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周刊中國通在中國生活15年談西藏危機:西方不能再幫倒忙 zt (圖)

德國中國通談西藏危機:西方不能再幫倒忙(圖)

德國之聲

澤林（Frank Sieren）曾是德國“經濟周刊”駐北京記者，已在中國生活15年。2005年他發表的“中國密碼”一書曾引起轟動，剛剛出版的“中國震驚”分析中國在伊朗、蒙古及非洲的活動，駁斥有關中國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論點。他對中國的看法區別於目前西方的主流，因而在德國也是為頗有爭議的人物。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前不久在波恩的“相遇中國”係列活動中與澤林同台討論之後，就目前的熱點話題西藏采訪了他。
德國之聲：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是為中國辯護，您是否因此不再受到媒體的青睞呢？

澤林：不能這麽說。因為媒體畢竟希望聽到兩種聲音。此間對西藏事件的報導有一點讓我擔憂，那就是我們沒有去問藏人的處境是否因為那裏發生的一切而好轉，示威者是否達到了使藏人擁有更大程度自治的目的。我們不能一味指責中國政府。我們也必須看到另一麵，那就是達賴喇嘛不斷試圖搞政治活動，盡管他知道這不會有任何結果。西方的政治家不去努力減壓，甚至火上澆油。再看看在西藏抗議的年輕藏人，他們更讓我想起巴黎近郊的鬧事青年，而不是1989年的示威者。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此間某些政治家火上澆油，他們不是也因為輿論造成的嗎？為什麽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如此一邊倒呢？

澤林：我想原因是，西方輿論過去是中國熱，現在則對中國有些害怕了，害怕中國過於強大，會影響到這裏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西藏事件發生後，西方媒體出現過分的反應，不能說幸災樂禍，但至少是心理找到了一些平衡，因為這一事件表明，中國政府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另外一個原因是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對西藏理想化的幼稚看法。但這一理想化的西藏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國專家澤林與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資料圖片）

德國之聲：此間媒體認為，造成藏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您也這樣看嗎？

澤林：當然中國的同化政策應當批評，但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剛才已經提到那些鬧事的藏族青年，他們點燃了漢人的商店；也有一些西方政府，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府會晤達賴喇嘛，喚起了流亡藏人的期望，但她現在又無法滿足這樣的期待；還有達賴喇嘛，他仍然是一個流亡政府的領導人，他雖然聲稱並不主張西藏獨立，但他的行為是激化，而不是緩和局勢。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使藏人的處境惡化，而不是好轉。這是很悲哀的。我隻能呼籲各方回複理性。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嗎？

澤林：當然，對話總是有益的。隻有接近，才會產生變化。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達賴喇嘛必須停止政治活動。他必須向世人證明，他隻是宗教領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有那麽多少數民族，但隻有兩個民族與政府之間存在衝突。而這兩個民族正是政教混合的民族。而政教分離是西方曆史發展的成果之一，我對此深感驕傲。

德國之聲：您敢於預言目前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輿論戰如何收場嗎？

澤林：我想目前什麽也不會發生。衝突已經爆發，現在得等奧運會過去，中國共產黨內讚成與西方接近的改革派有可能實現其主張時，衝突才會緩解。目前是強硬派占上風，他們認為西方利用西藏來分裂中國。我還記得去年默克爾會晤達賴使中國領導層中的溫和派感到震驚，而強硬派則得意洋洋，因為這一會晤使他們有理由認為他們對西方的指責是正確的。這是德國輿論、西方輿論乃至西方政界的一大問題，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不知道怎麽做能夠得到好的結果。更有甚者，西方政治家為了得到本國民眾和輿論的喝彩，往往讓外交服務於內政，不惜為此付出外交失誤和國際合作受損的代價。

德國之聲：照這樣說，德國政治家應當放棄其價值觀外交嗎？

澤林：如果我們要推行道德外交，就必須始終如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用同樣的標準。如果去中國訪問，批評那裏的人權狀況；之後去印度，對那裏十倍於中國的貧困、五、六倍於中國的文盲率隻字不提；再之後去機場迎接沙特國王，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疑問，為什麽我們以不同的標準評價不同的國家，對中國人一套標準，對印度人一套標準，對沙特人又是一套標準。這樣一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價值就顯得不那麽有說服力了。迄今，西方對價值觀有闡釋的權力，特別是在殖民時期，我們說對就是對，我們說錯就是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學習做出妥協，我們要正確估計自己所處的位置。目前我們占人類少數的西方國家仍處於一種極為優越的地位，但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了。

德國之聲：迄今中國的精英對美國和歐洲區別對待，認為美國談人權是虛偽，歐洲談人權是真誠的。這一次歐洲是否辜負了這一信任呢？

澤林：這樣說可能有些重，但我們的說服力正在下降。就像剛才所說的，我們的行動要有說服力。我們與中國展開人權對話，其中專門有一個死刑委員會，談我們對死刑的看法，但我們為什麽不同美國進行這樣的對話。這樣，我們就給人把柄。過去這無所謂，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現在時代變了，其他國家對世界如何發展有不同於我們的設想，而且這樣的設想還在世界範圍內有推廣的趨勢。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中國改革派目前的處境艱難，您認為西藏事件會使中國的改革進程出現倒退嗎？

澤林：不會，我們不應過高估計西藏動亂產生的影響。改革派確實受到了衝擊，但他們不會從此一蹶不振。一個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國家注定要更大程度地對外開放。我在中國生活了15年。在這15年裏，中國領導層做決議的時候可以說越來越民主。更謹慎地說，越來越大的一個群體參與決策。胡溫的主要任務是在各種利益團體之間搞好平衡，做出妥協。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已經終結。這是一個積極的發展。我們能做的是給與政府中我們認為理性的力量以支持，讓他們有更好的論據。而不是像現在關於西藏問題的報導中，給他們幫倒忙。西藏事件爆發之後，我們有關抵製奧運的討論，對聖火傳遞的幹擾，這一切不會使中國政府讓步。中國政府隻有在改革派擁有充足論據、同時又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才會做出讓步。這是我們所不理解的。國際間的問題很複雜，而且這個世界並非善惡分明，我們在發表政治言論的時候應當考慮這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隻表示憤慨，站在我們認為是好人的一邊，之後認為上帝會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