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背後的女人 zt (圖)

帝國背後的女人

新世紀周刊：鄧文迪·默多克，帝國背後的女人

翻譯略有些生硬。
全文很長，如果你隻想看簡明版，你可以看百度百科關於鄧文迪的介紹，如果你不熟悉默多克，那他的傳媒帝國下屬的FOX台的《越獄》、《24小時》肯定是你熟悉的，此外他還統領著《泰晤士報》、《太陽報》等40%英國的報紙和澳洲2/3的報紙，國內的星空衛視也是他控股的，他的詳細經曆可以查看百度百科關於默多克的介紹。

另外可能是因為默多克的公關公司的壓力，國內不少網站撤去了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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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文迪幹杯!幹了!”

　　中國江蘇徐州，一個寒冷的晚上,8點,我們在海天假日賓館的香溢閣餐廳吃飯,氣氛愉快。賓館的名字有點奇怪,這個位於黃河以南500公裏、有著1000萬人口的工
業城市,並不是一個適合度假的地方。

　　我們提議為那件成功的“中國出口品”幹杯。那是一位出身普通的女孩,1968年12月生於山東,生下來的時候,父母給她起了一個帶有年代特點的名字——鄧文革。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名字改成了鄧文迪。後來,她把自己從一個中國的簡樸生活地,發射到一個巨大的家族企業中,這個家族的掌權者是當今世界最富有、最有權力的人之一。這位叫魯珀特·默多克的掌權者成了她的丈夫。她在30歲前完成了這個跨越。

　　鄧文迪這次以中國為起點的跨越更像是一次“大躍進”。她今年39歲,這個數字差不多是她丈夫年齡的一半。她同時也是兩個潛在繼承人的母親。對於一個擁有700億美元資產的、可能麵臨崩解的傳媒帝國而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默多克所代表的新聞集團的父權體係將走向何方?這個帝國正在就複雜曲折的繼承權問題進行著一場搏鬥。

　　這天是中國的“學習雷鋒日”,我在徐州與鄧文迪的老朋友和老師們共進晚餐,他們剛剛帶我在她的家鄉轉了轉。她的排球教練,王重生;她昔日最好的朋友,李紅;李紅的丈夫,一個地方警察;鄧文迪的高中班主任,早些時候和我一起喝過茶、聊過天。他們都是開朗、好客的人,我們很快成了朋友,細數著各種菜肴的精致程度——牛肉、雞肉、魚、海鮮,還有美味的餃子。長壽麵上來了,引發了新一輪的祝酒辭:“祝文迪長壽!文迪好運!”一旁的電視機裏在嗡嗡地說著什麽,但是沒有人留意,我們忙著為鄧文迪的健康暢飲。

　　“幹杯!為了文迪,幹了!”

　　備受爭議的蘇北人

　　鄧文迪在山東出生的時候,她未來的丈夫默多克正在收購倫敦的《世界新聞》。她是家中三個孩子裏最大的,後來全家搬到了徐州，她在那裏長大,算是蘇北人。“蘇北人”是個富有地方特色的詞匯,用來統稱強壯的、麵色紅潤的、來自中國江蘇北部的人,他們被認為是直率的、爽朗的、略帶粗笨的,蘇北人的形象在中國廣為人知,這個詞有一層含義是指他們不那麽受人歡迎。

　　鄧文迪的支持者和詆毀者們對她的評價各執一詞。事實上,在默多克的傳媒帝國內部,圍繞鄧文迪也分為這樣的兩大陣營。鄧文迪招來兩極分化的評價,“默多克和鄧文迪”網站上的250多個帖子印證了這一點,而這個網站就架設在默多克擁有的MySpace上。人們的疑問是,她真的愛他嗎,他對她呢?或者,他們的關係是由他們提供給對方的資源來定義的嗎?——她被他的金錢和權力誘惑?他被她的年輕擊敗?或者還有他那渴望進入中國傳媒市場的博大野心?進入這個市場的通道,曾經是他覬覦已久的。

　　很多人把鄧文迪看成中國的貝基·夏普(Becky 　Sharp,英國小說家薩克雷筆下的人物,是一位自信、堅強、個性十足、有著超人的情商、充滿智慧、頗有才氣的家庭女教師,被認為是善於鑽營、為了擠入上流社會不擇手段、貪戀虛榮的女版於連。),“鬼迷心竅”的默多克當然不會這樣認為,默多克通常冷漠、精明、在事業上有著敏銳的洞察力。比如,當安娜·尼可·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曾在1993年被《花花公子》評選為“年度女郎”,嫁給了89歲的石油大亨霍華德馬歇爾二世,一年後大亨去世,由此因4.74億美元的財產問題與大亨家屬把官司打到了美國最高法院。2007年2月8日,在美國佛羅裏達州一家賓館昏倒後死亡,終年39歲。)去世的時候,英國《私家偵探》雜誌發表了一張鄧文迪的照片,配文把她描繪成全副武裝、捕食男性的女人,標題是:“安娜·尼可·鄧(Anna Nicole Deng):這個慣耍陰謀的迷人女性,偷走了這個愚蠢的老男人的心,還有他全部的錢!”雖然有這樣的懷疑論調一直不絕如縷,但也有人認為,鄧文迪的到來,對新聞集團來說是最好不過了。她能使這個集團,也能使它日益衰老的、處在王權統治末期的掌權者,返老還童。鄧文迪的美國密友凱西·弗萊斯通(Kathy 　Freston)、維亞康姆(Viacom)公司前總裁雷石東(Tom Freston)的妻子說:“大家說自從認識文迪以後,魯珀特看起來比以前輕鬆、愉快了很多。看到她走進門的時候,他神情活躍;他們像是一個整體,是彼此的知己。”

