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張丹紅女士近期到底寫了些什麽惹麻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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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 2008-08-29 23:06:42
注：這是在德國之聲工作的華人記者張丹紅女士近期發表的報道的一部分。我們覺得，即使拋開政治，一個華人是否受到公正對待，也值得我們中國人和中文媒體關注。德國之聲調查張女士，也許與這些報道無關。但我們讀者可以從她的報道去了解她對中國的有關報道是否客觀、是否公正。
據WIKI有關文章介紹，德國之聲（德語：Deutsche Welle，縮寫：DW）是按德國公法設立的公立性國際化媒體，擁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1500多位工作人員，製作廣播、電視以及因特網的資訊服務於全球。總體來說，德國之聲的資金來自於納稅人。每年德國之聲從德國聯邦政府得到撥款。因此德國之聲具有德國政府宣傳機構的性質。
所有的文章均來自德國之聲網站。采訪記者均為張丹紅女士。這些報道涉及大家近期關心的一些與中國有關的熱點議題，包括：台灣（采訪馬英九）、中德貿易、西藏問題、奧運問題、中國的民主問題、中國在非洲投資問題以及體育和政治關係等等。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德國之聲網站去查詢。
盛大開幕：中德嘉賓讚不絕口 2008.08.09
第29屆夏季奧運會於2008年8月8日北京時間晚8點8分（中歐時間下午兩點）正式拉開帷幕。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前往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館參加了奧運會開幕式招待會，並在現場采訪中德嘉賓。除了開幕式之外，與嘉賓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奧運會之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
奧運會開幕式編導張藝謀不愧是顏色和場麵的大師。法蘭克福總領館近三百名中德客人對開幕式的整體藝術設計和恢宏畫麵讚不絕口。法蘭克福梅茨勒爾銀行的維斯霍伊（Gerhard Wiesheu）說：簡直棒極了。這表明中國是如何認真地對待奧運會。藝術家的表演很精彩，令人印象深刻。
杜塞爾多夫市德中友協副主席烏蘭特（Michael Ruhland）讚揚開幕式的表演令人著迷，比我想象的和這之前聽到的更美，色彩更絢麗，更有趣。超級水平！
法蘭克福市長辦公室外事辦主任何德華（Eduard Hechler）首先嚐試用中文回答：非常大的場麵。令人難忘。這樣的表演隻有中國人才能完成。那麽多的藝術家動作如此協調一致。
除了開幕式之外，與中德嘉賓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奧運會之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法蘭克福市議會主席比爾曼（Karlheinz Bührmann）的看法是：西方國家的媒體更看重批評，而不是積極的東西。對中國的批評是正當的，但把積極的方麵都掩蓋了。我希望隨著奧運會的開始，積極的報導將占上風。
梅茨勒爾銀行的維斯霍伊則對奧運會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圍攻表示不解：奧運會就是奧運會。中國做了最好的準備，開幕式如此壯觀。我不明白為什麽大家對中國群情激憤。
旅德北京總會主席、法蘭克福的僑領丁楠更是直言不諱：說實在的，心裏挺生氣的，甚至是憤怒。德國媒體一直在歪曲一些事實。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力量非常有限，無法和媒體澄清一些他們捏造的東西。
斯圖加特日報的主編奇爾克（Adrian Zielcke） 尋麥克風而來，顯然是有話要說，作為媒體的代表，他對中國應當持批評的態度吧？最近這半年糟糕極了，這再一次表明中國與歐洲和西方之間是多麽得互不了解。我感到遺憾的是西方麵對中國的那種傲慢態度，歐洲的殖民曆史給世界帶來了多少災難。德國的曆史就更不用說了。我覺得歐洲人在對別人做道德評判的時候應當收斂一些。我們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而這也是法蘭克福總領館副總領事王錫廷的希望：西方媒體說中國的人權還存在方方麵麵的問題。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符。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不光在經濟方麵取得了進步。在其他方麵，社會、法製、人權等等其他方麵的變化是非常大的。我經常與德國朋友談起這些問題。好多人恰恰是隻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忽略了其他方麵。而真正對中國了解的，包括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都認為中國這30年在其他領域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
也許奧運會期間的報導能讓德國公眾了解一個更全麵的中國。
北京奧運：在激辯聲中載入史冊 2008.08.08
北京奧運會今天開幕，關於奧運和中國的種種報道也將漸漸集中到真正的競技場上。在全世界為開幕式倒計時的時候，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連線德國奧林匹克學院院長安德烈亞斯∙霍菲爾，請他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談一談奧運會，談一談中國：
德國之聲：霍菲爾先生，奧運會今天開幕，但是足球運動員們卻已經開始在賽場上拉開了戰局。為什麽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在開幕式舉行之前就開始了呢？
霍菲爾：是啊，這可以算作是奧林匹克幾個稀奇古怪的特色之一吧。根據傳統，足球比賽一直都是在正式開幕之前開始，主要是因為足球比賽有預選賽和各項決賽，花費時間長，而且足球運動員也需要時間準備。
那奧運會還有什麽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將體育比賽政治化也算一個嗎？
這可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其實，奧林匹克從最初就有一個理念，奧運會不應該僅限於體育，還應該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這個理念本身就帶有一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因為，人們不斷地認識到不得不接受現實。在關於北京奧運會的討論上，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而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政治因素還沒有像這次這樣被人們一再強調。
作為東道主，中國為建設奧運體育場館、改善空氣質量、加強興奮劑檢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國收獲的卻是西方的批評，這是不是不公平呢？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可以說，最近幾個月以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是不平衡的，或許也缺乏對事實基礎的充分了解。此外，就像您剛才提到的，中國為奧運會建設的宏偉的體育場館，還有為改善空氣質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所做的努力等等，這些我們都應該給與充分的尊重。當然，對於人權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進行討論，但是中國在人權方麵存在的問題，不管是西方媒體主觀臆想的，還是事實存在的，都被媒體當作在奧運之前關注的焦點，這個重心可能就有點放偏了。同時，我也要說，中國政府在公共宣傳、媒體政策上或許也不是完全正確的。
這是毋庸置疑的。那您認為，如果要在未來避免這種激烈的爭論，國際奧委會是不是應該修改舉辦權的發放標準，明確規定隻有民主國家才能主辦奧運會呢？
這是一個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不斷被人們提出的問題，國際奧委會已經明確否認了這種說法。我認為，國際奧委會應該保持它在發放奧運會舉辦權方麵的權威。究竟什麽樣的地方適合舉辦奧運會，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回答。如果把是不是民主國家作為一個標準的話，那另一個問題就隨之而來：究竟什麽樣的國家算是民主國家呢？還有在人權方麵，如果我們僅僅把大赦國際的報告作為判斷依據，把所有進入大赦國際黑名單的國家都剔除出去的話，那剩下的國家也真的就寥寥無幾了。奧林匹克的一個希望是，通過舉辦奧運會，能夠促進當地的發展，比如加快民主化的進程，使當地社會變得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人們能夠生活得更舒適。
您認為中國還有沒有機會辦成一屆成功的奧運會，還是像一位知名社會學家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所說的那樣，中國已經輸掉了奧運會？
這個說法也確實有點過於尖銳和偏激了。但是我覺得，如果北京奧運會要載入史冊，它在事後總會被人們扣上一頂帽子的，曆屆奧運會都是這樣。關於雅典奧運會，人們記住的永遠是舉辦方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關於慕尼黑奧運會，人們記住的永遠是那次恐怖襲擊的血腥場麵。所以，可以想象，不管這次的北京奧運會最終進行情況如何，都會被打上政治、人權的烙印，人們也總會記住中國主辦方限製的條條框框。
從今天開始，體育是不是將在德國媒體關於奧運會的報道中占主導地位了呢？
這一點我相當肯定。即使引發了這麽多問題和爭論，奧運會的魅力也絲毫不會受到影響，我想，它的吸引人之處也許恰恰就在於此吧。不管怎樣，比賽和運動員，勝利和失敗，狂喜和沮喪，這些才是奧運會真正的焦點。隻要比賽真正開始了，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女足的賽事已經拉開了帷幕，這時候媒體的注意力自然就會轉移到比賽本身上，去關注各個項目熱門運動員的成敗勝負了。當然，前提是不出現什麽突發事件。
不參加奧運會開幕式是個錯誤 2008.07.22
前不久，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德國著名漢學家黑伯勒教授以中國政治體製為內容發表精彩講話，闡述為什麽他認為將奧運會舉辦權交給中國的決定是正確的。 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報告之後采訪了黑伯勒教授。
德國之聲：過去幾個月裏您在德國公眾當中做了不少啟蒙的工作，包括您今天的報告。您認為有一些效果嗎？
黑伯勒教授：我今年4月中旬在“柏林日報”上發表了關於中國的14個論點，在那之後的幾周裏引發了一場關於此間中國報導的討論，後來又有其他一些政治家和學者發表意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辯論。我認為這是件好事，也引起了媒體的自我反省。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這一場西藏危機也有其積極的一麵，促使媒體和公眾對中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那麽像今年三、四月那樣對中國鋪天蓋地的一邊倒的報導是否將不再重演呢？
黑伯勒教授：我不相信。對中國的負麵報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90年代末以來，此間大多數媒體對中國的崛起抱持批評的態度。公眾得到的印象是，首先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和平的進程。中國成了一切消極發展的始作俑者，豬肉、雞蛋、牛奶價格上漲都是中國的責任，油價就更不用說，中國製造意味著劣質產品，中國人仿冒名牌，一切都是中國人的錯。中國人還要為德國的工作崗位流失負責，其實德國因向中國出口而創造了40萬個工作位置。這裏有很多不實的報導，好像中國的崛起、中國的現代化對我們構成了威脅。
德國之聲：但是現在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對德國構成的“威脅”也會越來越嚴重。那麽今年三、四月我們經曆的中西媒體戰才剛剛拉開序幕嗎？
黑伯勒教授：我想，對中國報導的總體負麵傾向還將持續下去，這場討論也會繼續。在有關國際政治的討論中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任何大國的崛起都不會是和平的，德國和日本就是例證。另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我讚成這一種意見。布什總統近幾年的對華政策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將中國視為平等的夥伴，並讓中國參與解決國際問題。中國政府對這樣的做法表示歡迎。這也使我們有可能與中國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比如環境問題。我們知道，目前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離開中國都是解決不了的。我努力的目標是讓更多的人認識這一點。我們隻有與中國一起，而不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麵上改變世界。
德國之聲：但是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更願意站在中國的對立麵上，在剛剛結束的8國峰會上，德國也是出於不同價值觀的原因，反對中國加入這一俱樂部。
黑伯勒教授：我們知道德國政府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我更加讚成德國外長的態度，他不主張實行價值觀外交，而是以務實的方式幫助中國，特別是在建設公民社會和法製國家方麵。德國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去年10月推出了一個我認為是錯誤的亞洲戰略綱領。它的主旨是建議德國加強與亞洲民主國家的合作，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將亞洲國家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民主國家，這是我們合作的對象；另一個是專製國家，我們最好孤立他們。這不是好的國際政策，也不是好的外交，我們必須將中國與印度和日本一樣納入共同的進程。
德國之聲：照現在德國的政治力量對比來看，默克爾很有可能在2009年議會選舉之後連任4年總理。中德關係是否也會像過去幾年的中日關係一樣“政冷經熱”呢？
黑伯勒教授：我想去年在總理府見達賴對默克爾來說是個教訓。今年達賴喇嘛來德國的時候，默克爾正在國外訪問，我不知道這是否隻是一個巧合。她雖然表示她將再度會晤達賴，但我對此持懷疑的態度。她現在應當知道單以價值觀是不能展開外交的，外交政策需要現實的態度，你不能公開打夥伴的嘴巴，固執地說，我想如此如此。我們應當想一想，我們自己能為改善關係做些什麽，我們怎樣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因此我想，默克爾女士今後在表態時以及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會更加謹慎。
德國之聲：但是目前德國政治家仍然願意做一些象征性的姿態，比如不參加奧運會的開幕式，這樣的動作到底有什麽樣的意義？是主要做給德國公眾看的嗎？
黑伯勒教授：我認為歐洲政治家除了薩科奇都不參加奧運會開幕式是個錯誤，本來可以借開幕式的機會與中國領導層繼續對話，交流意見，或是再闡述一下歐洲對中國發展、對北京與達賴代表談判的期待，現在我們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我認為尤其惡劣的是，政治家曾經試圖將這一任務交給運動員，他們在中國的任務不是政治宣傳，而是體育競賽。我想德國外交部和總理府有關對華政策的爭執明年還將繼續下去，但最終與中國合作的路線將占上風，因為這也是歐盟的態度。
德國之聲：您提到了與達賴代表的談判，下一輪定在了10月，作為中國少數民族問題專家，您認為談判的結果會是什麽樣呢？
黑伯勒教授：我對這一談判持懷疑的態度。首先今年三、四月份的衝突使雙方處於對峙的氣氛中，這不利於達成一致。第二，雙方都沒有讓步的表示。達賴一方隻是要求自治，卻沒有說出具體的內容，而且達賴要求解放軍從大藏區撤出也是不現實的。另外，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憲法仍然以自由、民主的西藏為最高目標，這也與達賴的表態相矛盾。中國政府方麵則仍將動亂的責任歸罪於達賴喇嘛，不去認真考慮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問題。我曾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研究多年，我的感受是，那裏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德國之聲：我想最後再談談您今天做的報告，您認為中國政府雖然不是民主選舉產生，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這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黑伯勒教授：我們在中國搞了民意調查，並在城市、鄉村采訪了很多普通民眾。我們發現，中國大多數人信任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府。這說明大多數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國家，認同現存的政治體製。中國普通百姓將社會問題的責任推給地方政府，但認為中央政府製定的法律、法規是好的。我們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製是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中國人賦予這一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合法性，因為它的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中國，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關心百姓的生活，這在大地震之後也再次表現出來，因為它代表民族利益，比如統一台灣，還因為它是社會穩定的保障，而中國人希望在繼續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保持社會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報告中也提到了實行民主體製的前提，中國距此有多遠呢？
黑伯勒教授：要想使民主體製保持穩定，必須先有獨立的司法，而這又需要公民社會。另外一個前提我稱為“文明的力量”，這包括接受不同意見，並以和平手段討論不同意見，國家和公民都應具備這樣的素質。這需要時間來培養。在德國，這叫做“辯論的文化”。辯論的最終目的是解決問題，以和平方式。
德國之聲：那麽您認為中國先從黨內民主入手的漸進政治改革是條正確的道路？
黑伯勒教授：我不知道這條路是否行得通。我認為將中國共產黨民主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想民主體製的形成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使現在因一場經濟危機而導致社會動蕩，但這並不自動意味著中國就將實現民主。如果現在中國共產黨垮台將意味著中國出現大亂，會爆發各派係或是軍隊的爭鬥，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目前是中國穩定和富裕的保障。
德國之聲：您認為奧運會會促進中國的穩定，鞏固共產黨的地位嗎？
黑伯勒教授：如果中國運動員贏得很多獎牌，那麽奧運會會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但如果成績不佳，中國老百姓會不滿意，並認為是政府的體育政策失敗。
體育不可能替代政治 2008.07.15
前不久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黑森州和平與衝突研究所的邁耶爾教授就體育與政治的關係做了精彩報告，他特別以歐洲杯足球賽的例子說明體育能夠起到促進社會融合的作用。本台記者張丹紅在會後采訪了邁耶爾教授。
德國之聲：您報告的題目是：衝突、危機與政治、體育能夠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您認為體育能夠起什麽樣的作用呢？
