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專家認為，三大機構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現有的條塊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戰略和重大政策中實現黨政高度融合，避免權力過度分散，是對國家治理方式的一種新探索
法治周末記者陳霄
4月15日，在提出設立後曆時近五個月，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外界認為這個倍受關注的機構已正式啟動運轉。
事實上，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這三個由習近平總書記掛帥、正副負責人不少於三名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頂級配置”機構，一直以來都受到外界廣泛關注。據可靠消息，負責三大頂配機構日常工作的辦公室已經組建，人員基本就緒，已經開始開展工作。
受訪專家認為，三大機構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現有的條塊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戰略和重大政策中實現黨政高度融合，避免權力過度分散，是對國家治理方式的一種新探索。
深改組
“現在這(規)格，我認為沒有任何阻力”
在三大機構中，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迄今為止所披露的信息最多的，也是最先召開小組會議的。根據官方媒體的公開報道，1月22日和2月28日，深改組已開過兩次會，習近平總書記作為深改組組長主持了兩次會議。
在第一次會議上，外界從媒體播出的會議畫麵中得以一窺這小組的人員基本構架。
深改組在三大機構中也是“頂配”，共有四位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是組長，副組長分別是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會議畫麵中出現了國務院、人大、政協、軍委、政法等相關負責人，包括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劉延東和汪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及秘書長王晨，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王正偉、周小川及秘書長張慶黎，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公安部長郭聲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等。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既然要全麵深化改革，應該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推動改革，像上世紀80年代的體改委，但現在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應該有一個更高的統籌協調權威機構。
“規格太低，調不動，現在這(規)格，比當年強多了，我認為沒有任何阻力。”許耀桐表示。
深改組的第一次會議設立了六個專項小組，還審議通過了《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工作規則》《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項小組工作規則》《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細則》。下設的六個專項小組分別是經濟體製和生態文明體製改革、民主法製領域改革、文化體製改革、社會體製改革、黨的建設製度改革、紀律檢查體製改革專項小組。
許耀桐分析說，六個專項小組的設立基本是對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六位一體改革思路，但根據工作側重點和改革遇到的阻力進行了些許調整，例如將經濟與生態合並，因反腐比較突出將紀檢單列。
官方沒有正式地公開宣布深改組除正副組長之外的人事任命，《北京青年報》在今年兩會期間報道稱，深改組的辦公室設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瀘寧任深改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
許耀桐分析說，這樣的設置符合過去的習慣，從黨的角度，政策研究室是智囊，能夠起到謀劃、協調、指揮作用。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深改組辦公室設在的中央政研室，是清水衙門中的清水衙門，不批權也不批物，沒有權力尋租的空間，沒有權錢交易的可能。
而由發改委副主任穆虹任辦公室副主任的猜測也很快被官方消息證實：《陝西日報》3月初報道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辦主任嶽亮在北京拜會了中央改革辦專職副主任穆虹。
這是現年58歲的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辦副主任之職務在媒體亮相，此前曾在國家計委、廣西發改委任職，2007年出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之後，主管機關辦公、固定資產投資、重大項目稽察方麵的工作。
網信組
核心仍在於要加快中國建設網絡強國的曆史進程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是在今年2月27日宣告成立的，當天即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網信組仍由習近平任組長，副組長是李克強和劉雲山。
網信組的成立沒有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但一般認為去年國外的棱鏡門事件和國內的打擊網絡謠言專項行動可能是其促因之一。在去年轟轟烈烈的打擊網絡謠言行動中，包括秦火火在內的一批網絡大V因製造傳播網絡謠言被追責。上周，秦火火被法院判以誹謗罪和尋釁滋事罪，獲刑3年。
而成立該小組的直接動因，據國家信息化專家谘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說，是國家信息化專家委的一項得到高層重視的建議，汪本人深度參與了這項建議。
汪玉凱介紹說，作為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的參謀谘詢機構，國家信息化專家谘詢委員會曾於2009年和2011年兩次立項研究國家信息化管理體製機製問題，兩次課題的負責人都是汪玉凱。在課題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最終報送中央的政策建議稿。
汪玉凱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他們向中央提出了當時信息化管理體製機製存在的問題，例如原國信辦歸並到工信部，導致管理機構缺乏權威難以統攬全局，同時還存在協調機製不力、部門各自為政、條塊矛盾突出等問題。
汪玉凱說，當時他在課題建議稿中提的兩條核心建議就包括由最高領導人擔任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總理當副組長以及由中央設立信息化辦公室。
專家委的建議上報後引起了中央的重視。“習近平主席原來在福建時主導過‘數字福建’建設，信息化他有比較深的了解和參與，對這塊比較熟悉。”汪玉凱透露說，隨後不久爆發了棱鏡門事件，習近平對專家委建議稿作了長篇批示。
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成立的第三個跨黨政軍的“超級機構”，“出任組長的是黨的總書記，這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由國務院領導擔任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難以協調黨中央、軍委、人大等的一些弊端，大大提高了該小組總攬全局的整體規劃能力和高層協調能力”。
在汪玉凱看來，網信組的設立，雖然有引導網絡輿論等方麵的考量在內，但核心仍在於要加快中國建設網絡強國的曆史進程，提高中國全局信息化的水平。
與深改組公開人事任命的方式極為類似，4月11日，來自中國科學院網站的消息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魯煒到中科院調研。
這是媒體首次公開網信組辦公室主任的出任者身份。現年54歲的魯煒同時也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早前曾長期在新華社工作，在到國信辦之前曾在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任上兩年。