　　一位新聞集團的經理級成員曾回憶起默多克和鄧文迪一起乘坐小飛機的某次旅程,他目睹了他倆用好萊塢的是是非非與閑言碎語和對方插科打諢,“就像他們都仔細讀過《人物》,並且很喜歡那本雜誌”。

　　鄧文迪小時候並不是位公主。從北京、香港到廣州、徐州,隨著探訪的深入,這個結論日益變得清晰。在北京,默多克花費500萬美元,為他倆買下了距紫禁城不遠的一處四合院;在香港,1996年,鄧文迪在默多克的Star TV實習,香港回歸前夕,她正在派對中穿梭;在徐州和廣州,她度過了儉樸的青少年時代。許多新聞集團內外的人並不了解中國。他們認為鄧文迪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網,有能力把中國13億消費者送到這個曾經在開拓中國市場方麵犯下無數錯誤、目前隻獲得緩慢進展的集團麵前。但是,在徐州,早年與鄧家十分熟悉的鄧文迪的高中班主任謝啟棟說,鄧文迪的爸爸隻是一個國家機械廠的中層幹部。“他是一個工程師,”謝老師記得,“在當時應該不是什麽大人物。”

　　如果說鄧文迪在中國很有名,那也隻是以一個有權勢的西方商人會說漢語的太太的身份為人關注。她扮演著默多克的準外交大使的角色,分發名片,上麵很簡單地寫著——“鄧文迪·默多克,新聞集團”。

　　在中國的新聞學院,學生們熱烈討論著默多克傳媒帝國的擴張。他們得出結論說,默多克的集團並不是中國人民想要的外國傳媒公司。一位曾經和鄧文迪工作過的前新聞集團中國區經理說：“她總以為自己知道這點,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她不在中國生活已經20年了。”這位經理在北京聽聞了人們對鄧文迪的漫罵之詞。“那幾乎是鄙視!”談到鄧文迪如何打入一些圈子,這位經理說:“這些對魯珀特來說,沒什麽價值可言。”“鄧文迪在她丈夫麵前曾被中國的高級人物公開蔑視過,隻是不懂漢語的魯珀特並不明白那些刺耳的評價。”

　　遺憾的是,鄧文迪拒絕接受我的采訪,懷有敵意的新聞集團甚至不肯透露她的簡曆,也不接受電子郵件提問。我急切地想要知道鄧文迪是否對自己的狀態保持清醒,就像人們麵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會“掐醒”自己。她是否相信在那麽短的時間內,在她身上發生了太多事情。對於一位江蘇機械師的女兒來說,這些變化過於顯著。“她很感激自己空降在一個罕見的人生境遇中,”她的美國密友凱西·弗萊斯通說,“她並沒有假裝她不是默多克太太,但是,她也沒有濫用它。”

　　徐州:老朋友很失望

　　鄧文迪在一幢六層樓房的三室一廳中長大。這些公寓建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從以培育乒乓球運動員而聞名的少華街小學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學,在學校期間,她是個處在中上遊位置的學生。學校的操場和花壇貼著許多標語,上麵寫著名人名言,她從中受到過啟發麽?或者,她是從徐州的曆史中學到了什麽?——史書記載,徐州是戰略重鎮,隻要控製住徐州,就能掌握其周圍的大片疆域。

　　鄧文迪的徐州老朋友們對她普遍感到失望。從1996年起,他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正是那一年,鄧文迪以實習生的身份加盟默多克的Star TV,3年以後,她嫁給了這個大老板。“如果見到她的話,我會向她抱怨。”鄧文迪從前最好的朋友李紅說,“她應該跟朋友保持聯係。”10年對老朋友來說又算什麽呢。李紅、王重生和謝啟棟在談起鄧文迪時感覺好像昨天剛剛見過她。“我們小學四年級就認識了,一直到高中,吃住都在一起,有時候還換衣服穿,”李紅說,“我們一起騎自行車去學校,一起訓練,晚上一起上自習。”她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文迪能夠這麽成功。我希望她能夠到中國來投資,讓我擔任些職務,默多克不是很想來中國投資嗎?”

　　李紅想要知道鄧文迪在紐約第五大道的生活,那座價值4400萬美元的三層公寓,俯視著紐約中央公園。李紅從當地報紙中搜集著每一篇關於鄧文迪的報道。“真是天壤之別!”她感歎到。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說法,形容鄧文迪的文革成長環境與她現在默多克太太身份之間的巨大差異,就像天和地的距離一樣。鄧文迪和她丈夫之間37歲的年齡差距並沒有讓李紅感到有什麽不妥。李紅說,據她所知,“默多克愛著她和她的孩子。愛沒有年齡界限,隻要那是愛”。

　　李紅想知道更多老朋友的新生活,於是我透露了一則軼聞,這是新聞集團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的:

　　鄧文迪的父母比他們的女婿還年輕許多,有一次去倫敦探望女兒,住在了這對夫婦的倫敦公寓裏。鄧文迪把公寓臨時改造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極簡主義樣式。鄧文迪對一些有文化象征含義的漂亮玩意兒著迷:日本的茶道、一盆優美的蘭花、一套精致的瓷器。一天,默多克從辦公室回來,沒有脫鞋就走進家門,結果被他的嶽母大人訓斥一番,因為進門脫鞋是一個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習慣。默多克當時笑了。聽罷這則故事,李紅也笑了,她說:“我明白,那是規矩。”

