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鄒文貴
司馬遷的曆史敘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還原曆史，再現曆史。為達到這一目的，司馬遷不僅賦予他筆下的曆史人物以鮮活的生命，而且還努力打通“往事”與“來者”之間的曆史隧道，刻意營造曆史現場感，從而把人們帶進特定的曆史時空，讓人們直觀、感性地觸摸曆史，體驗曆史。
司馬遷是如何營造曆史現場感的呢？縱觀《史記》，可作如下幾點概括。
1、曆史現場感與敘事筆法。在司馬遷之前，曆史敘事主要有兩種筆法:一種源於《春秋》，特點是梗概敘事、簡言敘事，我們姑且稱之為史筆;另一種則主要來源於《左傳》，特點是委曲周詳、細致生動，我們姑且稱之為文筆。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對史筆與文筆“兼收並蓄”，無所偏廢。“十表”之中，相關的文字表述部分用的是“清一色”的史筆；“本紀”、“世家”、“列傳”諸體則根據需要，交錯使用兩種筆法。在《項羽本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馬遷以“文筆”敘事、構造曆史現場的效果，楚漢相持之際的彭城收複戰就是一段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出。”
在這段敘事中，如果說前六句采用了快節奏的史筆敘事，那麽，從第七句開始，司馬遷則明顯地放慢敘事節奏，以文筆敘事，通過筆法的轉換，來營造兩個前後相續的曆史現場或者說曆史場景。一個是漢軍敗入睢水，兵陷重圍，另一個是天暗風狂，亂中突圍。在營造第二個曆史現場的時候，司馬遷還有意識地使用了“於是”一詞，造成短暫的敘事停頓與敘事提醒，然後自己仿佛站在曆史現場的邊緣，目引手指，對現場作著詳細生動的實況報道。
2、曆史現場感與視角交叉。按照現代敘事學的觀點，任何事件都是特定敘事視角中的事件。因此，曆史敘事也同樣關涉敘事視角問題。為了複呈曆史現場的“原生態”，使曆史場景生動、鮮活、豐富、真切，司馬遷在曆史敘事中，往往把曆史場景置於作者視角與人物視角的雙重觀照之下。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
這是《魏公子列傳》中的一個片段，寫魏公子禮賢下士，延請侯嬴。事件大體上是由侯生登車與鬧市訪友兩個核心場景的先後推移構成。兩個場景之中，公子自迎，引車入市，侯生登車，久立微察，市人圍觀，從騎竊罵等，均出於作者視角；“公子執轡愈恭”與“公子顏色愈和”無疑源於人物視角，是侯生的眼中所見。兩種視角交織極大地增強了讀者的曆史現場感。
3、曆史現場感與氣氛渲染。曆史“舞台”風雲變幻，氣象萬千。每個曆史現場都活動著不同的人物，上演著不同的事件，透發著不同的氛圍。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獨特的氛圍實際上也就是曆史場景的“韻味”、“風采”與個性。因此，寫好現場氣氛同樣是營造曆史現場感的重要途徑。司馬遷是一個極富感受力與想象力的史學家，總能將曆史現場以一種特定的氛圍活潑地進入到他的感知、想象與體驗之中，同時緊緊地“把握”住這種獨特的氛圍，隨物賦形，刻畫渲染，予以準確充分的藝術表現。《刺客列傳》中，荊軻別燕的場景堪為此方麵的代表。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複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秋風、寒水、白衣、別淚、悲歌，司馬遷選取這些意象加以組合，盡情地渲染著別離時的悲涼。荊軻畢竟是英雄，所以不能隻有悲涼，更要有悲壯。羽聲、瞋目、發盡上指等意象，適足以達之。如此這般的情境渲染又怎能不使讀者對曆史現場情同親曆、感同身受呢？
4、曆史現場感與空間意識。無論是宏大的曆史事件，還是普通平凡的往事軼聞，它們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發生。具體到某一曆史現場，自然存在著人與人之間、行動與行動之間、行動與場地之間的空間關係。因此，空間意識的建立，無疑有助於曆史現場感的營造，有助於曆史場景的清晰呈現。
顧炎武曾在《日知錄》中盛讚司馬遷的空間意識。他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其中既有“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的原因，也有司馬遷對兵勢地形發生方位表達上的自覺。其實，司馬遷不僅寫兵戰、說大勢如此，他在敘述曆史事件具體演進過程中，也十分注意人物行動展開的空間關聯。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讚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紀》中的這段記載，寫武王伐紂、攻下朝歌之後，到社壇去祭告受命。司馬遷把武王前赴社壇時的隊列儀仗、從臣的位次先後，以及祭告之時武王、群臣與兵卒所處的空間方位，一一寫來，曆史現場被展示得清晰如畫，一目了然。
