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 --《人生的盛宴》5-1

 

 五　家庭的享受

 生物學上的問題  

據我看來，任何文化的最後試驗是：這種文化所產生的是哪一類的夫妻父母？與這麽一個簡單而嚴肅的問題比較起來，其他的各種文化的產物——藝術、哲學、文學和物質生活，都變成不甚重要的東西了。

    當我的同胞絞盡腦汁在比較中西文化的時候，我總送他們這一服減輕痛苦的藥劑，這已經成為我的妙計，因為這種藥劑始終很有功效。研究西洋生活和學術的人，無論是在中國或留學外國，對於西方的偉大成就——由醫藥、地質學、天文學，到摩天大樓、美麗的汽車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機——自然是驚歎不置。他也許會讚頌這些成就，或許會因中國沒有這些成就而感到慚愧，或許一麵讚頌，一麵感到慚愧。他產生一種下等錯綜的心理了，過了一會，你也許會發現他竭力在維護東方文化，態度驕傲，慷慨激昂；可是事實上他是不知所雲的。為表示他的堅決的主張起見，他也許會排斥那些摩天大樓和美麗的汽車公路，雖則我至今還沒有看見什麽人在排斥一個精美的照相機。他的情形是有點可憐的，因為這麽一來，他失掉批判東西文化的資格了，因為他不能作穩健合理、平心靜氣的批判。他給這種下等錯綜的思想所迷惑，所糾纏，是很需要一服中國人所謂“定心劑”，以壓低他的熱度的。

    我所提議的這麽一種試驗有一種奇怪的效力，它能把文明和文化上一切不重要的東西擱在一邊，使人類在一個簡單而清晰的方程式下完全平等。這樣，文化上的其他一切成就便僅僅變成一種工具，以創造更好的夫妻父母為最後的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類既然是夫或妻，百分之百的人類既然都有父母，婚姻和家庭既然是人類生活上最切身的關係，那麽，那種產生更好的夫妻和父母的文化，便能夠創造更幸福的人生，同時，這種文化便也是更崇高的文化。那些和我們共同生活的男女的性格，是比他們所完成的工作更為重要的，每一個少女對那種能給她一個更好的丈夫的文化，是應該表示感激之心的。這種事情是相對的，每個時代和國家都有其理想的夫妻和父母。獲得良好的夫妻的最佳方法，也許是實行優生的原理，這可以使我們在教育夫妻方麵省卻許多麻煩。在另一方麵，一種文化如果忽略了家庭，或視家庭為無關重要的製度，結果定將造出一些更劣等的產品。

    我知道我已經談到生物學的問題上去了。我是屬於生物學的，每一個男女都是屬於生物學的。“讓我們屬於生物學吧”，提出這種口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事實上是屬於生物學的。人人都在生物學上感到快樂，在生物學上感到憤怒，在生物學上立定誌向，在生物學上信仰宗教，或在生物學上酷愛和平，雖則他自己也許不知道。我們大家既然是生物，自然不免都出世做嬰兒，吮吸母親的乳汁，長大之後結婚生子。每個男女都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個男人都終身和女人共同生活，成為男女孩子的父親；每個女人也是女人所生的，差不多每個女人都終身和男人共同生活，生男育女。有些人不願做父母，象樹木花草不願產生種子去賡續它們族種的生命一樣，可是沒有人能夠拒絕有父母，正如沒有樹木能拒絕由種子產生出來。所以，我們看見一個根本的事實，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關係是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任何一種人生哲學如果不講求這個根本的關係，便不能說是適當的哲學，甚至於不能說是哲學。

    可是，僅僅男女的關係還是不夠；這種關係必須以嬰兒的產生為結果，否則便是不完全的關係。文化絕對沒有理由可以剝奪男女產生嬰兒的權利。我知道這在目前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我知道今日有許多男女不結婚，也有許多男女結婚以後為了某種原因不願生男育女。據我看來，不管原因是什麽，一個男人或女人沒有把子嗣遺留給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惡。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身體上的關係，那麽，那個身體是退化的，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為了生活程度太高，那麽，生活程度太高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為了婚姻的標準太高，那麽，婚姻標準太高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一種個人主義的荒謬哲學，那麽，那種個人主義的哲學是錯誤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於社會製度的整個機構，那麽，那個社會製度的整個機構是錯誤的。也許到了二十一世紀，當我們在生物學方麵更有進步，更了解我們自己做生物的地位時，男女會看見這個真理。我相信二十世紀會變成生物學的世紀，象十九世紀變成比較自然科學的世紀那樣。當人類更會了解自己，知道反抗天賦給他的本能是徒勞無功時，他一定更會賞識這種簡單的智慧。當我們聽見瑞士的心理學家瓊格（Jung）勸那些來求醫的有錢的女人回鄉去生子，養雞，種紅蘿卜時，我們已經看見這種逐漸生長的生物學智慧和醫學智慧的征兆了，那些有錢的女病人的問題是在她們缺乏生物學上的機能，或她們生物學上的機能太低級，太無用了。