　　李紅十分健談、幽默,“文迪和我都很吸引人,”她說,“我們在街上騎自行車的時候,都有很高的回頭率。”我告訴她,文迪的兩個孩子不久前分別得到了她們的爸爸給予的新聞集團價值1億美元的股份。而李紅十幾歲大的女兒,則依靠當警察的爸爸每月200美元的工資生活。我問李紅,鄧文迪是否曾經提到過理想,比如長大後想成為醫生、律師,或者“下海”?“那個時候我們都很單純,沒有這樣的想法,”李紅回答道,“她曾說過想去美國,現在她實現了。她喜歡小孩,她說以後想要很多小孩。”

　　在排球教練王重生的記憶中,鄧文迪是個“文靜的女孩”。高中班主任謝啟棟還記得帶班的那一年,鄧文迪得追上落下的課程。“因為打排球,她落在很多同學的後麵,”他說。高三那年,謝老師鼓勵鄧文迪放棄體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考中去。“因為她身體好,可以開夜車到很晚,彌補落下的功課。”他說,“她有一種拚搏精神,因此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她非常聰明,惡補非常有效,最後她的高考分數上了重點線。”

　　在徐州生活的日子是艱辛的,鄧文迪的父母都是工程師,曾被下放到農村勞動。讀高中時,她的父親接到一紙調令,遠赴廣州人民機械廠工作,父母搬到了廣州,文迪則留守徐州,一個人生活。1988年,鄧文迪到美國之後,她父親出差到徐州,來拜訪班主任謝啟棟,不無自豪地說起女兒在洛杉磯租了一套房子,再把房子的一部分租給其他人,做起了二房東。“她還去挨家挨戶地推銷化妝品。替一位女士開車接送上下班,這樣她自己也就有車開了。”

　　謝老師很希望鄧文迪回家鄉看看。幾年前,為了幫助學校組織85周年的校慶,他通過一位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得到了鄧文迪的電子郵箱地址,希望邀請她回來參加校慶,但是沒有得到回音。

　　廣州：崇拜者說她很有心計

　　在鄧文迪呆過的廣州醫學院,人們對她的評價十分含混。醫學院的輔導員張珊莉有點不理解,為什麽鄧文迪不曾提及她在廣州醫學院呆過的這段時光,但是有過西方教育背景的廣州醫學院教授魏東海認識到了名人的拉動力。即便鄧文迪在主修兩年臨床醫學後,放棄了學業,他還是希望鄧文迪能回來參加學院50周年的院慶。他是否為有這樣的學生感到自豪呢?“鄧小姐隻在這裏呆了兩年還是三年的時間,她隻是一個普通的學生。”魏教授回答說,“我們曾經想要聯係她,但是找不到一個電話號碼。”於是,我給了他新聞集團紐約辦公室的聯係方式。

　　當他們聽說鄧文迪經常到北京為丈夫的公司出公差、默多克還在北京買了房子時,感到十分驚訝。“她有孩子麽?”張珊莉問,“男孩還是女孩?”“兩個女孩,”我告訴她,“5歲的葛瑞絲(Grace)和3歲的克洛伊(Chloe)。”拿每月1000美元左右主任級別工資的魏教授,消息要靈通很多。他談到了鄧文迪的孩子們從父親那裏分別得到1億美元股份的事:“這很令人驚奇,不是麽?”

　　在廣州市中心的星巴克,我和杜小鵬見了麵,他的辦公室就在不遠的拐角處。這個城市承載著行色匆匆的人流和車輛,閃爍的霓虹混雜在毛毛細雨中,給這個夜晚披上了電影《銀翼殺手》的氛圍。杜小鵬,33歲,一個不修邊幅的人——藍黑色的防水羽絨衣,戴眼鏡,幾塊錢人民幣就可以搞定的布丁碗式的發型。杜小鵬是鄧文迪中文網的站長。

　　杜小鵬說起他在中國媒體上看到有關默多克的一篇文章,被這對情侶巨大的年齡差距所震驚,而國內關於這對夫妻的消息非常匱乏,他決定為此做些什麽。2005年8月,他注冊了wendideng.com的域名,並開始上傳內容。無論是在英語世界還是漢語世界,它都稱得上是鄧文迪資訊最全麵的網站。

　　這個網站包括blog和論壇。有人留言說:“鄧文迪是我的偶像!我的夢想就是進入政界。我現在才14歲,但我肯定會成功的!”一位叫bbas的網友發帖說:“如果每個有‘準備’的女孩都執意在本來不該她出席的高層會議上盛裝登場,還‘不慎’令那老頭的衣襟沾上紅酒,這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隻怕Mr. Right 先生要洗紅酒浴了哦!”杜小鵬說他刪除了一些更有攻擊性的帖子。

　　“我不是很確定文迪看過。”他幾乎有些害羞地說。這個網站的大部分訪客來自中國,也有一些訪客來自美國。他說新聞集團從沒有人找過他要買下這個域名,他不認為用鄧文迪的名字注冊域名違反了什麽法律。

　　我問杜小鵬,如果有一天新聞集團的律師走進他的辦公室,想要買下這個域名,他是否會接受。“我可以送給他們,”他說,“我可以免費給他們,做個人情。長遠來看,我可能會從默多克那裏得到些好處。”杜小鵬還擁有另外一個域名dengwendi.com,運作著一模一樣的內容。這蘊涵著一個傳媒大亨很容易理解的商業動機,也許新聞集團應該雇傭他。

