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的危害，民主的危機和出路 (ZT)

新保守主義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文中指出，左右兩派都在搞身份政治，也都不能正確地解決財富不平等這個根本症結：左派的身份政治使得社會碎片化，右派的身份政治又以多元化為敵。一個重新定義的身份政治必須提出，即以西方啟蒙思想的根本，自由、平等、博愛為精神認同的國民身份，而不是以宗教、種族、性別等因素。

 

 

01

身份政治已經無可回避

 

從幾十年前開始，世界政治開始經曆一場戲劇性的轉變。從1970年代初到本世紀頭十年，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從大約35個增加到超過110個。在同一時期，世界商品和服務的產出翻了兩番，增長擴展到世界上幾乎每個地區。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比例急劇下降，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從1993年42％下降到2008年的18％。

 

但不是每個人都從這些變化中受益。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發達民主國家，由於增長紅利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經濟不平等明顯加劇。商品、金錢和遷徙的增長，帶來了破壞性的變化。在發展中國家，以前連電都沒有的村民，轉眼就生活在了大城市，看著電視，互聯網聯通著手機。中國和印度興起了龐大的新中產階級，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取代了發達國家那些舊中產階級的分工。製造業穩步從美歐搬遷到東亞和其他低勞力成本的地區。與此同時，在服務業日益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力市場上，男性正在被女性取代，而低技能工人發現自己被智能機器所取代。

 

最終，這些變化拖緩了走向日益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的腳步，這種秩序開始動搖並很快逆轉。最後的打擊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09年開始的歐元危機。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因為精英們製定的政策導致了巨大衰退、高失業率以及數百萬普通工人的收入下降。由於美國和歐盟是自由民主的典範，這些危機也損害了整個體係的聲譽。

 

事實上，近年來，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下降，民主幾乎在世界所有地區後退。與此同時，一些威權國家則變得更加自信。一些在1990年代似乎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包括匈牙利、波蘭、泰國和土耳其在內，已經向後滑向了威權主義。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擾亂了中東各處的獨裁統治，但在民主化方麵收效甚微：隨之而來的，是專製依然把持政權，而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紛紛發生內戰。但是更令人驚訝、甚至更重要的，是在2016年，民粹的國家主義在兩個世界上最耐久的自由民主國家的選舉中取得成功：在英國，選民選擇了脫離歐盟，而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勝利。

 

所有這些變化，都在某種程度上與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和技術偏移有關。但它們也植根於另一個不同的現象：身份政治的崛起。總的來說，二十世紀的政治是由經濟問題決定的。左派的政治集中在工人、工會、社會福利計劃和再分配政策上，而右派的興趣主要在於減少政府規模、促進私營業務。然而在今天，經濟或意識形態對政治的影響，不如身份問題來得重要。如今，在許多民主國家，左派更少關注創造廣泛的經濟平等，而更多地關注促進各種邊緣化群體的利益，例如少數族裔、移民和難民、女性和LGBT群體。與此同時，右派的核心使命則重塑成了捍衛國家認同，這種愛國主義的保護往往與種族、民族或宗教因素明確相關。

 

這種轉變顛覆了一個至少可以追溯到卡爾·馬克思的慣性傳統，就是將政治角力視為經濟衝突的表現。但是物質利益固然重要，還有其他的東西也在激勵著人類，那些力量可以更好地解釋我們所處的當今。在世界各地，政治領袖們都在鼓動追隨者們說，他們的尊嚴遭到了侮辱並且必須被奪回來。

 

當然，在專政國家，這種呼籲是老生常談。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談到蘇聯解體的“悲劇”，並譴責美歐利用了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弱勢，擴大了北約。

 

但是，對侮辱的怨恨在民主國家也走向強大。一係列廣為人知的警察殺害非裔的事件，引發了“黑人命也是人命”運動，迫使全世界關注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在美國各地的大學校園和辦公室，女性因為麵臨普遍的性騷擾、性侵犯，得出結論男女平等並未實現。以前沒有被廣泛認為是明顯的受歧視對象的跨性別者，他她們的權利也成為了常被提起的話題。許多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緬懷著過去的好光景，相信彼時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比現在穩固得多。

 

各種群體都反複認定，他們自己的身份——無論是國家、宗教、種族、性向、性別還是其他——都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身份政治不再是一個小眾現象，不再隻是在大學校園裏的小爭小吵，或者為傳媒推動的“文化戰爭”中的小打小鬧提供佐料。相反，身份政治已成為一個能解釋當今許多全球事務的核心概念。

 

這使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麵臨重大挑戰。全球化帶來了迅速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使這些社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從而使得一直處於主流社會視覺盲點的那些群體萌生了被認可的要求。這些要求又導致了其他群體的反對，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權利受損。民主社會正在被日益細化的身份標簽所分裂，削弱了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去思維、行動的能力。這條道路隻會導致崩潰和失效。除非這些自由民主國家能夠恢複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它們將使自己和世界陷入持續的衝突。

