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自來水是怎麽進的北京城

 

　　清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08年4月18日),農工商部尚書愛新覺羅·溥頲、侍郎熙彥和侍郎楊士琦等奏請籌辦京師自來水調員董理以資提倡折,得到自戊戌變法後失去權力、已在瀛台軟禁近12年的清德宗——也即光緒帝短短四字批示:依議。欽此。

晚清故宮

　　隨後事態的發展,與晚清時政府機器運轉延滯太不相同——不到半年時間,京師自來水公司組織架構、資金來源、選址甚至采買方便已有了成型計劃,隻待最高政治領袖過場般地批示。

　　讓我們翻開曆史的帷幕,來看看這背後凸顯的利益鏈條:主奏三大臣無一人不是袁世凱的親信幕僚。如主奏三大臣之楊士琦,原為李鴻章親信幕僚,後追隨袁世凱,曆任農工商部侍郎、郵傳部大臣等要職；主奏三大臣奏折中極力推薦的周學熙,也是影響中國近代工商業的重要人物之一,青年時代即進入袁世凱幕府,主持北洋實業。袁世凱家族持有諸多股份的開灤礦務局、啟新洋灰公司包括本文中的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均係周一手創辦。

　　光緒三十四年京師自來水公司的成立,絕非首都現代化或政府重視民計、民生之證闡,須知早在光緒九年(1883年)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所建楊樹浦水廠便已供水,其餘天津、青島俱在20世紀來臨前完成自來水工業的初創,及至北京自來水立項,廣州、漢口、武昌和開封鹹以擁有自來水工業運作。始作俑者的上海,甚至已經出現三家自來水公司相互競爭的局麵。

　　而京師自來水公司的姍姍來遲,說是晚清諸多亂象中的一幕,亦不為過。究其本因,明清鼎革時北京供水(以井水為主,井水分甜水、二性子水、苦水等,皇家用水由西山玉泉特供,大戶人家則多鑿有私井)主要把持方由以出賣腳力為主的山西水夫集團(俗稱:水擔子)轉變為逐漸蠶食公共水資源的山東水夫集團(俗稱:水窩子)的利益糾葛是主要因素。至於後者緣何壓倒前者?政府幹預也。蓋因水窩子的組成部分——山東夥夫們的背後多為滿清入關時各旗包衣(家奴)緣故。是以三大臣奏折語“即如京師自來水一事,於衛生、消防關係最要,迭經商民在臣部稟請承辦,或因資本不敷,或因人非公正,迄未照準。”中“資本不敷”與“人非公正”之說,耐人尋味。

　　事實上,自光緒三十四年六月(1908年7月)公開募股以來,旬月便募齊所預定的三百萬龍洋巨款,此中細節,引人遐想。當然,京師自來水公司強大的政府背景、朝廷預存於天津銀號保息用的十五萬兩白銀、周學熙的個人聲望以及其背後袁世凱的北洋係等等因素,都讓準股東們洶湧振奮。甚至,周最後退還了三十萬股本,理由是“嗣因交股踴躍,紅股占數過多,控公司擔任官利吃重”。

　　周學熙過於樂觀了。宣統二年二月(1910年3月),曆經了為帝國實質上的當權者與名義上的當權者葬禮停擺過、為平息“安裝水管刨宗室祖墳”謠言在六家報紙連續登載十日辟謠文章、與設備承辦方天津德商瑞記洋行(由德籍猶太人安諾德兄弟與丹麥人彼得·卡爾貝格創辦,直譯名是“安諾德與卡爾貝格公司”)的糾紛等等風波的22個月工期,孫河、東直門兩廠俱起,街頭巷尾的初級管道網絡也完備,京師自來水有限公司正式開始營業。

　　京師自來水公司對於推廣,一如組織架構般接近現代,各大報紙均刊登過該公司文白迥異的廣告。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年代,從京師自來水公司登報的廣告語已可以略知白話文在於市井的巨大影響力。“諸位街坊台鑒,我們公司,辦這個自來水,是奉皇上旨意辦的,全集的是中國股,全用的是中國人……”這段廣告詞所透露的信息量,大不大?這一年,來自江蘇的青年學生胡適剛剛啟程前往美利堅合眾國——距離他撰寫《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寫作還有7年。

　　顯然數字上的現實令京師自來水公司陷入尷尬境界——從宣統二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北京人口從70萬5千餘人漲到118萬餘人,自來水用戶數卻隻有十萬零三千餘人!將近30年時間,市場普及率始終沒有超過10%。原因或許可以歸咎於貧困,或許可以歸咎於既得利益持有者,也即水窩子們,但是……其他地方難道不是麵臨著同樣情況嗎?更何況,數十年來,京師自來水公司是北京唯一的自來水運營者。

　　或許,有一個數據令人費解,卻引人深思: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起京師自來水公司“委托”日偽政府“代為經營”後,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北京(時稱北平)自來水用戶飆升至52萬餘人,市場普及率37.1%。這一時期,北平人口也多了22萬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