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姓龔,名學先,字緝照,又字闊初。綿竹縣人,高僧。1907年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民國初年任川軍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1924年赴涪陵禮佛源法師,出家為僧,次年赴新都寶光寺從貫一受戒,後為寶光寺法主。1926年赴裏塘那摩寺深造。1926年夏赴藏,在拉薩為康薩格西入室弟子。1934年至1936年先後在上海、太原、五台山和重慶講經。抗日戰爭爆發後返川,在成都靜慈寺建密宗道場。1940年得康薩格西傳承衣缽後,在成都、上海、北京等地講經說法。解放後曆任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山西省佛教協會會長。1950年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新德裏亞洲國家和平會議。
能海(1886—1967)。俗姓龔,名學光,字輯熙,四川省綿竹縣人。1906年投軍報國,考入陸軍學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異,擢任營長。不久調雲南講武堂任教官,後被提升為團長。1910年被調入袁世凱將軍府,無職無權,無所事事,每月按標統(又稱統帶,是清末統轄一標的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團級軍官)領餉,以瀏覽佛經為自娛,開始接觸佛教典籍。不久,東渡日本,考察政治和實業,想賴實業以富民。在日本,看到佛教十分流行,佛教思想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由此對佛教發生興趣,隨著歲月的推移和接觸佛教人士的影響,與當時的學者程芝軒(日本留學生,華西大學教授、教務長,四川省教育廳督學),相互談論佛法,逐步結為摯友。民國十三年(1924年)能海39歲,偕同程芝軒共投涪陵天寶寺,禮住持佛源法師出家為僧,法名能海。同年,又在新都寶光寺從貫一老和尚受其足戒。從此展開他40多年如一日的學法、弘法活動。
能海出家後,先隨涪陵天寶寺公持佛源法師學習顯教經典,得其臨濟正宗第44代嫡傳法統,即開始弘法傳教活動。但他不以此為滿足,偶於北京雍和宮閱覽藏經目錄,見密乘經籍頗多,即興求法之念。自唐以後,內地密法久己失傳,而日本僧人空海將密法傳回日本建立真言宗,則在日本盛行不衰,於是產生學習密法的宏願。為探藏密之奧,能海決心進藏求法。因他不懂藏文藏語,第一步則到西康打箭爐(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從降巴格西學習藏文藏語,並將學習藏文與學藏文經籍相結合,同時學習《菩提道次第》、《俱舍論》、《現觀莊嚴論》、《比丘戒》、《集量論》等經籍。接著又在理塘從降陽仁波卿學習《朵馬》儀軌等法。能海有了藏文藏語基礎後,才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偕同戒數人入藏,一路沿從林小道曆盡艱辛,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到達拉薩。從此,能海又禮康薩仁波卿為根本上師,隨其學習七年,主要是學顯教般苦中觀教理及戒律次第等,同時學習文殊大威德密乘二次第等法。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從西藏返回內地,取道印度朝聖。從印度到上海,他就開始在班禪額不德尼辦事處講經,同時在上海多處設壇,廣作佛事。隨後在山西省五台山講經,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春接任五台山廣濟茅蓬方丈,依律結夏安居,為僧人講經。同時在學法僧人中,選出行持精進者約四十人,組成金剛院。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入侵中國,抗日戰爭爆發,能海率弟子入川開辦道場,途經武呂、重慶至成都,沿途舉辦護國息災法會,大講《仁王護國經》,用以激發佛教信徒的愛國熱情。在成都接住近慈寺,建立密乘金剛道場。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先後在成都佛學社、文殊院、昭覺寺等處講經、傳戒。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接任峨嵋山毗盧殿住持,不久又去重慶自力舉辦護國息災法會。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能海又率弟子多人第二次進藏。到拉薩後,弟子們住哲蚌寺,能海仍隨康薩仁波卿學法。這次學習,多屬密乘諸法,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返回四川。臨行前,康薩仁波卿將自己生平弘法所用的三衣、缽器、佛像、法螺、裙靴等一齊傳給能海,表示能海盡得密法傳承,接受衣缽,成為大威德無上密乘法統的第二十九代祖師。
能海第二次從西藏學法回來,即在近慈寺傳戒。隨後到綿竹漢旺場雲悟寺、廣漢龍居寺講經傳戒。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以後,先後在成都近慈寺、彭縣龍興寺、太平寺講經。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美國學者羅加思,經人介紹來近慈寺聽能海講經,並受皈依,留寺住三月。同時還有比利時天主教徒二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一人前來近慈寺參加聽經。同年夏大,在峨眉山磚殿講《普賢行願品》。
1950年,能海熱忱接待解放軍入藏代表,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又親自將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譯成藏文,由部隊印成傳單,用飛機向西藏人民散發。並派弟於隆果等六人隨軍入藏,擔任翻譯,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應有貢獻。同年又在北京西黃寺辦麻尼法會,弘揚佛法。 1951年10月23日,以特邀代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1952年秋在上海金剛道場講經,12月代表我國宗教界,參加以宋慶齡為團長的和平代表團,出席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會議期間結識了國際上不少佛教界的朋友,回國時曾有緬甸僧侶隨同前來上海金剛道場,一起參加法會和講經。1953年10月去五台山清涼橋吉祥寺講經,1954年在北京居士林講經,11月回五台山清涼橋。
1955年4月,又參加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在印度新德裏召開的亞洲國家會議,為保衛世界和平,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9月,在北京參加接待國際佛教僧侶代表團,11月回清涼橋。此後即長住五台山,講律課僧,譯經著述。佛事之暇,帶領僧眾墾山植樹,使清涼橋周圍山坡鬆柏成林,濃蔭蔽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能海於4月13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書麵談話,堅決擁護國務院《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的命令》,表明能海在關鍵時刻,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融愛國愛教為一體,為祖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利統一作出努力。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的協助下,短期內即平定了這次武裝叛亂。能海是我國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一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職務。他一生譯述的著作共有 100多部,弘法講經所寫的講義也不少。為了翻譯藏文佛典,接住近慈寺後就創設譯經院。院中有蒙文、藏文經版不少,又培養了一批譯經人才,其中有通法語、日語、英語和藏語、蒙語的弟子多人。他的目標是要把漢藏佛教經典雙方互缺的部分,互譯刊印補足,以供佛學研究參考。此外,能海還計劃把漢文和藏文的主要經典譯成各種外文,進行國際交流。親自撰寫一副對聯:“通聖言而遍環宇;導世界以趨大同。”掛在譯經院門前,表示他的決心與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