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21

作者： 京夫子


第四十節 北戴河會議

從北京乘火車下天津，再沿著渤海灣一路北行，過唐山，六個小時即可抵達中國最負盛名的海濱勝地— —北戴河。如果乘汽車從北京赴北戴河，則隻有四個小時的路程。從北戴河再往北行數十公裏，便是萬裏長城東端起點— —“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了。好一座山海關，把中國山河分成關內和關外。出了山海關，就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草原了。

北戴河為河北省秦皇島市的一部分，海濱療養地稱為“海濱區”。傍著大海，有一條潔淨的柏油馬路。馬路下方是長達十幾華裏的金色沙灘。馬路的上方是一帶低矮山崗，長滿了四季常青的鬆樹和柏樹。綠樹叢中，隱露出來一棟棟紅色、褐色、純白色、銀灰色、乳白色的歐式別墅。別墅背山麵海，錯落有致，綿延十來華裏，十足的西洋情調。你要是初次來到這裏，便會產生一種宛如置身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或是西班牙的某處海濱勝地的錯覺呢。一九四九年之前，這裏本是“華人與狗勿入”的高等人的避暑租界。

一九四九年之後，每年的七、八月間，毛澤東要是不南行至廬山，就多半來北戴河。這裏離北京又近，毛澤東又酷愛遊泳。因之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的大員們，各省市的黨委一把手，便來到這裏邊聚會，邊療養，邊開會。幾乎年年都有“北戴河會議”。北戴河便被辟為“軍事禁區”，外國人、普通中國人，都不得進入。

當然，中共中央不在這裏開會的日子，便會開放給各地政府選送來的戰鬥英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療養。那時節，外國駐京的外交使節，也可以沾沾中國官僚的光，來這裏避暑休息幾天。不管怎樣說，毛澤東把一切顛倒了過來，不能不算長了中國人的誌氣。過去中國官僚要看洋人的臉色行事，對不起，現在洋人要仰仗中國官僚的鼻息。海濱區新建了唯一一棟中國宮殿式庭院，琉璃綠瓦，雕梁畫棟，朱漆大門。供毛澤東居住。來到洋味十足的海濱渡假地，他也不忘帝王風格、民族氣派。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這裏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成了中共曆史上的一次大轉折。中共中央曆來的會議，有三種名目形式：一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簡稱“全會”。顧名思義，是全體中央委員出席、候補委員列席的會議，有選舉、罷免黨的最高領導人、決議黨的重大政策的權力，是符合中共黨章的；二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就不一定具備委員身份了，而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點名圈定。這種會議形式在中共黨章中並無規定，但作出的決議往往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戰略決策；三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擴大會議”，這種會議形式更邪門，往往用之於爭奪中共最高領導權力。並非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能出席會議，而黨的領袖卻可以讓自己的親信、愛將們出席，並具表決權利。最典型者，莫如一九三四年的中共紅軍召開的“遵義會議”了。當時政治局委員出席者不足半數，而與會的紅軍將領卻人人都有表決權。中共至今對那次會議視為驕傲、引為神聖。

中共黨內鬥爭從來無誠實可言，更無章程可循。毛澤東掌握了槍杆子，又深諳三種會議形式的妙處，運用自如，玩之於股掌之上。三種會議均可視毛澤東個人的喜怒好惡，作出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且三種會議形式還可以互為轉換，怎幺方便就怎幺轉換，一切看他個人的需要而定。毛澤東決不受“條條框框的約束”，不做會議的奴隸。

這次，毛澤東成竹在胸，決定一步一步來擴大會議的範圍。他先跟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諸位商量：趁著大家都到北戴河渡假，是否開個“政治局碰頭會”，商量一下下半年的工作？這是毛澤東善玩會議韜略的高明之處。因為若是一開始就提出召開“中央工作會”或“政治局擴大會”，乃至“中央全會”，就得事先發通知，整資料，研究議題，草擬報告。各路諸侯有備而來，就難以對付了。像上次廬山會議那樣，中途改變方向，鬥爭彭、黃、張、周，麻煩就大了，害得他頭發都白了不少呢。

