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製度應該普遍推行，從藥品、醫療器械，推廣到食品、汽車、玩具、牙膏等大部分消費品領域，不要把問題藥品召回製度僅視為藥監新政，更應該看作中國產品提升質量與國際形象的契機。
國家藥監局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一係列的藥品食品監管新規，對不良藥品、醫療器械的召回，做出規範化規定。這一連串措施可以視為藥監局的加強監管新政。在食品、藥品等重要行業，推行國際上成熟市場保護消費者最為得力的召回製度，是大勢所趨。
召回製如果能得到認真執行，是中國藥品市場、醫院與患者的莫大福音。此舉首先可以明確醫院和藥企的責任，其次可以建立中國藥品的信譽根基。任何產品要建立質量信譽，重要的是采取懲劣獎優的激勵機製，這樣市場才不會被格雷欣規則統製，由低價低質產品一統天下。
我國出現一些產品質量問題，與產品召回製度的確立和執行有很大關係。一是我們沒有全麵采用有害安全的劣質品召回製度，導致違法違規成本降低；二是即便實行了召回製度，由於措施柔弱無力，或者在如何執行層麵語焉不詳，導致召回製度不夠“硬”。如我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汽車召回製度，但真正的召回案例屈指可數。這才有了東芝問題筆記本或者豐田車在美國實行召回製，而在中國卻實行調換製的案例，這是國外廠商利用我國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缺陷，對中國消費者的明顯歧視。
我國之所以遲遲難以從產品質量“三包”升級到“召回”製度，不良反應信息反饋機製固然是技術障礙，但技術障礙長期無法解決，根源在於不重視。
但是，在下遊工業產品市場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對消費者的保護卻仍然滯後於產業的發展，反而是工業發展的不可承受之重，那些生產劣質品的廠家在市場上魚目混珠，使得國產優質品牌在低質低價的泥潭裏陷入惡性競爭。尤其在汽車、食品等涉及公共安全的領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隱患。《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據上海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副主任杜文民透露，我國每年5000多萬住院人次中與藥物不良反應有關的可達250多萬人，其中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的有近20萬人。
其實，一些質量合格的廠家，或者一些為保護本地產業的地方監管部門，已經以提高自身門檻的方式，主動實行了召回製度。2005年年初，武漢20家製藥企業向社會承諾，主動召回可能存在安全隱患的藥品，並承擔損失。這是國內首例製藥企業主動推出的召回製度。從2006年開始，北京藥監局采用企業自願召回與行政強製召回兩種方式，推進藥品召回製度。
這些現象固然令人欣喜，卻是散狀的、非係統的，大多取決於廠家的自覺，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歧視消費者、保護廠家的逆向激勵機製。如今由國家藥監局統一製定規則，全國範圍的統一的藥品、醫療器械召回製度今後將有規可依。但是，要做的還不止於此。
召回製度應該普遍推行，從藥品、醫療器械，推廣到食品、汽車、玩具、牙膏等大部分消費品領域，不要把問題藥品召回製度僅視為藥監新政，更應該看作中國產品提升質量與國際形象的契機；其次，在實行召回製時切忌執行條款語焉不詳，讓執法者與消費者無所適從；建立公平的促裁機製，便於生產者與消費者得到公平的產品質量裁決；最後，製訂配套法律措施，對不良產品的受害者建立高額民事賠償製度，使廠家不敢以身試法。近日，齊二藥事件受害者向中山三院要求高額經濟賠償，消費市場已經有了民事賠償為先的先進理念，政府順勢而為，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葉檀（上海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