　　或者不是這樣?杜小鵬試圖在網站上刊登廣告,但並不怎麽成功。“從鄧文迪這裏我賺不到什麽錢。”他堅持說。杜小鵬表示對她充滿“敬畏”,並知道很多關於她的生活細節,大部分他都貼到網上去了。“相比於普通的中國女人,她很善於為自己創造機會,”他說,“但是我不喜歡她。”他說自己的妻子並不是文迪的粉絲。“我太太覺得她很有‘心機’。”他說,這是一個尖銳略微有點貶損意味的中國詞匯。

　　“默多克身邊不會缺美女,但我不覺得鄧文迪很漂亮,”杜小鵬說,“她定下一個目標,然後通過一切手段達到那個目標。很多人說她非常有抱負,想要接管默多克的生意。我認為她應該保持低調。畢竟,她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之外,她代表著中國人的形象。”

　　19歲，從廣州飛到洛杉磯

　　2000年11月2日,魯珀特·默多克在豪華遊艇上(這個遊艇原本是默多克為他和前妻安娜 　(Anna) 　的退休生活準備的)迎娶鄧文迪的16個月之後,《華爾街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標題為“相遇鄧文迪”的文章。文章報道了鄧文迪1988年2月到美國留學的過程,怎樣在廣州遇到對她來說意義非凡的切利一家,切利是如何幫助當時還不到20歲的鄧文迪遠渡重洋的。
　　傑克·切利(Jake Cherry)當時50歲,是廣州一家中美合資企業的技術員。通過翻譯,切利認識了這個熱切渴望提高英語的醫學院女孩。妻子喬伊斯·切利(Joyce 　Cherry),當時42歲,帶著兩個孩子先回了他們在洛杉磯的家。傑克則留在廣州繼續工作。此前,一直是她輔導鄧文迪學習英語。

　　回到美國不久,傑克給妻子打電話說,鄧文迪想要去美國念書。喬伊斯以她的名義,幫助鄧文迪申請了地方大學。切利一家協助她拿到了學生簽證,並讓她和他們一起生活。隻有19歲的鄧文迪和切利家的孩子共用一張床的上下鋪。那時,默多克正在歐洲推出Star TV,那是一筆幾乎讓新聞集團瀕臨破產的生意。而此時的鄧文迪,無論地點,還是詞義,都變成了一個“山穀女孩”(“山穀女駭”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一種說法,專門用來形容從洛杉磯聖費爾南多山穀來的女孩身上特有的都市文化)。她想去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學習經濟學。

　　但是,鄧文迪到美國後,“喬伊斯越來越懷疑鄧小姐和自己丈夫之間的關係”,《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她發現了傑克在廣州的賓館房間裏給鄧文迪拍的“賣弄風情”的照片。傑克回美國後,愈發“沉迷於”鄧文迪,鄧文迪則“開始操心他的飲食和穿著”。兩人的關係日漸曖昧。喬伊斯終於把他們趕出了家,兩人隨即搬進附近的一個公寓裏。

　　傑克·切利和鄧文迪在1990年2月結婚,那是在鄧文迪到達美國兩年之後。結婚四個月後,傑克希望鄧文迪離開自己,因為他發現她同時在和一個二十幾歲的美國小夥子頻繁見麵,那人名叫大衛·沃爾夫(David 　Wolf)。1992年,傑克與鄧文迪最終離婚了,這段婚姻維持了兩年零七個月。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這段婚姻比鄧文迪獲得美國綠卡需要的時間僅僅多出7個月。而傑克和鄧文迪實質夫妻生活“頂多隻有四到五個月”。“她告訴我,對她來說,我就像她的父親,這難道不是愛嗎,除了這個還會是別的嗎?”

　　傑克·切利說,“我曾經愛那個女孩。”

　　《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讓默多克感到震驚。“他連其中一半的事都不知道。”《華爾街日報》報道組的一位記者說,“她顯然沒有告訴過他這些。沒有人起 訴我們,因為那些都是真實的。”

　　文章見報不久,《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參加在洛杉磯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默多克正在台上發表演講。這位記者當時的任務是報道電影工業的新聞,采訪擁有福克斯製片公司的默多克,這個縱橫好萊塢的大玩家,總是表現出對記者來者不拒的樣子,但這次卻截然不同。“我從來沒有見過臉色這麽蒼白的男人,”這位記者說,“他看見我們時,真的是臉色煞白,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了。”

　　切利的家依偎在加州洛杉磯聖蓋博山山腳。房子有點小,它是一個由護牆板建成的整潔住所,俯視著山穀間升騰的濃霧。我想象著1988年的鄧文迪精神抖擻地走下飛機,為眼前的景象感到驚訝:中產階級的全套消費品、由白色尖柵欄和整潔的草坪圍起來的私家別墅、讓人迷失的高速公路、無處不在的遊泳池、環形大型購物中心、電影城、快餐食品連鎖店、停車場……

　　妻子喬伊斯不在家,她現在叫喬伊斯·辛頓(Joyce Hinton)。現年24歲的女兒克裏斯汀 (Kristen)

　　正和朋友在一起玩。1988年,鄧文迪是和克裏斯汀共用一張床的上下鋪的。“我當時還小,才5歲,”她說,“我後來才搞清楚她是什麽樣的人。”

　　克裏斯汀轉向朋友,“我父親和她結婚,為的是幫助她呆在這個國家。”

