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華爾街華人為什麽留在美國？（轉）
送交者: 小蕎 2008年09月12日15:33:55
美國的華爾街聞名全世界，在一條幾米遠的街上連通著全球，它的觸角之遠之細，是人們很難想象到的。這裏代表著效率，代表著資本的流動風向，代表著經濟最前沿，代表著一種強有力的聲音。在這裏人們說話的速度是最快的，直截了當的程度是讓人們瞠目結舌的。
中央電視台為拍攝資本一類的節目曾經到華爾街來過好幾個攝製組。但我此次來這裏並不代表中央電視台來采訪，而是以一個專欄作者的身份來與一群朋友談心，聽聽他們在放鬆的狀態下的想法。
令我感動的是當我從耶魯大學坐火車近兩個小時趕到這裏時，我看到有六七個朋友正圍坐在金融中心樓下的一個桌子前等著我。這是一個星期六，對於在這裏已緊張工作了整整一個星期的他們來說，今天顯然是犧牲了休息時間，我心中對他們充滿了感激。他們分別是：
奧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山泉
美林證券公司副總裁陳毅鬆博士
THE LUDWIG GROUP,INC. 投行部主任 陳星明
美林證券公司副總裁史季
德意誌銀行副總裁李凱
SUSQUA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副總裁 黃凱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李匆
之所以能認識這些朋友，要感謝徐德清博士。1997年江澤民主席在哈佛大學發表講演時，我曾在江主席講演的會堂外采訪過他，他當時在耶魯大學工作，專門趕來歡迎江主席。現在徐德清在蘇州的世宏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長特別助理，遺憾的是前幾天他已回國，否則他一定會有一些獨到的觀點。
在華爾街工作的中國人有好幾千人，我現在交談的是其中的極小的一部分，從與他們的接觸中，我相信也是比較優秀的一部分。從我一下火車到晚上回家，他們的接送十分周到，直到第二天，還有電話問我是否安全到家。
我們交談從下午2點開始，一直到6點多鍾，不知不覺中度過了四個多少時。也就是說，包括我們一起吃午餐和他們上午從家中趕來，再趕回家，一天也就沒了。整個過程我都對他們充滿著謝意，所以我與他們的交談完全不象我在國內做采訪時的風格，基本上不打斷，也沒有很明顯的主題，如果談的過程中跑題了，我也並不強行打斷，所以當時談話的氛圍極好，有些話題爭得不亦樂呼，回來整理錄音時，發現有許多交叉的說話無法聽清。
我的整理從兩個方麵來進行，一是他們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的看法。還有三十天，投票就開始了，所以現在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飯桌上，隻有一談起這兩個候選人，其爭論就開始了，有時飯菜都涼了許久，而且美國人是動真感情。我剛來美國時，共和黨正在紐約開會，會後布什的民意調查一下子高出了好幾個百分點，民主黨形勢很緊張；星期四晚布什與克裏當場辯論後，克裏的民意調查又上來了一些，這種此消彼漲的感覺真讓人感受到了某種緊張，就像看一出真人秀。那天圍繞這個問題，我們的交談也十分熱烈。第二個問題也是我本人一直想知道的，幾乎每個人來美國的人來時都是想回國的，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就留下來了，但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那天交談的地點非常有意思，就在華爾街金融中心的奧本海默基金公司的辦公室，窗外就是911遺址。在進入金融中心時，每一個外來人必須要照相備案，我們一共來了那麽多人，這樣就花了不少時間在進門上。據介紹，現在工作在這裏的人，如果有外來者訪問，他們一定會告訴別人應提前十五分鍾辦理進門手續，聯想到入關時的按手印等等繁瑣程序，我們都在議論，911後，美國的生產效率是不是會減低，而且吸引人才也不像過去那麽多了，因為簽證的難度讓許多學生已轉到別的國家了，以耶魯大學為例，今年中國申請的人數與去年比減少了30%，就在我簽證時，排在我前麵的人沒有一個簽過的，全部被各種理由拒簽。所以我在想，當一個國家在衰落時，各種跡象都會一點點顯示出來，但並不會那麽明顯。想想看，十九世紀，英國有多強，殖民地有多少？但將近一個世紀後，美國才取代了她的位置。但無論如何，今天的美國依然還是讓你感到富饒，富足，人們的優越感和開放帶來的社會的活力，作為外來人，他們對於陌生人良好的態度感受尤其深刻。下麵的談話我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的記錄方式，我覺得這樣便於讀者了解原生態的東西，本來人們在將所做的組織成為語言時就過濾過一次，如果篩選過多，我覺得會少了許多生動。