邁耶爾教授：體育能夠起到很多樣的作用。它一方麵使人們彼此接近，具有社會融合的作用，既包括一個社會內部，也包括兩國之間的關係。但體育也可能被政治所利用，為某些政治目的服務。因此，以政治為目的的體育競賽也可能造成社會分裂，甚至可能引發戰爭。
德國之聲：您的意思是說，體育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在大型賽事中，民族感情往往強烈蔓延。
邁耶爾教授：是的，這正是問題所在。以奧運會為例，奧運會的基本精神本來是國際主義，但特別是那些有望得到很多獎牌的大國努力在獎牌榜上占據領先地位。與那些隻能派出少量運動員、而且獲獎希望甚微的小國相比，大國更有能力為運動員提供最佳訓練條件，並取得好成績。因此，獎牌榜的比較方式是不公正的，我建議取消獎牌排行榜。
德國之聲：體育也能起到緩解衝突的作用嗎？
邁耶爾教授：如果比賽過程比較公正的話，那麽體育能起到凝聚社會和促進民族間相互理解的作用。但如果賽程不公平，比如有的運動員犯規，或是服用興奮劑，那麽就會適得其反。
德國之聲：您在報告中舉了歐洲杯足球賽的例子。在西班牙國家隊捧杯之後，西班牙尋求獨立的巴斯克人也一起慶祝勝利。這樣的積極效應有持續性嗎？
邁耶爾教授：這很難說。起碼在足球賽的90分鍾期間，一個國家的國民都為自己的球隊加油，這種促進團結的效應也會在比賽之後持續一段時間。西班牙少數民族內部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主張融合，有的主張分裂。其繼續發展很難預測。
德國之聲：換句話說，體育不可能替代政治。您認為與其他世界大型比賽相比，奧運會為什麽會如此被政治化呢？
邁耶爾：我想原因可能是奧運會從一開始就與和平的理念有關。因此，政治家願意把奧運會與和平的要求聯係起來，但往往是在自設的前提下。唯一能夠與奧運會相提並論的也許隻有世界杯足球賽或歐洲杯足球賽，因此它們也會產生類似的政治效果。
德國之聲：為什麽北京奧運會又被格外的政治化呢？
邁耶爾：我不能確定是否本屆奧運會那麽的特殊。中國當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從僵化的毛主義到自由經濟的巨變。這一變化還沒有波及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我想，中國人民同樣關注奧運會是否會成為這一變革進程的催化劑，還是共產黨並不希望這一過程加速。
德國之聲：此間媒體也不斷批評中國政府將奧運會工具化。但借此體育盛會之機，向全世界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麵，這不是很正常嗎？德國總理默克爾不是也願意借德國足球隊的光嗎？
邁耶爾教授：當然每一場國際賽事的主辦國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麵表現給世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指責中國。問題隻是這最好的一麵是否也有附帶的陰暗麵，而中國政府是否試圖掩蓋這些陰暗麵，還是努力克服引發陰暗麵的因素。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正方如是說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報告之中否認了“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一聳人聽聞的立論引起台下觀眾的強烈反響。在普通聽眾報以陣陣掌聲的同時，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則在會後的提問中對默勒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後又采訪了默勒報告最激烈的反對者、德國發展援助部的庫恩博士。
德國之聲：庫恩博士，您聽了默勒教授的報告，他認為中國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為中國不需要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您同意他的觀點嗎？
庫恩：我不同意。他的報告令我感到非常氣憤，因為我知道中國國內有關民主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05年中國政府還公布了民主白皮書。中國學者俞可平撰寫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關注。這說明中國十分看重民主這個概念。
德國之聲：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為你們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麵上討論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學的層麵思考民主這個概念，認為其原意人民的統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庫恩：默勒教授原來是搞漢學的，現在他自稱為哲學家。我不相信他認真研究過民主的理論，他對民主涵義的解釋很膚淺，而且是帶著一種蔑視的態度。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國實現更多的民主，這主要是做給國內媒體看的，而且是為了強化國內公眾對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認為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動機。雙方在討論民主參與和多元化的過程中，彼此的立場在接近。西方也對自己的體製進行反省，比如我們也自問，我們的公民參與是否導致某些決策過程過於漫長。而中國方麵也會考慮，那麽多的抗議事件也說明了中國體製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程度太低也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清華大學作過客座教授，據您的觀察，中國這所精英大學的學生對民主這個題目感興趣嗎？
庫恩：我想是的。特別是那些大學生俱樂部，一些國際性的俱樂部現在在中國大學也有了分部。他們的主席就是競選出來的。候選人發表講話，最後大家投票選出主席。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這樣參與的例子越來越多。我想中國人對這樣的方式也很認同。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在民主化方麵，中國政府主要麵臨的來自西方媒體的壓力。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知道西方媒體是否真的向中國政府施加了那麽大的壓力。中國民眾當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聲音。據我所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經濟界、知識界以及公民社會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參與和多元化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實行更多的民主，會使它更有能力應當中國社會的巨大挑戰嗎？
庫恩：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國。當然中國的體製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體製。但我相信，如果中國公民有可能獲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參與的機會，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活力。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訪時說，他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您認為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嗎？
庫恩：我認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種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國家必須和經濟界以及其他團體一起解決社會問題，我也不相信國家會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一點，並給與經濟界和公民社會更大的活動空間。默勒教授在報告中根本沒有顧及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民主這個嚴肅的題目。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正方如是說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報告之中否認了“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一聳人聽聞的立論引起台下觀眾的強烈反響。在普通聽眾報以陣陣掌聲的同時，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則在會後的提問中對默勒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後又采訪了默勒報告最激烈的反對者、德國發展援助部的庫恩博士。
德國之聲：庫恩博士，您聽了默勒教授的報告，他認為中國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為中國不需要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您同意他的觀點嗎？
庫恩：我不同意。他的報告令我感到非常氣憤，因為我知道中國國內有關民主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05年中國政府還公布了民主白皮書。中國學者俞可平撰寫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關注。這說明中國十分看重民主這個概念。
德國之聲：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為你們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麵上討論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學的層麵思考民主這個概念，認為其原意人民的統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庫恩：默勒教授原來是搞漢學的，現在他自稱為哲學家。我不相信他認真研究過民主的理論，他對民主涵義的解釋很膚淺，而且是帶著一種蔑視的態度。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國實現更多的民主，這主要是做給國內媒體看的，而且是為了強化國內公眾對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認為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動機。雙方在討論民主參與和多元化的過程中，彼此的立場在接近。西方也對自己的體製進行反省，比如我們也自問，我們的公民參與是否導致某些決策過程過於漫長。而中國方麵也會考慮，那麽多的抗議事件也說明了中國體製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程度太低也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清華大學作過客座教授，據您的觀察，中國這所精英大學的學生對民主這個題目感興趣嗎？
庫恩：我想是的。特別是那些大學生俱樂部，一些國際性的俱樂部現在在中國大學也有了分部。他們的主席就是競選出來的。候選人發表講話，最後大家投票選出主席。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這樣參與的例子越來越多。我想中國人對這樣的方式也很認同。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在民主化方麵，中國政府主要麵臨的來自西方媒體的壓力。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知道西方媒體是否真的向中國政府施加了那麽大的壓力。中國民眾當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聲音。據我所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經濟界、知識界以及公民社會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參與和多元化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實行更多的民主，會使它更有能力應當中國社會的巨大挑戰嗎？
庫恩：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國。當然中國的體製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體製。但我相信，如果中國公民有可能獲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參與的機會，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活力。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訪時說，他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您認為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嗎？
庫恩：我認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種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國家必須和經濟界以及其他團體一起解決社會問題，我也不相信國家會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一點，並給與經濟界和公民社會更大的活動空間。默勒教授在報告中根本沒有顧及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民主這個嚴肅的題目。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反方如是說 2008.07.14
前不久，在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漢學會聯合舉辦的“相遇中國”係列活動中，加拿大布魯克大學的哲學教授漢斯-格奧爾格-默勒教授做了題為“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的報告。默勒認為，“當今社會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西方在這個問題上向中國施壓隻是為了“強化一種所謂的大眾宗教”。請看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前對他的采訪：
德國之聲：您今天報告的題目是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您的回答是什麽呢？
默勒：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這聽起來可能令人吃驚，但我是從哲學層麵思考問題。因為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統治，而這是不存在的。因此這樣的提問就是錯誤的。
德國之聲：西方的民主難度不是人類曆史上最進步的一種政治體製嗎？
默勒：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們今天的社會或政治形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看一看歐洲聯盟，看一看聯邦德國，哪裏是人民說了算！我們目前的體製可以說運轉良好，這裏的生活也很舒適，但這不是我們所理解並標榜的體製。我們賦予自己的政治體製各種各樣的神話和美好的設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這一詞匯。我在報告中也將引用幾位政治學家的立場，他們都認為盡管德國和歐洲的政治體製較為優越，但這不是人民做主的製度。
德國之聲：那為什麽西方要求中國實行更多的民主呢？
默勒：我的印象是，西方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針對的並不主要是中國，而是為了強化我們這裏的所謂大眾宗教，就是說我們這裏是真正的民主體製，而且這一體製構成我們社會的基礎。用敦促他國實行民主的方式來證明我們自己的民主性。
德國之聲：但是中國不是也在逐步民主化嗎？比如村長不是已經自由選舉產生嗎？
默勒：不錯，中國社會采取了一些朝向民主化的步驟。但在全球範圍內也有無數背棄民主化的事例，非民主化的發展也許決定了人們更多的生活領域。想一想經濟領域，教育，大眾傳媒，醫療衛生，在這些決定我們生活的領域裏，都不存在民主，也不可能表決。你不能表決電視該播放哪些節目，你不能表決你的成績單上是什麽分數，等等等等。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在中國生活，還是在美國或俄羅斯，你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通過表決來規劃的，而且你也不一定希望如此。說到政治領域，如果直接選舉市長，那麽確實存在一定的選舉程序。但是總體來說，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並不會因民主表決的程度高而變得更好。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認為如果中國現在實行全麵直選，這對中國來說並不一定是件好事？
默勒：不能籠統地說。不能簡單地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選舉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國實行了自由選舉，但並沒有給德國帶來福祉，而印度實行了幾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願意在中國生活。在有些國家，自由選舉是種很好的模式，比如二戰後的德國。但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比如在伊拉克，民主的嚐試就沒有成功。對巴勒斯坦的選舉結果，我們也不滿意。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社會幸福與否的標準是那裏是否存在自由選舉，那麽這是一種思維的短路。
德國之聲：但民主難道不是具備更正錯誤選擇的能力嗎？
默勒：話不能這麽說。因為憑什麽來決定什麽是錯誤的選擇呢？如果隻有少數人認為選舉結果是個錯誤，那麽這個社會就不會在下一次選舉中更改其決定。沒有客觀的標準來決定哪個政治決策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麵臨實行更多民主的壓力嗎？
默勒：中國政府處於西方政府和媒體的壓力之下。但我不能判斷中國政府是否也麵臨中國社會的壓力。我認為這一壓力不是來自經濟界或是學術界，而是主要來自大眾媒體。
德國之聲：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去年秋天提出亞洲戰略綱領，認為中國對德國構成體製上的挑戰。您讚同這一觀點嗎？
默勒：我不認為存在體製上的競爭。我認為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比較：中國是專製的，西方是民主的。中西體製本身既十分複雜，而且相互交融也越來越顯著，因此不能做這樣簡單的對立。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的現行體製能夠解決中國內部存在的眾多問題嗎？
默勒：我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
沒有理由對中國懷有恐懼感 （2008.07.13 ）
7月10日，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德國工商大會亞太工作組負責人沙賓娜-赫佩爾勒博士代表經濟界做了有關德國企業在中國活動的報告。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報告之後采訪了她。
德國之聲：作為德國經濟界的活躍人士，您是如何經曆近幾個月德國的這一場中國辯論的？
