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一夫多妻的時代

最近幾年，有兩件大事正在我身邊發生。一個是移民，一個是離婚。老熟人老同學老朋友，還有舊同事，忙活或忙完這兩件事兒的，實在不少。偶爾一場酒會，一次家宴，甚至街頭巷尾，也都能聽到相關討論。

難道它們已經是普遍現象了？我不確定。畢竟，個人的經驗，不具統計學的意義。不過，和缺少權威數據的移民相比，離婚的全貌倒是看得到。民政部公報顯示，中國離婚率已連續7年高增長，2012年的增幅首度超過結婚。因此相對而言，討論離婚似乎比討論移民更靠譜一些。

就本質而言，離婚是和一夫一妻製緊密相關的自由，不能跟傳統社會的休妻混為一談。在這一點上，英國哲學家休謨這個蘇格蘭老光棍有過妙評。此人自詡“好與女子調情，而絕不使未婚姑娘的母親發急，或令已嫁女子的丈夫吃醋。”孰料經曆了好幾場無疾而終的愛情，到死也沒娶上老婆。他說，離婚絕不是解決家庭衝突的良策，卻是保障婚姻的良藥，“更是保持愛情鮮活的惟一秘密”。

時過境遷，如今的經濟學家聽到休謨的話，多半會聳聳肩說：“什麽愛情婚姻家庭？一切都是為了效率。”在他們眼中，婚姻不過是一種勞動力組合，用來生產其它方式很難生產的東西。比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加裏·貝克爾（Gary Becker）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就認為，婚姻主要生產一類很特別的耐用消費品——子女。在此之外，才生產愛情、聲望、健康等副產品。這套經濟學說辭令人道德上不悅，卻非毫無道理。離婚的原因千奇百怪，但多數調查表明，沒有子女的家庭更容易分崩離析。用經濟學的行話來講：“當婚姻這種勞動力組合缺乏效率時，它就不大有存在的理由。”

然而經濟學家犯起錯誤來也相當可怕。當他們說一夫一妻製是典型的婚姻形式時，笑話就鬧大了。像貝克爾那樣把它稱為“最有效率的婚姻形式”，更是滿嘴跑火車。事實上，現代人的婚姻方式，也就是一夫一妻製，信史以來純屬特例。人類學家對有案可稽的社會做過一個統計，大大小小1154個人類社會，980個都實行一夫多妻製，占了總數的85%。可見效率這個標準，要結合具體的曆史條件來看。

一般情況下，最重要的曆史條件莫過於經濟環境。當整個社會都在生存線上掙紮，一個人擁有多個配偶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這叫做“經濟強製型”的一夫一妻製。然而貧富總會分化，社會遲早出現等級，這種婚姻形式很早就崩壞了。《聖經》所記，3000多年前的所羅門王已擁有“妃七百，嬪三百”。據說他宣布：“I had all the women a man could want. ”意思是，凡男人欲得之女人我都得到了。顯然，他的“高效”是以大多數人的“低效”為代價的。

任何一個肉體凡胎的男人，要實現所羅門那樣的宏願，都少不了血淋淋的爭鬥。人類學家勞拉•貝茨（Laura Betzig）發現，大約在八九千年前，當人類從采集狩獵時代轉向農業時代時，一夫多妻製就誕生了。而這種製度的施行，離不開兩個要素：極端的等級政治以及綿綿不絕的暴力殺戮。

在如此製度下，印加國王可以把他的官員劃分為四個等級，規定他們迎娶女人的標準為7個、8個、15個和30個；祖魯國王可以獨占一百多個女人——這些“妻子”隨時可能會因為在飯桌前咳嗽噴嚏被“丈夫”下令處死。越是暴君，通常子嗣越多。而這些後代肯定不會出自三兩個妻妾之腹。在學者的研究裏，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中國的隋煬帝，還有縱橫亞歐的成吉思汗，都是踐行一夫多妻製的典範。還有人做過基因測定，估算出全世界約有1700萬人是成吉思汗的直係後裔。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懂得，在這個駭人的數字背後，掩藏了多少草原變墳場的悲慘故事。

少數統治者慢慢意識到，一夫多妻製跟其它等級製度一樣，有著重大的缺陷——它擺脫不了以暴易暴的特性，江山往往坐不穩。於是他們發明了“社會強製型”的一夫一妻製，用來掩飾贏家通吃的特權。奇妙的是，這往往能夠迎合社會中下層的心理需求。他們以為，這裏麵包含著某種道德上的價值：平等。在這個曆史進程中，基督教的倫理觀幫了不小的忙。

然而事實是，這種社會強製型的婚姻形式從未真正徹底地實施過。在中世紀的西歐，一夫一妻製與“初夜權”（ Droit du seigneur，直譯過來就是“領主的權利”）並行不悖；差不多同時期，宋朝人把自己的妻妾出租給光棍或和尚的事情時有發生。它更像是一夫多妻製的修訂版，隻是打上了好幾個“補丁”。

重大的補丁有二，一個叫愛情，另一個與之匹配的，就是離婚。而它們的普及，距今不超過400年，和現代政治的出現大約同步。這正是休謨把婚姻製度與離婚問題放在《論政治與經濟》一書裏討論的深層原因。

當“補丁”本身不再穩定，這套程序就會露出原初的輪廓。居高不下的離婚率產生的正是這個效果。它使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單純的一夫一妻製，而是由一係列不同形式的婚姻所組成。坦率的講，至少對於居於社會等級上層的人士而言，這就是一夫多妻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