 

02

靈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的動機是對資源或物品的渴望。這種人類行為觀念深深植根於西方政治思想中，構成了當代大多數社會科學的基礎。但它遺漏了古典哲學家認識到的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對尊嚴的渴望。蘇格拉底認為，這種需要形成了人類靈魂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第三部分”；另外兩部分，是“渴望的部分”和“計算的部分”。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他將此稱為“thymos”，勉強可翻譯為“精神”、“願望”。

 

在政治上，精神表達為兩種形式。第一種，我稱為“優越願望（megalothymia）”，即渴望被認為是優越的。在民主社會之前的依賴於等級製度的社會，對某一類人——貴族、國戚、皇親——所固有優越性的信仰，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優越精神的問題在於，相對於每個被認為是優越的人來說，更多的人被視為下等人，他們的人類價值不被普遍認可。當一個人感受到不尊重時，會產生強烈的怨恨感，並激起另一種同樣強大的感覺，希望自己被視為與其他人一樣好，這種我稱為“對等願望（isothymia）”。

 

現代民主的興起，是對等願望對優越願望的勝利：隻承認少數精英權利的社會，被認為每個人都天生平等的社會所取代。在二十世紀，階級分層社會開始承認普通人的權利，被殖民的國家尋求獨立。政治製度把被認可為完整的人類的圈子擴大了，這推動了美國政治史上關於奴隸製和種族隔離、勞工權利和婦女平等的偉大鬥爭。

 

但在自由民主國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並不會帶來經濟或社會平等。對各種群體的歧視仍然存在，市場經濟產生巨大的不平等。過去三十年來，盡管總體財富在增長，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在急劇增加。相當多的美國人口的收入停滯，社會的某些部分經曆了向下的社會流動。

 

自身經濟地位感受的威脅，可能有助於解釋美國和其他地方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文化程度隻有高中水平或更低的美國工人階級，近幾十年來表現不佳。這不僅反映在收入停滯或下降，以及失業率的數字，而且也反映在社會的崩潰中。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這個過程開始於1970年代，黑人大遷徙之後的幾十年，當時黑人搬到了芝加哥、底特律和紐約這樣的城市，許多人在肉類加工、鋼鐵或汽車行業找到了工作。隨著這些部門的衰退，以及男人開始因為去工業化而失業，接踵而來的是一係列社會疾患，包括犯罪率上升、吸毒泛濫、家庭生活惡化等，把貧困從一代傳給下一代。

 

在過去十年中，類似的社會衰退已蔓延到白人工人階級。阿片危機已經掏空了美國各地的鄉下白人工薪階層；2016年，吸毒已經導致六萬人過量而死，約為該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兩倍。美國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在2013年至2014年期間竟下降了，這在發達國家非常罕見。而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白人工薪階層兒童比例，從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

 

但也許，將特朗普送到白宮的新民族主義、以及促使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可能是一種被視若透明的感覺。那些擔心失去中產階級地位的怨恨公民，指責那些精英們眼裏根本沒有他們；與此同時他們也指責窮人，認為他們被不公平地優待。在人們看來，經濟困境更多地體現為身份的喪失，而不僅是資源的損失。努力工作原本應該帶來個人尊嚴，但是許多白人工薪階層認為他們的尊嚴得不到承認，政府卻給那些不按規則來的人派發了不合理的好處。

 

收入和地位之間的這種聯係，有助於解釋為什麽民族主義或宗教保守的呼籲，比傳統左派基於經濟階層的呼籲更有效。民族主義者告訴他們，他們一直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核心成員，而外國人、外來移民和精英們一直在密謀扯他們的後腿。“你們的國家不再是你們自己的了”，他們說，“你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沒有得到尊重。”宗教右派也講述著類似的敘事：“你是一個偉大信徒團體的一員，而這個團體被非信徒背叛了，這種背叛導致了你的貧困，是對上帝的犯罪。”

 

這些敘事流行起來，是移民在許多國家成為如此有爭議的問題的根本原因。與貿易一樣，移民增加了整體GDP，但它並沒有使社會中的所有群體受益。主體族裔幾乎總是把移民視為對其文化身份的威脅，特別是如今人們的跨境流動近幾十年來如此龐大。

 

然而，僅僅是對移民的憤怒，無法解釋為什麽近年來民族主義右派在美國和歐洲都俘獲了曾經支持左派政黨的選民。他們被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導致其相對地位下降，向右漂移反映了當今左傾政黨未能說到他們的心坎上。在過去，進步派的呼籲點是人們對於富裕資本家的剝削和怨恨：“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在美國，從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到1980年代裏根的崛起期間，工人階級選民以壓倒性的多數支持民主黨。歐洲的社會民主製，也是建立在工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之上。

 