赫佩爾勒：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反對抵製奧運會，反對經濟製裁，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在某個國家促成變化的有效手段。我們認為，德國展開的中國辯論非常感情用事，非常片麵，這表現出德國還不知道如何與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一個價值觀不同於我們的國家打交道。這也是中國辯論在西藏危機過去之後仍然激烈進行的原因。
德國之聲：在這場辯論中，阿迪達斯和大眾這兩家奧運會的讚助商也被釘上了恥辱柱。您認為這對兩家公司的信譽造成損害了嗎？
赫佩爾勒：這兩家公司是大型國際化企業。它們會繼續在中國的業務，但在這一場非常情緒化和一邊倒的辯論中，阿迪達斯和大眾的形象當然受到了損害。但它們堅持對奧運會的讚助，我們對此也非常支持。
德國之聲：影響中國辯論的一個潛在因素是德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恐懼，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最終奪去他們的富裕生活，您認為德國人有理由懷有這樣的恐懼嗎？
赫佩爾勒：沒有理由。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德國是全球一體化的主要受益者。作為一個開放的、依賴於出口的經濟實體，我們必須保持並強化與外界的經濟聯係，並從我們的經濟夥伴那裏獲益。德國企業在國外的活動也為鞏固德國的經濟地位、創造就業位置做出了貢獻。
德國之聲：德中關係在過去幾個月中也經受了波折，這對德國經濟造成負麵影響了嗎？
赫佩爾勒：我們沒有得到具體的某個德國企業在中國業務受到影響的信息，但如果兩國間的政治關係緊張，當然不利於經濟關係的發展。
德國之聲：與中國貿易夥伴的交往也沒有受到影響？
赫佩爾勒：我們的總體感覺是，中國人采取一種很實用的態度。中國經濟同樣依賴於與國外的夥伴。中國特別對與德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合作抱有興趣。可以說合作的意願是相互的，不隻是德國企業想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企業也希望在高科技領域達到尖端水準。因此，展開國際合作對中國來說同樣重要。
德國之聲：最近幾天德國媒體炒得很熱的一個題目是德國著名高檔玩具公司施泰福退出中國。有些報道甚至說，從中國市場撤出已經形成一種趨勢。您能證實這一說法嗎？
赫佩爾勒：我們完全不同樣這種說法。這是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失敗的一個例子，也許該公司在去中國之前準備不足，但根本就沒有形成一個從中國撤出的趨勢。有些德國企業在中國的嚐試失敗了，但更多的是成功的例子。
德國之聲：謝謝您接受采訪！
“閉上眼睛，硬挺過去” 2008.05.08
奧運會對國際康采恩來說是筆有利可圖的生意。全球有60多家企業出資數十億歐元有幸成為北京奧運會的正式讚助商。其中包括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在內的12家企業是國際奧委會的讚助商，可在全球範圍內以奧運會做廣告，而德國的大眾和阿迪達斯則次一級。他們是北京奧組委的讚助商，隻允許在中國做奧運廣告。由於本屆奧運會被超級政治化，讚助商也陷入沒有預料到的困境。德國記者張丹紅就此問題采訪了科隆體育與市場公司領導層成員斯特凡-施羅德。
德國之聲：施羅德先生，阿迪達斯和大眾是北京奧組委的正式讚助商，並因此在過去幾周不斷遭到媒體的批評。政治家和媒體要求這兩家企業在人權問題上明確表態。作為體育營銷專家，您認為這樣的要求有道理嗎？
施羅德：我對這樣的要求表示理解。這兩家企業的大本營是在德國這樣的一個民主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說，問問他們怎樣看待中國的人權狀況是不過分的。但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理解這些企業。他們的目的是讚助體育，而體育是增進各國人民之間互相了解的最佳手段。因此，指責這些企業活躍於一個不是那麽尊重人權的國家是有失公正的。
德國之聲：為什麽奧運會對這些康采恩來說如此有吸引力呢？
施羅德：奧運會或者說奧運精神仍然是體育和體育所體現的價值的最高境界。奧運會的五環也是各民族間互相理解、公平競爭的象征，奧運會的形象是非常積極的。但奧運會也一直麵臨一個問題，不隻是這一屆北京奧運會，它總是被一些組織政治化，以期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說，奧運會從來都是被工具化，這就為讚助商蘊藏了一定的風險。
德國之聲：事後來看，您認為阿迪達斯和大眾做出讚助北京奧運會的決定是否有些考慮不周呢？如果他們當初向您谘詢，您會勸說他們不要去捅這個馬蜂窩嗎？
施羅德：不會。拿大眾來說，中國已經成了大眾最重要的市場，在那裏生產的汽車已經超過了德國。如果他們通過讚助奧運的的方式向中國人民表示，我們相信你們能出色舉辦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中國是一個多麽有吸引力的國家，那麽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可能這些企業低估了一點，那就是個別組織將奧運政治化的活動能夠達到如此強烈的轟動效應，甚至一發不可收拾。比如說聖火傳遞，有誰想到它會受到這樣的幹擾？這也是讚助商沒有預料到的。
德國之聲：這些讚助商現在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如果他們退出讚助，那麽就會得罪中國這個最重要的國外市場。但他們的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區受到了損害。迄今，有沒有讚助商找到貴公司，請你們出謀劃策呢？
施羅德：已經有好幾家公司找到了我們，專門詢問他們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損害。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用不著誇大其詞。一般來說，公眾不會將讚助商視為奧運會的責任者。在聖火傳遞期間，我們也觀察到，背黑鍋的是中國，媒體指責中國踐踏人權，讚助商處於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說，大眾在全球範圍內並非名譽掃地，隻因為大眾讚助北京的奧運會。但目前的形勢很複雜。讚助商也不可能對中國說，我們退出，甚至抵製奧運。果真如此，他們會在中國名譽掃地，而中國對他們來說又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目前，不管讚助商采取什麽樣的行動，對他們來說沒有萬全之策。
德國之聲：德語裏有句話叫作“閉上眼睛，硬挺過去”。這是讚助商目前的唯一辦法嗎？還是他們可以采取什麽相對來說比較明智的策略嗎？
施羅德：“閉上眼睛，硬挺過去”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挺住，不能半途而廢。另一方麵，企業應當向公眾宣傳中國在人權方麵取得的進步，而且要在這一問題上加強公關，采取主動。沒有人會指責阿迪達斯和大眾在中國侵犯人權，但他們的公關部門應當主動談及這一話題，而不要給人疲於應付的感覺。
德國之聲：如果我們說讚助商的形象受到損害，那這具體指的是什麽呢？難道說某位消費者本來打算買輛高爾夫轎車，但因不滿於大眾讚助北京奧運會，他就轉而買另一家公司的汽車嗎？
施羅德：這對讚助商來說當然是一種最可怕的局麵。但目前還根本沒有這樣的跡象。個別情況總會出現。比如在德國自行車賽中的興奮劑醜聞曝光時，有人因德國電訊公司讚助自行車隊而將其手機退回。但這隻是極個別的例子。可能受到影響的是某個品牌的聲譽，比如某家公司現在如何對危機情況做出反應。但我不相信消費者會抵製阿迪達斯的產品，轉而買耐克品牌，或是改變原來買大眾汽車的計劃，這種情況不大會出現。
費斯佩爾：體育不能受政治示威左右 2008.05.06
周一晚上，德國科隆著名的“德爾布呂克論壇”舉辦有關人權和奧運會的討論會。討論會給人的總體感覺是：此間公眾開始反思：我們是否在強調人權為普世價值的同時忽視了中國近二、三十年的巨大進步？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討論會之後采訪了德國奧委會總幹事費斯佩爾。周二，費斯佩爾還對德國總統和總理不參加奧運開幕式提出了批評。
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有德國奧林匹克體育聯合會總幹事米夏埃爾.費斯佩爾、德國聯邦議院德中議員小組主席普福魯格、德國公法電視台負責報導奧運會的巴爾考斯基和宣布抵製奧運會開幕式的擊劍隊員杜布利策。討論會體現了與前一段時間不同的氣氛。就連發言的大赦國際代表也指出中國在人權方麵有進步。
周二，費斯佩爾還對萊茵郵報批評了默克爾總理和克勒總統不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的行為，默克爾女士和克勒先生一定仔細斟酌過這件事。如果我們的運動員能得到他們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現場加油，他們一定會很高興的。下麵是周一的采訪內容。
德國之聲：距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三個月，在經過了有關西藏、人權和是否抵製的種種辯論之後，您對奧運會還有一種欣喜的期待嗎？
費斯佩爾：當然了。這次的奧運會與眾不同，這也與我們現在經曆的種種討論有關。但奧運會也是盛大的體育節日，來自205個國家的年輕人將歡聚一堂。所以我非常高興。
德國之聲：國際奧委會不久將就奧運憲章第51條3款作出新的闡釋。該條款已有50多年的曆史，內容是禁止政治、宗教或種族的示威。您認為如何對此作出合時宜的解釋呢？
費斯佩爾：當時作出這一規定的背景是：體育不能受到政治示威或討論的左右。如果我們允許將政治帶到賽場上，那麽很快就會有人在賽場上用各種方式或者維護科索沃的自由，或者反對科索沃的獨立，也會有人為以色列的利益呼籲，而另外的人則站在巴勒斯坦一邊。這不是體育的利益所在。在其他的體育賽事上也是一樣。比如世界杯足球賽，或是德甲聯賽，或是田徑賽，都不允許在賽場上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這是任何國內、國際比賽的常規。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證運動員的言論自由。運動員享有言論自由，他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在比賽之外表達自己的意見。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在賽場之外？
費斯佩爾：當然也包括所謂的mixed zones，也就是說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們當然可以就中國的狀況表態。
德國之聲：但如果一名運動員獲得金牌之後，在賽場上接受采訪。他是否可以回答政治性的問題呢？
費斯佩爾：他可以這樣做。但是如果一名記者在運動員獲得他運動生涯最輝煌成績的一刻去問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是不是合適我表示懷疑。
德國之聲：一些運動員在目前有關中國的辯論中，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德國奧林匹克體育聯合會應當對此負責嗎？
費斯佩爾：不。我們沒有讓運動員單獨麵對這些問題。我們將組織相關的討論，請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聯邦政府人權專員，還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專家為我們提供必要的信息。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說，成熟的運動員應當自己去了解情況，並做出獨立的判斷。您認為要求運動員在訓練之餘去了解西藏的曆史、現狀，不是有些過分嗎？
費斯佩爾：我覺得不過分。我們的奧運代表團包括450多人。他們是德國社會的折射。他們當中有熱衷政治話題的，也有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的。我們的任務是既保護那些願意發表政治意見的運動員，也保護那些不願意表態的運動員。而不作政治表態，並不意味著讚成侵犯人權的做法。
德國之聲：到目前為止，已有兩名運動員明確表示，將不參加開幕式。媒體對她們大加讚揚。這不是對那些不願參與政治的運動員造成了一種壓力嗎？
費斯佩爾：出於團隊的利益，我會抵製這樣的壓力。以往的奧運會開幕式也不是所有運動員都參加。有的運動員在開幕式之後很快就有比賽。參加開幕式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作為德國奧運代表團，我們將出席開幕式。但我們不逼著每一名運動員都到場。
德國之聲：您提出了德國奧委會的三個目標：在體育成績上超過2004年雅典奧運會，而且這個成績是不靠興奮劑和不正當手段獲得的，第三個目標是運動員應當作德國的有尊嚴的代表。您能說說這是什麽意思嗎？是否也包括他們應當出席開幕式呢？
費斯佩爾：在我看來，一個奧運代表團既然參加奧運會，就應當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這是奧運會的組成部分。有尊嚴的代表是指運動員在國外的舉止應體現我們的文化和文明。同時也表明我們是生活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
德國之聲：第29屆奧運會將以什麽樣的運動會被載入史冊，您敢於做出一個預測嗎？是有史以來組織最好的奧運會還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奧運會？
費斯佩爾：一般來說，一屆奧運會如何被載入史冊，我們事後才會知道。我可以肯定，人權會是奧運會期間的一個話題，但我希望這不是唯一的話題。
澤林談西藏危機:西方不能再幫倒忙 2008.04.20
澤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國“經濟周刊”駐北京記者，已在中國生活15年。2005年他發表的“中國密碼”一書曾引起轟動，剛剛出版的“中國震驚”分析中國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動，駁斥有關中國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論點。他對中國的看法區別於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國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國”係列活動中與澤林同台討論之後，就目前的熱點話題西藏采訪了他。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是為中國辯護，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體的青睞呢？
澤林：不能這麽說。因為媒體畢竟希望聽到兩種聲音。此間對西藏事件的報導有一點讓我擔憂，那就是我們沒有去問藏人的處境是否因為那裏發生的一切而好轉，示威者是否達到了使藏人擁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們不能一味指責中國政府。我們也必須看到另一麵，那就是達賴喇嘛不斷試圖搞政治活動，盡管他知道這不會有任何結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減壓，甚至火上澆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議的年輕藏人，他們更讓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鬧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此間某些政治家火上澆油，他們不是也因為輿論造成的壓力嗎？為什麽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如此一邊倒呢？
澤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輿論過去是中國熱，現在則對中國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國過於強大，會影響到這裏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發生後，西方媒體出現過分的反應，不能說幸災樂禍，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為這一事件表明，中國政府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另外一個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對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國之聲：此間媒體認為，造成藏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您也這樣看嗎？
澤林：當然中國的同化政策應當批評，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剛才已經提到那些鬧事的藏族青年，他們點燃了漢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府會晤達賴喇嘛，喚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現在又無法滿足這樣的期待；還有達賴喇嘛，他仍然是一個流亡政府的領導人，他雖然聲稱並不主張西藏獨立，但他的行為是激化，而不是緩和局勢。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處境惡化，而不是好轉。這是很悲哀的。我隻能呼籲各方回複理性。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嗎？
澤林：當然，對話總是有益的。隻有接近，才會產生變化。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達賴喇嘛必須停止政治活動。他必須向世人證明，他隻是宗教領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有那麽多少數民族，但隻有兩個民族與政府之間存在衝突。而這兩個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離是西方曆史發展的成果之一，我對此深感驕傲。
德國之聲：您敢於預言目前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輿論戰如何收場嗎？
澤林：我想目前什麽也不會發生。衝突已經爆發，現在得等奧運會過去，中國共產黨內讚成與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實現其主張時，衝突才會緩解。目前是強硬派占上風，他們認為西方利用西藏來分裂中國。我還記得去年默克爾會晤達賴使中國領導層中的溫和派感到震驚，而強硬派則得意洋洋，因為這一會晤使他們有理由認為他們對西方的指責是正確的。這是德國輿論、西方輿論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問題，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不知道怎麽做能夠得到好的結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為了得到本國民眾和輿論的喝彩，往往讓外交服務於內政，不惜為此付出外交失誤和國際合作受損的代價。
德國之聲：照這樣說，德國政治家應當放棄其價值觀外交嗎？
澤林：如果我們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須始終如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用同樣的標準。如果去中國訪問，批評那裏的人權狀況；之後去印度，對那裏十倍於中國的貧困、五、六倍於中國的文盲率隻字不提；再之後去機場迎接沙特國王，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疑問，為什麽我們以不同的標準評價不同的國家，對中國人一套標準，對印度人一套標準，對沙特人又是一套標準。這樣一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價值就顯得不那麽有說服力了。迄今，西方對價值觀有闡釋的權力，特別是在殖民時期，我們說對就是對，我們說錯就是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學習做出妥協，我們要正確估計自己所處的位置。目前我們占人類少數的西方國家仍處於一種極為優越的地位，但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了。
德國之聲：迄今中國的精英對美國和歐洲區別對待，認為美國談人權是虛偽，歐洲談人權是真誠的。這一次歐洲是否辜負了這一信任呢？