國安委
國家頂層安全戰略製定應是最主要的職責之一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與深改組都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來要成立的機構，但直到4月15日，國安委才召開了首次會議，從提出設立到啟動運轉，曆時五個月。
國安委仍是高配設置，習近平出任主席，副主席是李克強、張德江。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
三大機構至今披露出來的信息並不算多，而在三者之中，國安委更是略帶神秘色彩。與中央深改組和中央網信組不同，國安委的第一次會議隻播報了文字新聞，沒有會議的畫麵圖像，這使得外界要像此前從深改組和網信組的會議畫麵上直接看到其人員基本架構不再可行。
中國當代著名軍事專家徐光裕少將評論說，國安委研究的都是涉及國家層麵的重大安全決策，因此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機密性。
國安委的定位一直是外界最為關注的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從國安委的首次會議和習近平在會議上的講話來看，國家頂層安全戰略製定應該是國安委最主要的職責之一。
4月15日的會議上確立的國安委五項原則，“集中統一、科學謀劃、統分結合、協調行動、精幹高效”，李偉分析認為國安委不僅具有決策職能，也有指揮職能。
“以往的國家安全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部門分割，國安委則打破了這種條塊分割、資源重合浪費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整合國家資源，來應對國家安全問題。”
在國安委的首次會議上，同時出席的還有國安委常務委員、委員和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
“我們注意到(這消息)，列席會議是什麽機製？當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時，應當啟用什麽機製？”李偉認為，根據國安委的金字塔結構，常委可能包含了黨、政、人大、政法等部門國家層麵的負責人，而委員的來源也與此對應，但級別要低一些。至於每次會議列席哪些部門的人員，很可能視安全問題的具體情況而定。
汪玉凱認為，新成立的三大機構雖橫跨黨政軍，實際上這三個機構並沒有改變國家權力結構，隻是改變了國家一些重大戰略、重大政策製定的運行機製，黨政高度融合，避免權力過度分散。“這是在新的條件下探索一種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的路徑。”
同一曆史使命
法治周末特約評論員奕鈞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備受關注。今年兩會前夕，又一個“國字號”領導小組正式亮相—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至此，最高決策層已設置三個專項機構，而且無一例外以習近平主席為最高領導人。
改革已漸入“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完成，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深水區”的改革注定充滿艱辛，因為“對利益關係的觸及將越來越深”，麵對各式各樣的問題，“困難要一個一個克服，問題要一個一個解決”，隻有“既敢於出招又善於應招”，才能做到“蹄疾而步穩”。這是習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同時也不失為對三個專項機構職能的高度概括。
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習近平主席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自1992年十四大開始，國家安全問題日漸升溫，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完善國家安全體製”得到準確表述，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標誌，國家安全被賦予更加豐富的時代內涵。關於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習近平主席表述為“我國麵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台統籌國家安全工作”。由此不難看出，國安委的職能是對外維護主權安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目的則是為改革發展保駕護航。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安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居於首位，由此不難看出，無論外部安全還是內部安全，歸根究底都是為了“人民安全”，正所謂國泰民安，這種以民為本的國家安全觀，有助於“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
以國家安全為基礎，無疑有助於全麵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新一屆領導集體成立以來，“改革”是當仁不讓的熱點詞匯，不僅每每被人提及，而且屢屢付諸實施。從推進大部製改革，到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從推出“營改增”為小微企業減負，到研究推進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在大規模簡政放權的同時，行政體製改革的大幕已經悄然拉開。如果說“改革”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下的基調，那麽，如何改革則是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目標所在。
對於以“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為己任的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來說，值得注意的關鍵詞有兩個：“全麵”和“深化”。“全麵”意味著改革並不局限於某一方麵，而“深化”則意味著改革絕非細節上的修修補補，不僅需要啃硬骨頭、涉險灘的勇氣，而且難免會觸及甚至打破現有利益格局和運行機製。以此為背景，必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統領全局，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不僅有力釋放出全力推進改革的信號，而且預示著搭建起相應的組織架構—參照中央改革領導小組的模式，各地方主要領導掛帥的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相繼成立，全麵深化改革不僅有了更加清晰的組織架構，而且有了更為明確的職責分工。
三大專項機構中，未經“預熱”直接出現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曾格外引人矚目，實際上，以“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掛牌成立為背景，“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順理成章的重大戰略部署，因其不僅涉及國家總體安全，而且涉及相關管理體製的全麵改革。從信息化角度來看，信息化對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等各領域的滲透、融合趨勢越來越明顯，掌握先進的信息技術就意味著掌握科技發展的先機；從網絡安全的角度來看，“斯諾登事件”將其中隱藏的重大威脅呈現在世界麵前。互聯網問世20年來不斷經曆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傳統的製空權與製海權一樣，爭取網絡世界的控製權對於維護國家安全同樣意義重大。維護網絡安全，不僅需要製定相關法律，同時也離不開規範化的管理機製以及常態化的管理機構。
解讀三大專項機構不難發現，涉及國計民生等重大事項的組織架構正在調整，趨向是更加有利於增強中央對全局的掌控。這樣的變化其實不難理解，在大刀闊斧簡政放權的過程中，決策層對具體事務的幹預越來越少，隻有加強對大局的統領和協調，才能避免“一放就亂”，確保各項事業的平穩進行。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國家安全、深化改革還是網絡安全，其最終的價值指向都是為民，從這種角度來看，三個最高規格的專項機構，無疑肩負著同樣的曆史使命。以國家安全為基礎、深化改革為保障，民眾才能因此而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