    自從有史以來，男人還不曾學會怎樣和女人共同生活。雖然如此，男人卻是和女人過著共同生活的，這真是怪事。如果一個男人知道人類要出世都需要一個母親，那麽他便不能對女人說壞話。他由出世到死亡始終是給女人圍繞著的，母親、妻、女兒等等，如果他不結婚，他還得象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那樣，靠著他們的姊妹過活，或者像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那樣，靠著他的女管家過活。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母親或姊妹維持一種正常的關係，那麽，無論什麽優越的哲學都不能拯救他的靈魂；如果他甚至和他的女管家也不能維持正常的關係，願上帝憐憫他吧！

    一個男人如果不能和女人維持正常的關係，如果過著一種邪曲的道德生活，象王爾德（Oscar　Wilde）那樣，而依然在喊道：“男人不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也不能離女人而生活！”他的心中是有著某種悲哀的。所以，由一個印度故事的作者那時到二十世紀初葉王爾德的時候，人類的智慧似乎不曾有過一時的進步，因為那個寫出創造天地的印度故事的作者，在四千年前所表現的思想，和王爾德的見解頗為相同。據這個創造天地的故事說：上帝在創造女人的時候，擷取花卉的美麗，禽鳥的歌聲，虹霓的色彩，微風的輕吻，波浪的大笑，羔羊的溫柔，狐狸的狡猾，白雲的任性和驟雨的多變，而把它們造成一個女人，給男人做妻子。印度故事中的亞當是快活的，他和他的妻子在美麗的大地上漫遊著。過了幾天，亞當跑來對上帝說：“把這女人領開去吧，因為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上帝答應他的請求，把夏娃領開去了。於是亞當覺得孤獨，依然不快活；過了幾天，他又跑來對上帝說：“把我的女人還給我吧，因為我沒有她不能生活。”上帝又答應他的請求，把夏娃還給他。再過了幾天，亞當跑來請求上帝說：“請你把你所造的這個夏娃領回去吧，因為我絕對不能和她共同生活。”智慧無限的上帝又答應了。後來亞當第四次跑來找上帝，訴苦說：他沒有他的女伴是不能生活的。在這個時候，上帝要他立下諾言，說他不要再改變主張，說他要和她同嚐甘苦，盡他們的能力所及，在這世上過著共同的生活。我想甚至在今日，這幅圖畫根本還沒有什麽改變。

  

 

獨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  

當我們接受這麽一個簡單而自然的生物學的觀點時，兩種衝突是不可免的：第一，個人與家庭的衝突，第二，乏味的智能哲學和比較溫暖的本能哲學之間一種更深刻的衝突。因為個人主義和智能的崇拜會使一個人忽略了家庭生活之美；而以個人主義和智能的崇拜而言，前者不象後者那麽有害。一個相信個人主義，實行個人主義的人，還可以做智者，可是一個相信冷靜的頭腦而排斥溫暖的心的人，卻不免變成傻瓜。以家庭的集合主義為社會單位而言，我們還可以找到代替物，可是一個人如果失掉匹偶和父性與母性的本能，便找不到可以代替的東西。