但在全球化時代，大多數左翼政黨改變了戰略。他們不是圍繞工人階級或經濟弱勢等大型集體去鑄造團結精神，而是開始關注那些以特定和獨特的方式被邊緣化的、越來越細化的小規模群體。普遍的、平等的認可原則，變成了要求各種特別的認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現象也從左派感染到了右派。

 

 

03

身份的勝利

 

在1960年代，發達自由民主國家出現了強大的新社會運動。美國的民權活動人士要求國家履行《獨立宣言》所規定、並在內戰後寫入美國憲法的平等承諾。緊接著是女權主義運動，它同樣尋求對女性的平等待遇，其動因受到大量女性湧入勞動力市場的激發和塑造。一場平行的社會革命，打破了有關性和家庭的傳統規範，環境運動則重塑了對自然的態度。隨後幾年將出現新的運動，倡導殘障人士、美洲原住民、移民、同性戀者以及變性人的權利。但是即便法律改變了，向邊緣化群體提供了更多機會和更強有力的法律保護，各種群體之間仍然在行為、表現、財富、傳統和習俗方麵千差萬別，人們的成見和偏見仍然司空見慣，少數群體繼續應對著歧視、偏見、不尊重和不可見的負擔。

 

這為每個邊緣化群體提供了一個選擇：它可以要求社會以對待多數群體的同樣方式對待其成員，它也可以為其成員標注一個獨特的身份、並要求尊重他們與主流社會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一種策略逐漸勝出：馬丁·路德·金的早期民權運動，要求美國社會以對待白人的方式對待黑人，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黑豹”和“伊斯蘭國度”等群體出現了，並聲稱黑人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覺知，在他們看來黑人應該為自己而自豪，而無需屈從於更廣泛社會希望他們成為什麽樣的人。他們說，美國黑人真實的內在自我與白人的內在自我並不相同，這是由黑人在白人主導的敵意社會中成長的獨特經曆所塑造的。這種成長經曆當中的暴力、種族主義和人格詆毀，沒有相同經曆的人無法理解。

 

這些主題已經在今天的BLM運動中得到了體現，該運動始於對警察暴力受害者的正義要求，但很快擴大到努力使人們更加了解非裔美國人的日常。像科茨（Ta-NehisiCoates）這樣的作家，將當代警察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與奴隸製和私刑的長期曆史聯係起來。在科茨和其他人看來，這段曆史構成了黑人和白人之間不可逾越的理解力鴻溝的一部分。

 

女權運動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演變。主流女權運動的要求側重於在就業、教育、法律等方麵對女性的平等待遇，但是從一開始，就存在一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思想，提出說女性的意識和生活經曆與男性的根本不同，運動的目的不應該是簡單地把女性的行為和思維變得像男性一樣。

 

其他運動也很快抓住了獨特生活經驗對於鬥爭的重要性。邊緣化群體越來越多地要求，法律和製度不僅要將他們視為與主流平等，而且還要求社會對他們的認知更多，甚至慶祝使他們與眾不同的內在差異。“多元文化主義”這一原先僅僅指社會成分多樣性的詞匯，成為一個政治綱領的標簽，它重視每個獨立的文化、認為每個人的生活經曆都是平等的，有時候還會特別關注那些一直被隱形或低估的經曆。這種多元文化主義起初是關於大型的文化群體，如講法語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非裔美國人，但是很快已經成為一個把社會分裂成許多具有不同經曆的小團體的願景，以及進一步因為不同歧視形式的交叉而造成的更獨特的社會碎片，比如黑人女性的生活單靠種族因素或性別因素來考察都是不全麵的。

 

左派開始接受多元文化主義時，正值大規模社會經濟變革的政策變得越來越難以提出之時。到1980年代，發達國家的進步團體麵臨著存在主義危機。極左派已經在該世紀上半葉由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及其激進平均主義的觀點而確定了。社會民主左派則有一個不同的議程：它接受自由民主，但尋求擴大福利國家製度，以給更多人更多的社會保護。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希望通過利用國家權力、擴大所有公民獲得社會服務的機會、以及重新分配財富，來增加社會經濟平等。

 

隨著二十世紀即將結束，這一戰略的局限性變得清晰起來。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麵對理想失算這一事實，與此同時，大多數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則越來越富裕、並開始與中產階級合並。共產主義革命和廢除私有財產已經不在議事日程上了。社會民主左傾也遇到了死胡同，福利國家的目標在動蕩的1970年代遭遇了經濟碰壁的現實。政府通過印鈔來應對，導致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再分配計劃製造了不當的激勵措施，反而打擊了工作、儲蓄和創業精神，這反過來又削弱了整體經濟實力。盡管人們雄心勃勃地努力消除問題，例如美國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倡議，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隨著中國在1978年後轉向市場經濟，而1991年蘇聯解體，馬克思主義左派分崩離析，社會民主主義者被迫與資本主義和平相處。 

 