說到這個話題時，我想是接通了每個人國內外的長長回憶，在這個主題的談話中，有四句話可以概括一些複雜的心情。
第一，人生的許多大事都很少是設計出來的，也就是你無從想到的。
第二，人真的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
第三，第三，生活是不可假設的，也是不可逆的。
第四，選擇既是經濟學上常用的一個名詞，它也是留在美國的這些中國人更多的要麵臨的問題。
在涉及這個話題時，我說剛才有許多人發言不多，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希望每個人都說說，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剛說完，陳毅鬆就說，如果你們感到舒服就說，不想說也可以。他後麵的這些話就是在美國的一個特點，如果可能永遠是把選擇留給別人，而不象國內，選擇並不是大量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詞匯，我們已經更多地習慣了必須，而不是有選擇。在他說這話的一刹那，我迅速感到了這種差別。其實這樣的訪問還可以繼續下去，盡管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會不同，但是上述所說的四點，將會像交響樂中的回旋曲式一樣反複頑強地出現。
下麵的話題，我基本上用的是個人自述，中間他們在敘述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爭論，但考慮到便於理解，我還是讓一個人的自述盡量不被打斷，保持其完整性。
李山泉：我是1984年來的美國，當時對美國了解不多，對金融就了解更少，當時來美國一個最想的事情就是把外語弄好。為什麽有這樣的想法呢？當時去歐洲時，晚上人家請吃飯，兩邊坐的都是外國人，德文德文不會，英語英語也沒幾個詞，所以吃飯簡直就是受罪，隻好看著這邊笑一笑，看著那邊也笑一笑，極其難受，我的局長吃完後我們一起到外邊一起抽煙對我說，沒把我給憋死。當時又不能抽煙，又不能說話，隻能這邊笑笑，那邊笑笑。當時就覺得口語太重要了。後來就決定學外語，當時還住在中南海，每天早上起來在河邊大聲讀，有一天黃華從後麵走過來，嚇得我不敢讀，那時候那個英語真的很差。來到美國後，什麽也不懂，一看有發展經濟學，我想可能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學了之後可能幫助中國發展有用，學了一年後發現，真正在經濟學中有價值的其實是金融，我上了很多課後，我發現國際金融是最有用的。我就想研究金融更能幫助中國，學完一年之後我是按時回去的。我當時與江澤民總書記還是坐的一個飛機，那時他是上海市的市長。回去之後想，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把金融這個東西學好。但回去之後發現原本屬於自己的一些機會沒有了，這時我就跟領導講，還想去外麵讀一讀，領導就同意了，當時連學費帶獎學金都有。這就又來了。當時領導讓我讀研究生，不能讀博士，讀完二年後，正好1989年，那時已沒有人管你讀不讀博士。當時想，還是讀博士吧，等我讀一年時，有一個好機會來了，這時有一個挑戰，就是放不放棄博士學位。從我個人來說，我是一個搞實踐的，這個機會是一個公司，一個星期去兩天，從賺錢的角度很好，從金融實踐的角度來說，也很好。後來，也就是我現在這個老板，讓我跟他做，我那時就鬥爭要不要學位，跟我太太商量後她說，即使畢業了，也不一定有這樣的工作。這樣我就來到華爾街了。當時還有一個身份問題，如果一個公司解決你的身份，那是很多人希望的，所以我就來到這裏了。
為什麽不回去，小孩子大了，兩頭夠不著，我的老大是在國內生的，到這邊讀書，再回去跟不上，再加上我的身份也解決了，這樣就在這邊過起來了，後來再有一些回的機會，政府機關是回不去了，有一些公司用你，但是由於許多原因也沒有成功。但我還是經常與國內保持聯係，前些時候，我就寫了一些東西，是關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思考。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區別是我在美國這邊不用擔心我說話說錯了，這邊沒有這個問題。有些東西不可逆，也可以回去，但比如說我的孩子，現在回去的話可能考不取任何一個學校，受的教育的體係也不一樣，他可能也不習慣。對於我來說做一個職業的經理人很好，這是我所適合的。其實一咬牙也就回去了，但是，還是沒有回去，這裏麵的原因的確很多。我參加了美國籍，這沒辦法，我給你舉個例子，到了歐洲我的同事過去了，我在哪兒拉著個箱子過不去，因為中國護照他要查你這這那那，極其不方便。其實，在這邊，也失去了中國的許多的東西，發展中的許多的東西，但我也不後悔，路走下去，就走下去了，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好東西全要到。有所得就有所失，這是必然的。沒什麽可後悔的。其實人最重要的是永遠要不停地充實自己，今天比明天提高了，這就行了。還有一個就是如果我再回去就高不成低不就，我這樣的年紀，再給什麽人打工就不合適，再說給你什麽地方，那個地方也是別人等了很長時間的，憑什麽就一下子給你了，這樣也不好工作。