　　我打通了喬伊斯·辛頓的電話。她聽起來很健談,十分親切,不是那種無故取笑別人的人。她不願意和我見麵,談及那段對她和孩子來說“非常艱難的時光”時,喬伊斯說:“我不想因為鄧文迪而獲得15分鍾的名氣,”她解釋說,“我都已經告訴過《華爾街日報》了。”喬伊斯確認2000年《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細節真實無誤。她補充說,那個把鄧文迪介紹給他們的廣州翻譯,宣(音譯)先生,後來為此事向她道過歉。“鄧有目標,然後實現了。”辛頓這樣說鄧文迪。“她真的滿足了嗎?她算是完成她的目標了。”

　　鄧文迪在紐約的一位朋友則為她的行為進行了辯護。“你能想象那是怎樣的情形嗎,她是在一點也不了解美國文化的情況到這兒來的。即便她犯了一些錯誤,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認為她本質邪惡。她隻是在缺乏自我意識的時候,產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雄心。她去了加州,她需要向社會上層攀爬,以便盡快擺脫她剛到這裏時的尷尬處境。”

　　凱西·弗萊斯通把自己描述成“有名的勵誌作家和精神谘詢師”。她第一次見到鄧文迪是在2002年的一個媒體野餐會上。提及切利一家的事,凱西說鄧文迪“沒有談過她在洛杉磯時的詳細生活,隻說過剛到美國時的興奮心情,碰到的新鮮事物,還有進入美國大學的新奇與挑戰”。

　　為李寧工作

　　李寧是中國的著名運動員,他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摘得三枚體操金牌。他利用自己的名氣創建了李寧牌運動服飾、運動飲料以及遍布全國的連鎖商店。現在他是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是鄧文迪的朋友。

　　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取得成功後,李寧在加州的查茨沃斯(Chatsworth)創辦了國際體操學會,毗鄰加州州立大學北嶺(Northbridge)分校,當時鄧文迪就讀於這家學校。鄧文迪在此進行訓練,並幫助李寧管理器材,當時李寧正忙於為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作宣傳。大學裏的輔導員們還記得鄧文迪在校園裏散發印有“北京2000”的宣傳單。與李寧一起工作的經曆為鄧文迪打開了另一扇門——李寧的影響力毋庸置疑。“每隔一段時間,她就會消失幾天,去紐約或其他地方,為從中國來的生意人做翻譯,”丹尼爾·布萊克(Daniel Blake)教授回憶說,“我猜想她可能是個善於鼓動的人,她給人的印象是她在中國有很好的關係網。”

　　清除了兩次婚姻(她還有另外一次婚姻)遺留的殘骸,鄧文迪開始挪進不同的圈子,為ESPN頻道做翻譯、推銷化妝品、試圖把李寧運動飲料引進到加州(後來沒有成功)。她在加州大學北嶺分校的學習也取得了成功。肯·切布曼教授記得她是“非常聰明的一群”學生中的一個。他的電腦中還儲存著鄧文迪的畢業照。“剛到這裏的時候,她的英語不怎麽樣,但她學得非常快。她做的不錯,幾乎是個全A的學生。”

　　切布曼補充說,鄧文迪有點兒不可捉摸,關於她的婚姻狀態,“有一些貌似偶然的掩飾”。

　　加州大學北嶺分校的另一位教授布萊克記得鄧文迪是個“穿著入時的現代女孩”。“她在課堂外並不害羞,但是在課堂內,你必須引導她,她才有所反應。但是你不用第二次告訴她該怎麽做。”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為了說明人口過剩的經濟學問題,她用了那副著名的圖片:一個裸體的、懷孕的、大腹便便的黛米·摩爾(Demi 　Moore)。結果全班嘩然。

　　1993年,鄧文迪畢業了,接下來的一年在李寧的國際體操學會的健身館全職工作。也許,那時她也正思量著未來的路該怎麽走。雖然加州大學北嶺分校有MBA項目,但鄧文迪瞄上了耶魯大學。“那是更好的一個牌子,我猜想。”布萊克教授補充道。她希望布萊克教授給她寫封推薦信,“實際上,我鼓勵她離開這裏,到處走走。”

　　1995年,鄧文迪離開加州去耶魯大學讀書,現有的資料無法得出結論她是否已經結束了在李寧公司的工作。1996年,鄧文迪回徐州探親,見朋友的時候,分發的還是李寧公司的名片。她正在耶魯大學學習,而常春藤大學的學費十分昂貴。一位新聞集團在中國的官員說,大衛·沃爾夫幫助了鄧文迪,他曾是鄧文迪的男友,當時正在學習漢語並管理李寧公司的業務。沃爾夫現在是北京一家公關公司的谘詢師,他沒有回應我的采訪要求。

　　她不是新聞集團的執行官

　　接到我提出采訪鄧文迪的郵件後,新聞集團的新聞發言人安德魯·布徹(AndrewButcher)似乎有些不安。他回應說:“天啊!你想用這封嚴肅的信把我嚇得屁滾尿流?請不要像對待公司宣傳人員那樣對待我。”他代表鄧文迪拒絕了我的要求。

　　“並沒有那麽廣泛的關於文迪的商業故事要講。她最近的興趣隻是在MySpace在中國開張的事情上。她並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員,沒有擔任執行官的角色,也沒有想要成為執行官。她最重要的角色是兩個可愛孩子的母親。”

　　照此說法,鄧文迪並沒有為新聞集團工作,我問布徹,我把這些關於她的問題發到哪裏去呢?“我會照看好你的所有問題的,”布徹回答道,“而且,我不會通過email回答問題。”