左派在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方麵的雄心壯誌，與二十世紀末葉對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接受合並了起來。左派繼續保持對平等的熱情追求，但是它的議程從早期對工人階級的強調轉向了不斷增多的邊緣化少數群體的要求。許多活動分子把舊工人階級及其工會也視為一個特權階層，認為他們對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們試圖擴大越來越多的群體的權利，而不是著重於改善每個個人的經濟條件。在這個過程中，舊工人階級就被拋在來後麵。

 

04

從左到右

 

左派對身份政治的擁抱是可以理解和必要的。不同身份群體的生活經曆各不相同，而且往往需要以特定於這些群體的方式加以解決。局外人經常沒有察覺到他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傷害，就像許多男人在#MeToo運動揭露性騷擾和性侵犯後所意識到的一樣。身份政治的目的，是以對許多人有實質利益的方式改變文化和行為。

 

通過把角落的不公正拿到聚光燈下，身份政治帶來了文化範式的可喜變化，並產生了幫助過許多人的具體公共政策。BLM運動使得美國各地的警察部門更加關注他們對待少數族裔的方式，盡管警察濫用暴力仍然存在。#MeToo運動拓寬了人們對性侵犯的普遍理解，並引起了對現有刑法在處理性侵犯方麵的不足進行的重要討論，其最重要的結果可能是它已經為在工作場所女性和男性互動的方式帶來了變化。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並沒有錯，這是對不公正現象的自然而必然的反應。但是，身份政治傾向於關注文化問題，吸引了很多資源和注意力，影響了關於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30年來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現象的認真思考。爭論文化問題比改變政策更容易，在大學課程中將女性和少數族裔作者包括在內很容易，而在象牙塔外為女性和少數族裔提高收入、增加機會則要難得多。更重要的是，許多被身份政治推動的近期活動的焦點，如矽穀的女性高管和女性好萊塢明星跟同等地位男性的平等，她們本身都已經是收入分配的頂峰。高屋建瓴固然不錯，但這頂端1%跟底層大眾的鴻溝，並不因為她們之間更平等而有任何程度的減小。

 

今天的左翼身份政治也使得大型群體的一些嚴重問題缺少足夠的關注。直到最近，左翼活動人士對於新的阿片危機或在美國農村貧困的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兒童的命運乏善可陳。民主黨人沒有提出任何雄心勃勃的戰略，來應對自動化進步可能帶來的大量失業，或技術給美國人帶來的收入差距（注：此文成文在楊安澤參選之前，UBI提供了一種值得探討的新意的解決方案）。

 

此外，左派的身份政治對言論自由和維持民主所需的理性爭議構成了威脅。自由民主國家致力於保護在思想領域的幾乎任意自由表達的權利，特別是在政治領域。但對身份的強調，與議事爭論的需要發生了衝突。對身份群體的生活體驗的關注，優先考慮內在自我的情感世界，而不是對外部世界問題的理性審視；太注重保有原封不動的個人意見，而不是冒著改變先前意見的風險去進行理性思維。當一個斷言冒犯到某人的自我價值感時，通常認為冒犯者應該閉嘴或受到譴責。

 

依賴身份政治也有作為政治策略的弱點。目前美國政治體製的功能失調和衰退，與業已極端並日益增長的兩極分化有關，這使得執政管理成了勉強維持。大多數責任歸於右翼。正如政治科學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論證的那樣，共和黨中的一支轉向極右翼的速度，遠遠超過民主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但是雙方都離開了中間。關注身份問題的左翼活動家，很少代表整個選民，事實上，他們的這些擔憂經常導致跟主流選民疏遠。

 

但也許左派目前實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興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左派對政治正確的接受，這種社會規範阻止了人們在不擔心道德譴責的情況下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或觀點。每個社會都有某些觀點顯得與合法性的根基抵觸，因此被從公共話語中禁止。但是，新的身份在不斷增加，關於什麽是可接受言論的標準一再改變，令人應接不暇。在一個高度尊重群體尊嚴的社會，新的界限不斷出現，曾經可接受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則變成了冒犯。例如，如今僅僅在某些情境中使用“他”或“她”這樣的代詞，都可能會被解釋為對雙性人或變性人不敏感的表現。但這種言論並沒有威脅到任何基本的民主原則，而是被理解為挑戰某個特定群體的尊嚴，以及對該群體的鬥爭缺乏認識或同情。

 