史季：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後就分配到上海電視台做經濟欄目，搞得也挺有聲有色的，第一年的片子就得了獎，送到中央台也得了獎，台裏還很重視，後來台裏一些大的采訪他們都會叫我去。正好上海大中型企業要引進國外管理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全麵質量管理，有一個教授團從美國組織起來到上海做講座，我在他們團跟了一個星期，結束的時候他們要回去了，跟他們的團長聊時，他說，你大學畢業不久有沒有興趣到美國深造，當時周圍的朋友也有出去的，我說好，但沒有太當真。兩個月後他們就有一個邀請信過來了，隻要將好些手續辦了，考托福和GMAT就好了，當時畢業不久，這些考得還不錯，又有獎學金，這樣就出來了。父母讓我自己選擇，我想自己年輕，為什麽不出去看看呢。當時我跟台長說，學好後還可以回來，他說好好，當時單位都要寫介紹信，這樣就來了，來了拿了個商學碩士，念書的地方是弗吉尼亞，風景好，但不象紐約有那麽多的商機，第一份工作就在紐約，當時覺得紐約集中了最好的和最壞的，這個城市比較適合年輕人想挑戰生活的好奇心，也覺得很好。第一個工作是大中國銀行，我覺得他們的管理與國內非常相似，他們有一部分是外派的人，國內派過來的，那些人的工資相對比較低，所以他們當地招的人，比如說像我，他們覺得是給多了，他們總是說小史你還年輕，你還鍛煉幾年吧，你即使有管理這個部門的能力也不會提拔你。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接觸了其他一些朋友，這時我就想到其它美國大公司試一下，積累一些經驗會增強個人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當時在中國銀行覺得與國內沒有太大的區別，後來就去了富利銀行，這是一家在新英格蘭地區很大的一個銀行，由於合並問題需要以後上班去波士頓，但我的朋友們都在紐約，再加上自己想積累一些投資銀行的經驗，就又選擇了美林證券，當時覺得不錯，當時想換一個公司一定要好一些的，當時經過三四輪麵試後就進來了。我覺得我們這個部門如果做得好，提得就比較快。但是，過了兩三年後我的感受又不一樣的，好像有一些瓶頸，因為中國人升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升很困難，這中間不光包括業務能力，還有一個就是你是中國人，不管怎麽樣你是中國人，你的語言問題，美國哪怕一個高中生講的語言都比你更流利，更能知道你的老板喜歡什麽，比如說談體育，你必須迎合他的興趣，後來你發現有一些因為與老板的關係好，他就會更省力一些。中國人一般在哪兒做事，他們有些人就靠吹，周末與老板航海，燒烤等。那麽下次提級就會容易得多，中國人相對欠缺一些。說到回去，我周圍的朋友有兩類人回,
一類人911後沒工作，還不如回去，就回去，還有一些人，國內相對機會好也回去了，有些人過了一兩年就又回來的，他們覺得兩邊都不是那麽回事。有些人在這邊有了學位，有工作經驗，總覺得是個什麽，但國內不這麽看你，給你的那些態度可能受不了，除非你在美國本身就不好，還有一些人回去後想比美國還要好一些，但事情並不是想的那樣，就容易出現挫折感。美國的生活讓我覺得隻要努力我未來的生活是可以預測的，國內我就不知道。國內中資銀行的老板有許多要麽下台要麽坐牢，基金的老板也如此，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即使有一些後台，也不是那麽確定，當然不怕這種不確定性也可以。如果想相對平穩的生活也就在留這裏。
黃凱：我很簡單。我出來的時候，當時我的想法是學完學位一定要回去，我是通過教育部出來的，教育部說你出去讀一個博士學位，學好後回來，當時我的想法也是這樣，我還與我的外祖母講我學完後一定回來。來了之後開始學，當時覺得很多東西很新鮮，生活水平也比那個時候的國內好得多，那個時候在學校熱水也沒有，那是80年代中期的時候，生活水平很艱苦，尤其我從哈爾濱來就比國內更艱苦。到這邊後第一步是要把太太接出來，這邊看到這麽多好的東西總要和太太一起分享，這是第一步，然後，第二是把孩子接出來。等快畢業時意識到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與他們賺的錢很有關係，普通的工程師在這邊與國內相比可能是多少倍，我當學生時幫學校管理計算機一年我就可以賺一萬多美元，所以，我想還是在這邊多看看再說。我是搞工程的，這邊的實驗室條件等都要比國內好得多，生產的產品水平也不一樣，想再學一學，看一看。找到工作後，基本上就隨其自然了。我一直對國內很感興趣，但一直沒有發現什麽樣的好的機會，時間越長，就越跟不上國內的感覺，越來越脫節。