司馬遷的曆史敘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還原曆史，再現曆史。為達到這一目的，司馬遷不僅賦予他筆下的曆史人物以鮮活的生命，而且還努力打通“往事”與“來者”之間的曆史隧道，刻意營造曆史現場感，從而把人們帶進特定的曆史時空，讓人們直觀、感性地觸摸曆史，體驗曆史。
司馬遷是如何營造曆史現場感的呢？縱觀《史記》，可作如下幾點概括。
1、曆史現場感與敘事筆法。在司馬遷之前，曆史敘事主要有兩種筆法:一種源於《春秋》，特點是梗概敘事、簡言敘事，我們姑且稱之為史筆;另一種則主要來源於《左傳》，特點是委曲周詳、細致生動，我們姑且稱之為文筆。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對史筆與文筆“兼收並蓄”，無所偏廢。“十表”之中，相關的文字表述部分用的是“清一色”的史筆；“本紀”、“世家”、“列傳”諸體則根據需要，交錯使用兩種筆法。在《項羽本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馬遷以“文筆”敘事、構造曆史現場的效果，楚漢相持之際的彭城收複戰就是一段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出。”
在這段敘事中，如果說前六句采用了快節奏的史筆敘事，那麽，從第七句開始，司馬遷則明顯地放慢敘事節奏，以文筆敘事，通過筆法的轉換，來營造兩個前後相續的曆史現場或者說曆史場景。一個是漢軍敗入睢水，兵陷重圍，另一個是天暗風狂，亂中突圍。在營造第二個曆史現場的時候，司馬遷還有意識地使用了“於是”一詞，造成短暫的敘事停頓與敘事提醒，然後自己仿佛站在曆史現場的邊緣，目引手指，對現場作著詳細生動的實況報道。
2、曆史現場感與視角交叉。按照現代敘事學的觀點，任何事件都是特定敘事視角中的事件。因此，曆史敘事也同樣關涉敘事視角問題。為了複呈曆史現場的“原生態”，使曆史場景生動、鮮活、豐富、真切，司馬遷在曆史敘事中，往往把曆史場景置於作者視角與人物視角的雙重觀照之下。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
這是《魏公子列傳》中的一個片段，寫魏公子禮賢下士，延請侯嬴。事件大體上是由侯生登車與鬧市訪友兩個核心場景的先後推移構成。兩個場景之中，公子自迎，引車入市，侯生登車，久立微察，市人圍觀，從騎竊罵等，均出於作者視角；“公子執轡愈恭”與“公子顏色愈和”無疑源於人物視角，是侯生的眼中所見。兩種視角交織極大地增強了讀者的曆史現場感。
3、曆史現場感與氣氛渲染。曆史“舞台”風雲變幻，氣象萬千。每個曆史現場都活動著不同的人物，上演著不同的事件，透發著不同的氛圍。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獨特的氛圍實際上也就是曆史場景的“韻味”、“風采”與個性。因此，寫好現場氣氛同樣是營造曆史現場感的重要途徑。司馬遷是一個極富感受力與想象力的史學家，總能將曆史現場以一種特定的氛圍活潑地進入到他的感知、想象與體驗之中，同時緊緊地“把握”住這種獨特的氛圍，隨物賦形，刻畫渲染，予以準確充分的藝術表現。《刺客列傳》中，荊軻別燕的場景堪為此方麵的代表。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複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秋風、寒水、白衣、別淚、悲歌，司馬遷選取這些意象加以組合，盡情地渲染著別離時的悲涼。荊軻畢竟是英雄，所以不能隻有悲涼，更要有悲壯。羽聲、瞋目、發盡上指等意象，適足以達之。如此這般的情境渲染又怎能不使讀者對曆史現場情同親曆、感同身受呢？
4、曆史現場感與空間意識。無論是宏大的曆史事件，還是普通平凡的往事軼聞，它們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發生。具體到某一曆史現場，自然存在著人與人之間、行動與行動之間、行動與場地之間的空間關係。因此，空間意識的建立，無疑有助於曆史現場感的營造，有助於曆史場景的清晰呈現。
顧炎武曾在《日知錄》中盛讚司馬遷的空間意識。他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其中既有“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的原因，也有司馬遷對兵勢地形發生方位表達上的自覺。其實，司馬遷不僅寫兵戰、說大勢如此，他在敘述曆史事件具體演進過程中，也十分注意人物行動展開的空間關聯。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讚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紀》中的這段記載，寫武王伐紂、攻下朝歌之後，到社壇去祭告受命。司馬遷把武王前赴社壇時的隊列儀仗、從臣的位次先後，以及祭告之時武王、群臣與兵卒所處的空間方位，一一寫來，曆史現場被展示得清晰如畫，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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