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蘇聯一個建築師參觀團到中國訪問，最早援華的原中央建工部蘇聯顧問穆欣也隨團而來。當聽說天安門廣場規劃麵積為44公頃時，穆欣站了起來，對參觀團的蘇聯建築師們說：“啊喲！我們的中國兄弟真是個大力士……”
黃艾禾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代北京人，伴隨著一次次到天安門遊行，在政治風雲中長大。他們，乃至這一代中國人，其生命歲月都不可避免地與天安門融為一體。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學生李永明一大早吃過早飯，就隨著學校的隊伍向天安門進發了。老師告訴他們，要到天安門去開一個大會，到了那裏李永明才知道，是開國大典。
在現場，誰也不知道，大典什麽時候開始，老師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興奮，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互相拉歌聯歡，不知不覺，午飯時間也過了。那一天，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上聚集了30萬民眾和將接受檢閱的解放軍官兵。大家都在等待著一個時刻。
那一天，30萬軍民走過天安門。先是受閱部隊走，再是等待在東長安街的群眾隊伍走，然後，排列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群眾也移到了東長安街，走過天安門。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點鍾，李永明記得，大典結束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人也餓壞了。
那一年，李永明14歲，剛剛從北京郊區的房山考入北京城裏的中學。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門參加大型政治活動。他沒有想到，後來他自己都數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門廣場，他一生中的最好時光都將與天安門廣場相關聯。
其實，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國成立後的這一代北京人，乃至這一代中國人，他們的生命歲月，都不可避免地與天安門融為一體。
大清門，民國改為中華門，是真正的“國門”，位於天安門正南，50年代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拆除。
改造舊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來到的天安門廣場，隻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記得，“長安街上分別有東三座門、西三座門，廣場南部還有軌電車。天安門以南正陽門以北，還有紅色的圍牆。”那是一個T形的廣場，被圍牆、城門和公交線路給包圍。
嚴格說，那時的天安門廣場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政治集會場所，隻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門前的一塊寬闊空地和通道。這樣的廣場，除了襯托皇家城垣的威嚴外，它的實際作用是可以容納參加科舉殿試的舉子們在此等候“傳臚”，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題名；另一個實際作用，是每年“秋審”“朝審”時，各級官員將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會審，等候皇帝勾決。特別是在朝審時，被判處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這裏。
說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是“T”形，是因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條寬65米、長達500多米的長道，直到正陽門。當年的長道兩側，有“東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側，分布著明清兩代的朝廷衙門“五府六部”，如禮、吏、戶、兵、刑、工諸部，中軍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這裏曆來也不是普通百姓能來的地方。
大清門迎鑾，應該是1901年慈禧、光緒自西安回鑾時進大清門時的情景，遠處是天安門
曆代封建王朝並沒有為城市提供政治集會場所的意識與傳統。但新生的共和國則不同。新中國成立以後天安門廣場的改建工程，就是把這些“五府六部”逐漸拆遷推平，使天安門廣場真正擴展為一個方形的、能容納100萬人的世界最大廣場的過程。
在參加了開國大典之後，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團。他成為一名學生積極分子、學生幹部。他記得，那時的政治活動特別多。“比如慶祝黨的生日的報告會，或是革命前輩講他們的經曆。我聽過廖承誌、肖華的報告，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樹林裏、或是故宮的太和殿廣場……不是學校所有的人參加的，因為我是團員，老師就讓我去。”
