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俠女》、《大醉俠》到《臥虎藏龍》、《英雄》、《功夫》,武俠片始終是近一個世紀來中國電影在外國觀眾眼中的形象代言,不過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李安捧起金像的那一刻,他應該在道謝名單裏加上80年前的一部電影的名字———《火燒紅蓮寺》。
1928年張石川、鄭正秋拍攝的這部電影帶動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次武俠電影熱,無論是從技術積累的角度,還是從題材拓展的角度來看,“武俠”兩字自此片後便成了中國電影軍械庫中的常規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從此在劍光俠影中長大。
電影大曆史:70年前的《指環王》
假設電影成了人類消失後唯一的存在證據,那麽外星考古學家大概會得出這樣一條驚“人”的結論:在20世紀即將進入30年代的中國,誕生了一位當時進化程度最高的地球人———“紅姑”。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當時,在人類想象力的製高點、誕生了所謂“類型電影”的好萊塢,隻有以下幾種人:“瘋癲喜劇”中玩世不恭的新聞記者、“西部片”中持槍躍馬的原野英雄、“強盜片”中不得好死的疤麵大盜,和“音樂片”中篤信愛情的“我和我的姑娘”。
那麽中國的“紅姑”又是何許人也?她輕功卓絕,能夠騰雲駕霧、禦風而行———正是《火燒紅蓮寺》中的一代女俠。在“飛行”這個技術和美學問題上,1928年的中國人顯然比世界各地的凡夫俗子都更加先進。當西方的小天使插上翅膀都顯得搖搖欲墜之時,我國人民已經率先實現了敦煌壁畫中的“天外飛仙”。
1928年,《火燒紅蓮寺》。正是從這刻開始,俠客們才開始劍光鬥法、隱形遁跡、空中飛行、口吐飛劍、掌心發雷,“把食指一舉,那繚繞而上騰的一道白光便帶著法術把你的寶劍無條件地向敵人作戰”……這70餘年的武俠神脈綿延至今,才有了今天迷倒世界的《臥虎藏龍》。而要解開那其中飛來飛去的玄機,卻也定要回到當年的《火燒紅蓮寺》。
《火燒紅蓮寺》的攝影師叫董克毅,堪稱上世紀20年代的喬治·盧卡斯。他不僅創造出“接頂”法,把畫在玻璃板上的紅蓮寺頂與沒有寺頂的布景巧妙地拍在一起,構成完整的紅蓮寺輝煌建築,還透過真實人物與卡通形象融合的辦法表現“劍光鬥法”,在銀幕上將人任意放大和縮小,甚至完成“分身”的特技攝影技術。
為了拍攝劍俠飛行,董克毅還翻了許多資料。他根據一本美國雜誌上隻言片語,憑著想象用土法子實驗,想出了空中飛人的拍攝法。那就是中國武俠電影的傳家之寶——吊鋼絲。中國影人是如此喜歡和信任這項技術,以至把它發展到一個不可思議的高度。而當年扮演“紅姑”的一代女星胡蝶,就是這樣身著戲裝、腰掛鐵絲懸在空中,在巨型電扇吹出的大風吹拂下,衣袂飄飄,攝影機關再加上層薄紗,朦朦朧朧。胡蝶盡管心中怕得要命,臉上卻作微笑狀,襯之以名山大川的背景,如神似仙向觀眾飛來,令人驚心動魄、如癡如醉。
《火燒紅蓮寺》到底火到什麽程度?三年之內連拍18集,萬人空巷!從第二集開始,《火燒紅蓮寺》幹脆拋棄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原著《江湖奇俠傳》,劇情更加天馬行空———逃出紅蓮寺的知圓和尚聯合崆峒派與昆侖派展開惡鬥,雙方劍仙各自施展絕技,鑽天入地無所不能,勝負難分之下又互請高人,直殺得天昏地暗、鬼神同泣……這“佛道魔”三界互K的境界直讓人想起後世盛極的“劍仙”一派。隻可惜當時它被冠以“武俠神怪片”的惡名,因為當時全國隻有3%的民眾接受過近代科學教育,有95%的愚民相信“怪力亂神”的存在,以至國民黨政府下屬的電影檢查委員會下令查禁“紅蓮寺”,武俠類型片的大火,就此南下香港。
1935年3月,第19集《火燒紅蓮寺》在香港誕生。廣告中寫道:“賽鐵拐神杖寶貝,豪光萬丈,金羅漢搖袖祭神鷹,瑞氣千條,活僵屍毒害向藥山,散發吐霧,飛道人不敵呂宣良,斷頭噴血。”這格局,這氣派,不就是70年前的《指環王》?
口述影像:避世武俠的商業“原罪”
當“古裝片熱”已見降溫之時,明星公司異軍突起,燃放了武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燒紅蓮寺》,這把火一燒,竟使得武俠神怪片在影壇稱霸長達4年之久。在武俠神怪片作為片種誕生前,單純意義上的武俠片製作已經在中國影壇出現了。武俠片的誕生並不是基於某個人、某個電影公司的突發奇想,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武俠電影產生的因素主要是兩個:一是受當時美國西部片的影響,它所采用的視覺效果和帶給觀眾的觀影快感給了中國電影界靈感;二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文字的形式已經非常成熟了,而且情節的描述很有鏡頭感,這為搬上銀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在《火燒紅蓮寺》之前就有《車中盜》、《王氏四俠》等武俠片了,隻不過影響不是非常大,而《火燒紅蓮寺》一拍就是18集,而且帶動了武俠片走向了一個創作高潮。
《火燒紅蓮寺》掀起的是第一次武俠片熱潮,之所以盛行主要還是各電影公司基於商業上的考慮,發生地是在上海;第二次成規模的熱潮,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港台地區,此時的電影人充分意識到了電影是高風險、投機性的商業產品,由胡金銓所代表的“文人武俠”到張徹強調男性情義的暴力武俠,導演的風格化展示越發凸顯,在此期間還使武俠逐漸從“刀劍”向“拳腳”過渡;第三次高潮是在80年代初的中國內地,從1983年《神秘的大佛》開始,《武當》、《神鞭》等影片隨後,到《少林寺》成就了這次高潮的最高峰;第四次熱潮,發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一批“新編”性的武俠片的拍攝為代表,《新龍門客棧》等電影使得兩岸三地的電影人聯手拍片,華語電影也進一步整合。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電影業就迎來一次武俠片熱潮,由此看來這並非基於偶然。電影是商業機製下的產物,而人又有一種文化“原罪”就是對動作、對打鬥的偏愛,盧米艾爾的《水澆園丁》中就有誇張的動作,而《勞工之愛情》中也有嬉戲的打鬥,卓別林更是動作大師,這些都帶給觀眾觀影的快感。武俠片則是一種避世、逃離現實的手段,也恰好符合電影的“做夢”功能,讓觀眾沉在黑暗中擺脫自我不能自主的命運,感到短暫的麻痹、獲得短暫的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