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韓國人不愛用避孕套（圖）

 

韓國就是一個這樣獨特的國家：迄今為止，社會依然保留著昔日傳統與封建的道德價值與保守風氣，長幼有序、男尊女卑與階級更是每一個韓國人都不敢挑戰的國家基石；但另一方麵，望著一幅幅穿上性感熱褲與擺出挑逗姿態女性的韓國情色電影海報，與一間間在江南狎鷗亭洞吸引千萬無數女性前來進行整容手術的整容店，你會發覺這個國家雖說不得上與西方國家一樣對性開放，但至少是對性解放有極大渴求。在兩邊極端拉鋸，就造就成今天韓國社會是對性的奇怪現象。

不說不知，原來生產避孕套的世界大廠杜蕾斯，在2013年才首次以電視廣告的方式「登錄」韓國，原因是韓國政府一直禁止避孕廣告在電視台出現，到2006年才首度解封。就是這種對避孕套廣告宣傳的「滯後」，促成韓國人一直對使用避孕套有奇怪的抗拒。然而為了避孕，一般韓國女性唯有在藥房買口服避孕藥來保護自己，抑或是在獲得醫生處方下購買「事後藥」。

但是，2012年的夏天時，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廳宣布會更改法律，把傳統的定期口服避孕藥改為需要醫生處方批準才能在藥房購買，反之則把「事後藥」改為可在藥房隨便購買。然而，由於政策引起極大爭議，結果後來政府宣布把此改動暫緩推遲3年後再實行。

傳統男尊女卑價值使避孕責任都委於女性身上，韓國男人因而使用避孕套的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但封建社會也為女性當眾購買避孕藥增添了額外的道德壓力，所以韓國女性以口服避孕藥的百分比也比其他國家低。意外懷孕時，「事後藥」卻也因為需要醫生處方，麵對醫生「責難」的尷尬場景，也令韓國女性選擇放棄這個方法。在走進絕路之際，連最後的墮胎選擇也因政府禁止而變成違法行為。但國家在近年出生率低迷的環境下，進一步打擊非法墮胎，所以，韓國女性在避孕這個話題上，是絕對的弱者。

韓國的避孕與家庭教育史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韓國社會在進入60年代起，因應著經濟與社會現代代的需要，國家對人口增長的抑製也愈來愈明顯。當時，樸正熙政府以軍事式管治和愛國主義的洗腦形式，配合高壓政策以圖降低國民的生育率，促使國家擺脫人口膨脹導致拖累經濟發展動力的危機發生。

雖然根據1953年建立的韓國刑法，墮胎是違法行為，但出於控製人口增長的需要，韓國政府從最初美軍中引入了「流動墮胎車」服務。60年代時，美國國際發展署為協助韓國政府推動人口控製政策，為他們提供了流動墮胎服務，因而在60-70年代時，韓國的墮胎率奇高，平均每一個小生命出生時，就有2.75個墮胎，當中也有懷疑是保守韓國傳統社會出於重男輕女的考慮所導致。

除了墮胎，因為要加快推廣家庭教育與節育計劃，口服避孕藥也於1968年正式傳入韓國，而在社會流行的口服避孕藥一共有32種。當年，韓國國家總體的醫療保健開支中，有四分一都是投放在控製人口工作上，而且，為了宣傳現代化家庭的概念，韓國家族計劃協會也推廣「每家隻生兩個」的生育計劃，以小家庭來更好維係家庭關係和對降低經濟負擔為推廣口號。

除此之外，1962年，韓國政府在全國183個市與縣建立全國計劃生育的保健中心，它們主要負責以家訪形式收集地區人口的分布，以此為指標強製國民進行計劃生育。

踏入70年代，當時的韓國人口保健福祉協會 (現即保健社會部) 更進一步加快人口規劃，與推動西方式的男女平衡價值。在不少宣傳攻勢裏，他們集中推廣「生兒育女不分男女」的新思維。另外，避孕套也於1973年引入韓國社會，金德成於當年創立了UNIDUS株式會社，它更是韓國第一所自家製造避孕套的公司。雖然70年代的家庭教育中，政府不斷灌輸「男人要承擔避孕的責任」，但不論是使用避孕套與進行輸精管結紮手術，都不是當時社會的主要避孕方式。實際上，70年代還是主要依靠女性來避孕，但風氣則改變為推廣女性絕育手術。