實際上，隻有相對少數的左翼作家、藝術家、學生和知識分子支持最極端的政治正確。但是保守派媒體把這些事例揪出來，用來給整個左派抹黑宣傳。這可能解釋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非同尋常的方麵，就是特朗普那些在尋常競選中早就注定一敗塗地的言行，並不影響他在核心支持者群體中的受歡迎程度。在競選活動期間，特朗普嘲笑記者的身體殘疾，將墨西哥人描述為強奸犯和犯罪分子，他的錄音帶則吹噓自己抓摸女人。這些言論與其說不夠政治正確，不如說更主要是不夠體麵，而且他的許多支持者也並不主持這些和其他的過分言論。但是在許多美國人認為公開言論受到過度監管的時候，特朗普的支持者喜歡的是他沒有被壓力嚇倒而去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在一個由政治正確性塑造的時代，特朗普代表了許多美國人所欽佩的一種真實性：他可能是惡意、偏執和不夠總統範兒，但至少他是有什麽就說什麽。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並不代表保守派對於身份政治的拒絕；其實，它反映了右派對身份政治的擁抱。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他們被精英們忽視了。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許多歐洲國家，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們、作為民粹主義運動支柱的這些人，常常認為他們的價值觀受到都市精英們的威脅。雖然他們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族群的成員，但白人工人階級多則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和邊緣化群體。這種情緒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現鋪平了道路，這種政治在極端情況下采取明確的種族主義、白人民族主義的形式。

 

特朗普為這一進程做出了直接貢獻。他從房地產大亨和現實電視明星到政壇競爭者的轉變，在他成為種族主義“奧巴馬出生疑雲”陰謀論最著名的推動者之後一發而不可收，這個說法質疑奧巴馬到底是否有資格擔任總統。作為候選人，當他被問及前三K黨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已經支持他的事時，他選擇回避了問題，而且他抱怨說，審理特朗普大學訴訟案的美國聯邦法官因為有墨西哥血緣而“不公平地”對待他。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白人民族主義者的暴力集會之後，一位白人民族主義者殺死了一名反示威的人，而特朗普卻說雙方都有“非常優秀的人”。他花了很多時間挑出黑人運動員和名人來攻擊，同時又不惜為了紀念南方聯盟領袖的雕像被移除而表達憤怒。 

 

多虧了特朗普，白人民族主義已經從邊緣轉變為類似主流的東西。它的支持者抱怨說，盡管在談論黑人權利、婦女權利或同性戀權利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提倡美國白人的權利卻沒有可能不被稱為種族主義者。左派身份政治的實踐者則認為，右派的身份主張是不合法的，他們反映的是曆史上特權社區的視角，不能與少數民族、女性和其他邊緣化群體的身份置於同一道德平麵上。這明顯是正確的。保守派極大地誇大了少數群體獲得優勢的程度，正如他們誇大政治正確阻礙言論自由的程度一樣。許多邊緣化群體的現實仍未改變：非裔美國人繼續遭受警察暴力，女性仍然受到攻擊和騷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如何從左派學到了語言和架構：白人成為受害者的觀念，社會其他人看不到他們的處境和痛苦，以及需要砸爛那些該對此負責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特別是媒體和政治建製。橫貫整個意識形態光譜，身份政治現在已成窺視大多數社會問題的鏡頭。

 

 

05

對信念的需求

 

社會需要保護邊緣化群體和被排斥群體，但他們也需要通過審議和共識來實現共同目標。左翼和右翼議程都向保護狹隘群體身份轉變，最終威脅到了這一過程。補救措施並不是放棄身份觀念——它已是現代人思考自己和周圍社會的核心方式——而是定義更大、更整合的國民身份，這一身份要考慮到自由民主社會在事實上的多樣性。

 

人類社會無法擺脫身份或身份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說身份是一種“強有力的道德觀念”，建立在普遍人性特征的精神之上。這種道德觀念告訴人們，他們擁有真實的內在自我，而這些內在並沒有得到承認，進而暗示外部社會可能是虛假和壓抑的。它著重於人們天然地要求承認其尊嚴，並為他們表達在得不到認可時產生的怨恨提供了說法。

 

這種對尊嚴的要求，既不可能消失，也不應該消失。自由民主製度建立在個人的權利基礎之上，人人享有平等的決定其集體政治生活的選擇和代理。但是許多人並不滿足於作為普通人的平等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現代生活的一個要素。現代化意味著不斷變化和破壞，以及提供前所未有的選擇。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幾代人以來，數百萬人逃離了那些未能提供選擇的傳統社區，而遷往那些提供了選擇的社區。但是，現代自由化社會中存在的自由和選擇程度，也會讓人們感到不快、並與人類同胞脫節。他們發現自己懷念社區，懷念他們認為已經丟失的、或者祖上曾經有過的結構化生活。他們尋求的真實身份，是將他們與其他人聯係起來的身份。存在這種感受的人們，就可能被人蠱惑說，他們被現有的權力結構背叛和不尊重，那些重要而偉大的社區將再次複興，而他們將是其中的成員。

 

然而，現代身份的本質，是可以改變的。有些人可能會深信，自己的身份是基於生物因素，是自己無法控製的。但現代社會的公民有多重身份，這些身份是由社會互動所塑造的。人們的身份可以被種族、性別、工作、教育、姻親和國家等因素所定義。雖然身份政治的邏輯是將社會分成小的、自我關注的群體，但也有可能創造更寬泛、更整合的身份。人們不必否認個人的獨特生活經曆，同時也認識到他們可以與更廣泛的圈子共享價值觀和追求。換句話說，生活體驗可以簡單地作為體驗存在，將人與人聯係起來的東西，而不是把人與人分開。因此，盡管在現代世界中沒有任何民主可以免受身份政治的影響，但是所有民主都可以將其引導到更廣泛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來。

