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楊宜勇：要承認有人一生都買不起房子(組圖)
21世紀經濟報道
[導讀]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首先要承認的是，北京的房價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國外也有這種情況。“保障性住房”沒有統一標準，很難定位，現代人胃口較大，要求高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明年經濟工作。
隨後即將召開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0年的宏觀政策即將定調。
在一年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業成為各方最關注的問題。但是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目前就業形勢顯然好於預期。
11月25日，楊宜勇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表示，“今年的就業目標肯定是超額完成了，年終新增就業人員可能達到1200萬，遠遠超出預期。”
他建議，2010年的就業目標應適當調高。同時盡管南方部分地區有“民工荒”，但是短期內不會出現很大的用工缺口。
幾年內不會出現大規模“民工荒”
《21世紀》：今年的就業、收入情況如何判斷？
楊宜勇：對，今年的就業目標肯定是超額完成了，包括失業率的控製、下崗再就業人員的安置、困難群體的救助等就業指標都已經超額完成。具體來說，年初製定的新增就業目標是900萬，但前三季度已經達到851萬了，年終新增就業人員可能達到1200萬，遠遠超出預期；安排下崗人員再就業群體的年初目標是500萬，但現在已完成600萬；對困難群體的補助大概能完成160萬，超過了100萬的目標；年初製定的失業率控製的目標是4.6％，但我們現在已經把城市登記失業率控製在4.3％。
收入也不錯，居民可支配收入應該至少增長了8％。具體說來，農民收入增長6％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長8％以上，雖然居民收入在不斷增長，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不斷加大。
《21世紀》：去年此時出現了農民工提前返鄉的現象，今年此時許多農民工南下，一些工廠卻招不到工，明年會不會出現更大的“民工荒”，調工資可以解決問題嗎？
楊宜勇：農民工在春節前的兩周內返鄉屬於正常返鄉，去年由於金融危機影響，出現了如你所說的大範圍的農民工提前返鄉的情況，根據農業部的調查，去年大約有20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這都是不正常的，是與失業密切相關的。
工資肯定要調，市場逼著企業調整工資。我9、10月份在中山調研，那裏一個企業缺6000多工人，企業必須增長報酬才能吸引更多農民工回來工作。出現勞動力缺口，這和整個社會的投資加快、增長加快密切相關，同時也和美國經濟一定程度上的止跌反彈、全球經濟的止跌起穩有關，既有國內因素，又有國外因素，去年年底的時候可能受外需影響更大。
《21世紀》：隨著對中西部投資的加快，許多農民工在本地求職，這對東、中、西部的勞動力市場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照此形勢發展，明年中、東、西部是否都會出現大範圍的“民工荒”？
楊宜勇：還不能這麽說，因為我們現在每年淨增的勞動力還是有限的，2000年前淨增勞動力超過1000萬，現在淨增的勞動力也有500萬左右，估計2017年會趨近於零。並且除了轉移出來的2.25億多勞動力，農業潛在剩餘勞動力還有1.5億左右，這也是一個基本常識，因此短期內不會出現很大的用工缺口。
但是要有一個調整、適應的過程，因為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沿海一些產業向內地轉移，中西部不斷發展，另外加上新農村建設等因素，許多農民工選擇留鄉創業，在家鄉施展自己的才能。
隨著農業耕作方式的變革，適度規模集中耕種農田後，農村還可騰出1億多勞動力，因此短期幾年內，中、西、東部的勞動力市場不會出現民工荒的翻天覆地變化。
《21世紀》：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以80後、90後為主力的“第二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對工作舒適度條件的要求更高，你怎麽看他們，這一現象與企業產業結構的升級有著怎樣的關係？
楊宜勇：第二代農民工素質肯定要強於上一代，並且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應該不斷拒絕純粹的苦力生產方式，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也就更高了。“第二代農民工”應該主動適應社會，而不是希望社會適應他們。
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3600美元，周邊一些國家還隻是幾百美元。我們不可能產業不升級，中國產業結構應該與已有的人均GDP水平適應，太苦太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轉移出去。
明年對民生的投入仍將加大
《21世紀》：今年就業形勢良好，你認為明年的就業目標應該如何設定？明年財政對農業、教育等保民生的投入是否要進一步加大？
楊宜勇：我認為，目標應該設高點，因為明年的經濟形勢會更好。今年的財政收入達到預期有困難，明年可能會更好一些。隨著財政收入的好轉，明年對農業的投入會繼續增長，對社會性事業的投入，比如教育也如此，因為教育投入應該占GDP的4％，現在仍然沒有達到。
發改委管的4萬億投資都是基本設施建設，農村的醫療防疫等基礎設施建設所占比重要大，但必須有一個標準，因為農村和城市畢竟是有區別的，把農村建成城市也不現實。並且民生的範圍也是很大的。比如高鐵，從居民出行的更大範圍來看，也可以算是民生項目。
《21世紀》：有人說通過國民收入調整，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但國民收入調整在實際層麵很難操作，關於這一點，你怎麽看？
楊宜勇：國民收入調整是一個大分配的概念，包括政府稅收、企業利潤和居民住戶的收入三部分，與國際上相比，三者之中，中國居民住戶分配的部分相對少一些，在經濟流程中，要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有兩條途徑：政府讓稅、企業讓利。
《21世紀》：現在中產階級買房也出現了困難，是否應該列入基本保障範圍？
楊宜勇：首先要承認的是，北京的房價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國外也有這種情況，他們也是40多歲才買房子，這與中西觀念的差異有很大的關係，中國的住房自有率是奇高的，其實買和租並無實質差別，而中國人把永遠擁有看得過重。
“保障性住房”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很難定位，現代人胃口較大，要求高，以至於買完房之後，生活質量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