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者憶1959年大饑荒 4裏路上有5人餓死

　　1959年大饑荒我的親大舅餓死了，最先發現他的是我，當時我還在上初中，我和我的同村同學從學校趕回村裏過禮拜天，沒想到一路上遇到5個餓死的人，不到一裏路就有一個屍體。

　　我出生在桂西山區鳳山縣的那片不算富饒，但也不算是貧瘠的黃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親人們在這片黃土地上傾注著畢生的精力，澆注著辛勤的汗水，等待著這片土地上的春華秋實，期望著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豐衣足食，也守侯著那份與世無爭的淡定從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鄉雖然不是富裕，但我們總算還能吃飽飯。1958年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大辦鋼鐵、大放衛星的烈火似乎燒過了頭，一場饑餓夢魘便隨之而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十年，一場大饑餓突然而至，黃土地上的人們陷入生存難保的萬劫之淵。

　　1959年大饑荒後，正在長身體的我們留下對“饑餓”的終生難忘記憶。那時，除了糧食，幾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沒有了。剛開始，人們還可以從公共食堂裏領到少許的蒸飯，即使吃不飽肚子，也還能將就熬過一天。到後來，誰都沒有吃的。為了生存，隻能吃樹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觀音土……小孩熬叫，大人歎息，生產陷入停頓，生存聽天由命，萬劫不複。

　　那時候我還是鳳山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生，在一個禮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學從學校趕回村裏過禮拜天。在不足4華裏的盤山路上，就有5個餓死人的屍體橫躺在路上，幾乎每隔不到一裏路就有一隻餓殍，其中有一個還是我的親大舅，我媽的親哥哥。是我首先發現大舅死在盤山路上，然後跑步到外婆家給外婆他們報喪的。後來聽我表姐說：大舅是餓得無法忍受，想爬到縣城去找兒子、我那位表哥要點東西吃，不想，已經有幾天沒有飯吃的他，餓倒在盤山路上，成為那個年頭千千萬萬個餓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餓死後的兩個月，百色地區行署專員趙世同來到鳳山縣檢查工作。這位曾經在鳳山縣帶頭鬧革命的共產黨官員，了解了鳳山縣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後，憤怒地拍著本縣縣委書記的桌子，大罵這個縣委書記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著，他下令開倉放糧，把倉庫裏的蓄備糧緊急調運到饑荒最嚴重的村寨。後來，趙世同一直被鳳山的老一代人稱為“趙青天”。

　　不過，當年年幼無知的我，卻抱怨趙專員為什麽不早兩個月來到鳳山縣，也抱怨鳳山縣的大大小小官員們為什麽沒有趙世同那樣良知和良心。

　　毛澤東的“大躍進”悲劇，首先在於他這時已經不能真正了解農民與農村的實情，卻有太多的民粹主義情緒。他害怕農村中出現資本主義經濟，他看不到在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其實就是社會的進步。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當然，他也不願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他的晚年，總是認為資本主義一切都是壞的，這是他的晚年悲劇。

　　大躍進、大鍋飯、大集體的必然結局，就是使農民喪失了自主性、喪失了積極性。農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種、收獲的人，如果沒有了自己能夠支配使用的土地，農民就不是真正意義的農民了，他們就變成不會耕田種地了。

　　中國人常說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指1959—1961年這三年。那時候中國麵臨著空前的大饑荒，各地農村都有餓死人的，誰都承認這件事，隻是餓死的數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和撰寫的《毛澤東遺物事典》這本書裏，有一個毛澤東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譜”，配有照片，上麵的文字說明寫道：1961年4月26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製作的一套菜譜。這菜譜並不是宴請客人擺酒席用的，而是毛澤東的日常夥食。其中包括下列這些異國風味的魚蝦：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波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

　　書中還說，60年代初工作人員製訂西餐菜譜時，考慮到毛澤東喜歡紅燒肉，特別為其安排了小乳豬，這樣就能做到肥瘦適中，麵麵兼顧。

　　毛澤東困難時期吃不吃肉，本來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傳的事情。作為一個國家，必須保證其領導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話，國家機器就無法運轉了。國家再困難，也不缺這一點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澤東，給國家出個好主意，不知會創造出多少財富，讓多少人民受惠。問題是：過去一直有一個宣傳材料，總是說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為了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這件事不知感動了多少人。

　　我們不應該神化什麽人，也不應該妖魔化什麽人，但我們看了1960年毛澤東的菜譜之後，覺得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還是不要傳下去了。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他應該不相信在中國的黃土地上一年能夠每畝產出“13萬斤”糧食的神話。可是，這樣的神話，竟然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和廣西日報的頭版頭條，許多人為之歡欣鼓舞，歡呼這史無前例的“特大豐收”。虛報糧食產量的結果就帶來大征購，促使全國各級幹部下鄉對農民進行反“瞞產私分”。在廣西鄰近的貴州省，有一個叫帥好的省糧食廳幹部撰文回憶道：在1959年4月上旬，國家糧食部召開會議，因為中央給各省下達的糧食征購任務太高，各省對糧食的購、銷、調、存政策一片叫喊聲。根據中央指令，貴州當年糧食征購任務為36億斤，秋收過去五個月了，入庫為26億斤，其中還有5億斤為虛報數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難越大。硬著頭皮說有中國當年有7500億斤產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給各省委和糧食廳黨組發電報，責令：一，糧權高度統一集中；二，壓縮本地銷量，確保上調中央。

　　政治製度不良和戰爭是饑荒的主要原因，它對饑荒的責任遠遠超過經濟落後和糧食歉收。但責任者往往把饑荒的責任推給了自然災害。人民權益的喪失會惡化饑荒的後果，使得本來容易克服的困難變成災難性的。

　　中國三年饑荒是因為取消了國際國內的糧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許饑民出門討飯，最後隻有餓死一條路。防止饑荒再次發生的不隻是增加糧食生產，更重要的是讓百姓有交換的自由，有流動的自由。何況沒有自由糧食也增不了產。所以說：自由是抵抗災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說，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了大饑荒。對於這一點，我是有深切體會的。在人民公社的體係下，社會救濟係統消失，人們連在哪裏吃飯的自由都沒有，不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連鍋碗瓢勺都不許擁有時，後果肯定是災難性的。如果農民能保有一小塊“自留地”，如果擁有最低限度的“人權”——任何人無權任意到農民家裏搜盡最後一粒米、拿淨鍋碗瓢勺——怎麽也不會有以“千萬”為單位的人餓斃。

　　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分田單幹”，是那個年代農村的縮影。還是這片黃土地，在“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導下，我的鄉親們，對腳下的這片黃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幹活總有使不完的勁，種莊稼總有挖掘不盡的潛力。他們深知“人哄地一時，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們總能根據季節變化應時幹活，四季交替，從不懈怠，盡量避免“大集體”時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轍。

　　建國六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黃土地的麵貌發生了太大變化。作為“三農”的載體，黃土地承載了太多的使命，她對整個國家是不可動搖的根基。目前，落後的黃土地是整個社會無法繞過、不得不麵對的。國家在製定、落實政策時，不能滿足於紙麵上漂亮的數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對“有樹有園有幾畝田”的短視向往，而“屏蔽”掉對黃土地的人本關懷，既要身臨其境感受空氣的新鮮、民風的淳樸，更要對單調的生活、長久的牽掛、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國的土地，與城裏的那片土地相比，黃土地的內心深處是否隱隱作痛，是否在無聲地呼喚“給我更多的關注”？

　　1959年大饑荒看到餓死人的經曆成了我記憶裏永遠無法抹去的事，六十年，彈指一揮，黃土地上“換了人間”。但是，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