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警示錄[連載之26]:巨大的災難和無邊的黑暗悄悄地降臨
巨大的災難和無邊的黑暗悄悄地降臨了。
汪成民作為一個地震科學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後,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後所有發生異常變化的溫泉:秦皇島、撫寧、遵化、興城、青龍、灤縣;第二次深入調查了灤縣安各莊水氡含量的異常;第三次解剖了開灤唐山礦近百年湧水量的異常變化。
年輕的科學家睡不著,他有那麽多地震前兆異常,那麽多臨震告急預報,他“請領導決策”,而領導卻還讓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權力麵前,自己是那麽軟弱和無助。
他想起了周恩來總理是如何對待異常現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點多鍾,葉劍英辦公室來電話詢問震情。值班的同誌說一切比較正常,隻是北京通縣麥莊一帶發現了一條地裂縫。因為夜裏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實。僅僅過了半小時,周恩來辦公室就來了電話,傳達了總理的指示:連夜去調查,弄清楚地裂縫是新出現的還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總理還說,“這麽緊的事,為什麽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決照明問題嗎?”值班人員向汪成民作了匯報,汪成民連忙安排崔德海帶隊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電話機旁守候。
汪成民事後才知道,這是日理萬機的總理在病重住院期間,深夜發出的對地震工作的最後一個指示。而這一天正是總理的生日。
為了一條地裂縫,僅僅是為了一條地裂縫嗎?
他特別懷念周恩來總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懷念。他曾八次見到周總理,其中四次是麵對麵地向總理匯報。總理親切地稱他為“小老鄉”……總理的“小老鄉”還在半睡半醒之間,絕後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發了!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27]:唐山地震漏報剖析
張慶洲:您做為唐山大地震的曆史見證人,您認為漏報的原因是什麽?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預報的原因是複雜的,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要客觀地恢複這一重要曆史事件的本來麵目,就必須實事求是地、曆史地、科學地去分析事物的全過程,脫離當時的環境與人物是無法得到正確的結論的。從一係列事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關於“科學技術”問題。
地震預報是一道科學難題,世界上尚未解決。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什麽是地震的“必震信號”。因此,嚴格地講當前對任何地震的預報,包括預報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遠談不上是科學的預報。現在的預報如同中醫治疑難病症一樣,主要依據資料與經驗。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處於同一個水平。從預報的高標準要求(科學準確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達不到。從預報的低標準要求(不很科學,不很準確,大體估計在一定時空範圍,達到事先向群眾打個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關於“四人幫”幹擾問題。
唐山大地震前,廣大技術人員忙於緊張地落實異常,分析震情的時候,也正是“四人幫”活動最猖狂的時期,這是曆史事實。根據科學院運動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鄧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誌,全局揭批胡克實同誌。因此,對涉及有關京津唐地區的震情,有的人視為一個危險的政治敏感問題,采取了壓製或回避的態度。
第三,關於“地震局某些環節誤事”的問題。
唐山地震情況複雜,預報難度大。在震情判斷上一直存在嚴重的分歧。從趨勢分析到臨震判斷,多次引起了激烈辯論。這些爭論本來是正常的學術之爭。地震預報沒有過關,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敗也是探索中的失敗。問題是,唐山地震前,持無震觀點的人掌握著關鍵崗位的決策權。他們把無大震的學術思想變成了行動指南,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專橫壓製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種成見,以至成為唐山地震預報的一種阻力。震後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控製輿論統一口徑,這就超出了“學術之爭”的範圍了。
張慶洲:根據唐山地震的實際資料看,震前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異常情況,向黨中央國務院打個報告,向京津唐人民打個招呼可能嗎?
汪成民:這個問題是肯定的。你設想一下,為什麽不能把青龍縣的做法推廣到京津唐呢?為什麽不能把以我個人透露情況的方式,改變成為以地震局的名義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區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這一步,唐山就成為了第二個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顯的預報效果。
這決非幻想,當時若能克服人為的阻力,這就可能成為現實!
張慶洲:教授,我將咱們的談話公布於世,您有什麽看法?
