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18

作者：京夫子




第三十六節 一班秀才謀批毛

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愛國愛民的曆史傳統。讀書人以清高自詡，講求做人的風骨。他們好清淡，好借古諷今，好談論朝政，好針砭時弊；直至舞文弄墨，著書立說，為民請命。

 

毛澤東深知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些癖好、惡習。自一九四九年起，便念念不忘給知識分子洗腦筋的問題。“洗腦筋”一詞是毛氏本人的發明，見諸於他的無數次內部講話。他的“聖手書生”陳伯達大約也覺得“洗腦”一詞不雅視聽，才請示毛氏統一改稱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皆因五十年代初期，知識分子的大部分人都還不習慣將毛氏當作神明來朝拜、稱頌。還不時有人對他評頭品足，常有贅疣微言。

於是毛澤東在一九五Ｏ年借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義思想；一九五一年借電影《清宮秘史》而批判賣國主義；一九五三年借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批判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一九五五年鎮壓文藝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及“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接著批判北大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九五六年號召大鳴大放“引蛇出洞”，而後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幾乎把稍有良知的大小知識分子一網打盡……

前國民黨廣東省主席陳銘樞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百花齊放”中，有過一篇十分坦誠而尖酸的言論來評述毛澤東：凡是創造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行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不為名利，亦有功成而身退者，如美國的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的相似，政治修養上的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興味情感所沸動，生出浪潮，好大喜功，難以製止……好好的一個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直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反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

陳銘樞先生鬥膽發表這個高論時，毛澤東還沒有動手抓右派，還沒有發動大躍進，還沒有成立人民公社，還沒有命令五億人民吃公共食堂，還沒有大煉鋼鐵大放衛星，還沒有上廬山整肅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中國大地上還沒有產生三年大饑荒。可是，陳銘樞先生早就把毛澤東由表及裏地看了個透，可謂深入骨髓。
毛氏雖然終生不忘對前國軍高級將領的統戰，但陳銘樞先生道出真言，終未能夠逃脫反右運動布下的天羅地網— —文字大獄。

毛澤東曾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廬山會議上鬥爭彭德懷之餘，對其親信秀才，《毛澤東選集》的主要撰稿人陳伯達說：最不放心的，還是知識分子啊！因之一九六Ｏ年在全國範圍內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路線”的同時，又開展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向黨交心”的知識分子坦白運動。另由劉少奇出麵，提出知識分子應做“黨馴服的工具”。一下子命令他們夾緊雙腿夾緊尾巴地做人。

一個“馴服工具論”，中國知識分子確如社會主義的牲口了。但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曆史責任感並沒有泯滅。一九六一年，中共黨內的一批飽學秀才，麵對一年大躍進，兩年反右造成的國家民族的空前劫難— —三年大饑荒，再不能保持沉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戲劇家田漢、周信芳，史學家剪伯讚、吳晗，文論家鄧拓、廖沫沙。

這裏單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三位都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員。鄧拓原為《人民日報》總編輯，一九五九年被撤職，老上級彭真重其才學，拉來北京市委當了個書記處書記；吳晗為著名的明史專家，北大教授，北京市政府副市長；廖沫沙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主編。

首先是鄧拓以筆名馬南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在《北京晚報》上逐日撰寫《燕山夜話》，文章旁征博引，說古道今，針砭時弊，才情橫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便說：“所謂王道者，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者，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筆者有意，聯想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偉大領袖”的所作所為，筆鋒所指，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末，鄧拓請吳晗（劇本《海瑞罷官》已發表於一月號《北京文藝》雜誌）、廖沫沙在北京飯店吃過一餐飯，也是書生議政，談論一些時事話題。三人商定以“吳南星”為筆名，在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半月刊上合寫“三家村紮記”。“三家村紮記”中有一篇《偉大的空話》，有著特別的現實針對性。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親自帶頭，在一切大會小會上講話，必先講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後講一通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強調“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風氣所及，省、地、縣、社，以及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幹部們，也都鸚鵡學舌、眾犬吠聲，每會必談大好形勢，從世界談回中國，談回省裏，談回本地，談回本縣，本公社、本大隊、本小隊，都是一片大好形勢。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填充公共食堂空空如也的糧櫃油缸，不能填充公社社員的轆轆饑腸，全是一些大話、假話、空話、屁話。“有的人擅於說話，可以在任何場合，嘴裏說個不停，真可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是，聽完他的說話之後，稍一回想，都記不得他說的是甚幺了。說了半天還不知所雲，越解釋越糊塗，或者等於沒有解釋，這就是‘偉大的空話’的特點。

