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26

作者： 京夫子

 

第四十六節 兩個寫作班子 

一九六二年之後，毛澤東手下有兩個寫作班子。

一個是總書記鄧小平牽頭，陳伯達、康生集體負責的“馬列主義大論戰”班子，議論對象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南共鐵托修正主義”，統稱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皆因一九六二年，蘇共《真理報》發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論戰由是而起，叫做《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到一九63+1年，共發表了《八評》，赫魯曉夫下了台，毛澤東和鄧小平們都十分得意。毛說：我們才寫了《八評》，赫魯曉夫就下了台！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做了自我總結，單方麵宣布“取得了大論戰的曆史性勝利”。中共的九篇反修“宏文巨製”，實際上是跟蘇共進行了一場極左大比賽，以左批左，以毒攻毒，相互斥責。謾罵對方為“右傾機會主義”、“馬列主義的叛徒”、“跳梁小醜”、“帝國主義的幫凶”、“世界革命最危險、最凶惡的敵人”。比如論及兩國之間的領土紛爭，蘇共指出中國曆史上萬裏長城，東北地區的“柳條圈”都曾經是國界的象征。中共的《九評》便說：蘇共首都莫斯科的克裏姆林宮的紅牆，也可算作蘇聯國界的象征！其蠻橫姿態，有如鄉村潑婦罵街、無賴拚命。

中蘇兩黨大論戰，造成國際共產主義大分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大分裂。幾乎世界的共產黨都分裂成兩大派組織。一派為正統多數派，跟著蘇共跑，向蘇共領取活動經費；一派為馬列少數派，或稱“左派”，跟著中共跑，由中共提供活動經費。其實是中共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隻有一個小兄弟阿爾巴尼亞跟著中共跑，中共所付出的代價是：以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包辦了阿爾巴尼亞全國的電力係統和交通係統。

中蘇論戰的最大果實是：東南亞、非洲國家的一些共產黨武裝力量，也分裂成兩大派，他們槍槍炮炮，你死我活的拚命。在埃塞俄比亞，索馬裏，安哥拉，柬埔寨，以及中共和蘇共，中共和越共，越共和柬共，瘋狗咬瘋狗，共產黨打共產黨，蔚為奇觀。

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鄧小平、陳伯達、康生積極投入大論戰，為毛澤東爭奪世界革命領袖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應當說，劉少奇是較為清醒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他仍竭力主張派代表團出席蘇共的“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圖挽救兩黨的業已破裂的關係。但他的主張被毛、鄧所粗暴否決，更被毛氏視作“親蘇派”。

毛澤東的第二個寫作班子是對內的，抓農業問題。以便從劉少奇、彭真等人手裏奪回農業工作的指揮權。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鄧小平和彭真即分別率領工作組，下北京郊區縣搞調查研究，了解農民與基層幹部之間的尖銳矛盾，謹慎地提出在農村“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以恢複黨在農民心中的威信，稱為“小四清”。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鄧小平在農村問題上，是跟了劉少奇跑的，他在“兩位主席”之間各下一注，各投一票。毛澤東看到鄧、彭的調查報告後，覺得“小四清”沒有突出政治，突出階級鬥爭，便命胡喬木、田家英等人組成班子，製定《中共中央關於當前農村工作問題的若幹決定》（又稱《前十條》），強調農村人民公社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強調依靠廣大農村幹部，監督改造“地、富、反、壞”分子及其反動家屬子女。“四清”的內容也變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是要對劉少奇等人前些年的寬鬆政策進行秋後算帳。

毛澤東重新提出了在農村進行階級鬥爭，是出於他的政治需要。他並不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或者說無視廣大農民的死活。他要貫徹的隻是他的政治路線，奪回對農業工作的領導權。他的農業工作領導權，是在他悍然發動大躍進運動引發了三年大饑荒中喪失的。

可是，按照毛澤東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根本解決不了當時農村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農民群眾跟黨的基層幹部的尖銳對立，即經濟領域裏的“四清”與“四不清”問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諸人，沒有膽量公開抵製毛氏的左傾政治路線，隻好陽奉陰違，於一九六三年九月（距《前十條》的頒發僅四個月），也以中共中央名義製定了《關於社會主義教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稱為“後十條”）。“後十條”把運動的重點仍然放在經濟問題上，替農民群眾出氣，對農村幹部搞洗手洗澡、人人過關。

毛澤東的“前十條”，劉少奇的“後十條”實際上展開了一場毛、劉之間在農業問題上的奪權與反奪權鬥爭。毛澤東當然十分光火，卻又不得不咽不下這口惡氣，對“後十條”暫時予以默認。他采取了旁敲側擊的的策略，多次在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多年來熱衷於出國訪問，揚名海外，而不下基層搞調查研究，了解農民疾苦等等。

毛澤東話裏有話，劉少奇自然是瞎子吃湯圓— —— —心裏有數。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樸，到河北省公安廳任秘書，下到河北省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曆時五個月，在一戶貧農家裏“紮根串連”，“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到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總結出自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以來，“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社員就縫了兩個大褲兜”，群眾意見最大的，為幹部貪汙，侵吞集體財物，多吃多占。桃園大隊四十七個大小幹部，有四十人沾上了“四不清”。王光美率工作組“蹲點”五個月，對基層幹部搞人人過關，上樓下樓，洗手洗澡，總結出一套“桃園經驗”。

王光美於一九63+1年四月回到北京，首先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接著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萬人大會上作了“四清蹲點”報告，甚為轟動。事後毛澤東看了簡報，頗為高興，認為王光美下鄉搞三同，能吃苦，為黨中央提供了第一手農村材料，很好。這樣，“桃園經驗”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而得以在全國城鄉開展的“四清運動”中得到普遍推廣。

於是，江青和王光美，兩個中國大陸的“第一夫人”之間，又開展了新一輪的爭風吃醋。王光美之於劉少奇從來就是得力的助手。但在江青麵前，就像其夫在毛澤東麵前一樣，都居於守勢，盡量避免著跟對方鬧翻臉。劉氏夫婦深知，一但翻了臉，對方是甚幺事情都幹的出來的，後果不堪設想。

江青之於毛澤東呢？關係卻十分微妙。毛澤東一直提訪著江青給自己“搗亂”、“惹麻煩”。這個女人處世待人，從來隻有目的，沒有手段— —— —或者說不擇手段。他們夫婦也是盡量保持著名義上的關係，不跟對方鬧翻臉，不授人以柄。畢竟，在根本利害上，他們是一致的，榮則具榮，敗則具敗矣！因之，毛澤東有時也覺得，以她的個性，江青很可能還是一員女將呢。好鋼用在刀刃上，有朝一日，說不定還是把“殺手鐧”呢。

一九63+1年之前，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采取的是欲擒故縱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