    我們開頭必須有一個假定：承認人類在世上不能單獨生活而得到快樂，他必須和周遭一個比他自己更大的集團發生聯係。一個人的自我不是限於他的身體的大小，因為有一個更大的自我會跟他的智能活動和社交活動而發展。無論在什麽時代，什麽國家，無論在什麽政體之下，一個人所注意到的現實生活不會跟他的國家或時代共同擴張，而隻限於他所認識的人和他的活動範圍，這個較小的範圍就是我們所謂“更大的自我”。他就在這個社會單位中生活著、活動著、生存著。這麽一個社會單位也許是一間教區，一間學校，一間監獄，一間商店，一個秘密團體，或一個慈善機關。這些東西也許會代替家庭做一個社會單位，有時甚至完全取家庭的地位而代之。宗教或一個偉大的政治運動也許會吸收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可是在這一切集團中，家庭依然是世界上唯一自然的單位，唯一在生物學上有真實性的、令人滿足的、有意義的單位。這個單位是自然的，因為每一個人出世時已經是在家庭裏了，而且，他終身是和家庭發生關係的；它在生物學上是有真實性的，因為血統的關係使人類看得見這麽一個更大的自我。一個人如果不能使這種自然的集團生活圓滿，在其他的集團中便也不能有圓滿的生活。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除了這種集團生活的重要之外，人類隻有在和一個合適的異性過著和諧的生活時，才能盡量表現自己，成全自己，達到性格上最高的發展。

    女人的生物學的意識比男人更深刻，所以她是知道這一點的。中國的一切少女在下意識裏都在夢想著那件結婚時所穿的紅衣和那頂花轎，一切西洋少女也在夢想著那條結婚時罩在頭上的薄紗，和舉行婚禮時的鍾聲。大自然賦給女人的母性本能是太強烈了，人造的文化是不能輕易加以破壞的。我相信大自然在創造女人時，是使做母親的功能比做伴侶的功能更為重要的，大自然賦給她一些比較適合於做母親的智能特質和道德特質，使這些特質在母性的本能中獲得真正的意義和統一——現實的感覺，判斷力，對瑣碎細事的容忍，對弱小無力的東西的愛憐，照顧他人的欲望，深厚的愛和強烈的恨，個人的偏見和情感上的偏見，以及一種對周遭事物的個人見解。所以，當一種哲學脫離了大自然的觀念，忽略了這種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質和生存中心意義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時候，這種哲學是走上迷路了。一切女人，無論是未受教育者，或受過健全教育者，其母性的本能是永遠不會受壓製的，這種本能在兒童時代就表現出來，由青春到成熟的時期更是越來越強烈的；在另一方麵，男人對於父性的本能，大抵總要到三十歲以後，或到他有一個五歲大的兒子或女兒時，才意識到。我想二十五歲的男人是不會想到他做父親這麽一回事的。他隻是愛上一個女人，偶然生了一個孩子，把這些事情忘得幹淨，而同時他的妻子的思慮卻完全給這個孩子占據了去；後來到三十多歲的時候，他有一天突然感到他有一個兒子或女兒可以帶到市場去給朋友們看，到了這個時候，他才開始覺得自己是個父親了，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的男人想到他們做父親這件事時，很少不覺得可笑的，除了這可笑的感覺之外，他們是不大去想這種事情的；在另一方麵，生產或懷孕在女人的生活上也許是最嚴重的事情，結果將改變她的整個生命，改變她的性格和習慣。當一個女人懷了孕的時候，世界在她看來是變了樣子了。從此以後，她對於自己的人生使命或生存意義是絕對沒有疑問的了。人生需要她。於是她實行她的功能了。我看見過一個嬌生慣養的中國富家獨生女，在她的孩子生病的時候，為了看護孩子，弄得廢寢忘餐，其英勇的樣子真是罕見。在大自然的計劃中，這一類的父性本能是不需要的，而且是不存在的，因為男人和雄鴨或雄鵝一樣，除了供給了雄性的遺傳因子之外，對他的後嗣是不大關心的。所以，當這種生存的中心動力沒有表現出來，不能發生作用時，女人在心理上受苦最深。隻看美國文化讓那麽多優秀的女人不結婚（不是女人自己有什麽缺點），美國文化對女人的愛護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相信美國婚姻上的不協調，大抵是由於女人的母性本能和男人的父性本能不能融合所致。所謂美國青年的“情感不成熟”（emotional　immaturity），除了這個生物學上的事實外，真找不到其他的解釋；因為那些男人都是在一種養尊處優的社會製度中生長起來，缺乏那種女人更強烈的母性本能所產生的負責任的思想。如果大自然在女人生理上預備做母親時，不賦給她們充分穩健持重的性格，那可就糟糕了；所以大自然把這種性格賦給女人了。窮人的子弟受了困苦的環境所鍛煉，產生了負責任的思想，這麽一來，在一個崇拜青年、縱容青年的國度裏，隻留下那些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在一種理想的環境之下，變成情感上和社會上毫無能力的人。歸根結底說來，我們隻關心一個問題：“怎樣才可以度著快樂的生活呢？”一個人如果在外表生活的膚淺造詣之外，其性格的較深的泉源沒有接觸到，沒有找到一個正常的出路，那麽，他或她的生活是不能得到快樂的。獨身生活大都被視為“個人事業”的理想；這種理想不但有個人主義的色彩，而且也有一種愚蠢的唯智主義的色彩；以後者這種色彩而言，獨身生活是應該排斥的。對於那些決意做獨身者的男女，那些自願做無用的唯智主義者的獨身男女，我始終認為他們太專注於他們自己的外表事業，相信他們能夠拿一樣相當的東西去替代家庭生活，而獲得人生的快樂，或能夠發現一種智能上、美術上或專門職業上的趣味，而獲得深刻的滿足。