“……如果把他普遍化起來，到處搬弄，甚至於以此為專長，那就相當可怕了。假如再把這種說空話的本領教給我們的後代，培養出這幺一批專家，那就更糟糕了”。

文章還借用一個鄉下兒童的口吻，寫了一首《野草頌》：

老天是我們的父親，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太陽是我們的保姆，

東風是我們的恩人，

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這對於“偉大領袖”真是極盡嘻笑怒罵、明諷暗喻之能事了。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紮記》，分別在《北京晚報》和《前線》半月刊上連載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一篇《三十六計》收場。公平地說，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進諫，並無“惡毒攻擊”、“瘋狂詆毀”，更談不上是顛覆毛澤東的上千萬的解放軍、公安警察部隊、公社武裝民兵所支撐“無產階級專政”政權。

康生和謝富治主持著黨的內務係統和公安情報係統，一直密切注視著京津地區黨、政、軍機關、學校、人民團體、新聞輿論的各種動向：困難時期，政策寬鬆，毛主席、黨中央糾正工作偏差，地主、資產階級必然要在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地、富、反、壞、右這些牛鬼蛇神，必然趁機紛紛出籠，頑強地進行表演，以跟台灣的蔣委員長的“反攻大陸”遙相呼應。

“凡要推翻一個政權，必先造成輿論”。這是毛澤東敏感的警覺。一九六一年前後大為盛行的還有海瑞戲、包公戲、鬼戲，加上甚幺越王勾踐、竇娥冤、關漢卿，嬉笑怒罵，借古諷今。更有一曲《李慧娘》，冤魂化厲鬼，張牙舞爪，撲向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撲向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

大饑荒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共產黨臥薪嚐膽、苦渡難關的一年。西北、西南、中南的許多省份都發生過災民暴亂，但都由解放軍趕去毫不容情地鎮壓了。所以，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紮記》見諸報刊不久，即為康生手下的文化鷹犬高度靈敏的嗅覺所跟蹤，秘密記錄在冊，留待秋後算賬。

第三十七節 七千人大會

到了一九六一年底，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主持糾左防左、調整政策工作，已經初見成效，全國的大饑荒高峰已過，經不起饑餓的數千萬人已經死去，整個局勢已趨於穩定。痛定思痛，需要繼續放鬆管製，緩和矛盾，安撫人心。劉、周、朱、陳、鄧建議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總結慘痛的經驗教訓，確立今後的路線方針。

毛澤東從年輕時候起就是個甩脫相公，習慣於獨斷專行。這回他卻拗不過劉少奇他們。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大崩潰，於一九六一年一月把全國兩千兩百多個縣份的主要負責人都請到北京來，加上省、地、市、中央機關及同一級別的重點工礦企事業單位的常委一把手，總計為七千餘人，稱為“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說，要開成一個出氣會、舒心會、團結勝利會。毛澤東看在眼裏，明在心理，自己手中的同僚大人，總是有他的一套。治國齊家都日漸顯得比自己高明。

其時，在中央機關，確有一批深知毛氏為人心性、品德學養的秀才，他們在蠢蠢欲動，以各種明的暗的、半明半暗的方式，在放出各種信息：劉公！黨心、軍心、民心，現在都是請毛主席體麵退位的最佳時機……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廬山會議本來是個好時機，但錯過了……這次再不抓住，時不再來矣！

劉少奇卻要堅持他的《修養》。他不能帶頭反毛，別人反毛，轟毛下台，讓他來收拾局麵是可以。他要光明正大，照章出牌。 他要發揮集體領導的智能和力量，來製約毛澤東的為所欲為。同時，他和恩來、陳雲、小平，包括朱總司令，也都是相互防範著。擰不成一股勁。而且大家都自覺地不過問軍隊事務，不過問康生、謝富治的內務係統，免得毛澤東多疑。他們都心存僥幸：經過一年大躍進、三年大饑荒的慘痛教訓，毛澤東同誌該會聽得進不同意見了，該不再頭腦發熱，該不再把國民經濟、天下蒼生當兒戲了。

