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的愛情觀：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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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鬆輝
“三四十年後，大家一定認為這是羅曼史”
¨D¨D楊振寧、翁帆接受台報專訪
婚後首次赴台的楊振寧和翁帆接受媒體專訪。專訪之後，楊振寧偕翁帆中午參加吳大猷科普著作獎頒將典禮，並做《21世紀的科學發展》專題演講。穿著碎花洋裝的翁帆掩不住的青春氣息，她是楊振寧的伴侶，也是他的“耳朵”。配戴助聽器5年的楊振寧坦然地說，到了這年紀，聽力不行，“你們得大聲點兒”；若是不清楚，他隻消望妻子一眼，翁帆會握著他的手，用略帶潮汕腔的普通話把問題重複一次。
以下是訪談內容：
“這個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做了延長”
問：兩位結婚快兩年了，結婚對你們各自的人生，最大改變是什麽?
楊振寧：我們是不同時代的人，婚後，我們從彼此學習到一些自己以前沒經曆過的事情。我們年紀差很多，媒體有非常多討論，不過有一點大家都沒注意到：一個人到了八十多歲，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個年紀很輕的人結婚，很深刻的感受是，這個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方式上做了延長。
假如我沒跟翁帆結婚，我會覺得三四十年後的事跟我沒關係；現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後的事，透過翁帆的生命，與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下意識裏，這個想法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
翁帆：振寧講過：“有些事我看不到了，可是再過三四十年，你幫我看。”我們心底難免有點傷感，但大家都曉得這是一個事實，每個人都會經曆。對我來說，婚後經常要旅行，參加一些會議和活動，這跟我以前的生活不一樣，因為我結婚前還在念書。
問：楊振寧的過去，翁帆沒有參與，會造成隔閡嗎?或反而可以分享不重疊的人生?
楊振寧：我認識很多人，有的認識很多年，像這兩天翁帆和我會看到很多人，我都會預先向翁帆介紹，這個人多少歲、做什麽研究。我想人相處了以後，年齡差別沒什麽重要性，重要的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透過跟翁帆的接觸，我也認識很多和她同年紀、在潮州長大的中國年輕人，幫助我對中國今天的各種現象多一些了解。
問：會不會在價值觀上因為世代差距有不同看法?
楊振寧：像吃東西，畢竟我在美國住了快60年，而她最近才長期接觸外國生活。
翁帆：我發現他吃中餐和西餐的量不一樣，西餐吃得較多，中餐通常吃一點就說飽了。
楊振寧：又比如說她對中國的補藥，相信的程度比我大了很多很多。
翁帆：中國人普遍覺得人參是好的，廣東人喜歡煲湯，裏頭會放些藥材。這些我相信對身體有好處。他一邊喝，一邊說不相信。不過隻要他肯喝，我還是會煲給他。
“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問：你們談論科學嗎?跟諾貝爾獎得主生活在一起是什麽感受?
翁帆：我想他首先是一個人。當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很少去想他是什麽得主或什麽人物，隻把他當作丈夫一樣來相處。
楊振寧：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點。比如說我看電視或看電影，了解的速度不如一般人，一方麵是我的耳朵有點問題，不過不隻是這個。我跟翁帆看電影，她會覺得：喔，原來楊振寧這人並不怎麽聰明。
問：結婚兩年，院士做過的什麽事讓你最感動?
翁帆：嗯，現在我剛好想起兩件事，心裏覺得是甜的。有一回我們在日本，早上我病了，頭暈、肚子疼，沒法起床，振寧到樓下幫我拿一碗麥片粥上來，喂我吃。（楊：多半時候，都是她照顧我。）
另一件是在三亞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報紙、看書。那天他不想開燈吵醒我，就到洗手間裏去看。我醒來後跟他說，你可以開燈的。
問：你似乎對自己的年齡很坦然?
楊振寧：是，很幸運，我現在身體很好。假如我不能行動了，我們的關係和對前途的看法不可能跟現在一樣。有人認為我們的年紀差這麽多，興趣可能完全在不同方向，過去經驗也不一樣，會影響我們彼此之間的了解程度。不過，我覺得這些婚姻不成功的可能性在我們之間都沒有。
問：婚前你們曾討論過如何排解別人的議論或親友的壓力嗎?
楊振寧：親人的看法當然是我們比較重要的考慮（楊有三名子女），不過在我們兩家的情形，他們沒有任何異議。至於朋友，我想絕大多數都覺得這是一樁不尋常的婚姻，不過他們也認為是值得做的事情。
最近我們到美歐去了一趟，因為翁帆是念英文的，所以她和別人交談一點困難也沒有。我曾經想過，如果她不大會說英文，我們會不會結婚?這是沒辦法回答的問題，人的感情很複雜，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
翁帆：我們結婚是先自己決定，再通知家人。當然希望他們支持，不過我想，首先是我們自己做了決定。振寧說過，三四十年後，大家一定會認為這是羅曼史，我也這樣覺得。我這樣想沒什麽特別理由，隻因為我們生活得很好。
楊振寧：我想（看了翁一眼），翁帆也許不會反對我給你們講這個故事。討論結婚的時候，我跟翁帆說，將來我不在了，我讚成你再婚。她說：“我當然不會，你怎麽可以這樣講!”
