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金庸:香港人怕什麽?

金庸：港人寧怕老婆不願怕政府

新京報

認為香港法製觀念很強，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控製 　　■人物坊 　　金庸 　　原名查良鏞，生於1924年，浙江海寧人。他1948年進入《大公報》，後去香港。 　　金庸31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直到1972年封筆。他35歲創辦《明報》，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6年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製”小組港方負責人，1989年辭去基本法委員職務，卸任《明報》社長職務。現在劍橋大學研讀中國曆史。 6月14日，在港島北角的辦公室，金庸揮筆寫下“香港精神”。本報特派香港記者徐春柳攝 　　鄧小平曾問我香港人的意見 　　新京報：回歸十年來，你覺得一國兩製具體落實得如何？ 　　金庸（以下簡稱“金”）：一國兩製實施得很好。我覺得這麽多年來，香港整個經濟生活變化很大，但是基本製度上沒有什麽變化，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跟內地上海、廣州都不同。 　　新京報：1981年你見到鄧小平，關於香港的前途問題，你們都聊了些什麽呢？ 　　金：我見到鄧小平，他問我香港人的意見。我說，香港被帝國主義強行占據為殖民地，香港人還是很愛國的，很願意香港回歸祖國。不過，大家過習慣了資本主義生活，可能接受不了社會主義生活。他問我，香港人是不是很怕回歸中國？是不是那些大資本家有錢人要移民？我說，他們最怕你們把他們的財產充公。鄧小平當時表態說，“你放心好了，我們收回香港是一定要收回。但用什麽方式管理，還沒討論完”。 　　新京報：後來，鄧小平明確提出一國兩製的構想後，你對它有著怎樣的評價？ 　　金：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我參加基本法的製定。當時，鄧小平就明確講，實行一國兩製。我還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文章，說這是“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意思就是說，香港和中國之間可以一個國家兩個製度，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在中國還實行社會主義。 　　根據鄧先生的設想，不光是一國兩製，一個世界兩種製度也是可以的。你歐洲、美洲可以實行資本主義，那亞洲，還有非洲那些國家，也可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一國兩製可以推廣的，大家彼此見證，最後哪種製度好，就自己去實行。不一定需要打仗，打得全世界都毀滅。 　　一國兩製已經十年了，大家和平相處，是可以的。一國兩製，當時我就認為，在香港是可以實現的，現在證明了，廣東與香港就隔一條河，互相來往的人也很多，兩種製度卻是互不侵犯的，也互相不幹預事務。 　　新京報：一國兩製的構想早先是為了台灣準備的，結果先在香港的土地生了根。最早你與蔣經國有過接觸，有沒有提過這方麵的想法？ 　　金：幾十年前我到台灣訪問，見到蔣經國先生。當時蔣經國講，國共兩黨，打內戰打了很久，現在如果要和平解決，他也同意的。我對他講，反攻大陸你就不要搞了，你集中精力把台灣經濟搞好，人民生活提高，這樣的話，對中國貢獻很多，在曆史上的貢獻也很大。他說，“你的意見挺好的”，他會考慮。 　　現在台灣人常常來到香港，看到香港人生活還是這樣，看到港幣可以自由流通，沒有外匯管製，這個很重要的，一國兩製的成功實施對台灣和平統一有一種很好的示範作用。 　　參與起草基本法時曾有猶豫 　　新京報：在你辦《明報》時，中央政府邀請你參與香港基本法的製定，你也是經過反複權衡的吧。 　　金：為香港服務是應該的，不過，那時我自己辦明報，報紙是絕對中立的。 　　當時中央希望我參與基本法製定，我就說，如果我做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話，就可能要損害到明報的中立性。 　　後來中央又對我說，我不用犧牲什麽，隻要好好製定基本法，為香港服務就行了，我就同意了。當時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協委員。沒有這種職務，我們隻是為香港做事。 　　新京報：當時你主要負責哪些內容？ 　　金：當時成立了5個小組，我在第三個組關於政治體製的。我是香港方麵的組長，內地方麵組長是北京大學法律係的係主任蕭蔚雲教授，前年剛過世的。我們就研究，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政治體製的問題。我們就設計，行政長官如何產生，行政意見和立法局意見不統一時，如何解決等等問題。 　　新京報：在五個小組中，聽說你們這個小組爭論相當激烈。 　　金：我們小組裏麵還有一個姓查的，是我的長輩，當時我們共同擬定了一個方案，叫雙查方案，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當時香港很多輿論領袖，都是英美畢業的，在香港媒體上，他們觀點就是大談英美的民主方式。我的意見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跟英美去比的。 　　我們的基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中國憲法規定香港采取什麽辦法，就得采取什麽辦法，我們香港的製度必須得中國批準呢。 　　新京報：但是為什麽有的代表還是要求雙普選呢？ 　　金：他們是主張雙普選，想香港一收回來，馬上獨立，不要中央任命，要自己選，高度自治，什麽事情都自己管。但我認為不可以這樣子，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要歸中國管了。 　　