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當代西方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轉

□俞可平

無論是作為一種政治理論，還是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協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當代西方世界都極有影響。許多西方學者說，在過去20-30年中，協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甚至認為，即使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協商民主也是當代西方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發展之一。無怪乎，一些當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領軍人物，紛紛表明自己對協商民主的支持態度，像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英國著名社會政治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德國思想領袖於根·哈貝馬斯等人，都是協商民主的積極倡導者。

協商民主，簡單地說，就是公民通過自由而平等的對話、討論、審議等方式，參與公共決策和政治生活。協商民主之所以成為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最新發展，我認為基本原因是，它補充和完善了當代西方民主的三種主要形式：代議民主、多數民主和遠程民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論和民主實踐更加適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西方國家的現實政治發展要 求，從而進一步推進了西方的民主理論和實踐。協商民主，作為當代西方一種新的民主理論與實踐形態，極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開始，西方的政治學家就極其重視對話和討論對於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民主的過程就是決策者不斷聽取民眾意見並使之轉化為政府政策的過程。然而，現代國家與古代的城邦國家不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直接對話和協商受到了極大的限製，直接民主很難有效推行，代之而起的是間接的代議民主。多數民主和代議民主便成為西 方民主的基本形式。不過，自從以盧梭等人為代表的代議民主理論產生之日起，對其的質疑和批評之聲就從未間斷過。而近些年來，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政治理論家認為，由於政治過程的極其複雜性，間接的代議民主存在著不少致命的缺點，簡單的多數原則不能充分體現全體民眾的真實意願。他們大聲呼籲增加政治對話的機會，提高對話在民主決策中的作用。 而且即使就對話而言，也有直接和間接之分，現代的通訊技術大大地改變了傳統的麵對麵對話的性質和功能，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和理論，即遠程民主( tele-democracy) 。

遠程民主理論認為，建立在現代高度發達的通訊技術之上的大眾傳媒、輿論調查、民意代表、利益團體等製度，構成了代議民主的基礎。隻要充分利用並進一步改進這些間接民主的製度和手段，就能有效實現民主的核心理念，即“民享、民有、民治”。與此不同，協商民主理論認為，無論是代議民主還是遠程民主，都與現代公民的要求和社會的發展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公民與官員之間就共同相關的政治問題進行直接麵對麵的對話與討論，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政府與公民的協商，既是達到民主決策的必要環節，同時這種協商本身就是一種民主的實踐。它既是公民政治參與的現實形式，也是公民培育民主精神的重要渠道，因此，民主協商是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所以，他們積極倡導公民直接的政治參與。他們相信，協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當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我看來，協商民主是建立在發達的代議民主和多數民主之上的，它是對西方的代議民主、多數民主和遠程民主的一種完善和超越。離開這樣一個前提，去看待協商民主，就可能會偏離曆史的真實。換言之，協商民主不是一種孤立的理論或實踐，它深深植根於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現實。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