那麽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李凱：我的經曆很簡單，在美國學了兩年後，又在商學院讀了個博士，一共用了六年半的時間，紐約大學商學院就在城裏，坐地鐵做麵試很方便，就留下來了。至於說到沒有回去，好像很自然，念完書後就找工作，就幹，一幹就這樣好多年就過去了，並沒有多想。經過一個有意思的衡量，是這兩年開始，回去的事情才越來越多地被考慮，回國幾次看了看，其實覺得很無奈。表麵上看機會很多，其實是不一樣的，國內也有機會，在這兒呆久了人氣也不行，也不認識什麽人，再一個國內人的素質的問題，國內做我們這一行的人很厲害，人家可能說不出什麽道理，但很會做，這麽多年都是真刀真槍幹出來的，所以與我們的區別還是很大的。所以像我們這樣的，頭一兩年回去不要想做什麽事情，你什麽也做不了。你不懂當地的市場，也不了解當地的人，也並不像你想的那麽簡單。如果說要到美國來的話，這個決定對以後會影響很大。站在這兒往回內看的確看不清楚。
陳星明：這裏有的東西國內沒有，國內有的東西，美國沒有，這是沒有辦法的。其實很多事情不是錢的事情，我們學的東西在國內沒有，這就沒辦法，想幹，也輪不到你，當時機成熟了，年紀也大了，我一直對國內很有興趣，很想回去。
李匆：對於個人出國的原因，一是為了豐富人生經曆，二是增加職業發展機會。因為我們這代中國人，注定會在有生之年有和外國人麵對麵的機會，不管是競爭還是合作。能有機會到發達國家實地學習、生活一段時間，是許多年輕人的夢想。而中國金融業的開放步伐也越來越快，資本市場國際聯動的趨勢越來越強，走出去多一些與國外同行交流的機會，多一些對其他市場的了解，對個人的職業發展也不無益處。
美國沒看過，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肯定要受到美國文化或其它方麵的衝擊，這就影響到了你的利益，因為海歸越來越多，總歸要正麵對撞一次，所以你還不如出來看一看美國究竟是什麽樣的，這就是我來美國的原因。其實我覺得語言這個東西是學不會的，你的母語可以妙語連姝，但英語你說得人家聽懂了就不錯了，所以，我對語言這個問題不再抱希望，當然這個與年齡有關。語言是與文化相關的，不僅是個符號。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要麵臨的。我上一年學後發現自己想了解的東西還未開始呢，發現有那麽多的東西要了解。所以總是想多了解一些。不過，我認為，將來中國的資本市場也會發展很快，你們學的東西能用得上，我相信會像香港一樣。
陳毅鬆：其實從我來說我是想回去，但是還沒回去，我出來的時候，就是想來拿一個博士學位，我從航天部出來，我們所是做衛星姿態和軌道控製，我是502所，我來是到辛辛那提，美國登月的阿波羅曾在那裏當過教授，在那呆兩年後，開始做論文，那個係在美國排前十名，學校一般。後來我想換個好學校就轉學轉到賓西法尼亞大學，這也是美國的長春藤學校之一，我去的那個係正好是江主席的導師顧玉秀所在的那個係，我的導師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我是他的最後一個學生，後來他就退休了。我是一個執著的人，我剛轉學時，貝爾實驗室的人來招人，人家問我，你從哪裏來，我說從中國大陸來，然後他就說我幫不上你任何忙。因為當時高技術對共產黨國家來的人是有限製的。但我還是沒有改專業，後來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到了金融行業來了。90年夏天時我作為一個實習生想到外麵看一看，我看到有一個公司招人，做金融模型，我當時發一個簡曆過去，他們感興趣，但說沒位子，我想沒位子為什麽要做廣告呢？後來我們聊了一下，那天有七個人在，他們說想給我一個非全職的工作。後來我才了解到他們是要給一個人辦綠卡所以才做廣告。這樣我就在那個公司做了三年的非全職工作，了解了一些金融的事情，剛來的時候對金融一點也不了解。
以前我認為學工的人是為社會創造了看得見摸得著的財富，這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做了三年金融後認識到，金色融對社會有一個很大的潤滑作用，我當時覺得中國更缺乏這樣的人才。
之所以沒回國，我們這樣的人回去有一點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覺。我覺得想回去幹一番事業就要回去。我現在跟自己講，要回去就要拋棄一些東西。我想做的事情是把我們學的東西落實到一個具體的事情，我們一直在談機會，現在可能需要我們自己創造機會，應長期一點看問題，而不是短視。要回去首先要明確自己做什麽，我們學的這些東西對國家很有用，但是，中國缺了這些東西一樣發展。美國有生命力的地方是一個開放的係統，評判一個人是用業績，這一點是美國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做得好的一點。但國內現在機會很好，我想兩年內我會做一個決定。從我現在來說，是在做回國的準備。
作者：王利芬
送交者: 小蕎 2008年09月12日15:33:55