澤林：這樣說可能有些重，但我們的說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剛才所說的，我們的行動要有說服力。我們與中國展開人權對話，其中專門有一個死刑委員會，談我們對死刑的看法，但我們為什麽不同美國進行這樣的對話。這樣，我們就給人把柄。過去這無所謂，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現在時代變了，其他國家對世界如何發展有不同於我們的設想，而且這樣的設想還在世界範圍內有推廣的趨勢。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中國改革派目前的處境艱難，您認為西藏事件會使中國的改革進程出現倒退嗎？
澤林：不會，我們不應過高估計西藏動亂產生的影響。改革派確實受到了衝擊，但他們不會從此一蹶不振。一個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國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對外開放。我在中國生活了15年。在這15年裏，中國領導層做決議的時候可以說越來越民主。更謹慎地說，越來越大的一個群體參與決策。胡溫的主要任務是在各種利益團體之間搞好平衡，做出妥協。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已經終結。這是一個積極的發展。我們能做的是給與政府中我們認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讓他們有更好的論據。而不是像現在關於西藏問題的報導中，給他們幫倒忙。西藏事件爆發之後，我們有關抵製奧運的討論，對聖火傳遞的幹擾，這一切不會使中國政府讓步。中國政府隻有在改革派擁有充足論據、同時又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才會做出讓步。這是我們所不理解的。國際間的問題很複雜，而且這個世界並非善惡分明，我們在發表政治言論的時候應當考慮這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隻表示憤慨，站在我們認為是好人的一邊，之後認為上帝會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熱”變成“中國恐懼熱” 2008.04.17
西藏事件爆發以來，德國媒體充斥對中國的負麵報導，並引發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周末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將再度會晤達賴喇嘛，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采訪了德國外交協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請他分析德中關係是否因雙方情緒化的辯論受到了影響。
德國之聲：桑德施耐德教授，最近讀德國的報紙，看聯邦議院有關西藏問題的辯論，或是電視中的政治討論節目，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完全是德國人眼中的“敵人”了。
桑德施耐德：您說得不錯，目前在德國講中國的好話不太容易，也沒有人願意聽。我願意提一些積極的變化，比如中國從今年年初開始推行的勞動法。目前沒有人對這類的話題感興趣。來自西藏的畫麵，達賴喇嘛的講話占據了媒體，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德國媒體這一次的片麵報導。這和中國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的媒體尋求轟動性新聞，有關抵製奧運會的討論或是西藏的報導目前能夠產生這種轟動效應。這毒化了整個辯論的氣氛，使有關中國的討論喪失了就事論事的原則。而考慮到德中關係的重要性，這樣的情緒化是很不應該的。
德國之聲：很多中國人認為，造成這一局麵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西方不願意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您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桑德施耐德：我認為，西方不願意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很願意每隔四年經曆一次令人愉快、激動人心的體育賽事。但奧運會早已成為一樁政治事件。您提到，在西方，有關中國的辯論發生了變化，的確如此。中國政府也對此做出了反應，在語言上，由原先的中國“崛起”改成了“和平發展”的說法。七年前，中國獲得奧運會舉辦權時，我們正處在“中國熱”的階段，那種狂熱也是過度的。那時候，中國什麽都好，中國市場的迅猛增長為我們的企業提供了商機。如今我們認識到，中國也是競爭者，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於是，相關討論中，對中國的恐懼又成為了主旋律，這種恐懼就如同當年的狂熱一樣過度。我希望鍾擺能恢複到正常的位置，讓我們重新以冷靜、實事求是的方式對待中國。
德國之聲：在奧運會前能實現嗎？
桑德施耐德：很遺憾，恐怕不能。首先，西藏流亡組織會采取公開的行動引起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注意。從過去數周的情況來看，很可能一直到奧運結束，我們都會陷入一場困難的辯論之中。但到那之後，我們也到了重新審視這一切的時候。
德國之聲：您提到西藏流亡人士，您認為達賴喇嘛對他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影響力？
桑德施耐德：我對此有點懷疑。在西方，達賴喇嘛享有很高的聲望，是位友好的、微笑著的老先生，受到廣泛的讚譽。而在不久前，他不得不以辭去世俗職務相威脅，以阻止西藏的街道上再發生暴力事件。而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反對中國政府的抗議活動也並非完全非暴力的，由此，西藏流亡政府的清白也受到損害。我個人因此產生了一些疑慮：達賴喇嘛是否還代表著以自我克製為特征的西藏流亡運動。我懷疑，在西藏流亡運動內部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政治利益，都在日益爭取自己的發言權。達賴喇嘛或許仍是流亡藏人的代表，但也僅此而已。
德國之聲：上周末，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願意再次與達賴喇嘛會晤，但並沒有提到任何具體日期。默克爾此舉是否是無謂的火上澆油？
桑德施奈德：這麽長時間以來，默克爾總理一直對西藏局勢保持沉默，隻在早些時候做過表態。假如她現在說，再也不會與達賴喇嘛會晤，那就等於承認去年與達賴喇嘛會晤並不完全正確。在德國，這也是政治上丟麵子的事情，默克爾肯定會盡量避免。目前她並沒有與達賴喇嘛會晤的具體計劃。至於她所表達的意願，我認為不必過於當真。倘若真的確定了具體的會晤日期，那就必須考慮到這勢必再次給德中關係帶來困難，而且會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就此，我還是充滿希望的相信，默克爾總理會反複斟酌的。
德國之聲：但她為什麽現在宣布了這種意願，她也可以繼續保持沉默啊？
桑德施奈德：作為德國總理，她不可能始終保持沉默。每次接受媒體采訪時，她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除此之外，還需補充一點：默克爾對待中國的基本態度與其三位前任——施密特、科爾和施羅德相比，有所不同。我個人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變化。默克爾從人權的角度看問題，依我看來，這種角度未必更恰當。這也引導著她的政策，並成為她執政風格的一部分。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他現在也介入了西方有關中國的辯論。他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他特別感到氣憤的是某些美國政治家狂妄地認為，他們以及他們的盟友有責任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傳播到全世界。您認為默克爾女士也受到了這種狂妄的感染嗎？
桑德施耐德：她確實給人這種印象。我想強調的是，赫爾穆特-施密特每到這種時候站出來說話的時候，都表現出他是一名睿智的分析家。他說的完全正確。我總愛引用他的一句話：“西方的自以為真是貽害無窮”。默克爾與布什的密切合作給德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一些很有疑問的因素。她有朝一日必須認識到，西方製定遊戲規則、全世界都得遵守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她現在離這一認識還有差距。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她外交政策的誤差。
德國之聲：歐洲議會上周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和默克爾再度會晤達賴的宣布引起了中國高層的強烈反彈。西藏問題已經給德中關係或歐中關係造成了多大的負麵影響呢？
桑德施耐德：德中關係和歐中關係已經受到影響，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德國議會過去也作過西藏決議，歐洲議會通過這樣的決議也不是第一次。歐洲議會不直接負責外交，所有它可以通過這樣充滿漂亮話的決議。當然這樣的決議會破壞氣氛，甚至毒化氣氛。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中國與德國和歐洲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在這樣艱難的時刻，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不要使局勢激化。
德國之聲：您不認為西方政治家在這一時刻負有特別的責任，使中國的改革進程不致出現倒退嗎？
桑德施耐德：當然是這樣。請讓我這樣描述西方所處的尷尬境地：我們西方當然希望中國的政治發生某些變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我們當然也希望西藏的局勢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麵，我們同樣希望中國保持穩定和行動能力。中國是我們全球一體化框架下的重要夥伴。因此，我們呼籲雙方的政治家，不要做任何激化局勢的事情。那些不假思索、說話過激的政治家會毒化氣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過去幾周聽到的一些德國政治家的公開言論完全是於事無補的。
馬英九：要作和平製造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 2008.03.23
台灣新當選總統馬英九周日上午在台北青少年娛樂中心舉辦當選後的首次國際記者招待會，回答了來自各國記者的提問。大家最為關注的仍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未來關係，此外還涉及台灣與亞洲周邊國家的關係。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從台北發來如下報道：
馬英九上午10時準時與蕭萬長共同步入會場。他身著西裝，精神飽滿，選戰衝刺階段的疲憊已經無影無蹤。
記者首先關心與選舉同時舉行的兩項公投都沒有通過，會不會給世人造成印象，台灣民眾並不支持加入聯合國，馬英九是否打算再舉辦一次公投來糾正這種印象。馬英九說：根據公投法，一項公投不能在三年之內重複舉行。返回聯合國是大多數台灣民眾的願望。這一次的經驗告訴我們，你想做一件正確的事情，應當用正確的方式。如果方式不正確，你不隻會失敗，而且還要惹很多麻煩。
談到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馬英九說，大陸是對台灣的威脅，但大陸也給台灣帶來機會，所以，他的任務是，使威脅最小化，使機會最大化。在經貿往來方麵，他將尋求與大陸關係的正常化，向大陸開放，讓更多大陸人來台灣觀光，為台灣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還不隻包括經貿內容：我將與大陸談三項內容：第一與大陸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第二與大陸談判簽署和平協定，包括采取軍事信任措施，避免衝突發生；第三，我們將與大陸談台灣的國際空間。
在一中原則的問題上，馬英九重複他一貫的立場：台灣的憲法也是一中憲法，所以一中原則不是問題，但是，我們對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釋。1992年我們和大陸在香港達成共識：雙方都接受一中原則，但可以各自表述。
馬英九說他最近沒有訪問中國大陸的計劃，他將首先做改善兩岸關係的實事，比如直航。當香港記者問及他是否想訪問香港時，馬英九的回答引起記者們的一片笑聲：各位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但確切地說，我是台灣製造的，我母親去香港的時候，已經懷了孕。1997年之後，我曾經去過香港三次。2005年香港拒絕給我簽證，讓我感到很難過。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再去訪問我的出生地。
當問及台灣與亞洲周邊國家關係時，馬英九說：我至少在四年前就說過，我們想成為區域經濟融合的一部分。2003年我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就曾明確表示，我們希望看到十加四，也就是在東盟加中國、日本、韓國的同時，再加上第四個：台灣。對我們來說，中國大陸是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第二，東盟第四。因此實現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最惠關係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當然這裏有政治困難。我們可以一步一步來。首先與大陸，在旅遊及其他方麵都還存在問題，人民幣和台幣還不能自由兌換。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改變。
馬英九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再強調：在世界上，我們要作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在區域的層麵，我們要作和平製造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
中國與歐洲爭搶非洲大陸 2007.12.28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對能源的需求猛增，大批中國商品需要海外的銷售市場。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重新發現了非洲，並逐漸與非洲昔日的宗主國歐洲主要國家產生競爭。更令歐洲擔心的是，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對所謂的“中國模式”大感興趣，同時在發展援助方麵也更願意與中國合作。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與歐洲在非洲大陸上能否實現競爭中的合作，已成為中歐戰略夥伴關係是否擁有實質性內容的試金石。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就此話題采訪了萊比錫大學非洲研究所的赫爾穆特-阿舍教授。
德國之聲：12月初的裏斯本歐非峰會某種程度上是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召開的。在與中國的競爭當中，歐洲如果不想在非洲大陸完全喪失影響力，就必須采取行動。歐非峰會是否找到了應對中國挑戰的答案呢？
赫爾穆特-阿舍：坦白地說，最多隻是部分找到了答案。歐盟決定與非洲國家一起製定合作的戰略，這是一個正確的開端。這比中國所做的要多。但在峰會上很有爭議的經濟夥伴協定卻徹底地失敗了。因此我說峰會隻是部分找到了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還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說法。
德國之聲：您為什麽說歐洲比中國所做的要多呢？中國在非洲不是非常活躍嗎？
赫爾穆特-阿舍：中國人確實非常活躍。中國的活動範圍也很廣，從貿易、投資、發展援助到移民，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與中國相比。但中國在非洲的活動不是基於一項共同戰略。中國沒有與非洲國家共同考慮，什麽對非洲人民、對非洲貧窮的階層是最好的。
德國之聲：從非洲地緣戰略的角度，歐洲與中國是對手嗎？
赫爾穆特-阿舍：當然了，而且不是一般級別的。我們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緣政治層麵上一種新式的多極秩序。整個格局在發生變化。西方或是歐洲不能再指望回到過去的歐洲與非洲的兩極世界。中國及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已是非洲大陸完全獨立的夥伴。而且坦白地說，我們的非洲夥伴非常享受這種夥伴多元化的局麵。
德國之聲：中國和歐洲爭奪非洲的能源和市場，還在社會發展模式和發展援助模式方麵彼此構成競爭。中國的發展援助是無條件的，而歐洲則以良政和改善人權為前提條件。從長遠來說，哪一種發展援助模式更具優勢呢？
赫爾穆特-阿舍：不用從長遠來說，就是從短期來說，西方的發展援助模式也是更好的。我們不能因上麵提到的多邊局麵，放棄我們在民主和人權方麵的要求，或是對該批評的事情緘口不語。因此，默克爾總理在裏斯本峰會上批評津巴布韋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西方模式值得批評的地方是附加太多的經濟條件，特別是與中國相比。在這一點上，歐洲的做法是非常不策略的。
德國之聲：您指的是歐盟要求非洲國家實現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更多地開放市場嗎？
赫爾穆特-阿舍：正是這樣。歐盟委員會和其他西方夥伴國家以經濟夥伴協定的方式要求非洲不惜一切代價開放市場的做法是非常短視的。而中國則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靈活，對非洲來說是很容易相處的夥伴。這是歐盟的失策。
德國之聲：非洲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對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嗎？具體來說就是政治精英歡迎中國，因為中國使他們不再依賴西方，而普通百姓卻越來越感受到中國投資的負麵影響嗎？
赫爾穆特-阿舍：就我們的分析，對中國活躍於非洲的矛盾感受貫穿非洲各階層。這對於西方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非洲，隻有極少數的利益代表和政治家對中國的非洲攻勢表示毫無保留的歡迎，認為有了中國，我們就可以完全拋開西方。幾乎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中國在非洲的活動無論從經濟、生態還是政治層麵上，都有其消極的一麵。如果西方對此做出聰明的反應，那麽它會重新贏得非洲的信任。
德國之聲：在2006年的中歐峰會上，非洲就已經是一個話題。您認為有可能實現中、歐、非的三方合作嗎？
赫爾穆特-阿舍：在項目層麵和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的。歐盟及德國聯邦政府都應當繼續走這條道路。比如前不久德國環境部和中國相關夥伴達成協議，共同關心非洲林業的環境問題。中國方麵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靈活性。我們隻是不能指望將中國納入西方的發展援助體係，中國也不可能這樣做。
德國之聲：如果中歐在非洲問題上能夠實行合作，那麽會產生哪些協同效應？
赫爾穆特-阿舍：我認為，三方都會受益匪淺。我們歐洲人可以學習中國的靈活性，而中國則可以在尊重人權方麵采取更為堅定的立場，在蘇丹和津巴布韋問題上，中國已取得明顯的進步。中國人在非洲的活動越深入，地位越鞏固，他們就越會清楚地發現，非洲的哪些夥伴是值得信賴、可以與之打交道的，哪些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國之聲：如果說中歐在非洲問題上已經有合作的端倪，那麽此間媒體的報導不是遠遠落後於現實嗎？翻開德國的報紙，讀相關的評論，你會有這樣的印象：一邊是無情剝削非洲的中國新殖民者，一方麵是真正關心非洲的歐洲好人，而非洲人卻不領情。
赫爾穆特-阿舍：您說得完全正確。德國有關中國的報導，包括德國某些部長在中國問題上的表態是完全片麵的。中國在能源保障方麵是後來者，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仍然是世界工廠，這間接也給我們帶來了好處。因此，不能指責中國人在尋找能源時不擇手段。一味地攻擊中國是非常愚蠢的，因為它可能會阻塞合作的道路，而用更為理性的方式則可能推動合作。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
德國之聲：非洲如何從夥伴多樣化的局麵中獲益呢？