汪成民:我意識到可能給我帶來一點麻煩。但是共產黨員的黨性,科學家的良心告訴我,實事求是講真話,才能無愧於黨和祖國,才能對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進地震工作健康發展,避免唐山悲劇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員簡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於上海。
1954年畢業於北京四中,後被選送赴前蘇聯第聶泊爾彼得羅夫斯克礦院。
1960年回國後從事地震前兆與地震預報研究,先後在中科院、中央地辦、國家地震局負責有關震情分析方麵的工作,曆任分析組長、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職。
1996年應邀在第五十屆聯合國大會上介紹青龍縣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預警經驗。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28]:主管華北震情的官員如是說
采訪梅世蓉女士很難。
她與我通電話時很誠懇也很坦率:對唐山地震預報問題,不想談,因為很難談,說也說不清楚,麻煩事太多……
采訪的念頭幾度潮起潮落。我怎麽訪她怎麽談?一個又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幾乎都涉及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在說起某件“壞”事的時候,大都是“對事不對人”;說起某件“好”事的時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曬幹了,碾成麵揚起來吹,沒事兒。
不順著傳統習慣走,活該碰上麻煩事,連老婆都不疼你。
麻煩就麻煩吧。唐山死了二十幾萬人,不僅僅是麻煩!為了客觀、公正和真實,我必須采訪她。
唐山大地震漏報了。梅世蓉作為一個地震科學家,國家地震局負責華北震情的政府官員,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無奈與苦衷。
將近1小時的長途電話,我的煙灰缸裏多了三個煙頭的時候,唐山和北京的距離拉近了。
我堅信,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誰願意看到地震與死亡!
我按響了梅世蓉家的門鈴。
小小的會客廳。沙發很老舊。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歲左右的樣子。采訪結束後,我索要了一份簡曆:她已經72歲了!我還驚歎,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談話中,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學家的嚴謹,又有政府官員的口才;記憶力驚人,思維相當敏捷。也許是唐山對她來說太深刻了,也許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經過去了24年,她的回憶卻仿佛就在昨天!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29]:她心中的海城輝煌依舊
張慶洲:中國地震預報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是嗎?
梅世蓉:不管怎樣說,正式發布了7級以上地震預報,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終取得了很大減災效果的,世界上還是獨此一家啊!
發布7級以上地震預報,效果比較好的應該是海城,那也是我們國家的第一個。美國還專門來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國考察。詳細了解海城地震預報的全過程。
海城地震預報成功是無法否認的,因為它是一個事實,千真萬確的事實。
張慶洲:有外電報道,這是人類首次成功地預報7級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當天,我和局長去國務院匯報。
周總理當時在病中,他還非常關心。
李先念副總理一聽死人不多,高興得不得了,說,在工業如此發達、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這樣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華國鋒主持召開國務院各部委會議,布署到現場啦,慰問啦,這些事情。
張慶洲:您那時就主管華北震情嗎?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華北邊上。
1974年6月份,召開的華北地區趨勢會商會,就把遼寧南部作為一個未來可能發生強震的危險區。過了半年以後,海城地震發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預報的。最精彩的還是臨震預報啊。
遼寧省和當地政府出麵動員群眾,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電影……
張慶洲:遼寧省跟你們打招呼嗎?
梅世蓉:當然打。我們上下聯係。中國任何一個省、市大地震的預報,都要和國家地震局通情報,而且必須得到同意。如果我們上頭不同意,他還是不敢報。雖然發布地震預報的職責是省地震部門提出意見,然後由省政府發布。但是具體操作呢,我們是全國地震分析預報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須通氣。
海城地震如果沒有預報,那簡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給你講,如果沒有臨震預報,那比唐山,至少不亞於唐山。因為海城震級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們到國際上去作報告,誰都承認這是人類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預報成功,國務院通報嘉獎地震部門。當然,那個時候不是物質獎勵,“文革”期間誰還想那個物質的東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張慶洲:那年頭和這年頭不一樣。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經足夠了!獎勵一下來,整個地震係統歡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說實話,在那裏搞地震預報,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沒數。就是“邊研究、邊實踐、邊預報”。周總理也沒要求我們一定要把哪個地震報出來。反正你們探索,報出來就給你們獎勵。政府是這樣一個態度。這對地震界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為什麽呢?我們可以在這個難題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陣兒不是動不動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嗎?那個時代我們雖然落後,什麽都要走在前列呀!