美國的華爾街聞名全世界，在一條幾米遠的街上連通著全球，它的觸角之遠之細，是人們很難想象到的。這裏代表著效率，代表著資本的流動風向，代表著經濟最前沿，代表著一種強有力的聲音。在這裏人們說話的速度是最快的，直截了當的程度是讓人們瞠目結舌的。
中央電視台為拍攝資本一類的節目曾經到華爾街來過好幾個攝製組。但我此次來這裏並不代表中央電視台來采訪，而是以一個專欄作者的身份來與一群朋友談心，聽聽他們在放鬆的狀態下的想法。
令我感動的是當我從耶魯大學坐火車近兩個小時趕到這裏時，我看到有六七個朋友正圍坐在金融中心樓下的一個桌子前等著我。這是一個星期六，對於在這裏已緊張工作了整整一個星期的他們來說，今天顯然是犧牲了休息時間，我心中對他們充滿了感激。他們分別是：
奧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山泉
美林證券公司副總裁陳毅鬆博士
THE LUDWIG GROUP,INC. 投行部主任 陳星明
美林證券公司副總裁史季
德意誌銀行副總裁李凱
SUSQUA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副總裁 黃凱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李匆
之所以能認識這些朋友，要感謝徐德清博士。1997年江澤民主席在哈佛大學發表講演時，我曾在江主席講演的會堂外采訪過他，他當時在耶魯大學工作，專門趕來歡迎江主席。現在徐德清在蘇州的世宏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長特別助理，遺憾的是前幾天他已回國，否則他一定會有一些獨到的觀點。
在華爾街工作的中國人有好幾千人，我現在交談的是其中的極小的一部分，從與他們的接觸中，我相信也是比較優秀的一部分。從我一下火車到晚上回家，他們的接送十分周到，直到第二天，還有電話問我是否安全到家。
我們交談從下午2點開始，一直到6點多鍾，不知不覺中度過了四個多少時。也就是說，包括我們一起吃午餐和他們上午從家中趕來，再趕回家，一天也就沒了。整個過程我都對他們充滿著謝意，所以我與他們的交談完全不象我在國內做采訪時的風格，基本上不打斷，也沒有很明顯的主題，如果談的過程中跑題了，我也並不強行打斷，所以當時談話的氛圍極好，有些話題爭得不亦樂呼，回來整理錄音時，發現有許多交叉的說話無法聽清。
我的整理從兩個方麵來進行，一是他們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的看法。還有三十天，投票就開始了，所以現在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飯桌上，隻有一談起這兩個候選人，其爭論就開始了，有時飯菜都涼了許久，而且美國人是動真感情。我剛來美國時，共和黨正在紐約開會，會後布什的民意調查一下子高出了好幾個百分點，民主黨形勢很緊張；星期四晚布什與克裏當場辯論後，克裏的民意調查又上來了一些，這種此消彼漲的感覺真讓人感受到了某種緊張，就像看一出真人秀。那天圍繞這個問題，我們的交談也十分熱烈。第二個問題也是我本人一直想知道的，幾乎每個人來美國的人來時都是想回國的，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就留下來了，但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那天交談的地點非常有意思，就在華爾街金融中心的奧本海默基金公司的辦公室，窗外就是911遺址。在進入金融中心時，每一個外來人必須要照相備案，我們一共來了那麽多人，這樣就花了不少時間在進門上。據介紹，現在工作在這裏的人，如果有外來者訪問，他們一定會告訴別人應提前十五分鍾辦理進門手續，聯想到入關時的按手印等等繁瑣程序，我們都在議論，911後，美國的生產效率是不是會減低，而且吸引人才也不像過去那麽多了，因為簽證的難度讓許多學生已轉到別的國家了，以耶魯大學為例，今年中國申請的人數與去年比減少了30%，就在我簽證時，排在我前麵的人沒有一個簽過的，全部被各種理由拒簽。所以我在想，當一個國家在衰落時，各種跡象都會一點點顯示出來，但並不會那麽明顯。想想看，十九世紀，英國有多強，殖民地有多少？但將近一個世紀後，美國才取代了她的位置。但無論如何，今天的美國依然還是讓你感到富饒，富足，人們的優越感和開放帶來的社會的活力，作為外來人，他們對於陌生人良好的態度感受尤其深刻。下麵的談話我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的記錄方式，我覺得這樣便於讀者了解原生態的東西，本來人們在將所做的組織成為語言時就過濾過一次，如果篩選過多，我覺得會少了許多生動。
說到這個話題時，我想是接通了每個人國內外的長長回憶，在這個主題的談話中，有四句話可以概括一些複雜的心情。
第一，人生的許多大事都很少是設計出來的，也就是你無從想到的。