赫爾穆特-阿舍：非洲目前的經濟狀況是60年代以來最好的。非洲大陸正在經曆獨立以來最長的經濟連續增長期。從非洲總算傳來了好消息。衝突的數量也得到了控製。中國對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中國在非洲的活躍也有其消極麵，其廉價產品就已使非洲失去了一些工作崗位。非洲人必須自己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回應。從總體上來說，如果目前的發展趨勢得到穩固，非洲可以得到豐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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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 2008-08-29 23:06:42
注：這是在德國之聲工作的華人記者張丹紅女士近期發表的報道的一部分。我們覺得，即使拋開政治，一個華人是否受到公正對待，也值得我們中國人和中文媒體關注。德國之聲調查張女士，也許與這些報道無關。但我們讀者可以從她的報道去了解她對中國的有關報道是否客觀、是否公正。
據WIKI有關文章介紹，德國之聲（德語：Deutsche Welle，縮寫：DW）是按德國公法設立的公立性國際化媒體，擁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1500多位工作人員，製作廣播、電視以及因特網的資訊服務於全球。總體來說，德國之聲的資金來自於納稅人。每年德國之聲從德國聯邦政府得到撥款。因此德國之聲具有德國政府宣傳機構的性質。
所有的文章均來自德國之聲網站。采訪記者均為張丹紅女士。這些報道涉及大家近期關心的一些與中國有關的熱點議題，包括：台灣（采訪馬英九）、中德貿易、西藏問題、奧運問題、中國的民主問題、中國在非洲投資問題以及體育和政治關係等等。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德國之聲網站去查詢。
盛大開幕：中德嘉賓讚不絕口 2008.08.09
第29屆夏季奧運會於2008年8月8日北京時間晚8點8分（中歐時間下午兩點）正式拉開帷幕。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前往中國駐法蘭克福總領館參加了奧運會開幕式招待會，並在現場采訪中德嘉賓。除了開幕式之外，與嘉賓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奧運會之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
奧運會開幕式編導張藝謀不愧是顏色和場麵的大師。法蘭克福總領館近三百名中德客人對開幕式的整體藝術設計和恢宏畫麵讚不絕口。法蘭克福梅茨勒爾銀行的維斯霍伊（Gerhard Wiesheu）說：簡直棒極了。這表明中國是如何認真地對待奧運會。藝術家的表演很精彩，令人印象深刻。
杜塞爾多夫市德中友協副主席烏蘭特（Michael Ruhland）讚揚開幕式的表演令人著迷，比我想象的和這之前聽到的更美，色彩更絢麗，更有趣。超級水平！
法蘭克福市長辦公室外事辦主任何德華（Eduard Hechler）首先嚐試用中文回答：非常大的場麵。令人難忘。這樣的表演隻有中國人才能完成。那麽多的藝術家動作如此協調一致。
除了開幕式之外，與中德嘉賓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奧運會之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法蘭克福市議會主席比爾曼（Karlheinz Bührmann）的看法是：西方國家的媒體更看重批評，而不是積極的東西。對中國的批評是正當的，但把積極的方麵都掩蓋了。我希望隨著奧運會的開始，積極的報導將占上風。
梅茨勒爾銀行的維斯霍伊則對奧運會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圍攻表示不解：奧運會就是奧運會。中國做了最好的準備，開幕式如此壯觀。我不明白為什麽大家對中國群情激憤。
旅德北京總會主席、法蘭克福的僑領丁楠更是直言不諱：說實在的，心裏挺生氣的，甚至是憤怒。德國媒體一直在歪曲一些事實。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力量非常有限，無法和媒體澄清一些他們捏造的東西。
斯圖加特日報的主編奇爾克（Adrian Zielcke） 尋麥克風而來，顯然是有話要說，作為媒體的代表，他對中國應當持批評的態度吧？最近這半年糟糕極了，這再一次表明中國與歐洲和西方之間是多麽得互不了解。我感到遺憾的是西方麵對中國的那種傲慢態度，歐洲的殖民曆史給世界帶來了多少災難。德國的曆史就更不用說了。我覺得歐洲人在對別人做道德評判的時候應當收斂一些。我們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而這也是法蘭克福總領館副總領事王錫廷的希望：西方媒體說中國的人權還存在方方麵麵的問題。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符。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不光在經濟方麵取得了進步。在其他方麵，社會、法製、人權等等其他方麵的變化是非常大的。我經常與德國朋友談起這些問題。好多人恰恰是隻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忽略了其他方麵。而真正對中國了解的，包括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都認為中國這30年在其他領域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
也許奧運會期間的報導能讓德國公眾了解一個更全麵的中國。
北京奧運：在激辯聲中載入史冊 2008.08.08
北京奧運會今天開幕，關於奧運和中國的種種報道也將漸漸集中到真正的競技場上。在全世界為開幕式倒計時的時候，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連線德國奧林匹克學院院長安德烈亞斯∙霍菲爾，請他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談一談奧運會，談一談中國：
德國之聲：霍菲爾先生，奧運會今天開幕，但是足球運動員們卻已經開始在賽場上拉開了戰局。為什麽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在開幕式舉行之前就開始了呢？
霍菲爾：是啊，這可以算作是奧林匹克幾個稀奇古怪的特色之一吧。根據傳統，足球比賽一直都是在正式開幕之前開始，主要是因為足球比賽有預選賽和各項決賽，花費時間長，而且足球運動員也需要時間準備。
那奧運會還有什麽其它稀奇古怪的特色呢？將體育比賽政治化也算一個嗎？
這可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其實，奧林匹克從最初就有一個理念，奧運會不應該僅限於體育，還應該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這個理念本身就帶有一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因為，人們不斷地認識到不得不接受現實。在關於北京奧運會的討論上，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而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政治因素還沒有像這次這樣被人們一再強調。
作為東道主，中國為建設奧運體育場館、改善空氣質量、加強興奮劑檢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中國收獲的卻是西方的批評，這是不是不公平呢？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可以說，最近幾個月以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是不平衡的，或許也缺乏對事實基礎的充分了解。此外，就像您剛才提到的，中國為奧運會建設的宏偉的體育場館，還有為改善空氣質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所做的努力等等，這些我們都應該給與充分的尊重。當然，對於人權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進行討論，但是中國在人權方麵存在的問題，不管是西方媒體主觀臆想的，還是事實存在的，都被媒體當作在奧運之前關注的焦點，這個重心可能就有點放偏了。同時，我也要說，中國政府在公共宣傳、媒體政策上或許也不是完全正確的。
這是毋庸置疑的。那您認為，如果要在未來避免這種激烈的爭論，國際奧委會是不是應該修改舉辦權的發放標準，明確規定隻有民主國家才能主辦奧運會呢？
這是一個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不斷被人們提出的問題，國際奧委會已經明確否認了這種說法。我認為，國際奧委會應該保持它在發放奧運會舉辦權方麵的權威。究竟什麽樣的地方適合舉辦奧運會，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回答。如果把是不是民主國家作為一個標準的話，那另一個問題就隨之而來：究竟什麽樣的國家算是民主國家呢？還有在人權方麵，如果我們僅僅把大赦國際的報告作為判斷依據，把所有進入大赦國際黑名單的國家都剔除出去的話，那剩下的國家也真的就寥寥無幾了。奧林匹克的一個希望是，通過舉辦奧運會，能夠促進當地的發展，比如加快民主化的進程，使當地社會變得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人們能夠生活得更舒適。
您認為中國還有沒有機會辦成一屆成功的奧運會，還是像一位知名社會學家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所說的那樣，中國已經輸掉了奧運會？
這個說法也確實有點過於尖銳和偏激了。但是我覺得，如果北京奧運會要載入史冊，它在事後總會被人們扣上一頂帽子的，曆屆奧運會都是這樣。關於雅典奧運會，人們記住的永遠是舉辦方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關於慕尼黑奧運會，人們記住的永遠是那次恐怖襲擊的血腥場麵。所以，可以想象，不管這次的北京奧運會最終進行情況如何，都會被打上政治、人權的烙印，人們也總會記住中國主辦方限製的條條框框。
從今天開始，體育是不是將在德國媒體關於奧運會的報道中占主導地位了呢？
這一點我相當肯定。即使引發了這麽多問題和爭論，奧運會的魅力也絲毫不會受到影響，我想，它的吸引人之處也許恰恰就在於此吧。不管怎樣，比賽和運動員，勝利和失敗，狂喜和沮喪，這些才是奧運會真正的焦點。隻要比賽真正開始了，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女足的賽事已經拉開了帷幕，這時候媒體的注意力自然就會轉移到比賽本身上，去關注各個項目熱門運動員的成敗勝負了。當然，前提是不出現什麽突發事件。
不參加奧運會開幕式是個錯誤 2008.07.22
前不久，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德國著名漢學家黑伯勒教授以中國政治體製為內容發表精彩講話，闡述為什麽他認為將奧運會舉辦權交給中國的決定是正確的。 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報告之後采訪了黑伯勒教授。
德國之聲：過去幾個月裏您在德國公眾當中做了不少啟蒙的工作，包括您今天的報告。您認為有一些效果嗎？
黑伯勒教授：我今年4月中旬在“柏林日報”上發表了關於中國的14個論點，在那之後的幾周裏引發了一場關於此間中國報導的討論，後來又有其他一些政治家和學者發表意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辯論。我認為這是件好事，也引起了媒體的自我反省。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這一場西藏危機也有其積極的一麵，促使媒體和公眾對中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那麽像今年三、四月那樣對中國鋪天蓋地的一邊倒的報導是否將不再重演呢？
黑伯勒教授：我不相信。對中國的負麵報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90年代末以來，此間大多數媒體對中國的崛起抱持批評的態度。公眾得到的印象是，首先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和平的進程。中國成了一切消極發展的始作俑者，豬肉、雞蛋、牛奶價格上漲都是中國的責任，油價就更不用說，中國製造意味著劣質產品，中國人仿冒名牌，一切都是中國人的錯。中國人還要為德國的工作崗位流失負責，其實德國因向中國出口而創造了40萬個工作位置。這裏有很多不實的報導，好像中國的崛起、中國的現代化對我們構成了威脅。
德國之聲：但是現在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對德國構成的“威脅”也會越來越嚴重。那麽今年三、四月我們經曆的中西媒體戰才剛剛拉開序幕嗎？
黑伯勒教授：我想，對中國報導的總體負麵傾向還將持續下去，這場討論也會繼續。在有關國際政治的討論中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任何大國的崛起都不會是和平的，德國和日本就是例證。另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我讚成這一種意見。布什總統近幾年的對華政策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將中國視為平等的夥伴，並讓中國參與解決國際問題。中國政府對這樣的做法表示歡迎。這也使我們有可能與中國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比如環境問題。我們知道，目前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離開中國都是解決不了的。我努力的目標是讓更多的人認識這一點。我們隻有與中國一起，而不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麵上改變世界。
德國之聲：但是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更願意站在中國的對立麵上，在剛剛結束的8國峰會上，德國也是出於不同價值觀的原因，反對中國加入這一俱樂部。
黑伯勒教授：我們知道德國政府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我更加讚成德國外長的態度，他不主張實行價值觀外交，而是以務實的方式幫助中國，特別是在建設公民社會和法製國家方麵。德國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去年10月推出了一個我認為是錯誤的亞洲戰略綱領。它的主旨是建議德國加強與亞洲民主國家的合作，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將亞洲國家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民主國家，這是我們合作的對象；另一個是專製國家，我們最好孤立他們。這不是好的國際政策，也不是好的外交，我們必須將中國與印度和日本一樣納入共同的進程。
德國之聲：照現在德國的政治力量對比來看，默克爾很有可能在2009年議會選舉之後連任4年總理。中德關係是否也會像過去幾年的中日關係一樣“政冷經熱”呢？
黑伯勒教授：我想去年在總理府見達賴對默克爾來說是個教訓。今年達賴喇嘛來德國的時候，默克爾正在國外訪問，我不知道這是否隻是一個巧合。她雖然表示她將再度會晤達賴，但我對此持懷疑的態度。她現在應當知道單以價值觀是不能展開外交的，外交政策需要現實的態度，你不能公開打夥伴的嘴巴，固執地說，我想如此如此。我們應當想一想，我們自己能為改善關係做些什麽，我們怎樣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因此我想，默克爾女士今後在表態時以及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會更加謹慎。
德國之聲：但是目前德國政治家仍然願意做一些象征性的姿態，比如不參加奧運會的開幕式，這樣的動作到底有什麽樣的意義？是主要做給德國公眾看的嗎？
黑伯勒教授：我認為歐洲政治家除了薩科奇都不參加奧運會開幕式是個錯誤，本來可以借開幕式的機會與中國領導層繼續對話，交流意見，或是再闡述一下歐洲對中國發展、對北京與達賴代表談判的期待，現在我們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我認為尤其惡劣的是，政治家曾經試圖將這一任務交給運動員，他們在中國的任務不是政治宣傳，而是體育競賽。我想德國外交部和總理府有關對華政策的爭執明年還將繼續下去，但最終與中國合作的路線將占上風，因為這也是歐盟的態度。
德國之聲：您提到了與達賴代表的談判，下一輪定在了10月，作為中國少數民族問題專家，您認為談判的結果會是什麽樣呢？
黑伯勒教授：我對這一談判持懷疑的態度。首先今年三、四月份的衝突使雙方處於對峙的氣氛中，這不利於達成一致。第二，雙方都沒有讓步的表示。達賴一方隻是要求自治，卻沒有說出具體的內容，而且達賴要求解放軍從大藏區撤出也是不現實的。另外，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憲法仍然以自由、民主的西藏為最高目標，這也與達賴的表態相矛盾。中國政府方麵則仍將動亂的責任歸罪於達賴喇嘛，不去認真考慮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問題。我曾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研究多年，我的感受是，那裏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德國之聲：我想最後再談談您今天做的報告，您認為中國政府雖然不是民主選舉產生，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這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黑伯勒教授：我們在中國搞了民意調查，並在城市、鄉村采訪了很多普通民眾。我們發現，中國大多數人信任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府。這說明大多數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國家，認同現存的政治體製。中國普通百姓將社會問題的責任推給地方政府，但認為中央政府製定的法律、法規是好的。我們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製是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中國人賦予這一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合法性，因為它的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中國，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關心百姓的生活，這在大地震之後也再次表現出來，因為它代表民族利益，比如統一台灣，還因為它是社會穩定的保障，而中國人希望在繼續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保持社會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報告中也提到了實行民主體製的前提，中國距此有多遠呢？
黑伯勒教授：要想使民主體製保持穩定，必須先有獨立的司法，而這又需要公民社會。另外一個前提我稱為“文明的力量”，這包括接受不同意見，並以和平手段討論不同意見，國家和公民都應具備這樣的素質。這需要時間來培養。在德國，這叫做“辯論的文化”。辯論的最終目的是解決問題，以和平方式。
德國之聲：那麽您認為中國先從黨內民主入手的漸進政治改革是條正確的道路？
黑伯勒教授：我不知道這條路是否行得通。我認為將中國共產黨民主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想民主體製的形成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使現在因一場經濟危機而導致社會動蕩，但這並不自動意味著中國就將實現民主。如果現在中國共產黨垮台將意味著中國出現大亂，會爆發各派係或是軍隊的爭鬥，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目前是中國穩定和富裕的保障。
德國之聲：您認為奧運會會促進中國的穩定，鞏固共產黨的地位嗎？
黑伯勒教授：如果中國運動員贏得很多獎牌，那麽奧運會會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但如果成績不佳，中國老百姓會不滿意，並認為是政府的體育政策失敗。
體育不可能替代政治 2008.07.15
前不久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黑森州和平與衝突研究所的邁耶爾教授就體育與政治的關係做了精彩報告，他特別以歐洲杯足球賽的例子說明體育能夠起到促進社會融合的作用。本台記者張丹紅在會後采訪了邁耶爾教授。
德國之聲：您報告的題目是：衝突、危機與政治、體育能夠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您認為體育能夠起什麽樣的作用呢？