劉少奇自然熟知毛澤東同誌的這類韜略。他就湯下麵，順水推舟，自有一套深思熟慮的對策：以柔克剛，以靜製動，以緩謀急。你不按章辦事，我事事強調章程；你不讓準備文字材料，我就用腹中現成的“文字材料”；你一步一步擴大會議範圍，我一步一步提前打好招呼。但有一條，就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激怒毛澤東，不公開跟毛澤東鬧翻臉。他估計，毛澤東同誌因患有惡性的老年性中風、高血壓，還迷戀於女人，好色不倦，肥胖的身體已經一年不如一年，終將不久於人世。而劉少奇本人，雖也年過花甲，但家室和睦、天倫常樂、生活檢點，身體也沒有發福。日理萬機而少倦色。他有著身體和時間的優勢。他不信熬不過病夫毛澤東。

這次，劉少奇決定不露聲色地對毛澤東采取相應的製約，免得他一見國民經濟有所好轉，又心血來潮，忽發奇想，異想天開，再次把國民經濟拖入災難的深淵。最能製約毛澤東的，又莫過於彭德懷問題了。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這件事情上，是最不得人心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全黨上下，普遍傳來了“替彭德懷同誌平反”的呼聲。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尤其是如此。彭德懷本人呢？最近又給黨中央、毛主席上了“八萬言書”，提供了大量的事實、數據，總結三年大饑荒的慘痛教訓，堅持他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觀點，以為時間證明了他正確的觀點。

劉少奇囑咐辦公廳將彭德懷的“八萬言書”印刷若幹份，除呈送毛澤東主席批閱外，也分發給每位與會者。劉少奇的這個意向，得到朱德總司令、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的默認。至於周恩來，向來隨大流，好說話，好共事，很少堅持自己的甚幺見解。大是大非，他以不得罪毛澤東為原則。在為彭德懷平反的呼聲中，還有兩位智勇雙全的人物，做了劉少奇的得力助手：原西北局副書記（書記為彭德懷），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另一位是劉少奇的老部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

“政治局碰頭會”一開始，就麵臨著彭德懷問題。毛澤東不吭聲，劉少奇也不吭聲，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亦暫時沉默，而讓習仲勳、鄧子恢等人去侃侃而談，為彭德懷元帥請命。毛澤東看來處於劣勢。他趁劉、周、朱、陳、鄧諸位還沒有開口，決定擴大會議範圍，請來了一批在京的中央委員以及軍隊方麵的負責人。可是這些被擴大進來的人，又每人都得到了一份彭德懷的“八萬言書”，議論的仍是彭德懷問題。他們讚同中央為彭德懷元帥平反。經過三年大饑荒，全國餓死了那幺多的老百姓，大家心裏都有點正義感。

於是毛澤東又決定進一步擴大會議範圍，開成八屆十中全會，通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常委第一書記，以及在外地的中央委員趕來出席。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軍隊及省市一級機構的反右傾運動進行得最徹底，把跟彭德懷有過工作關係，或跟彭德懷持相同觀點的人，統統反下去了。

省委一級的各路諸侯到齊後，毛澤東另起爐灶，避實務虛，開始談理論問題：如何認識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他指出，在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曆史時期，至始至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奪取領導權利的鬥爭，存在著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即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存在著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故此，階級鬥爭非但沒有過時，沒有消失，而是激烈尖銳地存在於我們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至國家滅亡，政黨滅亡，階級滅亡……

毛澤東的一番宏論，談得與會者們暈頭轉向。沉默了好些日子的情報頭子康生，這才摸準了毛澤東的思路動態。每逢毛澤東大談理論的時候，必然是他下定決心準備堅決鬥爭的信號。康生通過手下的係統於平日在各行各業所掌握的情報，便可發揮奇特的功效了。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起初似乎是針對他的湖南同鄉、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因為鄧子恢在三年大饑荒中，公然主張農村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右傾得可以了。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子恢的右傾機會主義，又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給劉少奇一點顏色、一個警告。