    我否認這一點。這麽一個抱個人主義的人，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企圖在“事業”和個人造詣上麵以及反對虐待動物方麵找到一個代替物，以實現豐富而滿足的生活，在我看來，始終有點愚蠢，有點滑稽。老處女因為看見老虎的背後有鞭痕，便要控告馬戲班的經理虐待動物：這是一種很明顯的心理上的征候。她們的抗議似乎是發源於一種誤用了的母性本能，把這種本能用錯了地方，以別類的動物為對象，好象猛虎真把人家幾下鞭擊當做一回事似的。這些女人是在糊裏糊塗地暗中摸索著，想在世界上找到一個地位，竭力要找出一些使自己和別人都覺得動聽的理由。

    一個人在政治上、文學上或藝術上完成了偉業，其報酬隻不過是智能上幾聲輕微的歡笑而已，可是一個人看見自己的孩子長成起來，其報酬是極真實的，不是言語所可以表達的。有幾個作家和藝術家在年老的時候，對自己的成就感到滿意？又有幾個把這些成就當做消遣的產物以外的東西。當做生計之工具以外的東西？據說斯賓塞在逝世的前幾天，把他所作的十八卷《綜合哲學》（“The　Synthetic　Philosophy”）置在膝上，感覺到這些著作的冰冷的重量，在這時候，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一個念頭，覺得如果他有一個孫兒，豈不更好。聰明的伊裏亞（Elia即Charles　Lamb之筆名）不願把他的全部小品文去換取他的一個“夢中孩子”（dream　children）嗎？人類有了白糖代替物，牛油代替物，和棉花代替物，已經夠糟糕了，現在還得要有孩子代替物，真是倒黴！我相信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使世界上那麽多的人類獲得幸福，心裏一定感覺到一種道德上和美感上的滿足。同時，我也相信這麽一種道德上或美感上的滿足是極其輕微，極其薄弱的；很容易因擊錯了一記高爾夫球而消失了去，而使他得到真正的、永久的滿足的倒是小洛克斐勒。

    由另一方麵看起來，快樂大抵是找到一個人的終身事業的問題，是找到一個人所喜愛的工作的問題。我懷疑從事一種專門職業的男女，是否有百分之九十確已找到了他們心愛的工作。對於“我愛我的工作”這句誇耀的話，我想我們一定不可完全相信。一個人永遠不說“我愛我的家庭”，因為這是視為當然的事情。一般的商人上他們的辦公處去的時候，其心情是和生孩子的中國女人頗為相同的：大家都這樣做，我還能做什麽別的事情呢？“我愛我的工作”，大家都這樣說，在管升降機的工人，電話女接線生，和牙醫生那方麵講起來，這句話是騙人的；在編輯，地產經紀人，和股票掮客那方麵講起來，這句話是言過其實的。我想除了從事發現工作的南北極的探險家，或實驗室裏的科學家之外，一個人如能喜歡自己的工作，覺得是性情所近的工作，那已是最大的奢望了，可是縱使我們承認“愛”之一詞在這裏也可以應用的話，一個人愛他的工作，還是不能跟母親愛其子女相比擬的。許多人對於自己的真正職業發生懷疑，常常在改換職業，可是一個母親對自己的終身事業是毫無疑慮的，她的終身事業就是孩子的培養和教育。成功的政治家脫離了政治生活，成功的編輯放棄了雜誌工作，成功的飛行家放棄了飛行生活，成功的拳鬥家放棄了拳鬥生活，成功的男女伶人擺脫了舞台生活，可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母親可有放棄過母性的生活的！那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母親有一種人家需要她的感覺；她已經找到了一個人生的地位，深信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代表她的地位，其信念是比希特勒必須拯救德國人的信念更深刻的。一個男人或女人知道他或她在世界上有確定的地位，是會感到滿足的；除了這種滿足之外，還有什麽東西能夠使他或她得到更深更大的快樂呢？世間有運氣找到所愛的工作，從事所愛的工作的人，還不到百分之五，可是覺得養育子女是最深刻最有興趣的人生動力的父母，卻有百分之百：這豈不是入情入理的話嗎？所以一個女人如果做母親而不做建築師，其找到真快樂的機會是更穩而且更大的，因為大自然是永遠不會弄錯的：這豈不是一句真話嗎？結婚是女人的最好的職業：這豈不是一句真話嗎？