　　一個月以後,布徹發了一封不請自來的郵件給我。說他經過一番探聽,確信我隻是找了那些“有可能會說文迪壞話”的人進行采訪。他的郵件在我和鄧文迪的徐州老朋友們一起為文迪幹杯的夜晚抵達,而他們沒有說任何有關鄧文迪的壞話。

　　在香港Star TV實習

　　耶魯大學要求其MBA學生在學期間要有實習經曆,鄧文迪在香港的Star TV找到了實習的工作。這個亞洲的衛星電視頻道在1993年被新聞集團以絕對控股形式收購。在同一架飛機上,鄧文迪恰巧坐在Star TV當時的首席運營官布魯斯·丘吉爾(Bruce Churchill)身旁,兩個人開始交談。一個機智的中國大陸人,對於急切想要表現出對中國友好的西方傳媒公司來說,是多麽重要與稀罕,丘吉爾當即雇傭了她。

　　Star TV的同事記得鄧文迪來工作的第一個星期是在1996年5月,她開始在澳大利亞裔男經理們麵前展示自己。鄧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憶說:“她會輕盈地走進重要人物的辦公室,沒有任何預告,直接介紹自己說,‘你好,我是鄧文迪,我是實習生!’”這讓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她卻泰然自若。實際上,她做得越來越完美。“時間久了,我開始明白她的路數了。”這位同事說。

　　蓋瑞·戴維(Gary Davey),1993年到1999年在Star TV擔任首席執行官。在他的記憶中,鄧文迪“有一點兒笨拙,並不完全明白身處公司應當如何謹慎與優雅”,但她“讓人耳目一新,因為她無所畏懼,有著迷人的天然自信。她身上沒有那種我們遇到過的其他一些大陸人身上帶有的傲慢風度”。戴維回憶說,Star TV的香港雇員們,“對鄧文迪感到不舒服。一個聰明的大陸人,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是有些危險的”。

　　鄧文迪的到來激活了Star TV的香港辦公室。一位經理說起鄧文迪和同事羅伯特·布蘭德(Robert Bland)的相遇。布蘭德主管廣告,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總是抽著刺鼻的香煙、紮著馬尾辮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就在鄧文迪剛剛被介紹給布蘭德認識的頭一天,布蘭德路過文迪所在的辦公室。“這個實習生,突然從辦公室衝了出來,抓住了布蘭德油膩膩的辮子,在我們所有人的麵前,用力一拉,用她那尖利的嗓音說‘Hi, Robert!我是文迪!記得我嗎?我是那個實習生’,然後咯咯地發出孩子般的笑聲,布蘭德回過頭,帶著那種‘不相信居然有人對我這麽做’的表情,咧嘴笑了,然後,自己就被融化了。那天,我們大家都知道了鄧文迪是怎樣的人。”

　　很快,鄧文迪結束了在Star TV的實習,回耶魯大學繼續讀書。蓋瑞·戴維回憶說,當時,辦公室裏的人都以為那是最後一次見她,但是沒想到,幾個月以後,她又出現了。1997年,正值香港回歸中國,Star TV的業務處於上升階段。另一位鄧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憶說:“鄧文迪此時年收入已是8萬美元,被委派加速開展中國業務,尤其是拓寬Star TV音樂頻道的銷路。我不認為她有什麽關係網,但她當時計劃利用這個機會開始編織一個。她無所畏懼。”

　　鄧文迪搬進了紅地區尚未被開發的一間狹小公寓,離Star TV在九龍的辦公室很近。同事們記得她上班時穿著考究,但出了辦公室卻變成了“街頭品位”。她在大排擋吃午飯。星期五的晚上,她和同樣在媒體工作的朋友麗貝卡·李(Rebecca Li) 及英國人休·泰勒(Sue Taylor)去酒吧,趕派對的場子。另外一位在Star TV工作的耶魯大學畢業生蒂夫妮·宋(Tiffany Song)是鄧文迪的朋友,她和英國人斯考比·沃德(Scobie Ward)關係緊密,斯考比是一個有錢的基金管理人。

　　一位曾在StarTV香港辦公室與鄧文迪共事的經理級同事描述鄧文迪是個“令人愉快的、有魅力的人”,在外籍男同事中尤其受歡迎。這不可避免地會催生一些流言。“那時候,她很樂於在中國為外國大公司工作,公司裏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員工。鄧文迪有進取心,當然不是‘我要自己寫出一個無懈可擊的商業計劃,然後確保它成功,並因此被人認可’的那種。她的上進心是‘我要去見這個人,然後搞定這個人’。”

　　有時候,鄧文迪要為公司的重要會議準備文書。她自己寫過,也從同事那裏“討”來過一些,她會以一個正在努力克服苦難的淳樸大陸人的形象打動對方。“她利用了人們的天真和友好,”這位經理級同事說,“她完全因此而出名。她向老板們呈現這些成果,還有她迷人的樣子,此後,她就開始急速起飛了。如果魯珀特愛上她是因為她的商業計劃,那他應該來娶我。”

　　事實上,這位鄧文迪的前同事對鄧毫無惡意。“她是處心積慮的嗎?也許。但這個重要嗎?我遇到過比這更可怕的情況。當時,有些同事確實挺討厭人的,可再怎麽說,我們是一個團隊,當時我們就是這麽想的。我不是在說鄧文迪的壞話,其實,我挺喜歡她的。現在也是。”她接著說,“Star TV並不是一個單靠實力打拚的地方。鄧文迪打定主意要做什麽,然後就去做。她追求生活目標的方式是摧枯拉朽的。她不是個天才,但她是個小甜心,是派對女孩,她希望每個人都開心,她希望自己能為此做些什麽。”

