隻能再活10年到15年就要離開人世。但他的家人從孩子一出生就帶他到各地醫院醫治，10年花去很多錢......
　　聽到這個故事的斯凱爾教授異常詫異和憤慨，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一個中國同行告訴孩子家人這病根本無法醫治。但在“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啟動後，他從所接觸到的中國同行身上，又發現了太多閃光點。
“他們並不像某些西方醫生所描繪的那樣，中國醫生也是非常負責任的，比如他。”斯凱爾教授所說的他是指“德中臨床醫療交流項目”的首批受益者——青島市立醫療集團血管外科李大林教授。
　　斯凱爾教授覺得在德國行醫和中國最大的不同處就是病人對醫生的信任。即使病人在手術過程中出現意外，病人家屬依舊平靜，他們不會因此質問醫生．因為他們對醫生百分之百地信任。
　　斯凱爾教授不讚成中國普遍出現的一感冒就進行抗生素和吊瓶輸液治療，尤其是對兒童感冒。少數兒童進入感冒後期，合並有細菌感染有黃痰發燒才需要抗生素治療，不能進食的兒童才需要輸液。
而中國流行的注射“流感疫苗”也曾困擾過斯凱爾教授，因為在他看來流感是無法預防的，因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變化，你去年研究的疫苗，怎麽能預防今年的流感?西方醫生和中國醫生都明白世界上沒有有效預防流感的疫苗。
　　“其實，在中國醫生有時也很為難，做家長的總讓醫生多開藥，開好藥。我認為醫生和家長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講得很清楚。”斯凱爾教授打起中國語調：“但是要讓家長理解這個問題就要花一定時間。” 中國的醫療係統還需進一步完善
　　在中國經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普通家庭有一個慢性重症病患兒童(就像北京房山縣那個迪何二氏肌萎縮的患兒)，全家人十幾年來帶他走遍許多大醫院，最後病人依舊是病人，但全家卻已負債累累。
這樣的故事在德國卻被演繹為另外一個版本。
德國媽媽先帶孩子去看一線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診斷是一種肌(萎縮)無力症，然後轉診到神經科醫生，這是二線醫生，也叫專科醫生。神經科醫生也診斷是肌無力症，並告訴媽媽無法治療的實情。媽媽不死心，會帶孩子找第二個神經科醫生，第二個神經科醫生看完病說第一個神經科醫生的診斷和處理完全正確，你不必再來我這兒，也不必再找醫生。媽媽相信這兩個醫生的話，就回到第一個神經科醫生那裏就診。
在德國聖.瑪麗亞醫院進行交流學習的李大林對此感悟很深。
　　剛剛走進德國聖．瑪麗亞醫院的李大林很難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甚至有些懷疑這座冷冷清清的醫院到底知不知名?但病房裏的熱火朝天更使李大林納悶：德國人也會搞突擊?
事後，斯凱爾教授道出其中的原因在於中德不同的醫療體係。

德國將醫院分為4級：社區服務級、跨社區服務級、中心服務級和最高服務級。而每一區域性醫院服務體係中，由1所最高服務級醫院、2所中心服務級醫院、6～9所跨社區服務級醫院和5～10所社區服務級醫院組成。中心服務級的綜合醫院不承擔門診治療任務，大量的門診患者由私人開業的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承擔。患者先要通過門診醫生治療，門診醫生認為需要轉診治療，患者才可持轉診通知書到其推薦的醫院進行進一步檢查，這樣就給綜合醫院設立了一層過濾網，將一些簡單疾病的患者在社區門診就地消化，並且對到綜合醫院的患者多數進行針對性治療，這也大大節約了綜合醫院的人工、器械等成本。

　　而德國聖·瑪麗亞醫院屬於中心服務級的綜合醫院類別，它的病人來源於下級各相關醫院。
其實，這也是德國與中國醫療體係較顯著的不同之處。
“這種體係和中國獨立性很強的醫院個體有著極大差別。”斯凱爾教授認為，中國一些城市的醫療係統在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改進。這裏的人們一有病就上一個城市的大醫院來，一天的門診量就達到三四千人，醫生每三五分鍾就要看一個病人。而醫院要想效益好，醫生就得多看病人，一天下來頭昏腦漲，非常疲倦，這樣也很容易出現誤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這個問題確實不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