這些成了政治課堂的北京文化古跡，都在天安門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著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時一樣。李永明的學校在舊鼓樓大街，離天安門有十幾裏路，步行需一個多小時。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排著隊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覺得累。“那時去天安門都是走著去，哪有車？沒這個條件，那時連公共汽車都少。”當時的北京城，城區還基本限製在今天的二環路以內，住在西直門或是建國門，就已經是住在了北京城的邊上。從老城區的各處步行到天安門，一般也就是一兩個小時，在人們的體力範圍之內。
正陽門，俗稱前門，是北京內城的正南門。1900年，城樓和箭樓為八國聯軍所毀。照片上是重建前的前門。
從開國大典之後，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舉行遊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參加，他眼看著天安門廣場在逐漸擴大：1952年，拆除了東、西三座門；1955年，拆除了廣場中部的紅牆，擴展了廣場南部，而真正的擴建，是在1958年，為了迎接共和國的10年大慶，這一年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一廣場的誕生
天安門廣場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經有過一番討論。開始，參與討論的蘇聯專家曾提出，當時北京的人口隻有140萬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廣場“一般都是五六公頃”，所以不宜搞太大。這裏，一個可比的廣場是，莫斯科紅場的麵積為9公頃。但這些建議遭到中國官員和專家的反對。中方認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天安門廣場是政治活動時“群眾遊行集會的中心”，所以廣場的麵積不能太小。其實，到了1956年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有十餘公頃了。
這件事情是毛澤東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會上透露了毛澤東對於北京人口規模的看法：“毛主席說，北京不要一千萬人？將來人家都要來，你怎麽辦？”事實上，在1950年就已經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條“必須能應付將來一百萬人隊伍的大遊行”的“遊行道”。
繁華的前門大街。
曾直接參與天安門廣場設計的陶宗震回憶，當時，他到了北京市規劃管理局，總圖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規劃設計任務：天安門廣場紅線寬度為500米(即長安左門至長安右門的距離),廣場的深度為800餘米。人民大會堂北牆與對麵中山公園南牆間紅線為180米。後來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經毛澤東確定的。這一尺度，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總麵積達44公頃。 本來，陶宗震在自己的設計思路中，對於廣場會不會顯得過於空曠和呆板，同時廣場硬地麵的“熱島效應”（日照的熱反射）都有所考慮。但對於天安門廣場的設計考慮，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記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揮過節日遊行檢閱的解放軍軍官來見他。辛毅對天安門廣場規劃提了三點要求：一、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要求無軌無線；二、要考慮路麵經得起60噸坦克的行駛；三、道路及廣場要求“一塊板”（即長安街與廣場融為一體），以便於遊行集會。
許多年以後，陶宗震才得知這些要求的提出還有一層考慮，就是為了戰備需要，緊急時刻能在長安街上起降飛機。
這張照片，反映了那段曆史。因此，極為珍貴
實際上，最後的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已經完全把蘇聯人拋在一邊。1959年春，蘇聯一個建築師參觀團到中國訪問，最早援華的原中央建工部蘇聯顧問穆欣也隨團而來。當聽說天安門廣場規劃麵積為44公頃時，穆欣站了起來，對參觀團的蘇聯建築師們說：“啊喲！我們的中國兄弟真是個大力士……”
對此，曆史學者洪長泰有一個評價：中蘇關係在50年代後期急速轉壞，中方力求找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來。中共要建成一個在各方麵（麵積、設計、氣派）都要超越紅場的廣場，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門廣場擴建工程和國慶十大工程同時開工。10個月後，它在世人麵前亮相，人民大會堂等周圍建築也同時以驚人的速度竣工。此後，天安門廣場雖還有過若幹次擴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風貌就在1959年奠定。