　　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上,默多克以貴賓身份出席,鄧文迪在香港木球會(香港曆史悠久的私人會所)收看了交接儀式。

　　Star TV的同事們在1998年的上半年隱約覺察到,似乎有什麽事情正在發生。鄧文迪忽然變得鬼鬼祟祟的,有時還傻笑。她開始去巴黎和倫敦度假,並帶回貴重的禮物,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和“我的新男友,一個老家夥”一起去的。一位新聞集團的主管記得那是“一段不可思議的時期”,辦公室開始傳出閑話。“我們從鄧文迪那裏聽到了默多克,從默多克那裏聽到了鄧文迪。”有同事說看見鄧文迪在不尋常的時間出現在香港君悅酒店。接著,有人看見默多克和鄧文迪手牽手在山頂散步,那是個情侶出沒的地方。“她總是說她喜歡老男人,在遇到默多克之前她就這麽說過。”

　　她究竟怎樣與大亨相遇？

　　默多克與鄧文迪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呢?在Star TV流傳最廣的版本是:鄧文迪在香港辦公室以一個出色的商業計劃給默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在香港,鄧文迪闖進了默多克參加的一個晚宴,故意把紅酒灑在了他的膝蓋上。默多克則在1999年10月對《名利場》雜誌這樣描述他們的相遇:1998年6月,鄧文迪去倫敦出差,默多克邀請她一起吃晚飯,當時他是個“剛剛分手的、孤獨的男人”,“我勸她多呆幾天,那就是故事的開始。”他說。

　　蓋瑞·戴維說是他引見了他倆。當時蓋瑞在新德裏,默多克正要從日本去上海,需要一個翻譯。“我告訴鄧文迪去機場見這個人,然後帶他去上海。”

　　戴維回憶說,“當時鄧文迪問,‘他叫什麽名字?’我說,‘魯珀特·默多克’,然後是那種經典的文迪風格,‘噢,好吧’。”

　　作為默多克多年的副手,戴維現在居住在澳大利亞的科夫斯港(Coffs Harbor),處於半退休狀態,也是一位投資者。在那通關鍵性電話的時間問題上,也許是出於謹慎的緣故,蓋瑞顯得有些語焉不詳。默多克和鄧文迪是在1999年6月25日結婚的,這個時間距離默多克最終了結與前妻安娜的那份10億美元的離婚協議隻有17天。默多克曾經堅稱他對安娜是忠誠的,直到婚姻破裂。關於這個問題,戴維的說法是,默多克和鄧文迪相遇後“並沒有馬上手牽手”, “他們的關係是花幾個月的時間發展起來的”。

　　與前妻安娜的分手令默多克周圍的人倍感震驚。新聞集團旗下的英國《太陽報》前任編輯安德魯·尼爾(Andrew Neil)說:“我本以為他們的婚姻非常牢固。”

　　蓋瑞·戴維則認為默多克和安娜之間互相欺騙,默多克因此想從這個傳媒帝國逐漸退出來。“他想和安娜保持關係,我知道他不開心。對於他來說,鄧文迪和安娜正好是兩個極端,這使事情發生了變化。默多克不是某個女人的男人,但他被這個年輕的、對他感興趣的中國女人激活了,她讓他感到輕鬆、舒適。這是一個有活力的、令人興奮的、有激情的、非常聰明的女人,也是個熱愛生意的程度和他一樣的人,一個與一種令他著迷的文化非常親近的人。”

　　戀情公開前後

　　Star TV的同事回憶他們的關係逐漸公開的那段日子時這樣說,鄧文迪“想要談論所有她遇到過的重要的人物,那是她用來炫耀自己的,但她不會透露這些人的名字。她真是被耀眼的星星擊中了,她自己則以毫不掩飾的方式投身其中。整件事情非常奇特”。新聞集團的一位經理還記得自己與太太一起遇到鄧文迪後不久,常會接到鄧打來的電話,向他們詢問,和默多克出席一些重要的場合應該穿什麽樣的衣服。“聽上去非常甜蜜。她不是在炫耀什麽,我想她是真不知道穿什麽才恰當。”他說。

　　紐約下東區雙文高中入口處,默多克擁有的《紐約郵報》被堆得高高的。這些報紙是鄧文迪捐給這個高中的50萬美元的一部分,她的女兒葛瑞絲並不在這所中學就讀。雙文高中坐落於紐約切利大街,那是個毗鄰唐人街的生活困難的街區。雙文高中有著優良的記錄,尤其對於那些想讓孩子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的紐約家庭而言,它再合適不過了。

　　雙文高中是有鄧文迪參與的一係列委托基金和慈善機構中的一個，她也是紐約亞洲協會的理事和捐贈者。亞洲協會就坐落在鄧文迪紐約住宅幾個街區外的地方。協會是一個編織社會關係網的重要場所。在那裏,美國的亞裔顯貴們經常聚在一起辯論。2007年1月30日,協會建立了中國中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談及他在1972年與尼克鬆一起和毛澤東進行會談的往事。中國中心的成立大會對於紐約的亞洲通和外交官來說非常重要。鄧文迪當時也在觀眾席嗎?不,她沒有去。