 

最首要也最明顯的起點，是針對性地解決那些導致群體受害和邊緣化的行為，例如警察對少數群體的暴力行為，和性騷擾。對身份政治的批評，不應該暗示這些問題不存在、或者不是迫切需要具體解決方案的現實問題。但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必須走得更遠，政府和民間社會團體必須集中精力將較小的群體納入更大的整體。民主國家需要促進政治科學家所謂的“信念國民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這種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個人特征、生活經曆、曆史紐帶或宗教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核心價值觀和信念之上。這是為了激勵公民更多地認同各自國家的立國理念，並用公共政策有意地同化新來者。

 

在歐洲，對抗身份政治的有害影響將非常困難。近幾十年來，歐洲左派支持的一種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大大降低了把新移民納入信念國民文化的重要性。在反種族主義的旗幟下，左翼歐洲政黨淡化了多元文化主義阻礙同化的證據。歐洲新的民粹主義右派於是帶著懷舊情緒緬懷過去以民族或宗教為基礎的國民文化，彼時仍在基本上沒有移民的社會中蓬勃發展而如今業已衰落。

 

在歐洲打擊身份政治必須從改變公民法開始。這樣的議程超出了歐盟的能力，歐盟的28個成員國熱心捍衛其國家特權，並隨時準備否決任何重大的改革或變革。因此，任何行動都必須首先在個別國家層麵上發生，無論好壞。要廢止一些族群對他人而言所享有的特權，根據血統原則與國籍掛鉤的歐盟成員國，應該通過基於出生地的新法，賦予在該國境內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但是，歐洲國家也應該對新公民的入籍實施嚴格的要求，就像美國多年來所做的那樣。在美國，除了必須在該國證明連續居住五年之外，新公民還應有基本的英語閱讀、書寫和聽說能力，了解美國曆史和政府，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即沒有犯罪記錄，並通過宣誓效忠美國，展示對美國憲法原則和理念的維護。歐洲國家也應該期望新公民這樣做。

 

除了改變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歐洲國家還需要擺脫基於種族的國民認同觀念。近20年前，一位名叫提畢（Bassam Tibi）的敘利亞裔德國學者，提議將“核心文化（Leitkultur）”作為新德國國民身份的基礎。他把核心文化定義為對平等和民主價值觀的、堅定地以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理想為基礎的信念。然而，左派學者和政治家們攻擊他提出的建議，說他的建議暗示這些價值觀優於其他文化價值觀。通過這樣做，德國左派不知不覺間給伊斯蘭主義者和極右翼民族主義者提供了寬慰；啟蒙理想對這些人幾乎沒有用處。但德國和其他主要歐洲國家迫切需要像核心文化這樣的東西：一種社會常態的變革，將允許土耳其後裔的德國人將自己稱為德國人，非洲後裔的瑞典人稱自己為瑞典人，如此等等。這種情況已經開始發生，但速度太慢了。歐洲人創造了一個他們應該感到自豪的卓越文明，即使它仍然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也應該能夠包含來自其他文化的人。

 

與歐洲相比，美國對移民的歡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於它在其曆史早期就形成了一種信念國民身份認同。正如政治學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公民可能被指責為“不夠美國人”，丹麥公民卻不能被說成“不但丹麥人”，日本公民不能被說成是“不夠日本人”。美國主義包含的是一係列信念和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種族。

 

今天，在美國內戰之後出現的信念國民身份必須得到恢複和捍衛，抵禦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攻擊。右派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希望用基於種族、民族和宗教的民族主義取代信仰民族身份，左派身份政治的擁護者試圖通過強調受害來破壞美國國家曆史敘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況下暗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係統性排斥就在該國的基因中。這些缺陷已經、並將繼續成為美國社會的特征，我們必須麵對它們。但進步人士也應該講述美國曆史的不同版本，在這個版本裏，一個日益擴大的圈子不斷克服著各種障礙，讓越來越多的人都獲得了尊嚴的認可。

 

盡管美國受益於多樣性，但它無法在多樣性上建立自己的國民認同。一個可行的信念國民身份必須提供關於例如憲政、法治和人類平等的實質性理念。美國人尊重這些理念，這個國家有理由拒絕把公民身份給予那些不接受這些理念的人。

 

06

回歸本源

 

一旦一個國家接受現代社會事實上的多樣性、並確定了一個適當的信仰國民認同，關於移民的爭議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在美國和歐洲，這場辯論目前兩極分化。右派旨在完全切斷移民，並希望將移民送回原籍；左派主張，自由民主國家接受所有移民的無限義務。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真正的辯論應該是，怎樣是將移民融入一個國家的信仰國民身份的最佳策略。精心同化的移民為任何社會帶來健康的多樣性，同化不良的移民是對國家的拖累，在某些情況下構成安全威脅。

