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節 “二月兵變”與賀龍之死
二十多年來,一九六六年初的北京 “二月兵變”,一直是個曆史的謎團,中共至今對其諱莫如深。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當初認定的二月兵變的元凶,是賀龍元帥。
賀龍,出生於湖南省西北角的桑植縣,桑植縣地處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嶺之中,自古屬於天高皇帝遠的“三不管”地帶,民風強悍,土著勇武。
賀龍二十歲那年,他不滿地方官紳的巧取豪奪,於一個晚上,手持兩把菜刀,帶領賀氏幾個兄妹,衝進監稅局,繳了幾支槍,拉起了自己的隊伍。這就是中共著名的傳說“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後來,賀龍投奔了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驍勇善戰,做到了軍長。
一九二七年,孫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開展“清黨”運動,即從國民黨中清除共黨分子。其時,共產黨人有的被捕,有的被殺,有的逃亡,有的叛變,有的退黨,所謂“革命處在最低潮”。
就在這時,率部駐守江西南昌的國民革命軍軍長賀龍,在周恩來、朱德等人的誘導下,毅然改旗易幟,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並由周、朱二人火線介紹入黨。隨之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舉行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工農革命的第一槍”。
林彪當時隻是軍中的一名連長。南昌起義比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時間上早了兩個多月,所以周恩來、朱德、賀龍三人,被稱為“中國工農紅軍之父”,應當是當之無愧的了。
在隨後的歲月裏,賀龍一直把周恩來當作恩師,他在中共軍中,身經百戰,戰功卓著。中共建政後,授予他元帥軍銜,奉命坐鎮重慶,任西南軍區司令,轄四川、西藏、雲南、貴州四省。
毛澤東對賀龍一直另眼相看,屢加防範。一九五四年,毛澤東調賀龍進北京,任國家體委主任。正是趙匡胤“杯酒棄兵權,一令調北京”的現代翻版。
其時中共十大元帥的排名是:朱德、彭德懷、劉伯承、林彪、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皆由毛澤東親自任統帥— ——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毛澤東整下了台,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分出任國防部長,並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持軍隊工作。其它元帥也都擔任軍委副主席,但並無實權。由於林彪長期住在蘇州養病,怕風、怕光、怕水,因之一九六O年之後,而由賀龍元帥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用人之術,真可謂機關算盡、登峰造極。
彭德懷之後,毛澤東需要認真防範的人已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依照中共憲法,劉少奇應是全國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從來視軍隊為自己禁臠,豈容劉少奇側目?賀龍是周恩來的人,劉少奇與周恩來從未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因之劉少奇跟賀龍的關係便十分疏淡,用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自然是對劉少奇的有效牽製了。
但是毛澤東又不能不沮喪地看到,自三年大饑荒之後,在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決策上,劉、朱、周、陳、鄧,加上彭真、賀龍、羅瑞卿他們,總是彼此呼應、意見一致。受到孤立的,竟是毛澤東和林彪二人。在此情形下,執掌兵權的賀龍、羅瑞卿,即成了他首先要打擊的目標。
羅瑞卿被撤職、軟禁,已在軍中引起震動。要整肅賀龍,目標更大,涉及麵更廣。必須由康生、謝富治的情報係統提出有力的“證據”,才能達到目的。根據偉大領袖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需要,康生的係統很快將“證據”暴露出來:
一、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元帥,以中央軍委名義,決定北京衛戍區建一個團的兵力。
依照軍委辦事規則:隻有軍委主席本人,才有權調動師以上建製的部隊單位,主持日常事務的副主席,則隻能調動一個團的兵力。北京衛戍區新建一個團,此舉肯定得到了劉、周、朱、陳、鄧的批準。