第二，人真的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
第三，第三，生活是不可假設的，也是不可逆的。
第四，選擇既是經濟學上常用的一個名詞，它也是留在美國的這些中國人更多的要麵臨的問題。
在涉及這個話題時，我說剛才有許多人發言不多，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希望每個人都說說，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剛說完，陳毅鬆就說，如果你們感到舒服就說，不想說也可以。他後麵的這些話就是在美國的一個特點，如果可能永遠是把選擇留給別人，而不象國內，選擇並不是大量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詞匯，我們已經更多地習慣了必須，而不是有選擇。在他說這話的一刹那，我迅速感到了這種差別。其實這樣的訪問還可以繼續下去，盡管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會不同，但是上述所說的四點，將會像交響樂中的回旋曲式一樣反複頑強地出現。
下麵的話題，我基本上用的是個人自述，中間他們在敘述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爭論，但考慮到便於理解，我還是讓一個人的自述盡量不被打斷，保持其完整性。
李山泉：我是1984年來的美國，當時對美國了解不多，對金融就了解更少，當時來美國一個最想的事情就是把外語弄好。為什麽有這樣的想法呢？當時去歐洲時，晚上人家請吃飯，兩邊坐的都是外國人，德文德文不會，英語英語也沒幾個詞，所以吃飯簡直就是受罪，隻好看著這邊笑一笑，看著那邊也笑一笑，極其難受，我的局長吃完後我們一起到外邊一起抽煙對我說，沒把我給憋死。當時又不能抽煙，又不能說話，隻能這邊笑笑，那邊笑笑。當時就覺得口語太重要了。後來就決定學外語，當時還住在中南海，每天早上起來在河邊大聲讀，有一天黃華從後麵走過來，嚇得我不敢讀，那時候那個英語真的很差。來到美國後，什麽也不懂，一看有發展經濟學，我想可能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學了之後可能幫助中國發展有用，學了一年後發現，真正在經濟學中有價值的其實是金融，我上了很多課後，我發現國際金融是最有用的。我就想研究金融更能幫助中國，學完一年之後我是按時回去的。我當時與江澤民總書記還是坐的一個飛機，那時他是上海市的市長。回去之後想，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把金融這個東西學好。但回去之後發現原本屬於自己的一些機會沒有了，這時我就跟領導講，還想去外麵讀一讀，領導就同意了，當時連學費帶獎學金都有。這就又來了。當時領導讓我讀研究生，不能讀博士，讀完二年後，正好1989年，那時已沒有人管你讀不讀博士。當時想，還是讀博士吧，等我讀一年時，有一個好機會來了，這時有一個挑戰，就是放不放棄博士學位。從我個人來說，我是一個搞實踐的，這個機會是一個公司，一個星期去兩天，從賺錢的角度很好，從金融實踐的角度來說，也很好。後來，也就是我現在這個老板，讓我跟他做，我那時就鬥爭要不要學位，跟我太太商量後她說，即使畢業了，也不一定有這樣的工作。這樣我就來到華爾街了。當時還有一個身份問題，如果一個公司解決你的身份，那是很多人希望的，所以我就來到這裏了。
為什麽不回去，小孩子大了，兩頭夠不著，我的老大是在國內生的，到這邊讀書，再回去跟不上，再加上我的身份也解決了，這樣就在這邊過起來了，後來再有一些回的機會，政府機關是回不去了，有一些公司用你，但是由於許多原因也沒有成功。但我還是經常與國內保持聯係，前些時候，我就寫了一些東西，是關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思考。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區別是我在美國這邊不用擔心我說話說錯了，這邊沒有這個問題。有些東西不可逆，也可以回去，但比如說我的孩子，現在回去的話可能考不取任何一個學校，受的教育的體係也不一樣，他可能也不習慣。對於我來說做一個職業的經理人很好，這是我所適合的。其實一咬牙也就回去了，但是，還是沒有回去，這裏麵的原因的確很多。我參加了美國籍，這沒辦法，我給你舉個例子，到了歐洲我的同事過去了，我在哪兒拉著個箱子過不去，因為中國護照他要查你這這那那，極其不方便。其實，在這邊，也失去了中國的許多的東西，發展中的許多的東西，但我也不後悔，路走下去，就走下去了，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好東西全要到。有所得就有所失，這是必然的。沒什麽可後悔的。其實人最重要的是永遠要不停地充實自己，今天比明天提高了，這就行了。還有一個就是如果我再回去就高不成低不就，我這樣的年紀，再給什麽人打工就不合適，再說給你什麽地方，那個地方也是別人等了很長時間的，憑什麽就一下子給你了，這樣也不好工作。