　　也許那時她正和她的父母在一起。和默多克結婚不久,她就把他們接到了紐約,安頓在紐約皇後區法拉盛(Flushing)的一間公寓裏,那是一個華人中產階級家庭的聚集區。她帶他們遊覽了紐約,帶他們去曼德遜大道購物。“好像文迪想讓他們趕上時代,”一位鄧文迪的朋友說,“他們被精美的衣服麵料包裹起來,但是你能看出來他們感到很不舒服。這些對他們來說不重要,穿什麽他們都很開心。”那位朋友說,他們是“非常好的人”。

　　在紐約,默多克一家並不熱衷於交際。他們從時髦的SOHO社區搬到了平靜的上東區,上東區更符合默多克的生活習慣。這對夫婦第一個正式的家,是王子街的一間複式公寓。在那裏,默多克開始試著穿上鄧文迪為他挑選的都會風格的黑色服裝。後來,公寓被賣掉了。鄧文迪在一次罕見的采訪中流露出機智的一麵,那是2005年10月的《紐約時報》的房地產版。默多克已經為他們買好了第五大街的新公寓,鄧文迪為他們原來的SOHO公寓推銷,那間公寓不大好出手。“我們試圖讓我們的生活簡單些。”鄧文迪在報道中說。那篇文章的標題是“請出個價吧”。她懊悔自己以前“添置了太多衣服”,因此她要搬到一個沒有太多商店的住宅社區。

　　紐約傳說機智的鄧文迪也有過笨拙的社交時刻。一位朋友回憶到：“那是一次晚宴,文迪忽然插話,說了些離主題很遠的無關痛癢的話。魯珀特一笑而過,縱容著她,就像縱容一個孩子,文迪似乎並沒有領會到。”

　　鄧文迪的紐約密友凱西·弗萊斯通說她們至少每天聯係一次,她們有共同的瑜珈老師,凱西正試圖教鄧文迪學習冥想。她說:“文迪能在一分種的時間裏講上一車皮的話,她想要放慢腳步,但我知道她總想在一天內做很多事情,結果每件事情都是匆匆忙忙完成的。”“我尊敬她,因為她非常有想法,不走常規,而且聰慧、天真。”

　　“他們應該利用她！”

　　1999年,默多克在迎娶鄧文迪後不久接受媒體采訪,說他的新太太“是家庭裝修師”,“她不是可以接管新聞集團的商業天才”,“她很聰明,但是她不打算這麽做”。鄧文迪的朋友們頗為不解,指出“文迪和他結婚並不是為了在家裏坐著,成為一個隻是出席社交場合的花瓶”。

　　不過,近來鄧文迪在新聞集團中的角色開始有了變化。在去年這對夫婦訪問北京之後,新聞集團確認了將在中國推出MySpace的計劃,鄧文迪將參與其中。此後不久,StarTV首席執行官、澳大利亞人米歇爾·加斯裏(Michelle Gurthrie)被免去了職務,同時下台的還有Star TV在印度的一位高級經理。之後,新聞集團賣掉了Star TV在鳳凰衛視中長期持有的部分股份。

　　現在,新聞集團的辦公室充斥著有關鄧文迪將開始施展權力、在亞洲建立一個傳媒帝國的傳聞,新聞集團對此表示了否認。“他們完全應該利用她,”梅芮爾林奇財經管理谘詢公司在紐約的資深媒體分析師傑西卡瑞夫·科恩(Jessica　Rief Cohen)認為,“她了解這家公司,了解中國。”

　　如果鄧文迪擁有了足夠的權力,她有能力把完美的結果呈現給她的丈夫嗎?對此,蓋瑞戴維評價道：“至少會比她的前任們做得更好。”“這麽多年來,”他解釋說,“那些聯絡員們、善於華麗辭藻的推銷員們、聲稱有牢固關係的人,幾乎把新聞集團淹沒了,卻沒有一個能兌現的。文迪則不同,她對中國文化十分了解,也非常會做生意,正是新聞集團的中國七巧板中急需補上的那塊。”

　　1999年和2000年,鄧文迪和她的繼子詹姆斯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網絡收購的熱潮,買下了網易、SinoBIT、Sinobyte、21CN和RenRen,在網絡經濟泡沫破碎前,這些網站高調登場。今天大部分都砸在了新聞集團的手裏,損失巨大。“她對中國生意夥伴的選擇有些怪。”一位新聞集團在中國的工作人員說。

　　互聯網是中國新興的產業。“盡管MySpace在美國很有名,但在中國要啟動它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現在新聞集團中國區擔任經理的一位工作人員說，“讓文迪去中國發展MySpace 就好比把她安置在一個不會造成巨大大損失的角落裏。”鄧文迪的前男友,大衛·沃爾夫在一篇關於中國科技的博客中寫道,這隻不過是因為“魯珀特癡迷於網絡,而文迪感到無聊要做點事情罷了”。

　　“集團中沒有人像默多克那麽有遠見。”

　　默多克的前資深雇員安德魯·尼爾(Andrew Neil)這樣評價默多克。他預言默多克死後,新聞集團將麵臨崩潰瓦解。他說：“我猜測可能會很混亂,可能會麵臨拆分,到時候,股東們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文迪還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但幾乎每個人都認為她在等待時機。大家在等著看她成為一個崛起的玩家。據我所知,在後魯珀特時代低估她,將是非常愚蠢的。當拆分大戰打響的時候,她會在場,她有兩個孩子,她們正準備把餐刀伸進後魯珀特時代的餡餅裏。”尼爾說。

　　(本文經Eric Ellis獨家授權刊載。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隱去部分受訪對象姓名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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