但報告了毛澤東、林彪二位沒有?康生的“證據”沒有交代。且在時間上犯了毛澤東的大忌:其時正是毛、林二人調兵遣將,密令三十八軍悄悄開進山海關內的時刻,正是毛、林的“上海中央”與劉少奇的“北京中央”矛盾激化、表麵化的時刻,又是彭真硬頂毛澤東、製訂《二月提綱》的時刻。為甚幺要在此時此刻擴建衛戍京津的兵力?為了解決擴建部隊的營房,而去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借用學生宿舍,問題才給暴露出來。
二、康生指目賀龍擅自發給國家體委運動員七百支半自動步槍,還有大炮。大炮架設在什刹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毛澤東在處理賀龍問題上,顯得頗為小心謹慎。盡管賀龍“陰謀組織二月兵變”的事情,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親自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向“革命師生”公布了出來,但賀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員職務。過了不久,賀龍被軍內造反派、紅衛兵抄了家,人身安全受到威協。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來出於對賀龍的關愛,在自身處境亦很困難的情況下,把賀龍及夫人薛明接進了中南海,保護在自己的家裏一個月之久。由於中南海內外要求揪鬥“大土匪”、“大軍閥”、“大陰謀家”、“大野心家”賀龍的狂呼亂吼已連成了一片,周恩來無法將賀龍夫婦再保護在自己的家裏,便秘密安排賀龍夫婦至北京西郊西山的一處住所養病。
這正好中了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下懷。賀龍的西山住所,不久就被林彪的部隊所控製,畫地為牢,實為囚禁。
賀龍出身行武,好吃好喝,可說是嗜食成癖。且患有糖尿病。在“中央文革”的“醫療工作服從專案需要”方針指示下,醫護人員亦即專案人員。他們每天隻給賀龍兩杯水喝,兩個饅頭吃。賀龍夫婦處在日夜饑渴之中煎熬,使賀龍的糖尿病立即加重,以致全身浮腫。
北京地區氣候幹燥,久旱無雨。一天下起了大雨。賀龍夫婦用洗澡盆接了一大盆雨水,準備留下來喝。賀龍卻在與夫人抬回盛滿雨水的澡盆時,摔了一跤,摔斷了腰脊椎。醫護人員隻給予草率包紮了事,不允許送去醫院治療。自此之後,賀龍臥床不起,痛苦呻吟。
這位替中共打了一輩子江山的元帥,於昏迷中時時呼喚著:水,水,水,餓,餓,餓……可是醫療小組卻奉上級命令,卻給這位晚期糖尿病人,注射葡萄糖鹽水!
據賀龍夫人薛明後來撰文回憶,賀龍是被人活生生折磨死的,也是渴死的、餓死的。他渴極了,曾經喝過自己撒下的小便;他餓極了,曾經嚼食過給他寫“認罪書”的稿紙。他死的時候,肚子鐵硬,剖開他的肚腸,竟裝滿了他嚼食下的紙漿。
相信周恩來曾經為賀龍的事,多次向毛澤東求情。因為他是將堂堂國民革命軍軍長賀龍引上“革命道路”和介紹其入黨的人。他應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可是周恩來已經泥菩薩過河— —自身難保。
危難之中,他懇求過毛澤東嗎?看來的確是毛澤東未肯開恩。正跟兩年之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專案組結合醫療組折磨致死之前、毛澤東亦不肯對其開恩一樣。且相信沒有任何一位中共元老,曾經為劉少奇仗義執言,在毛澤東麵前替其求情。
後來,人們習慣於把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革命功臣”的死,歸罪於林彪、康生、四人幫等,實在有失公允。沒有毛澤東的親自授意,林彪、四人幫等均無權置他們於死地。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的待遇即是一例。由於他陣前反水,反戈一擊,出賣了劉少奇,有大功於毛氏。後雖被列為第二號走資派,但他在中南海內被揪鬥時,從未挨過打,沒像劉少奇那樣吃盡皮肉之苦。鄧氏後來又被送到江西一座步兵學校“保護”了起來,相信專案人員都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命令的。
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來已經到了晚期癌症,鄧小平已經在保證“永不翻案”之後複出工作;中共中央決定為賀龍“平反”,補開“追悼會”。周恩來帶病出席。周恩來含著淚水對賀龍的子女們說:
我對不起你們……沒有能夠保護下你們的父親……
二十多年過去了,曆史的迷團或許可以漸漸解開:一九六六年二月前後,賀龍等人可能有過增強保護京城的軍力的部署,為的是防止林彪的兵變。“二月兵變”確曾發生過,發動這場兵變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即密令三十八軍包圍了北京,並進駐了中央要害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