歡欣鼓舞之餘,我們召開了若幹次科學會議。把海城地震短臨前兆的特點,其實是一個地震表現出來的特點進行總結。以為海城地震這樣一種形式的前兆,在別的地區也會重複。後來我們才認識了,別的地震還有別的表現形式。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30]:海城能成功,唐山為什麽不能
梅世蓉:說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為什麽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這樣一個認識:一個地震表現出來的特點,好像在別的地震前也一定會重複。你參
考別的地震經驗,理應報出唐山地震。實事求是地講,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樣。短期臨震前兆表現出來的特點差別很大。
比如說,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臨震前兆是什麽呢?是前震!“小震鬧,大震到”。這是從邢台地震總結出來的經驗。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還要厲害,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小震的次數和強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現了許多宏觀異常。1975年,我們國家地震工作方針裏有一個群測群防,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行,光靠專業隊伍是不夠的。各方麵報上來的情況很多。
動物異常。那邊家家戶戶都有動物,雞呀,鴿子呀,甚至豬!一些比較遲鈍的動物。
地下水異常。地下水變色變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這些現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儀器一般來說精度不高,地下變化很突出它才會響應,而且響應的還很厲害。儀表指針大幅度地擺動,不是一個點而是好多個點!
張慶洲:海城的土儀器包括什麽呢?
梅世蓉:土地電、土傾斜、土……
所有這些短臨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現過。幾乎是邢台地震的一個翻版。但是比邢台更豐富,邢台沒有土儀器。
張慶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靜”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後看深看淺看,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嘛?在認識上,我從學術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釋了。
“小震鬧,大震到”。它不鬧!從天津的寧河到唐山的灤縣,這麽一個北東向的塊塊裏頭高度平靜。
1982年,我組織了70多人總結唐山地震。我說,咱們把這個事搞實在,到底是不是我們的數據處理有問題。咱們查原始資料,就是查當時的地震記錄。結果查了三四個月,查出了三個小小的地震,還定不了震中。0.1級以下的,小的不得了。隻有1台微震儀記錄到了。唐山地震前相當的平靜。
一等前震,沒有。
再等宏觀。海城、邢台地震宏觀異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長和,她當時是綜合預報組的負責人。我們在一塊討論那本書(《1976年唐山地震》)時,她說唐山地震前十幾天,幾乎天天跟唐山地辦聯係,問他們有沒有臨震情況。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外圍地區看到個別的突發性異常。就希望等待更多點的臨震異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異常,叫做“一大二跳”,這是專業台站的觀測手段。這是海城經驗。我們就想找這些異常,因為海城震前是多點異常,而廊坊隻是單點。1976年7月中旬,我們才發現廊坊有點突發性異常。但是這樣的單點異常不足以作為憑據來報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長匯報的時候,他就說,目前臨震異常還比較少,就說了一個廊坊水氡,這我還記得。還沒有發現太多的臨震異常。這是實際情況。
張慶洲:1976年7月27日,你們掌握的還隻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趕緊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當時發現了一些情況,但是不落實。比如說昌黎電阻率,地震後才確定那是地震異常,但地震前並沒有確定。什麽東西幹擾了大家的判斷呢?就是漏電問題。漏電是人為的,不是大自然的問題。
所以找不出幹擾的就是廊坊水氡。
錢鋼寫的也是它。這個肯定要說,因為它是很明顯的異常。但它就一定是地殼運動的異常嗎?這一點還是砸不死啊!
張慶洲:除了廊防水氡還有別的異常嗎?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還有一個異常,但是沒有肯定下來。有些地方我不願意說,但這個事情也不能回避。馬家溝的馬希融,他所看到的異常很突出。(形變電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測點。
錢複業和另一個專業人員到他們台上去了。16%的異常,按照當時的認識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他是在礦井底下放的儀器,而且又是一個群眾測報點。這樣一個異常量,大大超出了人們想象的程度。
專業人員當然要考慮量級的限度了。什麽都有一個量的限度,大到超過實驗允許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實際上就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錢複業也到了唐山勝利橋。那裏也有地電觀測,是我們自己的專業台站,觀測的沒有變化。你怎麽判斷?馬家溝變化16%,勝利橋不變化,相信哪一個?一個變化很大,一個不變化,而且不變化的是專業台站。
誰能把這個事判斷出來?搞監測手段的人作不出一個結論。
局長做不出來。更高的人也做不出來。
張慶洲:還有別的什麽異常嗎?
梅世蓉:還有一些變化。比如安各莊的水氡異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為用水有幹擾的話,它仍然可以出現異常。有的同誌是這樣的觀點。
還有一個異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準。大灰廠的變化也很明顯。當時爭論的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異常,一種是幹擾。這兩種意見還挺尖銳。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在香河作了一條跨斷層補充測線。
7月21日的形變專業會議爭得一塌糊塗,但怎麽也要有一個結論。既有幹擾又有異常,這就談不清楚了。
我們總覺得有變化。假如沒有情況,不會出來這麽多變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過。一會兒這變,一會兒那變,變化還蠻大,意見還蠻分歧。隻好給局長匯報,局長們說那怎麽辦?你們又拿不出一個明確意見。
這種情況下,誰能拿出一個明確的意見嘛?