邁耶爾教授：體育能夠起到很多樣的作用。它一方麵使人們彼此接近，具有社會融合的作用，既包括一個社會內部，也包括兩國之間的關係。但體育也可能被政治所利用，為某些政治目的服務。因此，以政治為目的的體育競賽也可能造成社會分裂，甚至可能引發戰爭。
德國之聲：您的意思是說，體育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在大型賽事中，民族感情往往強烈蔓延。
邁耶爾教授：是的，這正是問題所在。以奧運會為例，奧運會的基本精神本來是國際主義，但特別是那些有望得到很多獎牌的大國努力在獎牌榜上占據領先地位。與那些隻能派出少量運動員、而且獲獎希望甚微的小國相比，大國更有能力為運動員提供最佳訓練條件，並取得好成績。因此，獎牌榜的比較方式是不公正的，我建議取消獎牌排行榜。
德國之聲：體育也能起到緩解衝突的作用嗎？
邁耶爾教授：如果比賽過程比較公正的話，那麽體育能起到凝聚社會和促進民族間相互理解的作用。但如果賽程不公平，比如有的運動員犯規，或是服用興奮劑，那麽就會適得其反。
德國之聲：您在報告中舉了歐洲杯足球賽的例子。在西班牙國家隊捧杯之後，西班牙尋求獨立的巴斯克人也一起慶祝勝利。這樣的積極效應有持續性嗎？
邁耶爾教授：這很難說。起碼在足球賽的90分鍾期間，一個國家的國民都為自己的球隊加油，這種促進團結的效應也會在比賽之後持續一段時間。西班牙少數民族內部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主張融合，有的主張分裂。其繼續發展很難預測。
德國之聲：換句話說，體育不可能替代政治。您認為與其他世界大型比賽相比，奧運會為什麽會如此被政治化呢？
邁耶爾：我想原因可能是奧運會從一開始就與和平的理念有關。因此，政治家願意把奧運會與和平的要求聯係起來，但往往是在自設的前提下。唯一能夠與奧運會相提並論的也許隻有世界杯足球賽或歐洲杯足球賽，因此它們也會產生類似的政治效果。
德國之聲：為什麽北京奧運會又被格外的政治化呢？
邁耶爾：我不能確定是否本屆奧運會那麽的特殊。中國當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從僵化的毛主義到自由經濟的巨變。這一變化還沒有波及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我想，中國人民同樣關注奧運會是否會成為這一變革進程的催化劑，還是共產黨並不希望這一過程加速。
德國之聲：此間媒體也不斷批評中國政府將奧運會工具化。但借此體育盛會之機，向全世界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麵，這不是很正常嗎？德國總理默克爾不是也願意借德國足球隊的光嗎？
邁耶爾教授：當然每一場國際賽事的主辦國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麵表現給世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指責中國。問題隻是這最好的一麵是否也有附帶的陰暗麵，而中國政府是否試圖掩蓋這些陰暗麵，還是努力克服引發陰暗麵的因素。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正方如是說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報告之中否認了“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一聳人聽聞的立論引起台下觀眾的強烈反響。在普通聽眾報以陣陣掌聲的同時，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則在會後的提問中對默勒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後又采訪了默勒報告最激烈的反對者、德國發展援助部的庫恩博士。
德國之聲：庫恩博士，您聽了默勒教授的報告，他認為中國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為中國不需要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您同意他的觀點嗎？
庫恩：我不同意。他的報告令我感到非常氣憤，因為我知道中國國內有關民主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05年中國政府還公布了民主白皮書。中國學者俞可平撰寫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關注。這說明中國十分看重民主這個概念。
德國之聲：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為你們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麵上討論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學的層麵思考民主這個概念，認為其原意人民的統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庫恩：默勒教授原來是搞漢學的，現在他自稱為哲學家。我不相信他認真研究過民主的理論，他對民主涵義的解釋很膚淺，而且是帶著一種蔑視的態度。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國實現更多的民主，這主要是做給國內媒體看的，而且是為了強化國內公眾對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認為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動機。雙方在討論民主參與和多元化的過程中，彼此的立場在接近。西方也對自己的體製進行反省，比如我們也自問，我們的公民參與是否導致某些決策過程過於漫長。而中國方麵也會考慮，那麽多的抗議事件也說明了中國體製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程度太低也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清華大學作過客座教授，據您的觀察，中國這所精英大學的學生對民主這個題目感興趣嗎？
庫恩：我想是的。特別是那些大學生俱樂部，一些國際性的俱樂部現在在中國大學也有了分部。他們的主席就是競選出來的。候選人發表講話，最後大家投票選出主席。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這樣參與的例子越來越多。我想中國人對這樣的方式也很認同。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在民主化方麵，中國政府主要麵臨的來自西方媒體的壓力。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知道西方媒體是否真的向中國政府施加了那麽大的壓力。中國民眾當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聲音。據我所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經濟界、知識界以及公民社會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參與和多元化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實行更多的民主，會使它更有能力應當中國社會的巨大挑戰嗎？
庫恩：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國。當然中國的體製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體製。但我相信，如果中國公民有可能獲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參與的機會，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活力。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訪時說，他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您認為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嗎？
庫恩：我認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種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國家必須和經濟界以及其他團體一起解決社會問題，我也不相信國家會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一點，並給與經濟界和公民社會更大的活動空間。默勒教授在報告中根本沒有顧及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民主這個嚴肅的題目。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正方如是說 2008.07.14
默勒教授在其報告之中否認了“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一聳人聽聞的立論引起台下觀眾的強烈反響。在普通聽眾報以陣陣掌聲的同時，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則在會後的提問中對默勒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後又采訪了默勒報告最激烈的反對者、德國發展援助部的庫恩博士。
德國之聲：庫恩博士，您聽了默勒教授的報告，他認為中國不需要更多的民主，因為中國不需要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您同意他的觀點嗎？
庫恩：我不同意。他的報告令我感到非常氣憤，因為我知道中國國內有關民主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05年中國政府還公布了民主白皮書。中國學者俞可平撰寫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在西方也引起了一定的關注。這說明中國十分看重民主這個概念。
德國之聲：您和默勒教授的分歧是否因為你們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麵上討論呢？默勒教授是在哲學的層麵思考民主這個概念，認為其原意人民的統治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
庫恩：默勒教授原來是搞漢學的，現在他自稱為哲學家。我不相信他認真研究過民主的理論，他對民主涵義的解釋很膚淺，而且是帶著一種蔑視的態度。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西方政治家要求中國實現更多的民主，這主要是做給國內媒體看的，而且是為了強化國內公眾對民主的信仰。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認為這是西方政治家主要的動機。雙方在討論民主參與和多元化的過程中，彼此的立場在接近。西方也對自己的體製進行反省，比如我們也自問，我們的公民參與是否導致某些決策過程過於漫長。而中國方麵也會考慮，那麽多的抗議事件也說明了中國體製的缺陷，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程度太低也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德國之聲：您在清華大學作過客座教授，據您的觀察，中國這所精英大學的學生對民主這個題目感興趣嗎？
庫恩：我想是的。特別是那些大學生俱樂部，一些國際性的俱樂部現在在中國大學也有了分部。他們的主席就是競選出來的。候選人發表講話，最後大家投票選出主席。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這樣參與的例子越來越多。我想中國人對這樣的方式也很認同。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認為在民主化方麵，中國政府主要麵臨的來自西方媒體的壓力。您的看法呢？
庫恩：我不知道西方媒體是否真的向中國政府施加了那麽大的壓力。中國民眾當中一定也有要求民主的聲音。據我所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經濟界、知識界以及公民社會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思考政治參與和多元化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實行更多的民主，會使它更有能力應當中國社會的巨大挑戰嗎？
庫恩：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在西方，也在中國。當然中國的體製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體製。但我相信，如果中國公民有可能獲取更多的政治信息，得到更多參與的機會，這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活力。
德國之聲：默勒教授在接受我采訪時說，他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您認為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嗎？
庫恩：我認為默勒教授的研究方式是一種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國家必須和經濟界以及其他團體一起解決社會問題，我也不相信國家會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一點，並給與經濟界和公民社會更大的活動空間。默勒教授在報告中根本沒有顧及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而是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民主這個嚴肅的題目。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反方如是說 2008.07.14
前不久，在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漢學會聯合舉辦的“相遇中國”係列活動中，加拿大布魯克大學的哲學教授漢斯-格奧爾格-默勒教授做了題為“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的報告。默勒認為，“當今社會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西方在這個問題上向中國施壓隻是為了“強化一種所謂的大眾宗教”。請看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會前對他的采訪：
德國之聲：您今天報告的題目是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嗎？您的回答是什麽呢？
默勒：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這聽起來可能令人吃驚，但我是從哲學層麵思考問題。因為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統治，而這是不存在的。因此這樣的提問就是錯誤的。
德國之聲：西方的民主難度不是人類曆史上最進步的一種政治體製嗎？
默勒：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們今天的社會或政治形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看一看歐洲聯盟，看一看聯邦德國，哪裏是人民說了算！我們目前的體製可以說運轉良好，這裏的生活也很舒適，但這不是我們所理解並標榜的體製。我們賦予自己的政治體製各種各樣的神話和美好的設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這一詞匯。我在報告中也將引用幾位政治學家的立場，他們都認為盡管德國和歐洲的政治體製較為優越，但這不是人民做主的製度。
德國之聲：那為什麽西方要求中國實行更多的民主呢？
默勒：我的印象是，西方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針對的並不主要是中國，而是為了強化我們這裏的所謂大眾宗教，就是說我們這裏是真正的民主體製，而且這一體製構成我們社會的基礎。用敦促他國實行民主的方式來證明我們自己的民主性。
德國之聲：但是中國不是也在逐步民主化嗎？比如村長不是已經自由選舉產生嗎？
默勒：不錯，中國社會采取了一些朝向民主化的步驟。但在全球範圍內也有無數背棄民主化的事例，非民主化的發展也許決定了人們更多的生活領域。想一想經濟領域，教育，大眾傳媒，醫療衛生，在這些決定我們生活的領域裏，都不存在民主，也不可能表決。你不能表決電視該播放哪些節目，你不能表決你的成績單上是什麽分數，等等等等。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在中國生活，還是在美國或俄羅斯，你的日常生活都不是通過表決來規劃的，而且你也不一定希望如此。說到政治領域，如果直接選舉市長，那麽確實存在一定的選舉程序。但是總體來說，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並不會因民主表決的程度高而變得更好。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認為如果中國現在實行全麵直選，這對中國來說並不一定是件好事？
默勒：不能籠統地說。不能簡單地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選舉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國實行了自由選舉，但並沒有給德國帶來福祉，而印度實行了幾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願意在中國生活。在有些國家，自由選舉是種很好的模式，比如二戰後的德國。但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比如在伊拉克，民主的嚐試就沒有成功。對巴勒斯坦的選舉結果，我們也不滿意。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社會幸福與否的標準是那裏是否存在自由選舉，那麽這是一種思維的短路。
德國之聲：但民主難道不是具備更正錯誤選擇的能力嗎？
默勒：話不能這麽說。因為憑什麽來決定什麽是錯誤的選擇呢？如果隻有少數人認為選舉結果是個錯誤，那麽這個社會就不會在下一次選舉中更改其決定。沒有客觀的標準來決定哪個政治決策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麵臨實行更多民主的壓力嗎？
默勒：中國政府處於西方政府和媒體的壓力之下。但我不能判斷中國政府是否也麵臨中國社會的壓力。我認為這一壓力不是來自經濟界或是學術界，而是主要來自大眾媒體。
德國之聲：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去年秋天提出亞洲戰略綱領，認為中國對德國構成體製上的挑戰。您讚同這一觀點嗎？
默勒：我不認為存在體製上的競爭。我認為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比較：中國是專製的，西方是民主的。中西體製本身既十分複雜，而且相互交融也越來越顯著，因此不能做這樣簡單的對立。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的現行體製能夠解決中國內部存在的眾多問題嗎？
默勒：我不認為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力量具備解決根本性問題的能力。
沒有理由對中國懷有恐懼感 （2008.07.13 ）
7月10日，德國奧林匹克學院在法蘭克福舉辦題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報告和研討會。德國工商大會亞太工作組負責人沙賓娜-赫佩爾勒博士代表經濟界做了有關德國企業在中國活動的報告。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報告之後采訪了她。
德國之聲：作為德國經濟界的活躍人士，您是如何經曆近幾個月德國的這一場中國辯論的？
赫佩爾勒：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反對抵製奧運會，反對經濟製裁，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在某個國家促成變化的有效手段。我們認為，德國展開的中國辯論非常感情用事，非常片麵，這表現出德國還不知道如何與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一個價值觀不同於我們的國家打交道。這也是中國辯論在西藏危機過去之後仍然激烈進行的原因。
德國之聲：在這場辯論中，阿迪達斯和大眾這兩家奧運會的讚助商也被釘上了恥辱柱。您認為這對兩家公司的信譽造成損害了嗎？