廣場建成了，在這裏舉行的遊行盛典，也開始成為一種宏大而嚴密的儀式、浩瀚複雜的巨大工程。
1950年時的天安門
集體的年代
李永明是在1958年被調入北京團市委的，從那一年開始，他開始年年參加國慶節遊行的組織工作。
本來，從1949年以後，年年“五一”、“十一”都有遊行，但在1956年以後，就隻有“十一”才有遊行，“五一”改為遊園。
李永明記得，參加1949年開國大典時，學校對參加者沒有多少限製，想去的人基本都能去，而且，也不用事先訓練。最多，大家在去之前，要準備一些花束和旗子。但是到了1958年以後，那種相對散漫自由的遊行方式已經一去不複返。
到了1958年，參加遊行的人，尤其是帶隊的老師，是需要政審的。李永明到北京市團委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對擔任少先隊輔導員的老師進行政審。“思想隻要是不右，對共產黨沒有反感、沒說過一些不滿的話的，基本上就可以使用。”李永明這樣解釋政審的標準。
參加遊行的學生也需要選拔。1965年時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高一的溫飆，記得那年她參加體育方陣中的“遊泳大軍”，她們班一共隻選上了十來個人，“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又要看政治條件、家庭出身，又要求有身高，“女生都得一米六以上”。
遊泳大軍的服裝，是一身紅色的連身遊泳衣。不過她們經過天安門時並不需要做遊泳動作，而是以正步通過，從東標語塔走到西標語塔，有800米的正步，頭向右甩，和受閱的士兵們相似。
所以，離“十一”還有三個月時，她們就已經開始了正步操練。
今天已經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多年的溫飆，記得當年進行國慶訓練時還沒有停課，隻是利用暑假和周末練隊，但在參加過1971年國慶遊行“前衛方陣”的盧英的記憶中，練隊是全天候的，不參加練隊的同學也都停了課——這兩三個月，學校的中心任務不是學習，而是練隊。操場上，在七八月的烈日灼烤下，在軍事教官的嚴厲口令中，學生們一步一動地按軍人標準抬腿、擺臂，周圍常常有同學暈倒。
先是訓練10人一排的隊伍，後來增加到15人，30人，最終是60人的大橫排麵。先是在本校操場裏練，後來是幾個學校的隊伍合起來練，然後是區裏的合練，最後是全市性的通宵進行的大彩排。這麽多的人肩並肩走成一排，竟然能完全走成一條直線而不變形，全仗數月如一日的艱苦踢正步。至今，已經移民到新西蘭的盧英，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散步時，一時興起，還會踢起正步來，那段艱苦訓練的成果，居然已經融進了筋骨之中。
溫飆記得，1965年國慶節那天，他們是早上五點就已經到達了東單附近的指定地點。早上八點以前，她們還可以坐著，可以上廁所，等到10點鍾快到的時候，就要脫去外衣外褲連同鞋襪，隻穿遊泳衣。既然是“遊泳大軍”，當然要光著腳，她們是光著腳“啪啪”正步走過天安門的。她不記得腳被磨痛，隻記得，那天下了大雨，她們不能抹臉，保持著隊形，還要在雨中高呼著“祖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走到西單，隊伍一散，趕緊到校車那裏找衣服找鞋，已經凍得渾身哆嗦。
然而，所有這些吃苦受累都是甘心情願的：在那個年代，個人的喜好得失，是以政治標準來衡量的，得到組織上的信任和重用，比身體上的舒適安逸不知重要多少倍。當時沒聽說過有誰因為訓練艱苦而退出的，隻聽說有誰軟磨硬泡非要加入遊行隊伍——如果是因為政治不合格不被信任而不準參加遊行，那種心理陰影，何止鬱悶，簡直是絕望。
毛主席追悼大會現場照片
人間奇觀
國慶遊行的規模一旦定型，每次少則四十萬人，多則五十萬人。一般說來，如果沒有閱兵，遊行隊伍大致由儀仗隊、少先隊、工人隊伍、農民隊伍、國家機關、少數民族、民兵、文藝大隊、體育大隊等方陣組成，這些方陣中還伴有抬著領袖像和大幅標語的、打著旗幟舉著花束的、開著彩車的、捧著和平鴿和舉著氣球的……
1949年的開國大典，30萬遊行軍民一直走到了晚上七八點，不用說走在下麵的遊行者，在天安門上城樓觀禮的領導人也相當疲勞。於是，後來就要求遊行要壓縮時間。最後確定為，從上午10點遊行開始，12點結束，兩個小時內必須完成。特別是有了電視轉播後，這條規定就更上升到了政治層麵。李永明說：“遊行是對全世界直播，租的衛星。隻租了兩個小時，十點到十二點。如果到了點，遊行還沒有結束，不就會變得有頭無尾了嗎？領導是非常不願出現這情況的。”
這就需要把這50萬人調整到如機器一般精確。遊行指揮部不但要詳細地規定好各遊行隊伍的集結時間、指定地點，甚至會規定，集結時哪個路口在什麽時間由哪一支隊伍通過。指揮部還要精確計算，每支隊伍每個方陣究竟有多少人，排成多少排，每一排人每分鍾走多少步，步幅是多少公分。然後，他們根據自己在天安門前一步一步量好的距離，計算出隊伍所需的時間。
1984年是建國35周年的大慶。在國慶前夕進行彩排時，發現整個用時超時了兩分多鍾。這讓指揮部感到很為難，因為已經排練到了最後時刻，讓誰退出遊行隊伍誰會願意？一位名叫倪天祚的當年遊行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回憶道：“時間緊迫，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兩全齊美的辦法，即把原規定隊伍每分鍾行進115步，調快到每分鍾120步。”實際上，就是讓軍樂隊在奏樂時，稍稍加快了一點節奏。
國慶這一天，當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少先隊員和組字隊伍湧向天安門，天安門城樓上宣布遊行結束時，正好是中午12點，真把觀禮台的上外國來賓都給看呆了：就算都是機器人，也不一定如此分秒不差！