地震前兆判斷難,幹擾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這種情況,異常確實有,變化也有。但那些異常是多大地震的異常?不知道。大灰廠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邊,這麽大一片京津唐,異常點有,既便說這是地震異常,地震在哪裏?
在當時認識的情況下,判斷不出來。
1976年初,在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上,就把京津唐列為一個重點。國家地震局始終把首都圈的監視工作放在全國之首。
張慶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嗎?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灣。無論哪一任局長,都不敢掉以輕心。有的書把查誌遠鞭撻的很厲害。當然,他有他的問題,但在抓地震這個問題上,查誌遠有查誌遠的苦衷。
張慶洲:他有什麽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沒抓!而且震後還批他,批得好厲害。實事求是地講,地震誰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從造反派的角度來講,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嗎?誰敢不抓,因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聽的匯報啊。
張慶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匯報會上,汪成民講他收到了多少預報,調子比較高,請領導決策。當時別人的意見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為京津組組長,他主講。當中有些插話,但我插話很少,也記不清插了什麽話。
張慶洲:您有結論性的話嗎?
梅世蓉:沒有。最後是查誌遠作的結論。他說,有情況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臨前兆情況不太多。已經發現了廊坊水氡異常,那就趕緊去落實,馬上就派車。確實是派車了,我督促的,趕緊去落實情況。
汪成民在局長門口貼過大字報,把各家的意見列出來了。當時預報意見比較多,我覺得這是事實。但是沒有一個集中的地區,要加強工作總要有個集中的地點,隊伍往哪裏去?在這種情況下,能采取的措施隻能是加強工作,哪裏出現情況就趕緊去落實。當時派隊伍上唐山,你根據什麽?唐山又沒報警。唐山要是報了我們也就去了。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31]:如果尊重曆史,這個會不能不說
梅世蓉:要說唐山地震預報,有一個會肯定要談的。而這個會錢鋼沒寫,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這是一個專業會,沒有群測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4日的樣子,在北京友誼賓館,開了一個京津唐張地區震情碰頭會。
張慶洲:那個會還有資料嗎?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殘缺不全,不知道有沒有。但那個會是我親自組織召開的。
我主持,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會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張慶洲:在什麽背景下召開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內蒙古和林格爾發生了6.3級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發生了4.4級地震。這兩個地震引起我們很大注意,到底意味著什麽?京津唐張地區到底還有沒有地震?大家的意見很分歧,大致有三種意見。
第一,西邊的異常對應了和林格爾地震,東邊的異常對應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張地區短期內不會發生5級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爾地震對應京西北的異常太遠了。大城地震對應京津唐張前兆趨勢異常震級太小了。寶坻地電3年的異常是7級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誌認為這樣分開對應有問題。還有的同誌,很強烈地站出來反對,認為這樣對應太危險。
當時,承認寶坻地電異常是可靠的;昌黎地電異常是漏電引起的;馬家溝的地電有問題。但是,寶坻地電隻是一個點,如果有7級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個點。
第三,你要承認寶坻地電異常跟地震有關係,就不是一個5級地震的問題。可它又是一個孤家寡人,如果有別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撐上去了。昌黎和馬家溝又有問題。
張慶洲:總的來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異常摸不準看不清,還有和林格爾、大城兩次不大不小不遠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視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現象就啃不死,是嗎?
梅世蓉:所以我們在會上就說,抓緊做工作落實,把它敲死。
大家進行了分析,認為異常情況很多,但目前還作不了結論,定在7月份再開會。
這個會沒來得及開,七•二八大地震就來了。
唐山地震漏報了,僅僅是科學水平問題嗎
張慶洲:唐山大地震漏報,是否跟唐山屬於首都圈有關?
梅世蓉:應當這麽說吧,首都圈的地震預報不是那麽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預報顧慮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預報,誰都不敢報。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個問題。
為什麽那些成功的地震預報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強,曆史最悠久,資料最豐富,可是……
張慶洲:1976年也是這個狀況?
梅世蓉:是這個狀況。咱們打個比方,說北京地區估計有一個5-6級地震,你是報還是不報?你報了,好家夥,北京城要采取一個措施,這是多大的損失?這當然要中央政府去決定。要是7級以上的地震,那又另當別論。你報一次,不準一次,就失信一次。狼來了狼來了狼來了!你喊了三次它還不來,第四次它來了,前三次的損失加在一起,損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預報不是很輕易的事,思想負擔特別重。
張慶洲:當時您的思想負擔是不是特別重?