當年鄧小平在公開場合講得很溫和，說香港實行三權分立是不適宜的。在和我們講的時候，是很堅定的，絕對不可以。 　　新京報：回歸這十年來，香港居民對基本法的態度有什麽轉變呢？ 　　金：到現在有的香港人還是不喜歡。也有人還喜歡英國人的統治，問我什麽意見，我說這樣的人是漢奸，不去理他。 　　香港人常常跟政府打官司 　　新京報：香港回歸前，你做了很多預測，不過新聞方麵的預測你失誤了。 　　金：很多跟我預期的差不多。那是在1992年牛津大學的演講，當時我估計香港的新聞自由會受到影響，但現在實際上沒有控製，這個比我預料的要好。 　　新京報：我看你那本《香港的前途》，封麵上寫的是自由加法製等於繁榮加穩定。這是否意味著，自由與法製是你的價值觀起點？ 　　金：當初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就決定了，自由加法製很重要。我們有一句話，鄧小平也知道的，我們情願怕老婆，也不願怕政府。香港人的想法就是，怕老婆可以的，老婆在家裏是平等的，如果老婆很惡的話，情願“妻管嚴”。香港人常常跟政府打官司，也常常會贏的。 　　香港的法製觀念很強。我舉個例子。有一次內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到香港來參觀，香港的委員帶他們一起到山上走走。開到山頂，內地的一個委員說，這裏停車。司機說不能停車，會被抄牌的。那個委員說，不用怕，這裏有法官在。當時香港的一名法官也在。司機說，法官也不可以的，就是港督也不可以的。 　　那個內地的委員就很有感觸，說香港法製精神搞得相當好。這一點是值得內地學習的。 　　新京報：香港注重法製，這給內地有什麽樣的啟示？ 　　金：內地最近通過了物權法，希望法製水平再提高一點。 　　新京報：香港回歸十年來，遭遇了禽流感、SARS、金融風暴等一係列衝擊，都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援助，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感有沒有變化？ 　　金：我常常講，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香港人不要以為你是香港人就怎麽怎麽樣，我們背後是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支持的。 　　美國的那個大投資家索羅斯，在香港的金融風暴中，他希望把港幣打垮。香港政府利用財政的做法，一個政府來跟你一個人打，你錢再多，我們有幾千萬外匯總比你一個人多。索羅斯不打了，就走了。因為外國人看到有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支持在後麵，香港垮不了的。 　　新京報：香港是個國際化的城市，對外開放的程度很高，從你的眼光來看，香港的未來，跟內地這麽龐大的一個市場，在融合方麵怎麽看？ 　　金：中國的領導人，像鄧小平，為什麽對香港這麽傾注啊，希望香港繁榮穩定，因為當時中國十塊錢的外資，有六塊錢是香港人投的，所以香港對於中國很重要。現在，外國資金已經來得很多了，中國的經濟力量已經很強大了，但香港還是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 　　中國人重俠義少公民精神 　　新京報：回歸這十年，也恰好是新技術革新傳媒方式的十年，互聯網還是營造了意見空間在擴大的感覺。 　　金：我不上網，我反對電腦的。 　　新京報：為什麽呢？ 　　金：有了互聯網，我辦報紙沒人看了（笑）。 　　互聯網還是蠻好的，對中國的發展也是好的。你在網上發表文章，有一定的自由。不過說到言論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限製的。比如說，你揮拳，你有揮的自由，但是到我的鼻子一寸為止，否則你就妨礙到我的自由了。你可以發揮你的自由，但你不能妨礙人家的自由。 　　新京報：你在英國讀書的生活怎麽樣？ 　　金：我現在在劍橋讀的論文是關於唐朝的。生活跟一般人差不多，有些同學知道我是誰的，還找到我簽名，我說我跟你們一樣的是學生，不是作家金庸。 　　新京報：你的武俠小說很受大家歡迎，你最喜歡你書中的哪個女主角？ 　　金：我心目中，每個小說的女主角都很喜歡的。寫的時候是最喜歡的，剛剛寫完也還是最喜歡的，後來要寫一部新的小說，就最喜歡新的女主角了。 　　新京報：你的小說倡導一種俠義精神，你怎麽看待現代社會的公民精神，為保護和爭取自己權利而鬥爭的精神？ 　　金：俠義精神，中國人一直鼓勵的。俠義精神是為別人的權利挺身而出，保護別人在道德層麵上被認為是高尚的。但是，說到公民精神，中國很少，好像中國人為自己的權利鬥爭是很可恥的。假設一下，你不讓警察來家裏隨便搜查，拚命抗拒，其他人會認為你是為了自己的權利與利益，來保護自己，他們會覺得，你在道德上是次一等的。 　　新京報：你的好多小說都運用了曆史的背景，你喜歡讀哪些曆史書籍？ 　　金：每一朝的曆史我都喜歡讀。曆史對人看世界是有好處的，但看通也是不容易的。曆史還要結合現在的具體現實情況。 　　■記者手記 　　薑還是老的辣金庸在港島北角的辦公室很大，一半是落地玻璃窗，向外麵可以看到開闊的維多利亞港。 　　海闊天空，兩隻鷹從窗外滑過。視線隨著轉到屋內，一牆高的書櫃裏，《射雕英雄傳》各個版本，均在其列。你才想起，這不是大財閥發號施令的地方，而是一個傳奇文人的讀書之所。 　　金庸一口江南腔，語速很慢，思維卻快，一口氣會說很長時間，說著說著，便離題遠了。他老人家半眯著眼，眉角也透著慈祥，仿佛很溫柔，但一旦別人想插話，想引導，金庸便由菩薩低眉轉到金剛怒目，喝一聲：“先聽我講，不要插嘴。”棒喝後又一轉而過，回歸風平浪靜。成名已久的人物，大抵有這樣的霸氣。 　　我們了解的金庸更多是小說家的金庸，作為報人的金庸，更加真實。金庸當老板那陣，據說也是很說一不二的。金庸雖已退出傳媒江湖久矣，但還是個新聞人。跟記者聊了近兩個小時，金庸所引之例，多半是剛發生的新鮮事件。而記者所談之資，金庸也必有耳聞。 　　薑，還是老的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