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七千人大會上做工作報告，強調農業要退夠，工業要退夠，各行各業要繼續貫徹“整頓、充實、鞏固、提高”的國民經濟八字方針，切實保證學術自由，造成一個既有紀律、又有自由、人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

毛澤東則在大會上作了關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完善民主集中製原則的“重要講話”，捎帶著又作了一次文過飾非、避重就輕式的自我批評。提倡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風氣，重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辮子的“三不主義”。然後大談一通：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的“同誌哲學”。言下之意是他雖然犯有錯誤，但仍是一個好漢，是一個諸葛亮，其它的人仍是“臭皮匠”。

七千人大會人多嘴雜，分組討論，議論紛雲。一個重要的話題：要不要替反對大躍進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平反？要不要替全國範圍內的、上百萬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結果達成“中庸之道”：給地、縣、社三級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幹部進行一次甄別，恢複黨籍，重新安排工作。至於省級和中央機關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誌，包括彭、黃、張、周四人在內，先改造他們的生活待遇，政治甄別仍要放一放，以免造成“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的大翻案。

黨中央將另行召開專門會議，重新審查彭、黃、張、周四位同誌的問題。真是層層設防，拐彎抹角，用心良苦。顧全了毛澤東的麵子，就是顧全黨中央的麵子，顧全黨的團結。廬山會議上，誰沒批鬥彭德懷？光是毛澤東、柯慶施、彭真、康生諸位就批鬥得起來？黨中央人人都有份嘛！

七千人大會對劉少奇報告，毛澤東的“重要講話”反映十分熱烈。毛澤東甚至深入到每一省區討論組去接見地、縣、市三級的幹部代表，跟每一個人握手，集體照相。幾天下來，他的手指都被大家握腫了。

劉少奇的大會報告卻十分富於感情色彩。通過近兩年來的經濟大整頓，他跟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們（即毛澤東所稱的各路諸侯），建立了融洽、信賴的工作關係。威信如日中天。

他坦誠全國三年災害，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全黨在經濟工作上犯下嚴重錯誤而造成的惡果。他坦誠全國範圍內發生了有史以來的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計的人口。我們愧對祖先，尤其是愧對人民的信任。他說，我們要永遠記住這些錯誤，決不允許這些錯誤的重演。我們甚至應當把我們所犯的錯誤、沉痛的教訓，刻成碑文，立在每個公社門口、縣委門口，立在每個地委、省委的門口，甚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門口，讓子子孫孫記住我們這一代人的曆史教訓！

劉少奇是個講究“修養”、治身嚴格的人，這次卻也真沒給毛澤東麵子。七千名與會者對於他的報告，報以長時期暴風雨似的掌聲，多數代表感動得熱淚盈眶，高呼“黨中央萬歲”、“劉主席萬歲”。

又出現了“劉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這回，劉少奇再沒有手捏兩把冷汗，而是安之若素了。毛澤東卻是如刺鯁喉、如芒在背的難受。但他不動聲色，在主席台上跟劉少奇熱烈地握手，跟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一一握手、道辛苦。象征著黨中央的堅強團結。他甚至對陳雲開玩笑說：陳雲同誌，你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就有氣，現在該消氣了吧？我們已經下到溝底了，可以開始考慮上坡了吧？

陳雲抬了抬頭，笑著說：我們還沒有退夠，現在還不能算是下到了溝底。

大家都明白，國民經濟情況一有好轉，毛澤東的頭腦又可能發熱膨脹起來。劉少奇在一旁提醒說：陳雲同誌是黨的經濟專家，我們大家都要尊重他的意見。

散會後，毛澤東回到中南海豐澤園書房，才叨念出一句話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張毓鳳給他上茶、遞煙，見他臉色不好，溫存地說：

主席，您說甚幺了？咱沒聽懂。

一句成語，你不一定要懂。

毛澤東心不在焉。他又陷入了沉思：

決不能給彭德懷一夥平反；

應當開始考慮解決劉少奇這個“老朋友”的問題了。他的黨羽已豐？再不謀劃，就尾大不掉了！他一向以謙虛謹慎、任勞任怨的自我修養著稱……可今天他……如果有人把我當成中國的斯大林，他將會扮演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