80年代在韓國社會推行的「一孩政策」，把女性絕育的程度更推至極點。單單在1982-87年間，韓國總體便有超過二百萬名女性已進行絕育手術。而且，為配合家庭教育政策，韓國政府也於80年代的每一年推出優惠細家庭的經濟措施，包括樓宇優惠貸款與免費醫療服務等等。

時至近年，雖然韓國社會對性的觀念愈來愈開放，但避孕方法的普及化卻未有同步出現改變。根據統計，韓國年輕人持續使用避孕套的比例遠低於其他西方國家，當中隻有不足兩成的青年 (18-29歲) 有持續使用避孕套的習慣，而隻有18%的男性與13%的女性在他們首次發生性行為時有使用避孕套，高中生的百分比更低於一成。

除不使用避孕套外，韓國女性服用定期口服式避孕藥的比例也同樣遠低其他發達國家，女性定期使用避孕藥隻有1-2.5%，相比美國 (14%)、英國 (26%)、法國 (36%)與紐西蘭 (40%) 為低。另外，由於一直以來在韓國購買「事後藥」必須獲得醫生處方，在傳統封建思想影響下的韓國社會，女性多偏於為免於被醫生歧見與責難，也未必會選擇以服用「事後藥」來避孕。因而，女性唯有使用高風險的「安全期計算」與「體外射精」方式來避免懷孕，但因意外率較高，結果進行昂貴的非法墮胎 (因墮胎是非法且要鋌而走險，而且因為韓國出生率非常低，政府也刻意加強非法墮胎的懲罰，所以收費亦較貴) 便成為韓國女性唯一的出路。

單單在2005年中，韓國政府統計當年便有34萬宗非法墮胎，但當年卻隻有47萬多個新生嬰兒誕生，即平均每32個懷孕婦女中便有一個進行非法墮胎，可想而知墮胎在韓國已成為今天最普遍的避孕方式。

禁止避孕廣告之故？

雖然韓國已於1971年推廣使用避孕套「自由化」，但政府的廣播條例一直禁止有關避孕的商品在電視台賣廣告，再加上保守的社會風氣，使學校的性教育內容也仍然停留在70-80年代的水平 (以蜜蜂采蜜來表現性行為)，因而有4成多的年輕人認為今天學校的性教育欠缺內容與不實際。所以，有言因為保守的社會風氣，阻礙避孕商品的廣告推廣與性教育發展，是今天韓國社會對避孕還是一知半解的主因。

一切直至2004年韓國才迎來第一個在電視台廣播的避孕套廣告。當時，韓國疾病預防與控製中心為推廣有關艾滋病的知識，與MBC電視台合作推出一係使用避孕套的官方廣告。但廣告由於主要出發點在於推廣關心艾滋病的緣故，所以在內容上其實未有集中以廣告手法推廣使用避孕套。

除避孕套外，正當2006年韓國政府宣布，開放電視台容許避孕商品在賣廣告後，第一個在避孕藥廣告便出現在2006年的5月。當年，22歲的首爾國立大學學生金秀美，以諷刺不服用避孕藥的角式，來推廣韓國Mercilon牌子的口服避孕藥，並在有線電視頻道播放。

以商品為背景投資賣廣告的避孕套公司，則在同年6月登陸在韓國的地下鐵廣告內。一間名叫「Gojuchanggab」(????) 的避孕套製造公司，於2006年5月，開始在首爾地下鐵4號線的車箱內賣廣告，但廣告還隻是簡單顯出公司的網址而已，未有其他內容。

在眾多韓國國內的避孕套公司中，曆史最悠久的UNIDUS是最大的商品壟斷商。UNIDUS占據了韓國國內6成半的避孕套市場，在全球則擁有3成的市場覆蓋率。但由於韓國人使用避孕套的市場較其他國家低 (少於兩成)，所以UNIDUS的業務也是較外向型，即把公司主要的市場策略放在海外，而且也因品牌名氣已早建立在本土市場，投放在國內廣告的需要也較低，直接影響避孕套在韓國電視台的宣傳推廣風氣。