 

歐洲各國政府對更好的同化需求嘴上表示讚同，行動去沒有跟上。許多歐洲國家製定了積極阻礙融合的政策。例如，在荷蘭的“柱狀化（pillarization）”體係下，兒童分別接受了獨立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體係的教育。既在國家支持的學校接受教育，又不必與自己的宗教以外的人打交道，這樣大不可能促進快速同化。

 

在法國，情況有所不同。法國的共和國公民身份概念，與美國一樣是圍繞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革命理想建立起來的。法國基於世俗主義的1905年法律正式將教會和國家分開，使得在荷蘭經營的那種公立宗教學校在法國變得行不通。但法國還有其他重大問題。首先，無論法律如何說，普遍的歧視都使得前往該國的移民卻步。其次，法國經濟多年來一直表現不佳，失業率是鄰國德國的兩倍。法國年輕移民的失業率接近35％，而法國青年的失業率也高達25％。法國應該幫助他們更容易找到工作、促使移民融入社會，主要是通過自由化的勞動力市場。最後，法國民族認同和法國文化的觀念受到了伊斯蘭恐懼症的影響；在當代法國，同化的概念被很多左派視為在政治上不可接受。這是一種恥辱，因為這樣就允許極右翼國民陣線的本土主義者和極端分子將自己定位為共和國普遍公民理想的真正捍衛者。

 

在美國，同化議程應當從公共教育開始。幾十年來，基礎的公民教育一直在下降，不僅對移民，對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也是如此。公立學校也應該放棄近幾十年來流行的雙語和多語言課程。（紐約市的公立學校係統提供十幾種不同語言的資訊。）這些課程被包裝為加速非母語人士提高英語能力的方法，但關於它們是否有效，經驗證據喜憂參半；事實上，這些課程實際上可能會推遲學習英語的進步。

 

統一要求提供國民服務，也將加強美國的信念國民身份，這將強調美國公民身份要求的承諾和犧牲精神。公民可以通過參軍或通過社會工作來執行此類服務，例如在學校教學或參與環境保護項目。如果這種國家服務的結構正確，它將迫使年輕人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地區、種族和民族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就像服兵役一樣。與所有形式的共同犧牲一樣，它會將新人融入民族文化。國民服務將成為古典共和主義的當代形式，一種激勵美德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僅僅讓每個人關注自己的私人生活。

 

 

07

同化的國家

 

在美國和歐洲，專注於同化的政策議程必須解決移民水平問題。隨著移民數量相對於本地人口的增加，對主流文化的同化變得更加困難。隨著移民社區達到一定規模，他們往往變得自給自足，不再需要與外部群體建立聯係。它們可能壓垮公共服務，並使學校和其他公共機構的能力受到影響。從長遠來看，移民可能會對公共財政產生積極的淨影響——但前提是他們找到工作並成為納稅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可能削弱土生土長的公民對慷慨福利的支持，這是美國和歐洲移民辯論的一個因素。 

 

自由民主國家在經濟和文化方麵都因移民而受益匪淺。但毫無疑問，他們也有權控製自己的邊界。擁有某種公民身份，是所有人的基本人權，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任何特定國家都有這個權利，除了他們自己或其父母的出生之外。此外，國際法不會挑戰國家控製其邊界或設定公民身份標準的權利。

 

歐盟需要能夠更好地控製其外部邊界，這實際上意味著給希臘和意大利等國提供更多資金和更強大的法律權力來規範移民流動。負責這項工作的歐盟機構Frontex人手不足、資金不足，也缺乏來自最關心移民的成員國的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歐洲外部邊界問題得到解決，否則歐盟內部的自由內部流動體係將不具有政治上的可持續性。

 

在美國，主要問題是移民法的執行不一致。在阻止數百萬人非法進入和滯留方麵無甚作為，然後零星地、看似隨意地驅逐出境——這是奧巴馬執政期間的一個特點——這並不是一項可持續的長期政策。但特朗普承諾在墨西哥邊境“建牆”，隻不過是本土主義的一種姿態：很大比例的非法移民是合法進入美國，卻在簽證到期後留在該國不走。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製度，製裁那些雇用非法移民的人和公司，這需要一個全國性的識別係統，幫助雇主找出誰可以合法地為他們工作。這種製度尚未建立，因為太多的雇主受益於非法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此外，左右兩派都有許多人由於懷疑政府權利過度而反對全國性的身份識別係統。

 

結果，美國現在擁有大約1100萬非法移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在該國多年，並且正在做有用的工作，撫養家庭，以及在其他方麵表現得像守法的公民。其中少數人犯下了犯罪行為，就像少數本土出生的美國人犯罪一樣。但是，把所有非法移民都看成犯罪分子的想法是荒謬的，就像認為美國能迫使所有人離開美國返回原籍一樣荒謬。

 