史季：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後就分配到上海電視台做經濟欄目，搞得也挺有聲有色的，第一年的片子就得了獎，送到中央台也得了獎，台裏還很重視，後來台裏一些大的采訪他們都會叫我去。正好上海大中型企業要引進國外管理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全麵質量管理，有一個教授團從美國組織起來到上海做講座，我在他們團跟了一個星期，結束的時候他們要回去了，跟他們的團長聊時，他說，你大學畢業不久有沒有興趣到美國深造，當時周圍的朋友也有出去的，我說好，但沒有太當真。兩個月後他們就有一個邀請信過來了，隻要將好些手續辦了，考托福和GMAT就好了，當時畢業不久，這些考得還不錯，又有獎學金，這樣就出來了。父母讓我自己選擇，我想自己年輕，為什麽不出去看看呢。當時我跟台長說，學好後還可以回來，他說好好，當時單位都要寫介紹信，這樣就來了，來了拿了個商學碩士，念書的地方是弗吉尼亞，風景好，但不象紐約有那麽多的商機，第一份工作就在紐約，當時覺得紐約集中了最好的和最壞的，這個城市比較適合年輕人想挑戰生活的好奇心，也覺得很好。第一個工作是大中國銀行，我覺得他們的管理與國內非常相似，他們有一部分是外派的人，國內派過來的，那些人的工資相對比較低，所以他們當地招的人，比如說像我，他們覺得是給多了，他們總是說小史你還年輕，你還鍛煉幾年吧，你即使有管理這個部門的能力也不會提拔你。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接觸了其他一些朋友，這時我就想到其它美國大公司試一下，積累一些經驗會增強個人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當時在中國銀行覺得與國內沒有太大的區別，後來就去了富利銀行，這是一家在新英格蘭地區很大的一個銀行，由於合並問題需要以後上班去波士頓，但我的朋友們都在紐約，再加上自己想積累一些投資銀行的經驗，就又選擇了美林證券，當時覺得不錯，當時想換一個公司一定要好一些的，當時經過三四輪麵試後就進來了。我覺得我們這個部門如果做得好，提得就比較快。但是，過了兩三年後我的感受又不一樣的，好像有一些瓶頸，因為中國人升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升很困難，這中間不光包括業務能力，還有一個就是你是中國人，不管怎麽樣你是中國人，你的語言問題，美國哪怕一個高中生講的語言都比你更流利，更能知道你的老板喜歡什麽，比如說談體育，你必須迎合他的興趣，後來你發現有一些因為與老板的關係好，他就會更省力一些。中國人一般在哪兒做事，他們有些人就靠吹，周末與老板航海，燒烤等。那麽下次提級就會容易得多，中國人相對欠缺一些。說到回去，我周圍的朋友有兩類人回,
一類人911後沒工作，還不如回去，就回去，還有一些人，國內相對機會好也回去了，有些人過了一兩年就又回來的，他們覺得兩邊都不是那麽回事。有些人在這邊有了學位，有工作經驗，總覺得是個什麽，但國內不這麽看你，給你的那些態度可能受不了，除非你在美國本身就不好，還有一些人回去後想比美國還要好一些，但事情並不是想的那樣，就容易出現挫折感。美國的生活讓我覺得隻要努力我未來的生活是可以預測的，國內我就不知道。國內中資銀行的老板有許多要麽下台要麽坐牢，基金的老板也如此，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即使有一些後台，也不是那麽確定，當然不怕這種不確定性也可以。如果想相對平穩的生活也就在留這裏。
黃凱：我很簡單。我出來的時候，當時我的想法是學完學位一定要回去，我是通過教育部出來的，教育部說你出去讀一個博士學位，學好後回來，當時我的想法也是這樣，我還與我的外祖母講我學完後一定回來。來了之後開始學，當時覺得很多東西很新鮮，生活水平也比那個時候的國內好得多，那個時候在學校熱水也沒有，那是80年代中期的時候，生活水平很艱苦，尤其我從哈爾濱來就比國內更艱苦。到這邊後第一步是要把太太接出來，這邊看到這麽多好的東西總要和太太一起分享，這是第一步，然後，第二是把孩子接出來。等快畢業時意識到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與他們賺的錢很有關係，普通的工程師在這邊與國內相比可能是多少倍，我當學生時幫學校管理計算機一年我就可以賺一萬多美元，所以，我想還是在這邊多看看再說。我是搞工程的，這邊的實驗室條件等都要比國內好得多，生產的產品水平也不一樣，想再學一學，看一看。找到工作後，基本上就隨其自然了。我一直對國內很感興趣，但一直沒有發現什麽樣的好的機會，時間越長，就越跟不上國內的感覺，越來越脫節。那麽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李凱：我的經曆很簡單，在美國學了兩年後，又在商學院讀了個博士，一共用了六年半的時間，紐約大學商學院就在城裏，坐地鐵做麵試很方便，就留下來了。