2008年有關避孕套在韓國廣告中，也曾出現過一段小插曲。當時，由於正直日韓兩國在「獨島/竹島」問題上爭過你死我活，首爾地下鐵公司宣布除去日本最大的避孕套公司 – 岡本在韓國地下鐵的廣告。地鐵公司指稱因為韓國社會的保守風氣不接受避孕套公司「公然」在地下鐵出現，而且岡本的廣告中用上的口號「日本第一」也有令韓國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最終被要求清除。

經過多年後，首個避孕套的商品電視廣告，最終推遲了在法律改變的7年後，2013年的7月才破革地在韓國的電視熒光幕出現。國際避孕套大公司杜蕾斯於2013年首次在韓國這個不是消費避孕套大市場的國家內，投資他們第一個電視廣告，這也是韓國人首次在電視機前看到有關避孕套的商品廣告。

或許是因為韓國政府多年來阻撓避孕套公司，在韓國電視台的平台上投資賣廣告，結果間接影響本已保守與封建的韓國社會，與「大男人」意味的男人不喜歡使用避孕套來防止懷孕的情況更變本加厲地出現 (情況在中年男人尤甚，他們一直抗拒使用避孕套)。因而，到今天為止，韓國人使用避孕套的比率還是很低。

改變避孕藥政策的危機

根據早前一項關於韓國人不安全性行為的統計，當中有接近3成曾經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選擇使用避孕套，是因為伴侶不喜歡或拒絕使用所致。當中，社會風氣是主導對避孕套帶有負麵印象的主因。例如若是男性提出主動攜帶避孕套，便被視為花花公子；若女性主動，則被視為水性楊花。所以，這類偏見，使韓國社會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避孕套的應有條件。

可是，在不使用避孕套的前提下，韓國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藥卻也未有提高 (隻有2.5%)，所以意外懷孕便成為韓國女性經常麵對的危機。為解決這種問題，女性唯有選擇硬著頭皮麵對被醫生責難的尷尬情景，取得醫生處方購買「事後藥」。可是有時在超過有效的72小時後，她們更要冒上更大風險，到違法的醫務所進行極危險的墮胎手術，但卻可能換來更大的社會潛在危機。

麵對著持續低迷的生育率，與每年俱增的非法墮胎數字，兩大引力把韓國長遠競爭力帶進陰霾的同時，韓國政府上年選擇破天荒地把兩種不同的避孕藥定位倒調，即把傳統定期口服避孕藥改為必須獲得醫生處方才可購買的藥物；但另外卻把「事後藥」改為可以隨便在藥房購買的藥物。這種改變背後的考慮是希望把「計劃避孕」的成本提高，最終影響生育計劃。

但此政策一提出，便引起社會極大爭議。一方麵，韓國婦產科聯會對把傳統定期口服避孕藥改為必須獲得醫生處分表示歡迎，因為此舉使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應診金」收入；但是，一般女性權益團體則指出，這類避孕藥除了避孕功用外，也可以協助女性調理經期與處理荷爾蒙分泌問題，但若改為處方藥，則隻會添加女性的不便。而且，把「事後藥」改為隨便可以購買的藥物，極可能不但未能降低墮胎率問題之餘，更可能使女性改變習慣，濫用更多後遺症的「事後藥」。

結果，因為各種的反對聲音，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決定把政策暫緩三年後，在再進行更詳細谘詢後才考慮會否繼續此政策改動。

到今天為止，韓國社會對避孕這問題還是停留在曆史時間之中。經過數十年未能在電視台賣廣告宣傳避孕套，到2006年後才放寬並到2013年才迎接第一個出現在韓國電視台的避孕套廣告，已經令使用避孕套的文化找不到在韓國植根的土壤。再者，傳統的封建文代迫使「大男人」不需要負上避孕的責任，女性為求保護自己，避孕藥卻又因需要麵對醫生的批評而不是唾手可得，最終唯有接受非法墮胎。但是，近年政府為著提高生育率，卻加強打擊非法墮胎行為，把女性推至最無奈的結局。