早在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劉少奇、鄧子恢擅自下令解散了二十萬個不具備條件的農業合作社，而多次被毛澤東申斥為“農業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腳女人”。康生、柯慶施等人緊跟著上陣，在小組討論會上大罵鄧子恢老保守、老右傾、老落後，處處和毛澤東唱對台戲，熱衷於推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一天，毛澤東正在會上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康生隨之遞過來一張紙條。毛澤東抓過紙條便念：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笑了：是啊，現在時興寫小說嘛，樹碑立傳，歌功頌德，經國之偉業，不朽之盛事。誰說我們沒有創造發明？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嘛！

毛澤東總是在關鍵時刻要感謝康生。康生提供了小說《劉誌丹》這發有力的重型炮彈。劉誌丹是陝甘寧邊區的創始人。歌曲《東方紅》最早歌唱的是劉誌丹，而不是毛澤東。劉誌丹早在一九三九年就犧牲了：

高崗是劉誌丹的親密戰友，歌頌劉誌丹就是替高崗樹碑立傳，替高崗翻案。鬧翻案也是一種時髦，黨內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的，就大有人在嘛。小說《劉誌丹》是誰寫的？

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彬。

請問，原西北局大員中，誰支持過這部小說的寫作？

順藤摸瓜，很快摸到了本次會議上要求為彭德懷平反最賣力氣的習仲勳。都說習仲勳足智多謀，是劉少奇的智囊。

毛澤東一反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作出的保證黨內民主生活的神聖承諾，又開始大興文字獄、大搞黨內整肅，把矛頭指向黨政軍高級幹部。與會的中央委員門麵麵相噓、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劉少奇更是亂了方寸，無可奈何。鬥智鬥勇，他都不是毛澤東的對手。他不得不找周恩來、朱德商量，請周、朱二位出麵和稀泥、打圓場，以求盡量縮小些整肅麵。

對於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學說”，除了陳伯達、康生、胡喬木幾位黨的理論家大力吹捧外，中央委員們大都反應冷淡，思想上、感情上也都轉不過彎來。因之沒有出現往常那樣的一致擁護、熱烈頌揚的場麵。

毛澤東的主要目標達到了，遏製了黨的高層幹部中要求為彭德懷翻案的圖謀。這時已經到了八月底，習仲勳這顆釘子還沒有拔除，會議開得不上不下，還沒有結果。於是毛澤東提議說：現在北京的天氣也涼爽了，各位同誌遊泳得也差不多了，小平你們的皮膚也曬黑了，在北京也各有家小，我們回去再繼續開會，如何？

沒有人反對毛澤東的提議。可是，九月初，參加“北戴河會議”的人們回到北京，就發現少了習仲勳。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他已經在自己住家的四合院裏畫地為牢，失去了自由。中共成立了“習仲勳反黨集團專案審查小組”，組長即為情報頭子康生。

“北戴河會議”以軟禁習仲勳，逮捕他手下的大批黨羽收場。還撤銷了鄧子恢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也正是這次會議的後期，毛澤東親自提議：康生由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管全國文化宣傳戰線的工作。論功行賞，康生是得到了報償了。

雖然是一次以捕人作收場的會議，但一點也不妨礙中共中央為八屆十中全會寫出“曆史性的光輝文獻”：毛澤東主席又一次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階級、階級鬥爭、階級矛盾這一科學命題，即後來所說的：“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從來的中共中央的“曆史性光輝文獻”，都是由毛澤東的三大理論家陳伯達、康生、胡喬木起草，隻需毛澤東親自審訂、批閱。而拿到會議上去鼓掌通過，則是履行手續問題。有時連這道手續亦可免掉，會後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供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討論和遵照執行。

劉少奇又一次遭受重大挫折。亦是中共黨內穩健派的一次大挫折。至此，中共的政治方針在付出了五、六千萬無辜生命之後，稍稍寬鬆了一陣，又大幅度向左逆轉，向著更瘋狂的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