至於說到沒有回去，好像很自然，念完書後就找工作，就幹，一幹就這樣好多年就過去了，並沒有多想。經過一個有意思的衡量，是這兩年開始，回去的事情才越來越多地被考慮，回國幾次看了看，其實覺得很無奈。表麵上看機會很多，其實是不一樣的，國內也有機會，在這兒呆久了人氣也不行，也不認識什麽人，再一個國內人的素質的問題，國內做我們這一行的人很厲害，人家可能說不出什麽道理，但很會做，這麽多年都是真刀真槍幹出來的，所以與我們的區別還是很大的。所以像我們這樣的，頭一兩年回去不要想做什麽事情，你什麽也做不了。你不懂當地的市場，也不了解當地的人，也並不像你想的那麽簡單。如果說要到美國來的話，這個決定對以後會影響很大。站在這兒往回內看的確看不清楚。
陳星明：這裏有的東西國內沒有，國內有的東西，美國沒有，這是沒有辦法的。其實很多事情不是錢的事情，我們學的東西在國內沒有，這就沒辦法，想幹，也輪不到你，當時機成熟了，年紀也大了，我一直對國內很有興趣，很想回去。
李匆：對於個人出國的原因，一是為了豐富人生經曆，二是增加職業發展機會。因為我們這代中國人，注定會在有生之年有和外國人麵對麵的機會，不管是競爭還是合作。能有機會到發達國家實地學習、生活一段時間，是許多年輕人的夢想。而中國金融業的開放步伐也越來越快，資本市場國際聯動的趨勢越來越強，走出去多一些與國外同行交流的機會，多一些對其他市場的了解，對個人的職業發展也不無益處。
美國沒看過，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肯定要受到美國文化或其它方麵的衝擊，這就影響到了你的利益，因為海歸越來越多，總歸要正麵對撞一次，所以你還不如出來看一看美國究竟是什麽樣的，這就是我來美國的原因。其實我覺得語言這個東西是學不會的，你的母語可以妙語連姝，但英語你說得人家聽懂了就不錯了，所以，我對語言這個問題不再抱希望，當然這個與年齡有關。語言是與文化相關的，不僅是個符號。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要麵臨的。我上一年學後發現自己想了解的東西還未開始呢，發現有那麽多的東西要了解。所以總是想多了解一些。不過，我認為，將來中國的資本市場也會發展很快，你們學的東西能用得上，我相信會像香港一樣。
陳毅鬆：其實從我來說我是想回去，但是還沒回去，我出來的時候，就是想來拿一個博士學位，我從航天部出來，我們所是做衛星姿態和軌道控製，我是502所，我來是到辛辛那提，美國登月的阿波羅曾在那裏當過教授，在那呆兩年後，開始做論文，那個係在美國排前十名，學校一般。後來我想換個好學校就轉學轉到賓西法尼亞大學，這也是美國的長春藤學校之一，我去的那個係正好是江主席的導師顧玉秀所在的那個係，我的導師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我是他的最後一個學生，後來他就退休了。我是一個執著的人，我剛轉學時，貝爾實驗室的人來招人，人家問我，你從哪裏來，我說從中國大陸來，然後他就說我幫不上你任何忙。因為當時高技術對共產黨國家來的人是有限製的。但我還是沒有改專業，後來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到了金融行業來了。90年夏天時我作為一個實習生想到外麵看一看，我看到有一個公司招人，做金融模型，我當時發一個簡曆過去，他們感興趣，但說沒位子，我想沒位子為什麽要做廣告呢？後來我們聊了一下，那天有七個人在，他們說想給我一個非全職的工作。後來我才了解到他們是要給一個人辦綠卡所以才做廣告。這樣我就在那個公司做了三年的非全職工作，了解了一些金融的事情，剛來的時候對金融一點也不了解。
以前我認為學工的人是為社會創造了看得見摸得著的財富，這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做了三年金融後認識到，金色融對社會有一個很大的潤滑作用，我當時覺得中國更缺乏這樣的人才。
之所以沒回國，我們這樣的人回去有一點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覺。我覺得想回去幹一番事業就要回去。我現在跟自己講，要回去就要拋棄一些東西。我想做的事情是把我們學的東西落實到一個具體的事情，我們一直在談機會，現在可能需要我們自己創造機會，應長期一點看問題，而不是短視。要回去首先要明確自己做什麽，我們學的這些東西對國家很有用，但是，中國缺了這些東西一樣發展。美國有生命力的地方是一個開放的係統，評判一個人是用業績，這一點是美國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做得好的一點。但國內現在機會很好，我想兩年內我會做一個決定。從我現在來說，是在做回國的準備。
作者：王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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