關於移民改革的基本交易的概要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聯邦政府將采取嚴厲的執法措施來控製該國的邊界，並為無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創造公民身份的途徑。這樣的折衷可能會得到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支持，但是排斥移民的聲音頑固反對任何形式的“大赦”，而支持移民的群體則反對更嚴格的執法。

 

專注於成功同化外國人的公共政策可能有助於打破這種僵局，也對美國和歐洲當前民粹主義高潮進行釜底抽薪。大力反對移民的團體集合了一些具有不同關注點的人。鐵定了心的本土主義者受到種族主義和偏見的驅使，沒有什麽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其他人對大規模移民帶來的社會變革速度有更多合理的擔憂，並擔心現有機構能夠適應這種變化。關注同化的政策可能會緩解他們的擔憂，並使他們遠離偏執觀念。

 

隻要窮人和邊緣化群體在社會視野之外，身份政治就會蓬勃發展。對失去身份的怨恨始於真正的經濟困境，一種消除怨恨的方法是減輕對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擔憂。在美國，大部分左派幾十年前就不再考慮雄心勃勃的社會政策去緩解窮人的生存條件。比起提出可能代價高昂的計劃、具體地減少不平等來說，談論尊重和尊嚴更容易。這種趨勢的一個主要例外是奧巴馬，其“平價醫療法案（ACA）”是美國社會政策的裏程碑。奧巴馬健保的反對者試圖將其定位為身份問題，暗示該政策是由黑人總統設計的，以幫助他的黑人選民。但ACA實際上是一項旨在幫助不太富裕的美國人的國家政策，而不論其種族或身份，許多法律的受益者包括南方的農村白人，但他們被說服，投票支持誓言廢除ACA的共和黨政客。

 

身份政治使得製定這些雄心勃勃的政策變得更加困難。雖然關於經濟政策的鬥爭在二十世紀早期產生了尖銳的分歧，但許多民主國家裏那些經濟願景相左的人往往可以存異求同。相對照，身份問題更難以協調：要麽你認可我，要麽不認可。對失去尊嚴或不被看見的怨恨往往具有經濟根源，但關於身份的鬥爭經常會分散了製定有效政策的精力。因此，很難建立廣泛的聯盟以爭取再分配：工人階級的成員中那些地位較高的身份群體（如美國的白人），傾向於抵製跟低於他們的人進行共同的事業，反之亦然。

 

特別是民主黨有一個重要的選擇。它可以通過加倍動員今天提供最熱情的活躍分子的身份團體來贏得選舉：非裔美國人、西裔美國人、職業女性、LGBT社區等等。或者該黨可以試圖贏回一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這個階層從羅斯福新政起成為民主聯盟的關鍵部分，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叛逃到共和黨。前一種策略可能會讓它贏得選舉，但這是一個治理國家的糟糕方案，共和黨正在成為白人黨，民主黨正在成為少數民族的一方。這個過程應該繼續下去嗎？

 

08

更加統一的未來

 

對未來的恐懼，通過小說得到了最好的表達，尤其科幻小說總是試圖想象基於新技術的未來世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恐懼主要集中在扼殺個性和隱私的大型的、集中的、官僚的暴政上：想想喬治·奧威爾的《1984》。但是，在本世紀後期的幾十年中，想象的反烏托邦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並且有一條線談到了身份政治引起的焦慮。一些網絡朋克（Cyberpunk）作家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認為，未來的統治不是由集中的獨裁統治，而是由互聯網推動的不受控製的社會碎片來完成。

 

斯蒂芬森1992年的小說《雪崩（Snow Crash）》提出了一個無處不在的虛擬“超宇宙（Metaverse）”，其中的人可以隨意采用化身並改變自己的身份。在這部小說中，美國已經分解為取決於狹窄身份的各種郊區，如種族主義者的新南非、中國移民組成的大香港，從一個社區到另一個社區旅行需要護照和簽證，中央情報局已經私有化，航母已成為難民的浮動家園，聯邦政府的權力縮小到隻包括聯邦建築所在的土地。

 

我們現在的世界同時走向兩種相反的反烏托邦，一種高度的中心化，一種無休止的分裂。政府收集關於每個公民日常交易的高度具體的個人數據，另一方麵，兩極分化的加劇、對共同目標越來越缺乏共識，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促進了自給自足的、以身份識別為邊界的社區出現。

 

反烏托邦小說的好處在於它幾乎永遠不會成真。想象當前趨勢如何以更加誇張的方式發揮作用，是一個有用的警告：1984年成為人們想要避免的未來的有力象征，這本書幫助社會反對威權主義。同樣，今天的人們可以將他們的國家想象成支持日益多樣化的更好的地方，同時也包含這樣的願景，就是多樣性如何服務於共同目標、支持自由民主而不是去破壞。

 

人們永遠不會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會。但人們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出生的。身份可用於劃分，但也可用於融合。最終，這將成為當前民粹主義政治的補救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