    我對於家庭，越講越起勁，讀這本書的女人一定早已料到這一著，開始有點氣憤憤了，因為她們知道家庭的十字架終究是要女人去負擔的了。這正是我的原意和理論。誰對女人比較懷著善意，尚有待事實的證明，因為我們所關心的僅是女人的快樂，這種快樂不是用社會的成就去衡量的，而是用個人生存的深度去衡量的。甚至由合適或勝任愉快的觀點上說起來，我也相信對於工作真正能夠勝任愉快的銀行行長，是比對於做母親的職務勝任愉快的女人更少的。我們有不合格的股長，不合格的商務經理，不合格的銀行家，和不合格的主席，可是我們難得有不合格的母親。所以女人是適合於做母親的任務的，她們是有這種需要的，她們是知道這個事實的。我知道今日的美國女大學生已經放棄了女權主義的理想，而朝著合理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她們多數具有健全的人生觀念，敢公然聲稱她們要結婚。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愛數學也愛化妝品的，是比女權主義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讓她們用她們的化妝品吧，如果她們還有餘力（孔子一定會這樣說），讓她們也弄弄數學吧。

    我們要曉得我們所講的是一般男女的一般理想。世界有傑出而能幹的男人，也有傑出而能幹的女人，他們的創造能力是世界真正進步的原因。我要求一般的女人把結婚當做理想的職業，要求她們去生孩子，或者也去洗碟子，同時，我也要求一般的男人把藝術忘掉，隻要去做剪頭發，擦皮鞋，捉竊賊，修補鐵鍋，或堂倌的工作，掙到家人所需要的麵包好了。世間既然須有人生產孩子，養育孩子，在出麻疹時候看護他們，把他們造成良好而有智慧的公民，男人在生孩子方麵既然是無能為力，對抱孩子及替孩子洗澡的工作又是那麽笨手笨腳的，那麽，我自然是希望女人去擔任這種工作了。一般地比較起來，我不知道哪一樣的工作是更高尚的——養孩子呢？做理發師呢？做擦皮鞋匠呢？抑是做百貨公司的看門者呢？如果女人們的丈夫須在百貨商店替陌生人開門，我真不知道她們對於洗碟子的工作還有什麽可以埋怨的。過去是男人站在櫃台後，現在女人爭先恐後地跑去代替男人在櫃台後的地位，而男人的工作倒是去開門了；如果女人們以為這是更高尚的工作，那麽，社會是歡迎她們去做這種工作的。以生活的方法而言，沒有什麽工作是高尚的，也沒有什麽工作是卑鄙的。有些女人在公共場所保管男人的帽子，我不敢說這種工作一定比縫補丈夫的襪子更羅曼蒂的。保管帽子的女人和在家補襪子的女人，其間的異點是後者有一個男人可以同甘苦，而前者沒有。當然，我們希望那個穿襪子的男人配享受那女人的勞力的結晶，可是如果我們定下一條原則，說他的襪子不值得她的縫補，那可就太過悲觀了。男人並不是全部那麽沒有價值的。家庭生活包括著養育孩子這種重要而神聖的工作；而一般人覺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據女人的時間，這種觀念不能說是一種健全的社會態度；這種觀念隻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這倒是值得注意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