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怎樣賣淫才合法

摘要 : 那是一個妓女自由從業的年代，但妓女鮮有自由。和現在賣淫無自由，但“小姐”們在執業時卻擁有來去自如的人身自由適成反差。

1914年的中國上海，隻要照章登記、繳納稅款，並接受衛生檢查，賣淫就是合法的。當時華文第一大報《申報》，更多聚焦於妓女的日常生態報道。那是一個充滿了情欲、暴力與金錢算計的隱秘之地———

上海山西路16號是一處花煙間——— 在禁煙之前，這裏是鴉片館與妓院的混合體，禁煙後則是純粹的下等妓院。花煙間的老鴇名叫王小紅，有一天，上海城內的865號華人捕快發現她“淩虐”妓女王餘氏、薛朱氏，遂向捕頭報告，將兩妓與老鴇一並拘押到公共租界內的法院——— 會審公廨。

在1914年1月6日的庭審中，妓女王餘氏供稱，她原籍歸城，夫名王雪山，胞兄餘光錦現在原籍，她本人被一個叫張懷寶的人拐來，賣作娼妓。薛朱氏則表示，自己是清江縣人，丈夫薛長元於前年出外當兵，她本人是被張錦蘭誘至上海，以一百元洋錢賣給老鴇王小紅，時常遭受虐待，請求解救。老鴇在隨後的審訊中，則否認虐侍。

會審公廨是中西聯合審判，讞員(法官)是聶襄讞，他與美國領事卓君商議後，判罰老鴇王小紅二十五元洋錢充公，餘、朱兩位妓女則暫送濟良所收容。他們還去函給清江縣知事署，請轉告妓女的家屬前來上海認領。

濟良所是一家有基督教背景的專事解救娼妓的民間機構。在收容餘、朱兩位妓女之前，它在上海已經開展救助活動十餘年。大量被拐賣的妓女，讓濟良所有了施展的舞台，與會審公廨的良好關係，也能保證她們第一時間領走被虐待的妓女。

拐賣婦女兒童的情況有多猖獗，從上海《申報》1914年1月7日的版麵內容即可見一斑。在前述“鴇婦虐待妓女”的新聞之前，是一則講述上海三區夏正郎的孩子被一班男女拐賣，警方將匪犯拘留法辦的報道。接下來的兩則消息，從標題“逃婦尚難給領”和“拐賣女子之疑團”即可知，同屬墮入青樓故事。

社會秩序混亂，導致很多良家女子成為妓女。另外一個原因是貧窮，有些妓女是被親人賣到窯子裏的。這中間發生很多故事。1914年1月13日，上海普慶裏妓女林文仙偷偷隨母親徐王氏逃離妓院，欲乘火車回蘇州，被老鴇張阿玉追至車站———接下來的劇情要怎樣演？

《申報》兩天後的報道，對此敘述得極為簡單而克製：老鴇將林文仙母女“扭控三區警署，移解初級檢察廳。經戴檢察官預訊一過，判徐王氏交還帶擋洋六十元，將女領回擇配。”

徐王氏要拿出60元洋錢，才能將女兒從妓院領回。為何如此？因為按照當時的法律，不僅妓院可以公開經營，父母等法定監護人也可立約賣女。林文仙顯然此前是被家人賣到妓院去的。但即便如此，會審公廨也支持妓女從良———前提是她們繳納了贖身費。

對一般妓女而言，賣淫生活自是苦難的曆練。除了本文開頭所涉及的老鴇虐待外，還要滿足各種嫖客的怪誕需求。妓女在提供性服務的時候，也會產生五味雜陳的愛情，或更多是為了贖身而與其他男子私奔。

在上海山西路清和裏307號雉妓院內賣身為生的孫巧寶，就尋了一個機會與販賣煙土的山東人田正山逃離出去。老鴇孫王氏在細密偵查之下，獲得她們在鬆江路大同客棧910號房間內“奸宿”的信息，於1914年1月19日淩晨帶人將她們堵個正著。此事驚動捕房，捕頭經過簡略訊問後，就將田正山“暫行開釋”，而妓女孫巧寶和老鴇孫王氏，則“分別拘留，候解公堂訊奪”。

比較幸運的是田正山，他在賣淫合法化的語境下拐走妓女而未受處罰。《申報》在做這篇報道時，沒有交代孫巧寶因何成為妓女，但從老鴇也被拘留這一點看，可能存在非法買賣或虐待。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20多天之後，滬北清河坊一弄妓女花黛英，在2月12日晚，被“狎客”金聽彝叫到附近一家名叫洪素雲的處所陪酒，不料一去不返，和跟班的大姐阿寶一同找尋無蹤了。妓院的老板朱杏生認為失蹤性質屬卷款潛逃，他盤點了一下該妓隨身帶去所有權歸妓院的金飾衣服，大約值數百金，當即報捕房查緝。時隔一天，他們就在城內找到“狎客”金聽彝。金聽彝並不認賬，被扭送法辦。金聽彝此前供職洋貨業，現在一家黃包車公司任經理，因並無證據證明他“串誘逃逸”，所以在繳納保證金後，就被放了出來，等候進一步的審理。

可以隨身穿戴數百金的金飾衣服，並可以出外陪酒，花黛英顯然不是當時所謂的“野雞”或花煙間的下等妓女。像她這樣的高等妓女，在清末即已存在，隻是彼時更強調的是她們賣身之外的才藝表演，民初進一步肉欲化而已，妓女間仍然存在相對固化的等級差別。(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民初的妓女難稱擁有自由之身，但高等妓女的收入卻也非一班工薪階層所可比攀。她們也因此成為匪徒垂涎的目標。

妓女花黛英失蹤之後半個月，在上海西藏路20號掛牌的妓女蘇雲仙，傍晚6時許乘坐黃包車經過貴州路轉角，忽然被三個上海口音的匪徒攔住。其中一匪拿出手槍進行恐嚇，另外二匪則將該妓所帶價值250元的金鐲搶走。三人隨後向附近弄堂內逃逸。

除了被打劫，妓女還可能遭遇各種敲詐。這不隻是高等妓女的獨特遭遇，“暗娼”也在所難免。

“暗娼”當然是比較低等的妓女。民初雖然賣淫合法，但對暗娼卻亦予以打擊———這是民初掃黃的精髓所在。變相的旅行社，其旗下所謂的女性“向導”(導遊)，多操皮肉生意。還有部分旅社，會借住宿方便，容留妓女賣淫，與住宿者交易。

位於上海英租界廣東路正豐街235號的上海旅社，即是此類性質，除了賣淫外，這裏還聚賭抽頭。在被人告發後，捕房於1914年2月25日晚將旅社老板朱芹益和妓女王月英一並拘留。王月英供稱，她父母雙亡，早年在青島賣娼，現轉到上海旅社，純係自願。因其自願，捕房遂將其釋放，而旅社老板朱芹益則因“故違定章”被罰50元洋錢充公。

那是一個妓女自由從業的年代，但妓女鮮有自由。和現在賣淫無自由，但“小姐”們在執業時卻擁有來去自如的人身自由適成反差。1914年，正是娼妓業無法可依的最後時刻。關於禁娼的呼聲隨後開始高漲，禁與疏的交鋒中，時代在20世紀中葉最終選擇了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