梅世蓉: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看不準。不是感覺到有一個大地震要來不敢說。當時沒看出是大地震。
我沒看出是大地震,憑什麽說是個大地震呢?
我沒看出來,別人也沒看出來呀?
張慶洲:1976年7月14日,國家地震局在唐山召開了京津唐張渤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近百名中國地震界的官員、專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參觀地震科研小組的情況。田金武老師鄭重地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可能達到8級!像這樣的地震警報,查誌遠回來不講不通氣嗎?
梅世蓉:那次會議我沒參加。咱們這是瞎猜啦,田金武講的時候查誌遠在不在也是個問題呀,聽了沒聽也是個問題呀,這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我,根本就沒資格去參加那個會,因為我不是群測群防處的人。
那個時候體製就是這樣。
分析預報室是國家地震局裏一個小得很的機構。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夾著尾巴做人,咱們就規規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與我無關的事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張慶洲:1976年5月,國家地震局在山東濟南召開了華北水化學地震會商會議。唐山市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向地震界的領導、專家和同行們鄭重提出:唐山在近兩三個月內有可能發生強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張慶洲:唐山地區的呂興亞、侯世鈞他們都有書麵地震預報意見,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都沒收到?
梅世蓉:我沒看到。沒有任何人呈送給我。我如果看到這些,肯定會引起注意的。
張慶洲:我聽說,5級以上的書麵地震預報意見要層層往上轉,是嗎?
梅世蓉:這個呢你問我,我還真答不上來。我們隻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預報室打交道,主要是專業隊伍。也可能跟當時的體製有關,專業隊伍和群測群防兩條線。
張慶洲:這兩條線不可能是平行線吧,它不在分析預報室相交,總得有個相交的地方。否則,群測群防不就失去意義了嗎?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測群防,我們搞我們的分析預報。
你今天要是不來,我還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還有這麽多的地震預報意見。
……
唐山警示錄[連載之32]: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報的原因
我想,梅教授說的都是真話,她畢竟是72歲的老人了。這是讓人尊敬的年齡。國家地震局的決策部門,確切地說,主管華北震情的政府官員,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異常,我們就不得不沉下心來想一想了。
1.群測群防與專業隊伍兩條線,群測群防處和分析預報室,應該隸屬於國家地震局。這兩條線在地震局的哪個部門或是哪個領導那裏相交?
兩條莫名其妙的平行線導致了什麽?不僅僅是唐山投入了那麽多的人力和財力搞地震監測網……
2.我們公正、客觀地分析,1976年5月的濟南會議和1976年7月的唐山會議,都是國家地震局主持召開的。國家地震局的官員,對來自唐山的地震信息應該是知情的。而像呂興亞、侯世鈞他們的書麵地震預報意見,則不是直接呈報的國家地震局,那些“有關部門”是否層層往上轉了呢?如果沒轉,是哪一級的官員在關鍵時刻掉鏈子了?
3.梅教授講,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個群測點在差不多的時段裏,有突出異常的資料並作出強震預報,如果我們知道的話,我們一定會特別重視的!我想如果這樣的話,唐山也許應該成為第二個海城。起碼向唐山人民打個招呼是可能的。唐山會少一些孤兒,也會少一些截癱……
4.我不想再聲明什麽了,我隻想找出是哪個環節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體的某一個人。因為第五次地震活躍期已經來臨。一個行政部門犯錯誤不怕,可怕的是視而不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種錯誤,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錯誤,它以數十萬鮮活的生命為代價。
5.唐山大地震以後,國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氣力,動用了八個省、市的地震局和九個科研機構,以及許許多多從事台站觀測、野外測量的同誌們,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唐山大地震。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編),無疑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寶貴的震例。
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報的原因呢?
我為我自己悲哀。隨著本調查的采寫不斷深入,我越來越感到自己走進了雷區,前後左右都要照著點。幾乎所有的被采訪對象,都提出盡量少涉及具體的人。梅教授說,唐山地震都過去二十多年了,你成書的時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應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時,不再年輕的心驟然蒼老了許多。
唐山大地震猶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們所能看到的隻是海平麵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麵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員簡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
1947-1952 四川重慶大學物理係學習。
1956-1960 蘇聯科學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學專業。
1974年以來,曆任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主任、中國地震學會常務理事、地震前兆專業委員會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