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說話的時候不讓你說，你不想說的時候卻不說不行，一些地方“官場文化”極不正常。隻有逐步擴大官員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範圍，才能建設“責任政府”。
據廣西日報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行政過錯責任追究辦法》將於6月1日施行。該《辦法》規定，經集體討論決定，導致行政過錯發生的，主要決策人承擔主要領導責任，讚同該錯誤決策和不發表意見的其他決策人承擔重要領導責任。對於要“追究參與決策但不發表意見的決策人的重要領導責任”這一條，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說實話，如果官員在其位而不謀其政，麵對錯誤決策不敢發言，確實就不配呆在那個位置上。屍位素餐者多了，一個政府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毀棄。但是，要靠某個文件來硬性規定官員必須要發言，不發言就要承擔責任，在現實中執行起來難度極大。原因很簡單：麵對政治決策，一些下級官員寧願保持沉默，真正的原因不是這些官員不願意說話，而往往是擔心說了話沒有用，或者說了會被打擊報複。要鼓勵官員說真話、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能夠暢所欲言的環境。否則麵對發表意見便要付出政治代價的前景，即使有嚴厲的政策規定，他的最優選擇仍然是會說些不疼不癢的話來搪塞，麵麵俱到且不用負責任。
這種不敢發表意見的官場文化來自於特有的所謂“官場體製”，它包括兩方麵：一是權力製度，一是責任製度。前者意味著在許多問題上“一把手”說了算、大權獨攬，而其他人隻能聽命順服。在這種權力製度下，有些官員麵對上級的時候，成了唯唯諾諾、不敢發言的仆人。因此官員責任製度的關鍵主要是“一把手”的責任。香港的官員問責製度主要追究的正是“一把手”官員的責任，因此也被稱為“高官問責製”。
另一方麵，與權力製度一樣，我國官員的責任追究製度還不完善，主要表現是權力過大而責任過小，缺乏科學量化的官員考核指標，更缺乏官員上下升遷的民主機製。至於問責對象具體到何人，在黨政領導、正副職、不同層級的官員之間責任如何分配，規定不是十分具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官員責任製度的整體狀況，而單純強調集體性懲罰，很難起到有效的激勵效果，甚至會導致集體隱瞞信息。
在一些地方的“官場文化”中，想說話的時候不讓你說，你不想說的時候卻不說不行，這種狀況極不正常。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官場文化”，關鍵是變“對上負責”為“對下負責”，即通過製度化的途徑更多賦予人民以監督官員的權利，逐步擴大官員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範圍，並強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問責權，如此才能在更高程度上滿足公眾訴求，建設責任政府。畢竟，最有權利判斷官員政績的是他們服務的對象———人民。
總而言之，當一個社會的官員因為說實話而會付出代價的時候，這個社會的政府決策就更容易發生各種錯誤；而當一個社會的公民也不敢說真話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生機也將被扼殺。所以，如果不通過製度建設保障整個社會的公民權利，並使得問責製沿著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前進，就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包括下級官員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敢發言。而在這虛弱的沉默中，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甚至包括那些迫使他人沉默的人。
□唐昊（廣東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