實際上，李永明說，他們是有各種預備方案的，其中一個是，如果隊伍行進得實在拖拉，他們就要“卡隊尾”。也就是說，要在隊伍進入東標語塔之前，卡下一部分人，讓他們繞路回去。“這部分人當然會不高興，但他們也沒辦法。”——在那個年代，個人服從集體是基本的信條。為了遊行隊伍的整體，個人做出犧牲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所有參加遊行的人，都希望自己排在隊伍的最右端，因為這樣離天安門城樓最近，看毛主席最清楚。但是必定有人是排在隊伍左端，甚至是彩車的左側，他會連天安門城樓的影子都看不見。更不用說，每輛彩車，都配備有若幹個小夥子鑽在彩車裏，隻為車輛萬一熄火，他們就推車前進。幹這差事，不但看不到天安門，還會被悶得透不過氣。
最能說明集體意誌的力量的，是在天安門廣場的組字隊伍。那是一支10萬人組成的大軍。他們用手裏的花，組成一個個圖案或標語。所有的人，事先要經過枯燥而艱苦的訓練，按組字方案分配給自己這個位置的卡片指令，即刻舉起或放下不同顏色的花束。每個人，此刻並不知道這時的動作會有什麽效果，但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人會看到極其有衝擊力的賞心悅目的圖案——一瞬間，會嘩拉拉從左往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大字標語，變成一幅麥浪滾滾或鋼水奔騰的風景畫。
雖然每一個舉花組字的人隻是十萬分之一的分子，但他們中有一個人錯，都會在畫麵中顯露，都會讓城樓上的人看出來。而保證這十萬分之一的差錯都不能出，隻有靠嚴格的紀律、長時間的訓練，所有這些都要靠那個年代特有政治教育，每一個組字的小學生都懂得：如果我一個人出了錯，那就會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
把10萬個人練成一個人，這種人間奇觀就是這樣產生的。
方向標
每年國慶，北京有四十到五十萬人能參加遊行，還有更多的人，號稱有一百萬人，參加國慶節晚上的遊園活動。比參加遊行更幸運的人，上觀禮台觀禮。天安門城樓兩邊，各有七座紅觀禮台，紅觀禮台下麵，東西又各一座水泥砌成的灰觀禮台，遇上大慶時，還會有用木板搭起的臨時觀禮台。級別低的人，比如各省市的勞模或官員，在臨時觀禮台和灰觀禮台上觀禮，級別高的，比如國家級的勞模、官員和知名人物就上了紅觀禮台，能得到各種觀禮台票的，每年有四五千人。而更高級的嘉賓，比如外國國家領導人，就上了天安門城樓。
但每年仍有更多的北京人不能參加國慶遊行——以北京數百萬人的人口，大多數人是參加不了的。如果他們又沒能參加遊園，就隻有待在家裏聽收音機的現場轉播了。其實家裏如果沒有收音機也沒關係，那一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能聽到廣播聲，尤其是在文革中，全北京遍布高音喇叭，你無論走到哪，都會聽到廣播員激昂的聲音：“現在，是工人的隊伍走過來了！……”晚上，人們會走到每一個空曠之處，伸著脖子往天安門的上空去尋找禮花。在國慶節這一天，天安門就是一個巨大國家儀式的中心舞台，而每一個北京人，都成為這個舞台的一個小小群眾演員。
溫飆說，她很多次去天安門都是因為參加政治活動，比如，到長安街旁列隊跳著舞歡迎外國元首。林曉則記得，曾在1970年在天安門廣場當過“毛主席發表5?20聲明”大會的標兵，在1976年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過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人大會。至於文革中為慶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而連夜遊行到天安門，次數多得數也數不清。
而給她印象深刻的，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一年她參加國慶遊行的“前衛方陣”，苦練正步已經兩個多月，眼看離國慶隻有十幾天時，突然戛然而止。李永明回憶到這件事，記得那天閱兵部隊接到通知，連午飯都沒讓吃就撤走了。雖然大家都猜不出究竟出了什麽事，但是，什麽結果也都能接受——那是一個翻雲覆雨，什麽可能都會出的政治年代。從那一年以後，北京不再搞國慶遊行，直到1984年，為慶祝35周年大慶，搞了閱兵加遊行。
正是在這一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在遊行隊伍中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橫幅。當時，李永明正在東標語塔下的指揮車裏，老遠看到了這一幕，大吃一驚。怎麽辦，放不放學生隊伍通過天安門？
“從我們組織者的意圖來講，不希望有遊行方案以外的東西進入廣場。進入以後都麻煩。我們得處理，而他們可能受到懲罰。”但當李永明看清了橫幅上的字以後，認為，這是對領導人的讚揚，可以放過，經向天安門城樓請示，放行了。
這條寫得不甚工整的橫幅，引起巨大轟動，竟比那些精心準備的金碧輝煌的大標語，更打動人心。
2008年的7月，已經退休十多年的李永明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他眼裏，這個他曾經度過了無數日日夜夜的廣場，基本還是那個樣子，變化不是很大。但是，他進入廣場時，被要求安檢。李永明表示很理解：“這跟形勢有關。要奧運了嘛。”
李永明的另一個感受，是現在到天安門廣場的人，外地人多，北京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