但我的話是有哲理的。人生非常複雜，沒有絕對的對與不對。我告訴她，讚成你將來再婚，是年紀大的楊振寧講的；年紀輕的楊振寧，希望你不再結婚。
“一生這麽多幸運很少有的”
問：楊院士曾說自己一輩子非常幸運，人生每個轉折都占了很大便宜，這話怎麽講?
楊振寧：一個人到了我的年紀，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經曆（翁伸手輕輕拿掉楊臉上的一根頭發）。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當時的合肥，像還在19世紀、甚至18世紀的狀態，沒有電，沒有馬路，大的公共汽車因城門太小進不來。直到父親在我六歲時回國，到廈門大學當教授，把我和母親接去，我才從19世紀跨進20世紀，第一次看見抽水馬桶、罐頭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蘿。
到美國時我二十二歲，“二戰”剛結束，這以後五六十年來，全世界人類生產力大幅增長。這與我個人一生命運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在美國當研究生時，正好物理學有新的一支剛發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個年輕人能和一個開始蓬勃發展的領域結合在一起是最幸運的，那景況像是“遍地黃金”。那也是美國學術研究大發展的時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擴充，機會非常多。所以我從沒找過工作，都是職業來找我，這當然非常幸運。
在個人生活方麵，我跟杜致禮結婚五十多年，現在又跟翁帆結婚，不管別人怎麽想，在我自己看起來，都是很幸運的。
而這麽多幸運結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帆：我想我沒他那麽幸運，這是肯定的。不過我也覺得，我一切都還不壞，對目前的生活很滿意。
問：你對自己的學術成就，總評是什麽?有遺憾之處嗎?
楊振寧：科學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為衝鋒陷陣。年紀大的人衝鋒陷陣的本領不能和年輕人相比，這點和文學完全不一樣。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曆史學家），比我大三四歲吧，著作和研究還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現在基本上漸漸從最前沿退下來，改走到物理學發展的曆史，注意的是過去一兩百年學術上發展的總趨勢。我到各地去演講，講題都與這有關。這些年關於這方麵，我寫了不少文章，現在翁帆幫我整理文章，翻譯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楊振寧選集》。1985年我出過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論文精選》），現在等於出續集，但用中文出版。
問：楊院士曾說大陸應多幾個比爾?蓋茨，不必多幾個諾貝爾獎得主，意思是……
楊振寧：這是有媒體斷章取義，我的意思是中國更需要的是比爾?蓋茨那樣的企業家，或能發明任天堂的企業，創新的同時也帶來很多經濟效益。得諾貝爾獎當然好，問題是哪個更重要。
問：你對21世紀的中國有很大的期許?
楊振寧：對，我想這是人類史無前例的發展吧。一個這麽古老的文化、這麽多的人口，從一百多年前瀕於滅亡的狀態走到今天，是人類曆史上一個重大的事情，對21世紀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我常常想，我這點也很幸運，到了八十多歲的年紀，還能看到我所關懷的一個文化傳統處在崛起的狀態。
有位印度裔諾貝爾獎得主（Naipaul）也七八十歲了，他對印度文化前途的關懷就像我對中國文化的前途一樣，可是他沒有我這麽樂觀。另一個幾年前過世的大學者薩義德，關心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但對它的文化前途同樣沒有我樂觀。我想，大家都看得出來，這20年來中國的經濟情形、國際影響都提升得很快，這有長遠的曆史道理，這道理還會繼續下去。
問：那你對台灣的未來一樣樂觀嗎?
楊振寧：我對台灣的發展也采取樂觀的態度。
[編者按]：由翁帆女士編譯、楊振寧先生所著的新書《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8226;讀書8226;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書中，精選了楊先生及其友人所寫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論文、演講、書信、訪談、散文等，其中約一半文章未曾結集出版，很多篇目也從未發表過。全書涉及楊先生深刻的科學觀點、獨特的社會見解和豐富的個人情感，既展現了二十世紀一個人的曆史和一個學科的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一個民族的浴血重生的曆史。這並不是一部單純的總結之作，還是一部開來之作，它既是楊先生麵向過去的生動總結，又是他麵向新世紀的曙光展望之作。書中還收錄了楊、翁對這段戀情的理解。現特將書中部分內容刊載，以饗網友。[編輯：文鬆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