赫佩爾勒：這兩家公司是大型國際化企業。它們會繼續在中國的業務，但在這一場非常情緒化和一邊倒的辯論中，阿迪達斯和大眾的形象當然受到了損害。但它們堅持對奧運會的讚助，我們對此也非常支持。
德國之聲：影響中國辯論的一個潛在因素是德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恐懼，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最終奪去他們的富裕生活，您認為德國人有理由懷有這樣的恐懼嗎？
赫佩爾勒：沒有理由。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德國是全球一體化的主要受益者。作為一個開放的、依賴於出口的經濟實體，我們必須保持並強化與外界的經濟聯係，並從我們的經濟夥伴那裏獲益。德國企業在國外的活動也為鞏固德國的經濟地位、創造就業位置做出了貢獻。
德國之聲：德中關係在過去幾個月中也經受了波折，這對德國經濟造成負麵影響了嗎？
赫佩爾勒：我們沒有得到具體的某個德國企業在中國業務受到影響的信息，但如果兩國間的政治關係緊張，當然不利於經濟關係的發展。
德國之聲：與中國貿易夥伴的交往也沒有受到影響？
赫佩爾勒：我們的總體感覺是，中國人采取一種很實用的態度。中國經濟同樣依賴於與國外的夥伴。中國特別對與德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合作抱有興趣。可以說合作的意願是相互的，不隻是德國企業想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企業也希望在高科技領域達到尖端水準。因此，展開國際合作對中國來說同樣重要。
德國之聲：最近幾天德國媒體炒得很熱的一個題目是德國著名高檔玩具公司施泰福退出中國。有些報道甚至說，從中國市場撤出已經形成一種趨勢。您能證實這一說法嗎？
赫佩爾勒：我們完全不同樣這種說法。這是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失敗的一個例子，也許該公司在去中國之前準備不足，但根本就沒有形成一個從中國撤出的趨勢。有些德國企業在中國的嚐試失敗了，但更多的是成功的例子。
德國之聲：謝謝您接受采訪！
“閉上眼睛，硬挺過去” 2008.05.08
奧運會對國際康采恩來說是筆有利可圖的生意。全球有60多家企業出資數十億歐元有幸成為北京奧運會的正式讚助商。其中包括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在內的12家企業是國際奧委會的讚助商，可在全球範圍內以奧運會做廣告，而德國的大眾和阿迪達斯則次一級。他們是北京奧組委的讚助商，隻允許在中國做奧運廣告。由於本屆奧運會被超級政治化，讚助商也陷入沒有預料到的困境。德國記者張丹紅就此問題采訪了科隆體育與市場公司領導層成員斯特凡-施羅德。
德國之聲：施羅德先生，阿迪達斯和大眾是北京奧組委的正式讚助商，並因此在過去幾周不斷遭到媒體的批評。政治家和媒體要求這兩家企業在人權問題上明確表態。作為體育營銷專家，您認為這樣的要求有道理嗎？
施羅德：我對這樣的要求表示理解。這兩家企業的大本營是在德國這樣的一個民主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說，問問他們怎樣看待中國的人權狀況是不過分的。但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理解這些企業。他們的目的是讚助體育，而體育是增進各國人民之間互相了解的最佳手段。因此，指責這些企業活躍於一個不是那麽尊重人權的國家是有失公正的。
德國之聲：為什麽奧運會對這些康采恩來說如此有吸引力呢？
施羅德：奧運會或者說奧運精神仍然是體育和體育所體現的價值的最高境界。奧運會的五環也是各民族間互相理解、公平競爭的象征，奧運會的形象是非常積極的。但奧運會也一直麵臨一個問題，不隻是這一屆北京奧運會，它總是被一些組織政治化，以期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說，奧運會從來都是被工具化，這就為讚助商蘊藏了一定的風險。
德國之聲：事後來看，您認為阿迪達斯和大眾做出讚助北京奧運會的決定是否有些考慮不周呢？如果他們當初向您谘詢，您會勸說他們不要去捅這個馬蜂窩嗎？
施羅德：不會。拿大眾來說，中國已經成了大眾最重要的市場，在那裏生產的汽車已經超過了德國。如果他們通過讚助奧運的的方式向中國人民表示，我們相信你們能出色舉辦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中國是一個多麽有吸引力的國家，那麽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可能這些企業低估了一點，那就是個別組織將奧運政治化的活動能夠達到如此強烈的轟動效應，甚至一發不可收拾。比如說聖火傳遞，有誰想到它會受到這樣的幹擾？這也是讚助商沒有預料到的。
德國之聲：這些讚助商現在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如果他們退出讚助，那麽就會得罪中國這個最重要的國外市場。但他們的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區受到了損害。迄今，有沒有讚助商找到貴公司，請你們出謀劃策呢？
施羅德：已經有好幾家公司找到了我們，專門詢問他們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損害。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用不著誇大其詞。一般來說，公眾不會將讚助商視為奧運會的責任者。在聖火傳遞期間，我們也觀察到，背黑鍋的是中國，媒體指責中國踐踏人權，讚助商處於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說，大眾在全球範圍內並非名譽掃地，隻因為大眾讚助北京的奧運會。但目前的形勢很複雜。讚助商也不可能對中國說，我們退出，甚至抵製奧運。果真如此，他們會在中國名譽掃地，而中國對他們來說又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目前，不管讚助商采取什麽樣的行動，對他們來說沒有萬全之策。
德國之聲：德語裏有句話叫作“閉上眼睛，硬挺過去”。這是讚助商目前的唯一辦法嗎？還是他們可以采取什麽相對來說比較明智的策略嗎？
施羅德：“閉上眼睛，硬挺過去”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挺住，不能半途而廢。另一方麵，企業應當向公眾宣傳中國在人權方麵取得的進步，而且要在這一問題上加強公關，采取主動。沒有人會指責阿迪達斯和大眾在中國侵犯人權，但他們的公關部門應當主動談及這一話題，而不要給人疲於應付的感覺。
德國之聲：如果我們說讚助商的形象受到損害，那這具體指的是什麽呢？難道說某位消費者本來打算買輛高爾夫轎車，但因不滿於大眾讚助北京奧運會，他就轉而買另一家公司的汽車嗎？
施羅德：這對讚助商來說當然是一種最可怕的局麵。但目前還根本沒有這樣的跡象。個別情況總會出現。比如在德國自行車賽中的興奮劑醜聞曝光時，有人因德國電訊公司讚助自行車隊而將其手機退回。但這隻是極個別的例子。可能受到影響的是某個品牌的聲譽，比如某家公司現在如何對危機情況做出反應。但我不相信消費者會抵製阿迪達斯的產品，轉而買耐克品牌，或是改變原來買大眾汽車的計劃，這種情況不大會出現。
費斯佩爾：體育不能受政治示威左右 2008.05.06
周一晚上，德國科隆著名的“德爾布呂克論壇”舉辦有關人權和奧運會的討論會。討論會給人的總體感覺是：此間公眾開始反思：我們是否在強調人權為普世價值的同時忽視了中國近二、三十年的巨大進步？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在討論會之後采訪了德國奧委會總幹事費斯佩爾。周二，費斯佩爾還對德國總統和總理不參加奧運開幕式提出了批評。
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有德國奧林匹克體育聯合會總幹事米夏埃爾.費斯佩爾、德國聯邦議院德中議員小組主席普福魯格、德國公法電視台負責報導奧運會的巴爾考斯基和宣布抵製奧運會開幕式的擊劍隊員杜布利策。討論會體現了與前一段時間不同的氣氛。就連發言的大赦國際代表也指出中國在人權方麵有進步。
周二，費斯佩爾還對萊茵郵報批評了默克爾總理和克勒總統不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的行為，默克爾女士和克勒先生一定仔細斟酌過這件事。如果我們的運動員能得到他們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現場加油，他們一定會很高興的。下麵是周一的采訪內容。
德國之聲：距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三個月，在經過了有關西藏、人權和是否抵製的種種辯論之後，您對奧運會還有一種欣喜的期待嗎？
費斯佩爾：當然了。這次的奧運會與眾不同，這也與我們現在經曆的種種討論有關。但奧運會也是盛大的體育節日，來自205個國家的年輕人將歡聚一堂。所以我非常高興。
德國之聲：國際奧委會不久將就奧運憲章第51條3款作出新的闡釋。該條款已有50多年的曆史，內容是禁止政治、宗教或種族的示威。您認為如何對此作出合時宜的解釋呢？
費斯佩爾：當時作出這一規定的背景是：體育不能受到政治示威或討論的左右。如果我們允許將政治帶到賽場上，那麽很快就會有人在賽場上用各種方式或者維護科索沃的自由，或者反對科索沃的獨立，也會有人為以色列的利益呼籲，而另外的人則站在巴勒斯坦一邊。這不是體育的利益所在。在其他的體育賽事上也是一樣。比如世界杯足球賽，或是德甲聯賽，或是田徑賽，都不允許在賽場上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這是任何國內、國際比賽的常規。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證運動員的言論自由。運動員享有言論自由，他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在比賽之外表達自己的意見。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在賽場之外？
費斯佩爾：當然也包括所謂的mixed zones，也就是說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們當然可以就中國的狀況表態。
德國之聲：但如果一名運動員獲得金牌之後，在賽場上接受采訪。他是否可以回答政治性的問題呢？
費斯佩爾：他可以這樣做。但是如果一名記者在運動員獲得他運動生涯最輝煌成績的一刻去問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是不是合適我表示懷疑。
德國之聲：一些運動員在目前有關中國的辯論中，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德國奧林匹克體育聯合會應當對此負責嗎？
費斯佩爾：不。我們沒有讓運動員單獨麵對這些問題。我們將組織相關的討論，請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聯邦政府人權專員，還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專家為我們提供必要的信息。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說，成熟的運動員應當自己去了解情況，並做出獨立的判斷。您認為要求運動員在訓練之餘去了解西藏的曆史、現狀，不是有些過分嗎？
費斯佩爾：我覺得不過分。我們的奧運代表團包括450多人。他們是德國社會的折射。他們當中有熱衷政治話題的，也有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的。我們的任務是既保護那些願意發表政治意見的運動員，也保護那些不願意表態的運動員。而不作政治表態，並不意味著讚成侵犯人權的做法。
德國之聲：到目前為止，已有兩名運動員明確表示，將不參加開幕式。媒體對她們大加讚揚。這不是對那些不願參與政治的運動員造成了一種壓力嗎？
費斯佩爾：出於團隊的利益，我會抵製這樣的壓力。以往的奧運會開幕式也不是所有運動員都參加。有的運動員在開幕式之後很快就有比賽。參加開幕式也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作為德國奧運代表團，我們將出席開幕式。但我們不逼著每一名運動員都到場。
德國之聲：您提出了德國奧委會的三個目標：在體育成績上超過2004年雅典奧運會，而且這個成績是不靠興奮劑和不正當手段獲得的，第三個目標是運動員應當作德國的有尊嚴的代表。您能說說這是什麽意思嗎？是否也包括他們應當出席開幕式呢？
費斯佩爾：在我看來，一個奧運代表團既然參加奧運會，就應當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這是奧運會的組成部分。有尊嚴的代表是指運動員在國外的舉止應體現我們的文化和文明。同時也表明我們是生活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
德國之聲：第29屆奧運會將以什麽樣的運動會被載入史冊，您敢於做出一個預測嗎？是有史以來組織最好的奧運會還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奧運會？
費斯佩爾：一般來說，一屆奧運會如何被載入史冊，我們事後才會知道。我可以肯定，人權會是奧運會期間的一個話題，但我希望這不是唯一的話題。
澤林談西藏危機:西方不能再幫倒忙 2008.04.20
澤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國“經濟周刊”駐北京記者，已在中國生活15年。2005年他發表的“中國密碼”一書曾引起轟動，剛剛出版的“中國震驚”分析中國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動，駁斥有關中國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論點。他對中國的看法區別於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國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國”係列活動中與澤林同台討論之後，就目前的熱點話題西藏采訪了他。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是為中國辯護，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體的青睞呢？
澤林：不能這麽說。因為媒體畢竟希望聽到兩種聲音。此間對西藏事件的報導有一點讓我擔憂，那就是我們沒有去問藏人的處境是否因為那裏發生的一切而好轉，示威者是否達到了使藏人擁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們不能一味指責中國政府。我們也必須看到另一麵，那就是達賴喇嘛不斷試圖搞政治活動，盡管他知道這不會有任何結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減壓，甚至火上澆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議的年輕藏人，他們更讓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鬧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此間某些政治家火上澆油，他們不是也因為輿論造成的壓力嗎？為什麽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如此一邊倒呢？
澤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輿論過去是中國熱，現在則對中國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國過於強大，會影響到這裏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發生後，西方媒體出現過分的反應，不能說幸災樂禍，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為這一事件表明，中國政府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另外一個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對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國之聲：此間媒體認為，造成藏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您也這樣看嗎？
澤林：當然中國的同化政策應當批評，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剛才已經提到那些鬧事的藏族青年，他們點燃了漢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府會晤達賴喇嘛，喚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現在又無法滿足這樣的期待；還有達賴喇嘛，他仍然是一個流亡政府的領導人，他雖然聲稱並不主張西藏獨立，但他的行為是激化，而不是緩和局勢。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處境惡化，而不是好轉。這是很悲哀的。我隻能呼籲各方回複理性。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嗎？
澤林：當然，對話總是有益的。隻有接近，才會產生變化。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達賴喇嘛必須停止政治活動。他必須向世人證明，他隻是宗教領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有那麽多少數民族，但隻有兩個民族與政府之間存在衝突。而這兩個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離是西方曆史發展的成果之一，我對此深感驕傲。
德國之聲：您敢於預言目前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輿論戰如何收場嗎？
澤林：我想目前什麽也不會發生。衝突已經爆發，現在得等奧運會過去，中國共產黨內讚成與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實現其主張時，衝突才會緩解。目前是強硬派占上風，他們認為西方利用西藏來分裂中國。我還記得去年默克爾會晤達賴使中國領導層中的溫和派感到震驚，而強硬派則得意洋洋，因為這一會晤使他們有理由認為他們對西方的指責是正確的。這是德國輿論、西方輿論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問題，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不知道怎麽做能夠得到好的結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為了得到本國民眾和輿論的喝彩，往往讓外交服務於內政，不惜為此付出外交失誤和國際合作受損的代價。
德國之聲：照這樣說，德國政治家應當放棄其價值觀外交嗎？
澤林：如果我們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須始終如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用同樣的標準。如果去中國訪問，批評那裏的人權狀況；之後去印度，對那裏十倍於中國的貧困、五、六倍於中國的文盲率隻字不提；再之後去機場迎接沙特國王，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疑問，為什麽我們以不同的標準評價不同的國家，對中國人一套標準，對印度人一套標準，對沙特人又是一套標準。這樣一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價值就顯得不那麽有說服力了。迄今，西方對價值觀有闡釋的權力，特別是在殖民時期，我們說對就是對，我們說錯就是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學習做出妥協，我們要正確估計自己所處的位置。目前我們占人類少數的西方國家仍處於一種極為優越的地位，但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了。
德國之聲：迄今中國的精英對美國和歐洲區別對待，認為美國談人權是虛偽，歐洲談人權是真誠的。這一次歐洲是否辜負了這一信任呢？
澤林：這樣說可能有些重，但我們的說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剛才所說的，我們的行動要有說服力。我們與中國展開人權對話，其中專門有一個死刑委員會，談我們對死刑的看法，但我們為什麽不同美國進行這樣的對話。這樣，我們就給人把柄。過去這無所謂，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現在時代變了，其他國家對世界如何發展有不同於我們的設想，而且這樣的設想還在世界範圍內有推廣的趨勢。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中國改革派目前的處境艱難，您認為西藏事件會使中國的改革進程出現倒退嗎？
澤林：不會，我們不應過高估計西藏動亂產生的影響。改革派確實受到了衝擊，但他們不會從此一蹶不振。一個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國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對外開放。我在中國生活了15年。在這15年裏，中國領導層做決議的時候可以說越來越民主。更謹慎地說，越來越大的一個群體參與決策。胡溫的主要任務是在各種利益團體之間搞好平衡，做出妥協。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已經終結。這是一個積極的發展。我們能做的是給與政府中我們認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讓他們有更好的論據。而不是像現在關於西藏問題的報導中，給他們幫倒忙。西藏事件爆發之後，我們有關抵製奧運的討論，對聖火傳遞的幹擾，這一切不會使中國政府讓步。中國政府隻有在改革派擁有充足論據、同時又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才會做出讓步。這是我們所不理解的。國際間的問題很複雜，而且這個世界並非善惡分明，我們在發表政治言論的時候應當考慮這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隻表示憤慨，站在我們認為是好人的一邊，之後認為上帝會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熱”變成“中國恐懼熱” 2008.04.17
西藏事件爆發以來，德國媒體充斥對中國的負麵報導，並引發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周末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將再度會晤達賴喇嘛，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采訪了德國外交協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請他分析德中關係是否因雙方情緒化的辯論受到了影響。
德國之聲：桑德施耐德教授，最近讀德國的報紙，看聯邦議院有關西藏問題的辯論，或是電視中的政治討論節目，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完全是德國人眼中的“敵人”了。
桑德施耐德：您說得不錯，目前在德國講中國的好話不太容易，也沒有人願意聽。我願意提一些積極的變化，比如中國從今年年初開始推行的勞動法。目前沒有人對這類的話題感興趣。來自西藏的畫麵，達賴喇嘛的講話占據了媒體，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德國媒體這一次的片麵報導。這和中國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的媒體尋求轟動性新聞，有關抵製奧運會的討論或是西藏的報導目前能夠產生這種轟動效應。這毒化了整個辯論的氣氛，使有關中國的討論喪失了就事論事的原則。而考慮到德中關係的重要性，這樣的情緒化是很不應該的。
德國之聲：很多中國人認為，造成這一局麵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西方不願意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您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桑德施耐德：我認為，西方不願意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很願意每隔四年經曆一次令人愉快、激動人心的體育賽事。但奧運會早已成為一樁政治事件。您提到，在西方，有關中國的辯論發生了變化，的確如此。中國政府也對此做出了反應，在語言上，由原先的中國“崛起”改成了“和平發展”的說法。七年前，中國獲得奧運會舉辦權時，我們正處在“中國熱”的階段，那種狂熱也是過度的。那時候，中國什麽都好，中國市場的迅猛增長為我們的企業提供了商機。如今我們認識到，中國也是競爭者，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於是，相關討論中，對中國的恐懼又成為了主旋律，這種恐懼就如同當年的狂熱一樣過度。我希望鍾擺能恢複到正常的位置，讓我們重新以冷靜、實事求是的方式對待中國。
德國之聲：在奧運會前能實現嗎？
桑德施耐德：很遺憾，恐怕不能。首先，西藏流亡組織會采取公開的行動引起人們對一些問題的注意。從過去數周的情況來看，很可能一直到奧運結束，我們都會陷入一場困難的辯論之中。但到那之後，我們也到了重新審視這一切的時候。
德國之聲：您提到西藏流亡人士，您認為達賴喇嘛對他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影響力？
桑德施耐德：我對此有點懷疑。在西方，達賴喇嘛享有很高的聲望，是位友好的、微笑著的老先生，受到廣泛的讚譽。而在不久前，他不得不以辭去世俗職務相威脅，以阻止西藏的街道上再發生暴力事件。而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反對中國政府的抗議活動也並非完全非暴力的，由此，西藏流亡政府的清白也受到損害。我個人因此產生了一些疑慮：達賴喇嘛是否還代表著以自我克製為特征的西藏流亡運動。我懷疑，在西藏流亡運動內部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政治利益，都在日益爭取自己的發言權。達賴喇嘛或許仍是流亡藏人的代表，但也僅此而已。
德國之聲：上周末，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願意再次與達賴喇嘛會晤，但並沒有提到任何具體日期。默克爾此舉是否是無謂的火上澆油？
桑德施奈德：這麽長時間以來，默克爾總理一直對西藏局勢保持沉默，隻在早些時候做過表態。假如她現在說，再也不會與達賴喇嘛會晤，那就等於承認去年與達賴喇嘛會晤並不完全正確。在德國，這也是政治上丟麵子的事情，默克爾肯定會盡量避免。目前她並沒有與達賴喇嘛會晤的具體計劃。至於她所表達的意願，我認為不必過於當真。倘若真的確定了具體的會晤日期，那就必須考慮到這勢必再次給德中關係帶來困難，而且會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就此，我還是充滿希望的相信，默克爾總理會反複斟酌的。
德國之聲：但她為什麽現在宣布了這種意願，她也可以繼續保持沉默啊？
桑德施奈德：作為德國總理，她不可能始終保持沉默。每次接受媒體采訪時，她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除此之外，還需補充一點：默克爾對待中國的基本態度與其三位前任——施密特、科爾和施羅德相比，有所不同。我個人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變化。默克爾從人權的角度看問題，依我看來，這種角度未必更恰當。這也引導著她的政策，並成為她執政風格的一部分。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他現在也介入了西方有關中國的辯論。他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他特別感到氣憤的是某些美國政治家狂妄地認為，他們以及他們的盟友有責任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傳播到全世界。您認為默克爾女士也受到了這種狂妄的感染嗎？
桑德施耐德：她確實給人這種印象。我想強調的是，赫爾穆特-施密特每到這種時候站出來說話的時候，都表現出他是一名睿智的分析家。他說的完全正確。我總愛引用他的一句話：“西方的自以為真是貽害無窮”。默克爾與布什的密切合作給德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一些很有疑問的因素。她有朝一日必須認識到，西方製定遊戲規則、全世界都得遵守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她現在離這一認識還有差距。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她外交政策的誤差。
德國之聲：歐洲議會上周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和默克爾再度會晤達賴的宣布引起了中國高層的強烈反彈。西藏問題已經給德中關係或歐中關係造成了多大的負麵影響呢？
桑德施耐德：德中關係和歐中關係已經受到影響，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德國議會過去也作過西藏決議，歐洲議會通過這樣的決議也不是第一次。歐洲議會不直接負責外交，所有它可以通過這樣充滿漂亮話的決議。當然這樣的決議會破壞氣氛，甚至毒化氣氛。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中國與德國和歐洲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在這樣艱難的時刻，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不要使局勢激化。
德國之聲：您不認為西方政治家在這一時刻負有特別的責任，使中國的改革進程不致出現倒退嗎？
桑德施耐德：當然是這樣。請讓我這樣描述西方所處的尷尬境地：我們西方當然希望中國的政治發生某些變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我們當然也希望西藏的局勢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麵，我們同樣希望中國保持穩定和行動能力。中國是我們全球一體化框架下的重要夥伴。因此，我們呼籲雙方的政治家，不要做任何激化局勢的事情。那些不假思索、說話過激的政治家會毒化氣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過去幾周聽到的一些德國政治家的公開言論完全是於事無補的。
馬英九：要作和平製造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 2008.03.23
台灣新當選總統馬英九周日上午在台北青少年娛樂中心舉辦當選後的首次國際記者招待會，回答了來自各國記者的提問。大家最為關注的仍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未來關係，此外還涉及台灣與亞洲周邊國家的關係。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從台北發來如下報道：
馬英九上午10時準時與蕭萬長共同步入會場。他身著西裝，精神飽滿，選戰衝刺階段的疲憊已經無影無蹤。
記者首先關心與選舉同時舉行的兩項公投都沒有通過，會不會給世人造成印象，台灣民眾並不支持加入聯合國，馬英九是否打算再舉辦一次公投來糾正這種印象。馬英九說：根據公投法，一項公投不能在三年之內重複舉行。返回聯合國是大多數台灣民眾的願望。這一次的經驗告訴我們，你想做一件正確的事情，應當用正確的方式。如果方式不正確，你不隻會失敗，而且還要惹很多麻煩。
談到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馬英九說，大陸是對台灣的威脅，但大陸也給台灣帶來機會，所以，他的任務是，使威脅最小化，使機會最大化。在經貿往來方麵，他將尋求與大陸關係的正常化，向大陸開放，讓更多大陸人來台灣觀光，為台灣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還不隻包括經貿內容：我將與大陸談三項內容：第一與大陸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第二與大陸談判簽署和平協定，包括采取軍事信任措施，避免衝突發生；第三，我們將與大陸談台灣的國際空間。
在一中原則的問題上，馬英九重複他一貫的立場：台灣的憲法也是一中憲法，所以一中原則不是問題，但是，我們對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釋。1992年我們和大陸在香港達成共識：雙方都接受一中原則，但可以各自表述。
馬英九說他最近沒有訪問中國大陸的計劃，他將首先做改善兩岸關係的實事，比如直航。當香港記者問及他是否想訪問香港時，馬英九的回答引起記者們的一片笑聲：各位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但確切地說，我是台灣製造的，我母親去香港的時候，已經懷了孕。1997年之後，我曾經去過香港三次。2005年香港拒絕給我簽證，讓我感到很難過。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再去訪問我的出生地。
當問及台灣與亞洲周邊國家關係時，馬英九說：我至少在四年前就說過，我們想成為區域經濟融合的一部分。2003年我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就曾明確表示，我們希望看到十加四，也就是在東盟加中國、日本、韓國的同時，再加上第四個：台灣。對我們來說，中國大陸是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第二，東盟第四。因此實現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最惠關係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當然這裏有政治困難。我們可以一步一步來。首先與大陸，在旅遊及其他方麵都還存在問題，人民幣和台幣還不能自由兌換。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改變。
馬英九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再強調：在世界上，我們要作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在區域的層麵，我們要作和平製造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
中國與歐洲爭搶非洲大陸 2007.12.28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對能源的需求猛增，大批中國商品需要海外的銷售市場。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重新發現了非洲，並逐漸與非洲昔日的宗主國歐洲主要國家產生競爭。更令歐洲擔心的是，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對所謂的“中國模式”大感興趣，同時在發展援助方麵也更願意與中國合作。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與歐洲在非洲大陸上能否實現競爭中的合作，已成為中歐戰略夥伴關係是否擁有實質性內容的試金石。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就此話題采訪了萊比錫大學非洲研究所的赫爾穆特-阿舍教授。
德國之聲：12月初的裏斯本歐非峰會某種程度上是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召開的。在與中國的競爭當中，歐洲如果不想在非洲大陸完全喪失影響力，就必須采取行動。歐非峰會是否找到了應對中國挑戰的答案呢？
赫爾穆特-阿舍：坦白地說，最多隻是部分找到了答案。歐盟決定與非洲國家一起製定合作的戰略，這是一個正確的開端。這比中國所做的要多。但在峰會上很有爭議的經濟夥伴協定卻徹底地失敗了。因此我說峰會隻是部分找到了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還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說法。
德國之聲：您為什麽說歐洲比中國所做的要多呢？中國在非洲不是非常活躍嗎？
赫爾穆特-阿舍：中國人確實非常活躍。中國的活動範圍也很廣，從貿易、投資、發展援助到移民，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與中國相比。但中國在非洲的活動不是基於一項共同戰略。中國沒有與非洲國家共同考慮，什麽對非洲人民、對非洲貧窮的階層是最好的。
德國之聲：從非洲地緣戰略的角度，歐洲與中國是對手嗎？
赫爾穆特-阿舍：當然了，而且不是一般級別的。我們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緣政治層麵上一種新式的多極秩序。整個格局在發生變化。西方或是歐洲不能再指望回到過去的歐洲與非洲的兩極世界。中國及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已是非洲大陸完全獨立的夥伴。而且坦白地說，我們的非洲夥伴非常享受這種夥伴多元化的局麵。
德國之聲：中國和歐洲爭奪非洲的能源和市場，還在社會發展模式和發展援助模式方麵彼此構成競爭。中國的發展援助是無條件的，而歐洲則以良政和改善人權為前提條件。從長遠來說，哪一種發展援助模式更具優勢呢？
赫爾穆特-阿舍：不用從長遠來說，就是從短期來說，西方的發展援助模式也是更好的。我們不能因上麵提到的多邊局麵，放棄我們在民主和人權方麵的要求，或是對該批評的事情緘口不語。因此，默克爾總理在裏斯本峰會上批評津巴布韋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西方模式值得批評的地方是附加太多的經濟條件，特別是與中國相比。在這一點上，歐洲的做法是非常不策略的。
德國之聲：您指的是歐盟要求非洲國家實現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更多地開放市場嗎？
赫爾穆特-阿舍：正是這樣。歐盟委員會和其他西方夥伴國家以經濟夥伴協定的方式要求非洲不惜一切代價開放市場的做法是非常短視的。而中國則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靈活，對非洲來說是很容易相處的夥伴。這是歐盟的失策。
德國之聲：非洲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對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嗎？具體來說就是政治精英歡迎中國，因為中國使他們不再依賴西方，而普通百姓卻越來越感受到中國投資的負麵影響嗎？
赫爾穆特-阿舍：就我們的分析，對中國活躍於非洲的矛盾感受貫穿非洲各階層。這對於西方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非洲，隻有極少數的利益代表和政治家對中國的非洲攻勢表示毫無保留的歡迎，認為有了中國，我們就可以完全拋開西方。幾乎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中國在非洲的活動無論從經濟、生態還是政治層麵上，都有其消極的一麵。如果西方對此做出聰明的反應，那麽它會重新贏得非洲的信任。
德國之聲：在2006年的中歐峰會上，非洲就已經是一個話題。您認為有可能實現中、歐、非的三方合作嗎？
赫爾穆特-阿舍：在項目層麵和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的。歐盟及德國聯邦政府都應當繼續走這條道路。比如前不久德國環境部和中國相關夥伴達成協議，共同關心非洲林業的環境問題。中國方麵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靈活性。我們隻是不能指望將中國納入西方的發展援助體係，中國也不可能這樣做。
德國之聲：如果中歐在非洲問題上能夠實行合作，那麽會產生哪些協同效應？
赫爾穆特-阿舍：我認為，三方都會受益匪淺。我們歐洲人可以學習中國的靈活性，而中國則可以在尊重人權方麵采取更為堅定的立場，在蘇丹和津巴布韋問題上，中國已取得明顯的進步。中國人在非洲的活動越深入，地位越鞏固，他們就越會清楚地發現，非洲的哪些夥伴是值得信賴、可以與之打交道的，哪些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國之聲：如果說中歐在非洲問題上已經有合作的端倪，那麽此間媒體的報導不是遠遠落後於現實嗎？翻開德國的報紙，讀相關的評論，你會有這樣的印象：一邊是無情剝削非洲的中國新殖民者，一方麵是真正關心非洲的歐洲好人，而非洲人卻不領情。
赫爾穆特-阿舍：您說得完全正確。德國有關中國的報導，包括德國某些部長在中國問題上的表態是完全片麵的。中國在能源保障方麵是後來者，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仍然是世界工廠，這間接也給我們帶來了好處。因此，不能指責中國人在尋找能源時不擇手段。一味地攻擊中國是非常愚蠢的，因為它可能會阻塞合作的道路，而用更為理性的方式則可能推動合作。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
德國之聲：非洲如何從夥伴多樣化的局麵中獲益呢？
赫爾穆特-阿舍：非洲目前的經濟狀況是60年代以來最好的。非洲大陸正在經曆獨立以來最長的經濟連續增長期。從非洲總算傳來了好消息。衝突的數量也得到了控製。中國對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中國在非洲的活躍也有其消極麵，其廉價產品就已使非洲失去了一些工作崗位。非洲人必須自己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回應。從總體上來說，如果目前的發展趨勢得到穩固，非洲可以得到豐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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